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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散雾霾,洛杉矶用了70年,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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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散雾霾,洛杉矶用了70年,我们呢?

如果用洛杉矶现在的天气标准来看,我们可能需要用将近百年时间;如果用不太严格的标准,那么也需要50年左右的时间。

1984年,许海峰为中国赢得奥运会历史上首枚金牌。国内的公众通过当时才刚刚大范围推广的彩色电视看到国际赛事转播,对承办这届奥运会的“天使之城”洛杉矶拥有了一个美好的记忆。然而,真实的洛杉矶,作为美国的“空气污染之都”,饱受了几十年的污染折磨,刚刚开始从烟雾蔽日恢复到了蓝天白云。

若干年后的北京也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但这届奥运会是在空气污染之下进行的。整个北京以及华北,为了奥运会的举办而控制空气污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后的北京,继续在愈发严重的雾霾笼罩之下,尽管各种应急预案纷纷出炉,但人们似乎还是只能“坐等风来”的键盘侠。

如何治理北京的雾霾?现在雾霾之下喘不过气来的人们有着极多期盼。有人寄望于权威的科学家,有人寄望于治理汽车尾气,有人寄望于可以在一两年内通过努力而恢复蓝天白云——这一切都是真实有效的吗?这中间又有多少是骗人的神话?让我们用洛杉矶70多年来治理雾霾的经验来对照、比较一下。

作者: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人

整理:亦萱

反做空研究中心

▌雾霾的侵袭

洛杉矶的空气污染起源于二战期间。

很多洛杉矶人都有这样的记忆碎片:当洛杉矶面临最大的环境危机的时候,父母的朋友们都堆积了一大堆的防毒面具。当碳氢化合物肆虐之时,体育课被迫取消了。洛杉矶有名的橘郡(又名奥兰治县Orange-county),是洛杉矶一个房地产价格高昂的地区。英文字面的原意为橘子或橘红色,实际这个名字是因天空的颜色而不是水果而得名的。

由于严重的空气污染,数十年来,洛杉矶有数十万人因此而丧生,大多数是因慢性病而亡,这个数字与当地因战争、车祸及黑帮火拼的伤亡相当。洛杉矶那个时代有篇文章这样写道:拂晓时分,如同无形的野兽,毒气开始扩散、狡猾而沉寂、悄无声息、无所不至。灰色的烟雾袭击了洛杉矶,吞噬了矗立的高楼及街边的汽车,太阳也变得模糊不清,让人们失去了对于方向的所有感知,除了脸上烧灼般的刺痛。

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神秘的烟雾将使绿意盎然的地球陷入恐慌,使绿色从一种颜色变成了人们奋斗的目标。

首当其冲的是,全城的人都得默默忍受烟雾带来的折磨。吸入的污染物质威胁人们的健康,无论他们是否有过敏史都会产生急性过敏反应,眼睛红肿、喉咙嘶哑。他们紧握着手帕,渴望知道答案。洛杉矶市的官员强忍惊慌失措的情绪告知市民,要镇静,不要反应过度,并说太阳一旦露面,烟雾就会瞬即散退。有着严肃科学形象的工程师们,则怀疑由于一些工厂违规操作导致气体泄漏,而异常闷热的天气又使得烟雾被困在城市周围以至出现雾霾。

在一片混乱之中,总有“代表理性”的声音存在。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就宣称:美国现代工业文明已经无所不能,治理烟雾就如同将航天员送入轨道,只需按下按钮即可做到,像使用厨具一样简单,科学将是净化空气的关键,而且还不需要过多扰乱人们的日常生活。

▌官员与政府反应

1943年8月,当时的洛杉矶市长许下承诺,将在未来四个月内对这场令人恼火的烟雾进行全面彻底的整治!在当时,如果你预测说这片大地的空气在65年后仍有污染,一定会有人怀疑你是否头脑清醒,甚至怀疑你是否爱国。“空气质量一定会改善”,在当时的洛杉矶似乎早已成了一种信念。

1943年夏天,洛杉矶市的工程部门开始寻找罪魁祸首。测试人员在户外收集了空气中的一些混合污染物的样本:氨气、甲醛、硫酸、粉尘和氯气。这一结果本该令人印象深刻,但测试人员更困惑于这些物质的来源。当洛杉矶市政厅最终指出这些挥之不去的废气源头时搞错了对象——他们通过现场勘查、对咳嗽的人进行三角测量定位以及查看窗帘脏的方向,结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一家位于南加州市区东边的天然气公司。

执法机关认为这家工厂就是始作俑者。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为此马不停蹄地忙碌着。他们明白洛杉矶作为二战军需产品供应地,有着90亿美元的军事合同,地位举足轻重。于是,他们慎重行事,派了调查人员,请来了特约的宣传人员,对社会大众进行广泛的解释。终于在1943年剩下的日子里,工厂停产改造,同时城市对其他烟雾源头的排放进行控制,这一切让当时洛杉矶的天空露出些许苍白的蓝色微光。高度关注空气污染的《时代周刊》,甚至立即信心十足地宣称,这些基本措施解救了城市!

可笑的是,污染还会回来。

洛杉矶的居民,从认识到相信,空气污染的战斗将是长期的,用掉了很长的时间。

为了限制雾霾的影响,当时的洛杉矶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所谓的“烟雾与废气委员会”,公布了一系列规定来控制空气污染,这些措施包括:禁止在后院燃烧垃圾;垃圾回收和柴油卡车的尾气排放都被严格的限制,还投资开发制造了一种除雾的装置,声称可以有效去除雾霾。

极端的情况下,洛杉矶司法机构甚至对夏天众多而闷热的棋牌室开展了调查,认为它就是污染源。那个时代的洛杉矶,全力以赴投入到了与空气污染的战争之中。洛杉矶市政厅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空气污染控制局”。一些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和企业家无私地将自己办公室的人力投入到了治理污染当中。洛杉矶警察局新招募的警察迅速参与其中。当时的市长鲍伦甚至要求国民警卫队的200名化学专家协助治理空气污染。

在洛杉矶,由于有如此众多的相关人士积极参与空气污染的治理,实际已经将对空气污染的治理予以军事化了。有些学校方面的负责人甚至表示,要动员学生也投入这场战争。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甚至聘请私人飞行员进行侦查和搜索,看看哪里有冒烟和废物燃烧的情况。那时候的整个南加州,似乎坚信仅仅需要一次全面的整治,便能让天气恢复良好。很多人依然相信洛杉矶有充足的时间,以为只要通过强有力的政策,科学家的突破性进展,就能净化整个区域。

问题是无论采取什么办法,无论怎样雷厉风行,洛杉矶烟雾覆盖的范围比之前更大了。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住房、犯罪率和交通问题,再加上烟雾问题,人们对往日美好空气的向往,已经远远不止是因为鼻炎或者不停流鼻涕的鼻子了。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基本什么都看不见,包括地标,甚至是半英里外的交通标志。一系列对往日美好的追忆使社区老人和大自然爱好者,在面对往日洛杉矶独具特色的沙滩和山林的照片时变得多愁善感。一些英国和荷兰的飞行员宣称,他们基本没法看清整个加州有可降落的地方。

▌突破来自不起眼的科学家

对于烟雾的研究,真正发挥巨大历史作用的两位科学家都是科学界的“小人物”。

始终跟踪烟雾事件的《时代周刊》,决定让圣路易斯教授雷蒙德·塔克到洛杉矶进行实地的分析检测,试图寻找原因和解决办法。

塔克在仅仅经过为期两周的拜访与调查后,他敏锐地将制造业中排放的废物与洛杉矶温暖浑浊的天气联系起来。塔克指出,在过去的五年里,当地的工业生产活动翻了一番,从工业区的烟囱、冷却池、锅炉储藏罐中释放出可怕的混合烟雾、粉尘、废气和气味。他在当时就敏锐地将城市化与空气污染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人口爆炸,城市人口从二战前的90万人迅速增长到370万人。所有这一切,导致这里原来地中海式的气候变成了现在这样子。

即便在上世纪的那个时期,塔克也发现了问题的根源。在繁荣的背景之下,硫以及化学家族中的相似元素应为首要关注的对象,对空气中漂浮的那些只有在停尸房或者金属回收站才有的化合物反而不必过于担忧。

机动车的废气也是次要的帮凶。1941年至1944年的时间,洛杉矶的汽车交通属于下降状态,尽管汽车尾气很可能与污染有关。塔克解释道:“但是现在污染物的成分跟尾气不一样,所以尾气绝不是造成污染的唯一原因。”塔克的报告和解释,在此后的六十多年里,成为了世界环境治理的教条。对于任何产生空气污染的项目,他在报告中声明必须在源头加以控制,我们无法控制大气,但是我们可以控制排放。

塔克的发现与北京以及中国对于空气污染的原因,以及与“所谓的科学分析”是如此的近似,要么说明现阶段中国对于空气污染的认识与上世纪四十年代塔克的认识是一致的,要么就说明现阶段我们的认识是如此的无知与落后。

同样是在这个历史时期,有一位眼神明亮、气质文雅的化学家阿里·哈根·斯米特出现了,这位信奉简单快乐的化学家是专门研究香味的,他只是偶然卷入到空气污染的战争当中。一天,他想放松一下,走出试验室,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他呼吸到的是一种类似漂白剂气味的空气,绝对不会令人神清气爽,49岁的他患上了严重咳嗽,干咳让他决定研究大气污染。

他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简单的装置,只用了区区350美元,用于研究烟雾的化学特征,以及对植物和人体的危害,并在短短几个月之后,他取得了美国科学同行6年多都没有获得的结果。这个装置的研究结果,对洛杉矶甚至整个美国的经济发展砸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他通过科学研究指出,汽车和石油业该对洛杉矶的烟雾事件负责。他的研究与塔克报告相同,都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由于人口和工业的快速增长,汽车和石油业都把这里视为全球最肥沃的市场。

战后的洛杉矶,承载着过多的人口以至于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已经遭到破坏。斯米特直觉地认为,造成视力模糊的原因是空气中弥漫的氧化颗粒物,这些颗粒物除了影响健康之外,还污染和破坏庄稼的生长。斯米特将矛头对准了汽车,认为汽车排放是污染的重要源头,以前汽车排放占南加州污染的2/3,而当时已经占到了85%至90%。洛杉矶的情况与众不同,他的汽车使用量大大超越其他城市,此后加州和洛杉矶加大了汽车尾气的治理,不过结果却是非常具有戏剧性,因为科学上并不能确定污染控制技术改进数百万车辆,将会导致洛杉矶出现的各种副作用。于是,生产各种尾气排放装置的制造商赚到了很多的钱,但是效果却依然很差。很多新技术生产制造的引擎,虽然声称会燃烧掉更多未完全燃烧的气体,但同时却也排放出比预期更多的氮氧化物。

在当时,斯米特的研究结果招致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汽车工业以及汽车工业附属的智库机构,对其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攻击。斯坦福研究所甚至派出研究员,寸步不离的对斯米特进行了跟踪和监视,这让斯米特感觉非常愤怒,被彻底激怒的斯米特此后卷入大量论战,谴责经济飞速增长所造成的环境问题。

他写道:对于内燃机的恶毒攻击,有时候是非常愚蠢,机器并不是麻烦的来源,使用机器才是真凶。谁说我们一定要驱动一辆3000-4000磅的车去运送一个160磅的人。人和人的行为,人的生活方式才是污染的根源。

加州的“万人迷”杰里·布朗州长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无奈地建议人们,应该从宗教伦理中寻求帮助,而不是万事都依靠政府来解决,包括危及自身的大气污染。他的无奈其实有情可原,这就像一个中年人因为选择了“沙发+土豆”的生活方式以及垃圾食品的影响,会患上高血压和高胆固醇,洛杉矶人仅仅是吃药而没有选择改变食谱和进行锻炼,因为这些都需要基于“不辛苦、无所得”哲学的自我约束和自律。类似高血压和高胆固醇,烟雾也是不自律的生活方式与大自然自身失调这两种因素共同造成的综合征。

甚至法律也帮不上多大的忙。加州政府为资助穷人治疗呼吸道疾病,起诉汽车制造商赔偿1亿美元。这种案例与类似案例一样,反复曲折,结果在1969年10月8日,不顾人民大众的抗议和反对,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杰西·柯蒂斯批准了这个案例和解,他认为烟雾问题根本无关司法。加州政府为了保住现在洛杉矶著名的“共享车道”(CAR POOL),也进行过艰苦的法律奋战。准备了3000多页的法律文件,花费了6000多万美元。

环保部门为了争取有利的法律支持,曾经长时期孤军奋战。他们要与汽车制造商博弈,要与联邦政府的法律搏斗,还要与被惹怒了的、疯狂抗议的路上的司机战斗。最后,终于在洛杉矶光化学雾霾事件之后的30年,也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里根政府执政期间,才在法律上获得进步,颁布了《联邦清洁空气法案》以及《加州环境质量法案》。可以想象,在这几十年中,在法律艰难出笼之前,空气污染始终在持续着。

其实,即便通过斗争《环保法》、减排措施和方案能够控制住洛杉矶的烟雾,但是新的问题在历史长河中接踵而至:能源问题、二氧化碳减排、全球变暖等等。最终,人们将会知道舒适但高能源消耗的现代生活方式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面对这一事实,多数人仍在妄想单纯凭借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来治理污染,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今天,地球上的人们互相影响,谁都不能独善其身,这是问题的根本,也是问题的结果。

▌治霾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洛杉矶与空气污染的战争,从1943年7月8日,洛杉矶出现第一场有记录的光化学烟雾事件开始,谁也没想到这个污染治理工作持续了70年之久,时至今日还在继续。世界上的烟雾种类有很多,有不同的名称,有称为光化学雾霾,有称为尘霾,有的更是简单地称为有毒空气。这些烟雾的形成,都受到地理、城市和产业的影响,但它对于人类的伤害是一致的,在地理空间上的表现形式也差距不大。对于治理中国的雾霾天气,中国政府部门是高度重视的,科技部的官员就清楚地告诉中国社会,中国仅需要30年的时间,就可以成功治理雾霾天气。

这位官员引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发布的《洛杉矶、伦敦、巴黎等城市治理雾霾与大气污染的措施与启示》专题报告研究成果认为,洛杉矶、伦敦、巴黎等城市雾霾治理经验表明,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我国当前类似的污染阶段,目前他们已经基本完成了相关治理工作。“国外经验表明,雾霾可治,但是治理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他认为,在更加严格有效的环境管理要求及现代科技支撑下,我国治理雾霾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不断加强污染源头的控制、强化监测预警、严格管理和执法,同时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

虽然同样是依据洛杉矶治理雾霾的研究资料,但安邦咨询(ANBOUND)的智库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安邦咨询的智库学者现在能够告诉社会的,只有三个简单的、具有定律意义的研究结论:

·任何一样宣称能够传奇般控制雾霾的措施都是无效的,但所有的控制措施加在一起就非常有效。

·空气污染和雾霾,真正的罪魁祸首只有两个:一个是城市化,一个是生活方式。

·产业发展,不是因为那个地方的经济增长,所以要选择某个产业;产业的发展,应该由地理和生态环境来决定适宜在哪里发展。

这样的简单结论,专门从事战略预测和战略研究的安邦咨询已经讲了十几年。很多研究结论都是在上世纪末期就做出来的。不过,这些简单的结论,对于雾霾的治理而言,情形如同美国洛杉矶的那个时代一样,真实的作用微乎其微,烟雾和雾霾还在四处飘荡,而且范围越来越大。

控制雾霾一定要尊重科学,而就应对雾霾的科学来说,一定是系统科学。单一的措施,无论外表包装得多么华丽,结果也必将面对雾霾再度重来的挑战,这是没有用的。只有当系统性的措施发挥合力的时候,严重污染的雾霾天气才能真正减少。这是研究雾霾、对抗雾霾的唯一办法,而且更多的是要依靠民众自觉的力量。

汽车的使用被广为指责,是政府部门对抗雾霾的主要对象。从美国到中国,几乎整个世界都瞄准了汽车工业。实际上,世界汽车工业早在19世纪就研制了电动汽车,在纽约,电动汽车也一度是最受出租车欢迎的交通工具。很少有人注意到,汽车的使用与城市化的关系,正是因为失败的城市空间规划,才使得汽车得以大量普及使用。

问题在于人,以及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只要我们继续现在的生活方式,继续享受和追求所谓的现代生活方式,那么一切就无法改变。就像一位美国政治家对空气污染发出的怒吼,如果什么也不愿牺牲,自然什么也不会改变!从洛杉矶的经验来看,治理雾霾,不仅依赖政府环保单位的努力,还要更多地依赖研发机构、环保社团、产业部门等全社会的共同投入。事实上,上至州长市长下至贩夫走卒,无论执业医师还是社交名流,都对空气污染控制做出过贡献。

当然,治理空气污染的过程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因为空气质量的改善,不仅与污染源控制有关,也与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换、人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所谓“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阶段论,实际代表的是一种不良心态。如果在“胡吃海塞”与癌症之间做一选择,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节食而避免患癌症。更何况现在的世界发展经验,清楚警示着不记后果的经济增长是要不得的。任何一个产业,只有遵循产业和生态规律,才能健康发展,而不能以政府发展经济的愿望而改变这些规律。

至于,中国要用多少年才能结束让城市消失的雾霾天气?

我们相信这是一场长期的战斗,因为我们更长时间的产业调整,需要更长时间的城市空间调整,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准备法律,需要更复杂的工作才能说服大众选择理性的生活方式。而且,这个时间还与雾霾的标准有关。如果用洛杉矶现在的天气标准来看,我们可能需要用将近百年时间;如果用不太严格的标准,那么也需要50年左右的时间。

扩展阅读

有个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伴随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必然如影随形,这是发展的代价。

除了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都曾被雾霾问题缠绕。事实上,任何一个有志于发展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国家或者地区,都曾经或者正在遭受雾霾的惩罚,在人类工业革命兴起200多年之后,中国人的确是比较晚才直面雾霾问题。

伦敦雾霾

伦敦的雾霾最早,也最被人熟知。英国或者伦敦是工业革命兴起最早的地方。根据历史记载,1950年以前,大约100年间,伦敦至少出现过10次大规模的雾霾事件。1952年是雾霾的高峰期。

1952年12月5日至12月10日之间,大雾遮盖了伦敦城市。和我们今天的境况一样。司机连前方不远的车辆行人都见不到,演艺场馆和美术馆以“观众看不见舞台”的理由,停止演出或展览。人人眼痛、鼻痛、咳嗽不止。医院接收了大量因呼吸道疾病需接受治疗的人。

科学家记录下了这样的场景:“污染物遂浓缩形成为值数仅为pH2的强酸性、高浓度的硫酸雾。亚硫酸气体的正常峰值浓度为 0.1 ppm 至0.7 ppm ,悬浮颗粒的正常值为 0.2 mg/m3 至 1.7 mg/m3 ,超出即属异常。”这大概是比较早的关于空气pm2.5的数据记录了。

伦敦雾霾期间,这个城市死亡4000余人。诸多老人和儿童为慢性病患者,在其后数周间,8000余人死亡,合计死者数达12000人以上。

为解决雾霾问题,英国政府在1950年代接连出台多项燃料使用规范,制定禁止工厂排放的基准,1954年,英国政府推出“伦敦城”(City ofLondon Various Powers Act 1954),1956年推出“大气净化法”(Clean Air Act)。通过这样的政策改良,至1975年,伦敦每年的雾日已下降到15天;1980年更下降到5天,伦敦终于走出雾霾,重现蓝天。

为治理空气污染,伦敦付出了30年的时间。

日本雾霾

二战之后,日本人重新全面启动工业技术的建设,相应的环境污染也随之而来。1960年到1972年间,三重县四日市因大气污染,引发了几乎包括所有市民在内的哮喘疾病,并由此成为日本四大公害病之一,直接或者间接因为哮喘病而死去的人,也在10000人左右。

和伦敦的雾霾一样,日本雾霾的祸首依然是企业排放出的硫氧化物(SOx)。冬季是日本雾霾高发的季节,就像北京的冬季。日本采取了以下措施:“原料和燃料低硫化”,使进口原油低硫化,火力发电厂使用低硫重油,推广使用重油脱硫技术等;“排烟脱硫”,通过技术去除废气的硫磺成分;“促进能源节约和向污染低的产业结构转型”,减少对石油能源的依赖,尽量使用清洁能源。

真正摆脱雾霾的噩梦,日本差不多也花了30年的时间。

韩国雾霾

韩国的经济起步,比日本更晚,80年代初期工业经济开始大面积起飞,随之而来的空气污染,河流污染、森林污染十分严重。90年代初首尔因为大气污染严重被评为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

可贵的是,韩国政府勇敢地承担起治理污染的责任。以首尔为例,政府对工厂、学校等诱发人口集中设施的新、扩建进行总量控制,同时规划“核心城+卫星城”的组合发展,周边有20多个卫星小城,分散了30%的城市人口。核心城与卫星城之间地带,用森林和农地进行分割。在私家车控制上,首尔的办法是以税费来抑制私家车的增长与使用。之后随着韩国产业升级,首尔韩国大气质量有了本质性的好转。

环境污染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负面代价,每个国家都会遭遇活都曾遭遇过。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应单是讨论如何消除它,更要探究它的形成。从以上的历史经验看,放弃非理性、高污染的工业发展,无疑是尽快解决雾霾的路径。也因此,在很多国家,雾霾成为国家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工业技术转型的契机。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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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散雾霾,洛杉矶用了70年,我们呢?

如果用洛杉矶现在的天气标准来看,我们可能需要用将近百年时间;如果用不太严格的标准,那么也需要50年左右的时间。

1984年,许海峰为中国赢得奥运会历史上首枚金牌。国内的公众通过当时才刚刚大范围推广的彩色电视看到国际赛事转播,对承办这届奥运会的“天使之城”洛杉矶拥有了一个美好的记忆。然而,真实的洛杉矶,作为美国的“空气污染之都”,饱受了几十年的污染折磨,刚刚开始从烟雾蔽日恢复到了蓝天白云。

若干年后的北京也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但这届奥运会是在空气污染之下进行的。整个北京以及华北,为了奥运会的举办而控制空气污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后的北京,继续在愈发严重的雾霾笼罩之下,尽管各种应急预案纷纷出炉,但人们似乎还是只能“坐等风来”的键盘侠。

如何治理北京的雾霾?现在雾霾之下喘不过气来的人们有着极多期盼。有人寄望于权威的科学家,有人寄望于治理汽车尾气,有人寄望于可以在一两年内通过努力而恢复蓝天白云——这一切都是真实有效的吗?这中间又有多少是骗人的神话?让我们用洛杉矶70多年来治理雾霾的经验来对照、比较一下。

作者: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人

整理:亦萱

反做空研究中心

▌雾霾的侵袭

洛杉矶的空气污染起源于二战期间。

很多洛杉矶人都有这样的记忆碎片:当洛杉矶面临最大的环境危机的时候,父母的朋友们都堆积了一大堆的防毒面具。当碳氢化合物肆虐之时,体育课被迫取消了。洛杉矶有名的橘郡(又名奥兰治县Orange-county),是洛杉矶一个房地产价格高昂的地区。英文字面的原意为橘子或橘红色,实际这个名字是因天空的颜色而不是水果而得名的。

由于严重的空气污染,数十年来,洛杉矶有数十万人因此而丧生,大多数是因慢性病而亡,这个数字与当地因战争、车祸及黑帮火拼的伤亡相当。洛杉矶那个时代有篇文章这样写道:拂晓时分,如同无形的野兽,毒气开始扩散、狡猾而沉寂、悄无声息、无所不至。灰色的烟雾袭击了洛杉矶,吞噬了矗立的高楼及街边的汽车,太阳也变得模糊不清,让人们失去了对于方向的所有感知,除了脸上烧灼般的刺痛。

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神秘的烟雾将使绿意盎然的地球陷入恐慌,使绿色从一种颜色变成了人们奋斗的目标。

首当其冲的是,全城的人都得默默忍受烟雾带来的折磨。吸入的污染物质威胁人们的健康,无论他们是否有过敏史都会产生急性过敏反应,眼睛红肿、喉咙嘶哑。他们紧握着手帕,渴望知道答案。洛杉矶市的官员强忍惊慌失措的情绪告知市民,要镇静,不要反应过度,并说太阳一旦露面,烟雾就会瞬即散退。有着严肃科学形象的工程师们,则怀疑由于一些工厂违规操作导致气体泄漏,而异常闷热的天气又使得烟雾被困在城市周围以至出现雾霾。

在一片混乱之中,总有“代表理性”的声音存在。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就宣称:美国现代工业文明已经无所不能,治理烟雾就如同将航天员送入轨道,只需按下按钮即可做到,像使用厨具一样简单,科学将是净化空气的关键,而且还不需要过多扰乱人们的日常生活。

▌官员与政府反应

1943年8月,当时的洛杉矶市长许下承诺,将在未来四个月内对这场令人恼火的烟雾进行全面彻底的整治!在当时,如果你预测说这片大地的空气在65年后仍有污染,一定会有人怀疑你是否头脑清醒,甚至怀疑你是否爱国。“空气质量一定会改善”,在当时的洛杉矶似乎早已成了一种信念。

1943年夏天,洛杉矶市的工程部门开始寻找罪魁祸首。测试人员在户外收集了空气中的一些混合污染物的样本:氨气、甲醛、硫酸、粉尘和氯气。这一结果本该令人印象深刻,但测试人员更困惑于这些物质的来源。当洛杉矶市政厅最终指出这些挥之不去的废气源头时搞错了对象——他们通过现场勘查、对咳嗽的人进行三角测量定位以及查看窗帘脏的方向,结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一家位于南加州市区东边的天然气公司。

执法机关认为这家工厂就是始作俑者。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为此马不停蹄地忙碌着。他们明白洛杉矶作为二战军需产品供应地,有着90亿美元的军事合同,地位举足轻重。于是,他们慎重行事,派了调查人员,请来了特约的宣传人员,对社会大众进行广泛的解释。终于在1943年剩下的日子里,工厂停产改造,同时城市对其他烟雾源头的排放进行控制,这一切让当时洛杉矶的天空露出些许苍白的蓝色微光。高度关注空气污染的《时代周刊》,甚至立即信心十足地宣称,这些基本措施解救了城市!

可笑的是,污染还会回来。

洛杉矶的居民,从认识到相信,空气污染的战斗将是长期的,用掉了很长的时间。

为了限制雾霾的影响,当时的洛杉矶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所谓的“烟雾与废气委员会”,公布了一系列规定来控制空气污染,这些措施包括:禁止在后院燃烧垃圾;垃圾回收和柴油卡车的尾气排放都被严格的限制,还投资开发制造了一种除雾的装置,声称可以有效去除雾霾。

极端的情况下,洛杉矶司法机构甚至对夏天众多而闷热的棋牌室开展了调查,认为它就是污染源。那个时代的洛杉矶,全力以赴投入到了与空气污染的战争之中。洛杉矶市政厅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空气污染控制局”。一些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和企业家无私地将自己办公室的人力投入到了治理污染当中。洛杉矶警察局新招募的警察迅速参与其中。当时的市长鲍伦甚至要求国民警卫队的200名化学专家协助治理空气污染。

在洛杉矶,由于有如此众多的相关人士积极参与空气污染的治理,实际已经将对空气污染的治理予以军事化了。有些学校方面的负责人甚至表示,要动员学生也投入这场战争。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甚至聘请私人飞行员进行侦查和搜索,看看哪里有冒烟和废物燃烧的情况。那时候的整个南加州,似乎坚信仅仅需要一次全面的整治,便能让天气恢复良好。很多人依然相信洛杉矶有充足的时间,以为只要通过强有力的政策,科学家的突破性进展,就能净化整个区域。

问题是无论采取什么办法,无论怎样雷厉风行,洛杉矶烟雾覆盖的范围比之前更大了。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住房、犯罪率和交通问题,再加上烟雾问题,人们对往日美好空气的向往,已经远远不止是因为鼻炎或者不停流鼻涕的鼻子了。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基本什么都看不见,包括地标,甚至是半英里外的交通标志。一系列对往日美好的追忆使社区老人和大自然爱好者,在面对往日洛杉矶独具特色的沙滩和山林的照片时变得多愁善感。一些英国和荷兰的飞行员宣称,他们基本没法看清整个加州有可降落的地方。

▌突破来自不起眼的科学家

对于烟雾的研究,真正发挥巨大历史作用的两位科学家都是科学界的“小人物”。

始终跟踪烟雾事件的《时代周刊》,决定让圣路易斯教授雷蒙德·塔克到洛杉矶进行实地的分析检测,试图寻找原因和解决办法。

塔克在仅仅经过为期两周的拜访与调查后,他敏锐地将制造业中排放的废物与洛杉矶温暖浑浊的天气联系起来。塔克指出,在过去的五年里,当地的工业生产活动翻了一番,从工业区的烟囱、冷却池、锅炉储藏罐中释放出可怕的混合烟雾、粉尘、废气和气味。他在当时就敏锐地将城市化与空气污染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人口爆炸,城市人口从二战前的90万人迅速增长到370万人。所有这一切,导致这里原来地中海式的气候变成了现在这样子。

即便在上世纪的那个时期,塔克也发现了问题的根源。在繁荣的背景之下,硫以及化学家族中的相似元素应为首要关注的对象,对空气中漂浮的那些只有在停尸房或者金属回收站才有的化合物反而不必过于担忧。

机动车的废气也是次要的帮凶。1941年至1944年的时间,洛杉矶的汽车交通属于下降状态,尽管汽车尾气很可能与污染有关。塔克解释道:“但是现在污染物的成分跟尾气不一样,所以尾气绝不是造成污染的唯一原因。”塔克的报告和解释,在此后的六十多年里,成为了世界环境治理的教条。对于任何产生空气污染的项目,他在报告中声明必须在源头加以控制,我们无法控制大气,但是我们可以控制排放。

塔克的发现与北京以及中国对于空气污染的原因,以及与“所谓的科学分析”是如此的近似,要么说明现阶段中国对于空气污染的认识与上世纪四十年代塔克的认识是一致的,要么就说明现阶段我们的认识是如此的无知与落后。

同样是在这个历史时期,有一位眼神明亮、气质文雅的化学家阿里·哈根·斯米特出现了,这位信奉简单快乐的化学家是专门研究香味的,他只是偶然卷入到空气污染的战争当中。一天,他想放松一下,走出试验室,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他呼吸到的是一种类似漂白剂气味的空气,绝对不会令人神清气爽,49岁的他患上了严重咳嗽,干咳让他决定研究大气污染。

他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简单的装置,只用了区区350美元,用于研究烟雾的化学特征,以及对植物和人体的危害,并在短短几个月之后,他取得了美国科学同行6年多都没有获得的结果。这个装置的研究结果,对洛杉矶甚至整个美国的经济发展砸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他通过科学研究指出,汽车和石油业该对洛杉矶的烟雾事件负责。他的研究与塔克报告相同,都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由于人口和工业的快速增长,汽车和石油业都把这里视为全球最肥沃的市场。

战后的洛杉矶,承载着过多的人口以至于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已经遭到破坏。斯米特直觉地认为,造成视力模糊的原因是空气中弥漫的氧化颗粒物,这些颗粒物除了影响健康之外,还污染和破坏庄稼的生长。斯米特将矛头对准了汽车,认为汽车排放是污染的重要源头,以前汽车排放占南加州污染的2/3,而当时已经占到了85%至90%。洛杉矶的情况与众不同,他的汽车使用量大大超越其他城市,此后加州和洛杉矶加大了汽车尾气的治理,不过结果却是非常具有戏剧性,因为科学上并不能确定污染控制技术改进数百万车辆,将会导致洛杉矶出现的各种副作用。于是,生产各种尾气排放装置的制造商赚到了很多的钱,但是效果却依然很差。很多新技术生产制造的引擎,虽然声称会燃烧掉更多未完全燃烧的气体,但同时却也排放出比预期更多的氮氧化物。

在当时,斯米特的研究结果招致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汽车工业以及汽车工业附属的智库机构,对其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攻击。斯坦福研究所甚至派出研究员,寸步不离的对斯米特进行了跟踪和监视,这让斯米特感觉非常愤怒,被彻底激怒的斯米特此后卷入大量论战,谴责经济飞速增长所造成的环境问题。

他写道:对于内燃机的恶毒攻击,有时候是非常愚蠢,机器并不是麻烦的来源,使用机器才是真凶。谁说我们一定要驱动一辆3000-4000磅的车去运送一个160磅的人。人和人的行为,人的生活方式才是污染的根源。

加州的“万人迷”杰里·布朗州长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无奈地建议人们,应该从宗教伦理中寻求帮助,而不是万事都依靠政府来解决,包括危及自身的大气污染。他的无奈其实有情可原,这就像一个中年人因为选择了“沙发+土豆”的生活方式以及垃圾食品的影响,会患上高血压和高胆固醇,洛杉矶人仅仅是吃药而没有选择改变食谱和进行锻炼,因为这些都需要基于“不辛苦、无所得”哲学的自我约束和自律。类似高血压和高胆固醇,烟雾也是不自律的生活方式与大自然自身失调这两种因素共同造成的综合征。

甚至法律也帮不上多大的忙。加州政府为资助穷人治疗呼吸道疾病,起诉汽车制造商赔偿1亿美元。这种案例与类似案例一样,反复曲折,结果在1969年10月8日,不顾人民大众的抗议和反对,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杰西·柯蒂斯批准了这个案例和解,他认为烟雾问题根本无关司法。加州政府为了保住现在洛杉矶著名的“共享车道”(CAR POOL),也进行过艰苦的法律奋战。准备了3000多页的法律文件,花费了6000多万美元。

环保部门为了争取有利的法律支持,曾经长时期孤军奋战。他们要与汽车制造商博弈,要与联邦政府的法律搏斗,还要与被惹怒了的、疯狂抗议的路上的司机战斗。最后,终于在洛杉矶光化学雾霾事件之后的30年,也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里根政府执政期间,才在法律上获得进步,颁布了《联邦清洁空气法案》以及《加州环境质量法案》。可以想象,在这几十年中,在法律艰难出笼之前,空气污染始终在持续着。

其实,即便通过斗争《环保法》、减排措施和方案能够控制住洛杉矶的烟雾,但是新的问题在历史长河中接踵而至:能源问题、二氧化碳减排、全球变暖等等。最终,人们将会知道舒适但高能源消耗的现代生活方式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面对这一事实,多数人仍在妄想单纯凭借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来治理污染,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今天,地球上的人们互相影响,谁都不能独善其身,这是问题的根本,也是问题的结果。

▌治霾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洛杉矶与空气污染的战争,从1943年7月8日,洛杉矶出现第一场有记录的光化学烟雾事件开始,谁也没想到这个污染治理工作持续了70年之久,时至今日还在继续。世界上的烟雾种类有很多,有不同的名称,有称为光化学雾霾,有称为尘霾,有的更是简单地称为有毒空气。这些烟雾的形成,都受到地理、城市和产业的影响,但它对于人类的伤害是一致的,在地理空间上的表现形式也差距不大。对于治理中国的雾霾天气,中国政府部门是高度重视的,科技部的官员就清楚地告诉中国社会,中国仅需要30年的时间,就可以成功治理雾霾天气。

这位官员引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发布的《洛杉矶、伦敦、巴黎等城市治理雾霾与大气污染的措施与启示》专题报告研究成果认为,洛杉矶、伦敦、巴黎等城市雾霾治理经验表明,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我国当前类似的污染阶段,目前他们已经基本完成了相关治理工作。“国外经验表明,雾霾可治,但是治理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他认为,在更加严格有效的环境管理要求及现代科技支撑下,我国治理雾霾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不断加强污染源头的控制、强化监测预警、严格管理和执法,同时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

虽然同样是依据洛杉矶治理雾霾的研究资料,但安邦咨询(ANBOUND)的智库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安邦咨询的智库学者现在能够告诉社会的,只有三个简单的、具有定律意义的研究结论:

·任何一样宣称能够传奇般控制雾霾的措施都是无效的,但所有的控制措施加在一起就非常有效。

·空气污染和雾霾,真正的罪魁祸首只有两个:一个是城市化,一个是生活方式。

·产业发展,不是因为那个地方的经济增长,所以要选择某个产业;产业的发展,应该由地理和生态环境来决定适宜在哪里发展。

这样的简单结论,专门从事战略预测和战略研究的安邦咨询已经讲了十几年。很多研究结论都是在上世纪末期就做出来的。不过,这些简单的结论,对于雾霾的治理而言,情形如同美国洛杉矶的那个时代一样,真实的作用微乎其微,烟雾和雾霾还在四处飘荡,而且范围越来越大。

控制雾霾一定要尊重科学,而就应对雾霾的科学来说,一定是系统科学。单一的措施,无论外表包装得多么华丽,结果也必将面对雾霾再度重来的挑战,这是没有用的。只有当系统性的措施发挥合力的时候,严重污染的雾霾天气才能真正减少。这是研究雾霾、对抗雾霾的唯一办法,而且更多的是要依靠民众自觉的力量。

汽车的使用被广为指责,是政府部门对抗雾霾的主要对象。从美国到中国,几乎整个世界都瞄准了汽车工业。实际上,世界汽车工业早在19世纪就研制了电动汽车,在纽约,电动汽车也一度是最受出租车欢迎的交通工具。很少有人注意到,汽车的使用与城市化的关系,正是因为失败的城市空间规划,才使得汽车得以大量普及使用。

问题在于人,以及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只要我们继续现在的生活方式,继续享受和追求所谓的现代生活方式,那么一切就无法改变。就像一位美国政治家对空气污染发出的怒吼,如果什么也不愿牺牲,自然什么也不会改变!从洛杉矶的经验来看,治理雾霾,不仅依赖政府环保单位的努力,还要更多地依赖研发机构、环保社团、产业部门等全社会的共同投入。事实上,上至州长市长下至贩夫走卒,无论执业医师还是社交名流,都对空气污染控制做出过贡献。

当然,治理空气污染的过程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因为空气质量的改善,不仅与污染源控制有关,也与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换、人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所谓“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阶段论,实际代表的是一种不良心态。如果在“胡吃海塞”与癌症之间做一选择,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节食而避免患癌症。更何况现在的世界发展经验,清楚警示着不记后果的经济增长是要不得的。任何一个产业,只有遵循产业和生态规律,才能健康发展,而不能以政府发展经济的愿望而改变这些规律。

至于,中国要用多少年才能结束让城市消失的雾霾天气?

我们相信这是一场长期的战斗,因为我们更长时间的产业调整,需要更长时间的城市空间调整,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准备法律,需要更复杂的工作才能说服大众选择理性的生活方式。而且,这个时间还与雾霾的标准有关。如果用洛杉矶现在的天气标准来看,我们可能需要用将近百年时间;如果用不太严格的标准,那么也需要50年左右的时间。

扩展阅读

有个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伴随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必然如影随形,这是发展的代价。

除了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都曾被雾霾问题缠绕。事实上,任何一个有志于发展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国家或者地区,都曾经或者正在遭受雾霾的惩罚,在人类工业革命兴起200多年之后,中国人的确是比较晚才直面雾霾问题。

伦敦雾霾

伦敦的雾霾最早,也最被人熟知。英国或者伦敦是工业革命兴起最早的地方。根据历史记载,1950年以前,大约100年间,伦敦至少出现过10次大规模的雾霾事件。1952年是雾霾的高峰期。

1952年12月5日至12月10日之间,大雾遮盖了伦敦城市。和我们今天的境况一样。司机连前方不远的车辆行人都见不到,演艺场馆和美术馆以“观众看不见舞台”的理由,停止演出或展览。人人眼痛、鼻痛、咳嗽不止。医院接收了大量因呼吸道疾病需接受治疗的人。

科学家记录下了这样的场景:“污染物遂浓缩形成为值数仅为pH2的强酸性、高浓度的硫酸雾。亚硫酸气体的正常峰值浓度为 0.1 ppm 至0.7 ppm ,悬浮颗粒的正常值为 0.2 mg/m3 至 1.7 mg/m3 ,超出即属异常。”这大概是比较早的关于空气pm2.5的数据记录了。

伦敦雾霾期间,这个城市死亡4000余人。诸多老人和儿童为慢性病患者,在其后数周间,8000余人死亡,合计死者数达12000人以上。

为解决雾霾问题,英国政府在1950年代接连出台多项燃料使用规范,制定禁止工厂排放的基准,1954年,英国政府推出“伦敦城”(City ofLondon Various Powers Act 1954),1956年推出“大气净化法”(Clean Air Act)。通过这样的政策改良,至1975年,伦敦每年的雾日已下降到15天;1980年更下降到5天,伦敦终于走出雾霾,重现蓝天。

为治理空气污染,伦敦付出了30年的时间。

日本雾霾

二战之后,日本人重新全面启动工业技术的建设,相应的环境污染也随之而来。1960年到1972年间,三重县四日市因大气污染,引发了几乎包括所有市民在内的哮喘疾病,并由此成为日本四大公害病之一,直接或者间接因为哮喘病而死去的人,也在10000人左右。

和伦敦的雾霾一样,日本雾霾的祸首依然是企业排放出的硫氧化物(SOx)。冬季是日本雾霾高发的季节,就像北京的冬季。日本采取了以下措施:“原料和燃料低硫化”,使进口原油低硫化,火力发电厂使用低硫重油,推广使用重油脱硫技术等;“排烟脱硫”,通过技术去除废气的硫磺成分;“促进能源节约和向污染低的产业结构转型”,减少对石油能源的依赖,尽量使用清洁能源。

真正摆脱雾霾的噩梦,日本差不多也花了30年的时间。

韩国雾霾

韩国的经济起步,比日本更晚,80年代初期工业经济开始大面积起飞,随之而来的空气污染,河流污染、森林污染十分严重。90年代初首尔因为大气污染严重被评为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

可贵的是,韩国政府勇敢地承担起治理污染的责任。以首尔为例,政府对工厂、学校等诱发人口集中设施的新、扩建进行总量控制,同时规划“核心城+卫星城”的组合发展,周边有20多个卫星小城,分散了30%的城市人口。核心城与卫星城之间地带,用森林和农地进行分割。在私家车控制上,首尔的办法是以税费来抑制私家车的增长与使用。之后随着韩国产业升级,首尔韩国大气质量有了本质性的好转。

环境污染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负面代价,每个国家都会遭遇活都曾遭遇过。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应单是讨论如何消除它,更要探究它的形成。从以上的历史经验看,放弃非理性、高污染的工业发展,无疑是尽快解决雾霾的路径。也因此,在很多国家,雾霾成为国家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工业技术转型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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