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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一种能力 而技术正在摧毁人类的这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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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一种能力 而技术正在摧毁人类的这一能力

在科学主义的时代,技术主导着社会。整个社会建构起新的价值观:死是可以拒绝的,至少是可以推迟的。传统的死亡文化被技术摧毁,死亡曾是人类普遍拥有的能力,如今已经退化。

所谓人生如寄,生是偶然,死是必然。人在走完从幼年到老年这鲜活一生后,生命之钟终会停摆,死亡是必须面对的自然状态。曾几何时,死亡本是人类的一种能力,但在现代医疗技术的强力介入下,人求生的欲望、对生命长度的预期都大为增强,于是,如同工具的发明、改进让人的运动机能退化一样,人类的死亡能力也退化了。坦然面对死亡、与死神达成和解是人生圆满的句号;平静地、有尊严地离开人世是人的基本权利。死亡文化值得反思,深思。

一位台湾学者说:现在的讣告都是这样写的,某某因患某某病,医治无效,于某年某月某日去世,终年几何。这里隐含的意味是,死亡是医治无效的一个后果,乃至于是一个医疗事故。甚至,如果医治持续有效,这个人就不会死!

影视剧里常见这样的场景,一个人命悬一线,躺在急救室的手术台上,周身插满导线和管子,被一群穿白衣、戴口罩的人围着。亲友们只能等在室外,面面相觑,各种不安。终于,一位医生走出来,半摘口罩,说: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但是需要休息,暂时不能探视。亲友们一片欢呼。这叫作抢救有效。伟大的医学战胜了死神,成功地挽救了一次生命。

一次又一次的抢救有效会使人产生一种幻觉,抢救可以继续有效,乃至永远有效。这个幻觉建立在科学无限的幻想之上。

人们经常这样安慰病床上的人:医生说了,你这个病至少可以活五年。现在科学发展这么快,这五年里,有了新的技术,你这个病就不算什么了。以前某些绝症,比如痨病之类的,现在科学进步了,就成了小病。眼下不能治的,不等于未来不能治,你不用担心。

在这些幻觉与幻想的支撑之下,技术成了一个新的神,一个能够与死神抗衡的神。它挡住了死亡,遮蔽了死亡,使人难以直接面对死神。

美剧《急诊室的故事》剧照

我的陈年老友刘华杰提出过一个“人死观”的概念,非常具有描述力。他说:只有人生观是不够的,还要有人死观。现代人几乎没有人死观,人忌讳谈死,不知道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应对死亡。有些人死到临头还不知道死,直到最后不得不死;还有些人知道大限将至,但是死得无奈,死得不情愿,带着一腔怨气,暴怒而终。

死亡不是疾病,不是治疗的对象。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是人生的终点。正是由于死亡的存在,人生才是有限的;正是因为人生有限,人生才会时时面对选择;正是因为有不同的选择,人生才会有不同的道路,不同的意义。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常常是从对死亡的思考开始的。有死亡,才有完整的人生。

什么是死?死后去哪儿?如果人死了,一切都不存在了,人为什么还要关心身后的评价?如此种种,乃是关于死的文化,人死观。

 

中国传统有一个诅咒人的说法,叫作“不得好死”。俗语也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说法。这意味着,死与死是不同的,有的死是好的,而有的死,是不好的。对于死亡方式、死亡过程的价值判断,也是人死观的一部分。最好的死亡,叫作寿终正寝。

每一个传统社会,都有关于死亡的文化,并赋予其每一个体以坦然的人死观。使人正视死亡,不回避,不畏惧;使人知道如何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获得一个好的死。

在传统的纳西族村落中,死亡不是死者个人的事儿,也不仅仅是死者一家的事儿,而是整个村子的集体事件。

弥留者安卧床上,与亲友逐一告别。院子里东巴、和尚、喇嘛、道士各安其位,各做各的法事。这些仪式在死者尚未咽气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整个仪式可能要延续数日。全村人与逝者共同面对死神,陪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后阶段。这是一个隆重的告别。

葬礼是生死之间的桥梁。作为纳西族的祭司,人神之媒、人鬼之媒,东巴承担着与逝者和神灵沟通的任务。东巴的使命是把逝者的灵魂送到祖先的灵魂安居的地方。东巴念诵着经文,指引逝者,一路上可能遇到什么,如何应对……

从祭祀场往上去,要让牦牛作为向导领着您去。雪山松林没有牦牛不曾到过的地方,在有水流和湖泊的地方,没有牦牛不曾蹚过的水。从祭祀场往上去,什么地方的路宽,什么地方的路窄,哪儿的山坡高,哪儿的山坡矮,牦牛都知道……

好日子这一天,主事的这一群人和祭司我,在做祭祀的场地中,把祖先(指被超度的逝者)送上去,让牦牛、羊、马在祖先前边引路。现在,天上三星和行星没有争斗,地上署和龙没有争斗,祖先正好上路。让千千万万长斑纹的猛兽,千千万万长翅膀的飞禽,千千万万长蹄的动物带在后面。背着肥肉、瘦肉,带着千千万万的酒和饭,背着金银、墨玉、松石把祖先送上去{东巴经《超度死者·献牦牛》,见《哈佛燕京学社藏纳西东巴经书(第一卷)》}。

这一次,逝者将要走过的是一条不归路。要为生前的一切做个了断。行前要还清留在此间的债务,做一个有尊严的逝者。不仅要还清欠下人的债,还要还清欠下青草与流水的债,这样的债,只有东巴可以帮助来还。

你曾去放牧绵羊的牧场上,你曾骑着马跑的地方,用脚踩过的地方,用手折过青枝的地方,用锄挖过土块的地方,扛着利斧砍过柴的地方,用木桶提过水的山谷,这些地方你都要一一偿还木头和流水的欠债。除此之外,你曾走过的大路小路,跨过的大桥小桥,横穿过的大坝小坝,翻越过的高低坡谷,跨越过的大沟小沟,横穿过的大小森林地带,放牧过的大小牧场,横渡过的黄绿湖海,坐过的高崖低崖,也都一一去偿还他们的欠债(东巴经《超度放牧牦牛、马和绵羊的人·燃灯和迎接畜神》,转引自杨福泉:《东巴文化与纳西族社区的生态保护》,载《民族学通报》第一辑,二〇〇一年)。

东巴逐一唱诵着地名,逆着纳西族的迁徙路线,一站一站,护送着逝者的灵魂,全村人也陪同着他,跋山涉水,一站一站,前往祖先生活的地方。

仪式是文化再生的过程。在葬礼中,全村人共同重温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建构着自己的人死观。孩子们目睹、参与、陪伴了老人的死亡,知道自己将怎样死,死后将会去哪里。

死亡不完全是一个神秘的、未知的事件。面对死亡,人可以坦然,欣然。

据说,以前的东北农民,年过四十就会给自己打一口棺材,放在家里,也不是特别隐蔽的地方。死亡正如树叶飘落,不必特意抗拒。人过七十,丧事是当作喜事来做的。远行人赶回来见亲人最后一面,不是要把他从死亡中拉回来,而是要与他告别,陪他再走一程。死者也平静地接受死亡,逐一交代,安然离去。这样的死,是好的死。

农村喜丧宴(Photo: 火引冰薪)

我的另一位陈年老友、东北人丁宗皓写过他爷爷的死:

祖父是躺在他生活了一辈子的茅屋的中央等待死神降临的。那时姑已拿出她二十年前缝制的殓衣放在旁边,棺材也准备停当。我是亲眼看着他离去的,起初能坐起身,后来只能动手,再后来只能用眼睛说话。我由此知道一个人是怎样消失于这个人世的,我仿佛看见祖父的灵魂正一点点地走开。祖父没让我们在他身边毫无准备地等候,一天,他奇怪地招手把母亲喊到他身边,用微弱的声音和母亲说了两句,母亲惊诧地告诉了父亲。原来祖父说:“你们不用急,还有两天。”果然,四十八小时以后,在深夜,祖父停止了呼吸,那时,确实有一颗流星划过天际,而从前,我从来不信这种说法。(丁宗皓:《阳光照耀七奶》,鹭江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64页)

这里有一个特殊的细节,丁宗皓的祖父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他说还有两天,就还有两天。我们也听过诸如此类的细节。某某老人弥留之际,最后一口气咽不下去。亲人逐一交代,直到说中要点,老人点头,才安然离去。也有老人一口游丝一直悬着,直到小儿子千里迢迢赶回来,叫了一声,这才撒手。

漫画《拉比的猫》(by Joann Sfar)内页

在这些案例中,死亡不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

更加主动的死亡,是高僧的圆寂。在各种写实与虚构的故事中,他们把一切安排妥当,或者留下两句偈语,“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打坐在蒲团上,就往生极乐了。

所以,我想,死亡是一种能力,一种人类已经退化的能力。它曾经是人类普遍具有的能力,而现在,被认为是只有高僧大德才具有的特殊能力了。

多年以前,看刘易斯·托马斯的随笔《细胞生命的礼赞》,其中写道,如果你在路上见到一只鸟的尸体,你的第一反应是,这鸟出了意外。人们默认,正常死亡的鸟,我们是看不到尸体的。“动物似乎都有这样的本能:独个儿去死,在背人处去死。即使最大、最招眼的动物到时候也想法荫蔽起自己。”(刘易斯·托马斯:《细胞生命的礼赞》,湖南科技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83页)

人们熟悉这样的传说,大象知道自己死期临近,会自动离开象群,走到传说中的大象墓地。这些动物拥有死亡的能力,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也知道怎么死。它们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生命的最后阶段。

我想,这应该也是人类曾经普遍拥有的能力,而不仅仅是经过特别的修行才能拥有的特殊能力。

在前述丁宗皓的书中,还记录了另一个有趣的例子,不成功的死亡。他的七奶宣布自己要死了,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死亡。七奶老了,家人、全村人都接受这个结果,一起等待。七奶躺着,不吃、不喝、不动,身体慢慢变凉。一个星期之后,七奶神奇地坐了起来,说,饿了,然后咕嘟咕嘟喝了一大瓢水。七奶说,她遇到了一头老黄牛,老黄牛说,你走错了,这儿你不该来,你回去吧。于是七奶就回来了,该吃吃,该喝喝。

这个不成功的赴死经历恰恰表明,死亡原本是普通人就有的能力。有意思的事,这样的事儿,在七奶身上又发生了几次,以至于村里人都习惯了。每次,七奶遇到的都是同一头老黄牛。

技术时代,人作为动物的诸多能力,比如,黑暗中的视觉,对微小声音的听觉,嗅觉、触觉的敏感程度,运动快感,都在减弱、退化,乃至丧失。

死亡的能力,亦然。

二〇一四年,北京师范大学著名的“布鞋院士”李小文去世了。根据网络上的消息,李小文曾经嘱咐家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插管、不上呼吸机、不用心脏电击。就是说,拒绝抢救。人在临终时,感觉尚在,意志尚在,所有这些手段都让他们痛苦万分,但是却无力表达,无力拒绝,无力反抗。一想到这里,我就感到心上压了一块石头,仿佛被人活埋,压抑、愤懑,想喊又喊不出来,任人摆布,完全是生命最后一刻的酷刑。一想起我将要遭遇这样的命运,我一定在手脚能动的时候,自我了断。所以我非常赞赏小文老师的决定,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依然拥有那么一点点主动。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据说,到了最后,这些手段还是给小文老师用上了。

技术干预了死亡的过程,使得以往的死亡文化轰然倒塌。

能否接受亲人的死亡,能否让亲人安然离去,不受临终的三项“酷刑”,对于家属来说,甚至对于死者自己来说,都是个巨大的两难问题。这是因为,有很多人,在经历过那三项“酷刑”之后,赶走了死神,抢救成功了!

在没有这种技术的时候,人无可抗拒,人无可逃避。这时,人有两种选择:或者主动地迎接死亡,或者被动地等待死亡。人所属群体的死亡文化,有可能使他选择主动。这种死是积极的,坦然的。而当这种技术出现之后,人多了一个虚幻的选项,逃避和抗拒。于是,传统的死亡文化被技术摧毁。在科学主义的时代,技术主导着社会。整个社会建构起新的价值观:死是可以拒绝的,至少是可以推迟的。无论医院、亲友,都接受这种价值观,要不遗余力地抢救一个生命!这个口号貌似尊重生命,却用错了场合,因为这不是战场,不是突发事件,不是意外事故,而是作为生命之一部分的死亡。在这个口号下,死亡成了疾病,不治是不对的。技术隆重登场,主导人的死亡,与死神对抗。于是,人只剩下一个选项,同时,死亡的场所也顺理成章地发生变化。当死亡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时,人死在自家的床上。当死亡成为疾病时,人只能死在医院的病床上。

逝者从家里来到医院,便从主场到了客场。在家里,逝者依然是主人,他只是自然地延续着他的生活,从生,到往生,从桥的一端走向另一端。在医院,他只是一个顾客。做主的是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医生是职业,医生与逝者的关系,首先是职业性的关系。从家中的床上被移到医院的病床上,如同一根秋天的草,被连根拔起,插到另一个地方。逝者被骤然扔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更加脆弱、无助,对于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他失去了控制权。即使逝者的死亡能力尚存,在医院里,也无从施展。

甚至,他想要安安静静地死去,都已经很难做到。

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中,人很难踏踏实实、安安静静地死。医生不同意,家属也不同意。人失去了主动死亡的权利。

在当下被现代性所充斥的死亡文化中,医院需要施展起死回生的技术,不遗余力地抢救这条生命,彰显自己存在的价值,即使抢救无效,也可以对社会有个交代,对家属有个交代,因为这是医院的职责。家属也会要求医院不遗余力地抢救,彰显对逝者的留恋,即使抢救无效,也对自己有个交代,对社会有个交代。

相反,让逝者安静地离去,是今天的死亡文化所否定的。即使医院同意,家属也会不甘、不安。

二〇〇九年的夏天,我从林芝匆匆赶回北京,在成都转机时,知道小锷去了。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我见到了电影里的场景。气温冰冷的地下室中,墙上是一排排躺在滑道上的大柜子,也许在很多柜子里面,都躺着一个身体,他们相邻,但是互不相识。小锷躺在屋中一个有轮子的铁床上,床前有一个标签。管理员,一个陌生人,带我来到床前,拉开拉链,露出了小锷的脸。我的悲伤涌出心底,泪水夺眶而出。这时,周边的环境是冰冷的、技术性的、操作性的。

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小锷能够躺在她自己的家里,周围是她用过的书柜、琴桌、茶桌……那是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是她的亲友熟悉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想,我会感受到小锷的灵魂。我相信,小锷的灵魂更愿意在这里逗留,而不会愿意停留在陌生的太平间里。

第二天遗体告别,在八宝山某厅。同样,这也是一个充满技术性、操作性,以及商业性的场所。该厅业务繁忙,我们赶到的时候,上一场告别还没有结束,我们只能在外面等着。时间到,作为陌生人的工作人员马上更换大厅内外的挽联、条幅、花篮、花圈。整个告别仪式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结束。因为一个小时之后,是下一场告别,另外一群陌生的人,已经在等待我们的结束。告别仪式的主持人也是职业性的。他不是死者的亲友,不是神职人员,而是,一位工作人员。他的悲伤不是由内而外的,而是职业性的、操作性的。

随后,我又经历了同样的葬礼。墓园的工作人员主持骨灰安葬仪式,一个着装不知来历的乐队,演奏着不知来路的乐曲,为小锷送行。

在这资本为王的时代,人把一切变成资源,连死亡也不放过。  

在这个技术性、操作性、商业性的框架里,我的悲伤被紧紧地挤压着,我仿佛能听到它的尖叫。

现代人的死亡文化是如此没有文化,如一口重重的铡刀,斩钉截铁,刀口齐整,切断了我们与逝者的关联。

对于死神,人不再有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敬畏,只有技术性、职业性和商业性的应对。我相信,死神已经感受到了人对他的忽视、无视与漠视。

那是我第二次去八宝山。此前是一九九七年,告别王小波。此后,还去过两次,先后告别我的兄长和老师高建刚、胡新和,一再地感到这种死亡文化的贫瘠、尴尬和无奈。以至于,我开始回避这样的告别。

旧时北京送葬队伍(Photo: Sidney David Gamble)

在我不长不短的一生中,我多次经历了亲友的死亡,也曾有过两次濒死体验。记得在上小学时,我曾痴迷于思考死亡。死是什么?死后是什么?死后还有没有灵魂?死后我还有没有知觉?死后有人骂我,我还能否反击?直到在南京大学时,我自以为解决了灵魂问题,也自以为超越了生死。我不怕死,只是有些时候,不耐烦生。

多年以前,曾经听过生物学家何大澄教授的讲座,他说过大致这样的话:作为一个哺乳类动物,你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有了下一代,并且你的下一代也已经长大成人了,你的生物学使命就已经完成了,可以去死了。

这话令我印象深刻,心有戚戚。归根结底,人是一个动物,不能完全脱离动物界的规则。既然大自然设定了人的生老病死,也会在人的生物钟里,设定一个死亡的刻度。时间到了,人自己就会知道。

台湾诗人洛夫诗云:“我们唯一的敌人是时间。”人终有一死,无法与时间抗衡。而拥有了科学和技术的人类,却有了对抗时间的妄想:通过技术手段,抵抗衰老,获得长寿,推迟死亡,乃至于抗拒死亡。

在人们通常的理解中,是人有需求,而技术满足了人的需求。人们对抗死亡的愿望,并不是现代人发明的。秦皇汉武,都曾寻求延年益寿、长生不死的法宝。所以是人的需求,呼唤了技术。传统的吐纳炼丹做不到的事,现代技术可以做到。然而,技术一旦出现,很快就反客为主。有人宣称,新的技术给人以更多的选择。但实际上,新的技术取代了原来的方式,很快成为唯一的选择。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中指出,有了收音机,并不是原来的社会加上了收音机,而是整个社会都围绕收音机重新建构了。在当下的制度性的安排里,死在医院已经成为常态。正如出生在医院也已经是常态。医院里开出生证,也开死亡证。这是医院的职能和权力。而生死在家里,马上就会遇到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去哪儿开证?死在医院,医院里有整套体系安排下面的流程,与火葬场无缝对接。而死在家中,即使不需要开死亡证,家人也不知道下面该如何去做。因为整个社会的死亡文化,已经围绕现代医院重新建构了。

技术之所以能够反客为主,那是因为科学的技术有另外的主人。在工业社会中,科学的技术首先满足的不是人的需求,而是资本增殖的需求。资本为了使自己增殖,有的时候需要满足人的需求,有的时候需要创造人的需求,还有很多时候,要剥夺一部分人的需求,满足另一部分人的需求。明晃晃地站在技术背后的,是资本。

曾经看过一个报道,矿井塌方,被困在井下的工人在矿帽上写下了他的遗言:欠某某多少钱,要家人替他还上。人死了,还欠着债,他的灵魂便不得安宁。这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对自己最后阶段的尊重。在这些报道中,我们还能看到传统的死亡文化,一息尚存。但是,我们也不时地耳闻目睹,很多人死得不甘心,死得暴躁,打骂护士,打骂亲友,抱恨而终。在死亡文化丧失之后,死亡不再是集体的事儿,没有和尚道士牧师阿訇东巴毕摩们安顿灵魂,亲友们不知道如何陪伴他走完这最后一程,人只能靠自己应对死亡,脆弱、恐惧、无力、无助。

二〇〇七年春天,U.C.伯克利春假过后的第一天,伯克利的学生报纸《加州人日报》(The Daily Californian)头版上有一则消息:一位女学生,春假期间,等电梯的时候,轰然倒地,猝死。英文用的是collapse,意思是坍塌。新闻还说,这个女孩性格开朗,热爱运动,身体健康,她的死亡毫无先兆。

我忽然意识到,我们进入了猝死的时代。死亡不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个点。对于死亡文化乏味不敢直面死神的现代人来说,这反倒是一个解脱。死亡骤然降临,无论死者还是亲友,都不需要经历漫长的与死神的尴尬相处。

就在写作此文期间,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我的本家同行田洺先生脑溢血去世,终年五十七岁。三年前,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三日,我在从苏州回来的火车上得到消息,我的老师和兄长胡新和先生睡梦中去世,终年五十八岁。

猝死已经成为死亡的一种常态。我冒昧地猜想,猝死是死神对现代人的报复。当死亡被纳入技术性、操作性和商业性的过程之中,当死神失去了人对他的尊重和敬畏,人生也同样变成了一个技术性、操作性和商业性的过程,因为死亡,终究只是人生的一部分。现代人对于死亡和死神的蔑视,归根结底,来自于对生的蔑视。死亡的丰富性消失了,是由于生的丰富性消失了。干瘪的死亡,反过来,成为人生的缩影。

我们不尊重死亡,也不尊重生。我们不尊重自己的生,也不尊重赋予我们生的生灵。我们不尊重花草,不尊重树木,不尊重山河,不尊重星辰日月,不尊重历史,也不尊重此刻。

在这猝死的时代里,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在死亡文化丧失之后,在死亡能力丧失之后,猝死,已经是最好的死了。

人类若想获得更好的死,作为社会,需要重建允许人好死,使人得以好死的死亡文化;作为个人,需要建立慨然赴死的人死观,恢复对死神的尊重与敬畏,虽然,在一个死亡文化匮乏贫瘠的社会中,难度很大。

死生一体。夫子曰,不知生,焉知死。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死,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不知道,此生何为。

本文转载自《读书》杂志,原标题为《死亡是一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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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读书杂志

原标题:新刊

最新更新时间:01/19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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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一种能力 而技术正在摧毁人类的这一能力

在科学主义的时代,技术主导着社会。整个社会建构起新的价值观:死是可以拒绝的,至少是可以推迟的。传统的死亡文化被技术摧毁,死亡曾是人类普遍拥有的能力,如今已经退化。

所谓人生如寄,生是偶然,死是必然。人在走完从幼年到老年这鲜活一生后,生命之钟终会停摆,死亡是必须面对的自然状态。曾几何时,死亡本是人类的一种能力,但在现代医疗技术的强力介入下,人求生的欲望、对生命长度的预期都大为增强,于是,如同工具的发明、改进让人的运动机能退化一样,人类的死亡能力也退化了。坦然面对死亡、与死神达成和解是人生圆满的句号;平静地、有尊严地离开人世是人的基本权利。死亡文化值得反思,深思。

一位台湾学者说:现在的讣告都是这样写的,某某因患某某病,医治无效,于某年某月某日去世,终年几何。这里隐含的意味是,死亡是医治无效的一个后果,乃至于是一个医疗事故。甚至,如果医治持续有效,这个人就不会死!

影视剧里常见这样的场景,一个人命悬一线,躺在急救室的手术台上,周身插满导线和管子,被一群穿白衣、戴口罩的人围着。亲友们只能等在室外,面面相觑,各种不安。终于,一位医生走出来,半摘口罩,说: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但是需要休息,暂时不能探视。亲友们一片欢呼。这叫作抢救有效。伟大的医学战胜了死神,成功地挽救了一次生命。

一次又一次的抢救有效会使人产生一种幻觉,抢救可以继续有效,乃至永远有效。这个幻觉建立在科学无限的幻想之上。

人们经常这样安慰病床上的人:医生说了,你这个病至少可以活五年。现在科学发展这么快,这五年里,有了新的技术,你这个病就不算什么了。以前某些绝症,比如痨病之类的,现在科学进步了,就成了小病。眼下不能治的,不等于未来不能治,你不用担心。

在这些幻觉与幻想的支撑之下,技术成了一个新的神,一个能够与死神抗衡的神。它挡住了死亡,遮蔽了死亡,使人难以直接面对死神。

美剧《急诊室的故事》剧照

我的陈年老友刘华杰提出过一个“人死观”的概念,非常具有描述力。他说:只有人生观是不够的,还要有人死观。现代人几乎没有人死观,人忌讳谈死,不知道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应对死亡。有些人死到临头还不知道死,直到最后不得不死;还有些人知道大限将至,但是死得无奈,死得不情愿,带着一腔怨气,暴怒而终。

死亡不是疾病,不是治疗的对象。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是人生的终点。正是由于死亡的存在,人生才是有限的;正是因为人生有限,人生才会时时面对选择;正是因为有不同的选择,人生才会有不同的道路,不同的意义。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常常是从对死亡的思考开始的。有死亡,才有完整的人生。

什么是死?死后去哪儿?如果人死了,一切都不存在了,人为什么还要关心身后的评价?如此种种,乃是关于死的文化,人死观。

 

中国传统有一个诅咒人的说法,叫作“不得好死”。俗语也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说法。这意味着,死与死是不同的,有的死是好的,而有的死,是不好的。对于死亡方式、死亡过程的价值判断,也是人死观的一部分。最好的死亡,叫作寿终正寝。

每一个传统社会,都有关于死亡的文化,并赋予其每一个体以坦然的人死观。使人正视死亡,不回避,不畏惧;使人知道如何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获得一个好的死。

在传统的纳西族村落中,死亡不是死者个人的事儿,也不仅仅是死者一家的事儿,而是整个村子的集体事件。

弥留者安卧床上,与亲友逐一告别。院子里东巴、和尚、喇嘛、道士各安其位,各做各的法事。这些仪式在死者尚未咽气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整个仪式可能要延续数日。全村人与逝者共同面对死神,陪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后阶段。这是一个隆重的告别。

葬礼是生死之间的桥梁。作为纳西族的祭司,人神之媒、人鬼之媒,东巴承担着与逝者和神灵沟通的任务。东巴的使命是把逝者的灵魂送到祖先的灵魂安居的地方。东巴念诵着经文,指引逝者,一路上可能遇到什么,如何应对……

从祭祀场往上去,要让牦牛作为向导领着您去。雪山松林没有牦牛不曾到过的地方,在有水流和湖泊的地方,没有牦牛不曾蹚过的水。从祭祀场往上去,什么地方的路宽,什么地方的路窄,哪儿的山坡高,哪儿的山坡矮,牦牛都知道……

好日子这一天,主事的这一群人和祭司我,在做祭祀的场地中,把祖先(指被超度的逝者)送上去,让牦牛、羊、马在祖先前边引路。现在,天上三星和行星没有争斗,地上署和龙没有争斗,祖先正好上路。让千千万万长斑纹的猛兽,千千万万长翅膀的飞禽,千千万万长蹄的动物带在后面。背着肥肉、瘦肉,带着千千万万的酒和饭,背着金银、墨玉、松石把祖先送上去{东巴经《超度死者·献牦牛》,见《哈佛燕京学社藏纳西东巴经书(第一卷)》}。

这一次,逝者将要走过的是一条不归路。要为生前的一切做个了断。行前要还清留在此间的债务,做一个有尊严的逝者。不仅要还清欠下人的债,还要还清欠下青草与流水的债,这样的债,只有东巴可以帮助来还。

你曾去放牧绵羊的牧场上,你曾骑着马跑的地方,用脚踩过的地方,用手折过青枝的地方,用锄挖过土块的地方,扛着利斧砍过柴的地方,用木桶提过水的山谷,这些地方你都要一一偿还木头和流水的欠债。除此之外,你曾走过的大路小路,跨过的大桥小桥,横穿过的大坝小坝,翻越过的高低坡谷,跨越过的大沟小沟,横穿过的大小森林地带,放牧过的大小牧场,横渡过的黄绿湖海,坐过的高崖低崖,也都一一去偿还他们的欠债(东巴经《超度放牧牦牛、马和绵羊的人·燃灯和迎接畜神》,转引自杨福泉:《东巴文化与纳西族社区的生态保护》,载《民族学通报》第一辑,二〇〇一年)。

东巴逐一唱诵着地名,逆着纳西族的迁徙路线,一站一站,护送着逝者的灵魂,全村人也陪同着他,跋山涉水,一站一站,前往祖先生活的地方。

仪式是文化再生的过程。在葬礼中,全村人共同重温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建构着自己的人死观。孩子们目睹、参与、陪伴了老人的死亡,知道自己将怎样死,死后将会去哪里。

死亡不完全是一个神秘的、未知的事件。面对死亡,人可以坦然,欣然。

据说,以前的东北农民,年过四十就会给自己打一口棺材,放在家里,也不是特别隐蔽的地方。死亡正如树叶飘落,不必特意抗拒。人过七十,丧事是当作喜事来做的。远行人赶回来见亲人最后一面,不是要把他从死亡中拉回来,而是要与他告别,陪他再走一程。死者也平静地接受死亡,逐一交代,安然离去。这样的死,是好的死。

农村喜丧宴(Photo: 火引冰薪)

我的另一位陈年老友、东北人丁宗皓写过他爷爷的死:

祖父是躺在他生活了一辈子的茅屋的中央等待死神降临的。那时姑已拿出她二十年前缝制的殓衣放在旁边,棺材也准备停当。我是亲眼看着他离去的,起初能坐起身,后来只能动手,再后来只能用眼睛说话。我由此知道一个人是怎样消失于这个人世的,我仿佛看见祖父的灵魂正一点点地走开。祖父没让我们在他身边毫无准备地等候,一天,他奇怪地招手把母亲喊到他身边,用微弱的声音和母亲说了两句,母亲惊诧地告诉了父亲。原来祖父说:“你们不用急,还有两天。”果然,四十八小时以后,在深夜,祖父停止了呼吸,那时,确实有一颗流星划过天际,而从前,我从来不信这种说法。(丁宗皓:《阳光照耀七奶》,鹭江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64页)

这里有一个特殊的细节,丁宗皓的祖父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他说还有两天,就还有两天。我们也听过诸如此类的细节。某某老人弥留之际,最后一口气咽不下去。亲人逐一交代,直到说中要点,老人点头,才安然离去。也有老人一口游丝一直悬着,直到小儿子千里迢迢赶回来,叫了一声,这才撒手。

漫画《拉比的猫》(by Joann Sfar)内页

在这些案例中,死亡不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

更加主动的死亡,是高僧的圆寂。在各种写实与虚构的故事中,他们把一切安排妥当,或者留下两句偈语,“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打坐在蒲团上,就往生极乐了。

所以,我想,死亡是一种能力,一种人类已经退化的能力。它曾经是人类普遍具有的能力,而现在,被认为是只有高僧大德才具有的特殊能力了。

多年以前,看刘易斯·托马斯的随笔《细胞生命的礼赞》,其中写道,如果你在路上见到一只鸟的尸体,你的第一反应是,这鸟出了意外。人们默认,正常死亡的鸟,我们是看不到尸体的。“动物似乎都有这样的本能:独个儿去死,在背人处去死。即使最大、最招眼的动物到时候也想法荫蔽起自己。”(刘易斯·托马斯:《细胞生命的礼赞》,湖南科技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83页)

人们熟悉这样的传说,大象知道自己死期临近,会自动离开象群,走到传说中的大象墓地。这些动物拥有死亡的能力,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也知道怎么死。它们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生命的最后阶段。

我想,这应该也是人类曾经普遍拥有的能力,而不仅仅是经过特别的修行才能拥有的特殊能力。

在前述丁宗皓的书中,还记录了另一个有趣的例子,不成功的死亡。他的七奶宣布自己要死了,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死亡。七奶老了,家人、全村人都接受这个结果,一起等待。七奶躺着,不吃、不喝、不动,身体慢慢变凉。一个星期之后,七奶神奇地坐了起来,说,饿了,然后咕嘟咕嘟喝了一大瓢水。七奶说,她遇到了一头老黄牛,老黄牛说,你走错了,这儿你不该来,你回去吧。于是七奶就回来了,该吃吃,该喝喝。

这个不成功的赴死经历恰恰表明,死亡原本是普通人就有的能力。有意思的事,这样的事儿,在七奶身上又发生了几次,以至于村里人都习惯了。每次,七奶遇到的都是同一头老黄牛。

技术时代,人作为动物的诸多能力,比如,黑暗中的视觉,对微小声音的听觉,嗅觉、触觉的敏感程度,运动快感,都在减弱、退化,乃至丧失。

死亡的能力,亦然。

二〇一四年,北京师范大学著名的“布鞋院士”李小文去世了。根据网络上的消息,李小文曾经嘱咐家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插管、不上呼吸机、不用心脏电击。就是说,拒绝抢救。人在临终时,感觉尚在,意志尚在,所有这些手段都让他们痛苦万分,但是却无力表达,无力拒绝,无力反抗。一想到这里,我就感到心上压了一块石头,仿佛被人活埋,压抑、愤懑,想喊又喊不出来,任人摆布,完全是生命最后一刻的酷刑。一想起我将要遭遇这样的命运,我一定在手脚能动的时候,自我了断。所以我非常赞赏小文老师的决定,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依然拥有那么一点点主动。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据说,到了最后,这些手段还是给小文老师用上了。

技术干预了死亡的过程,使得以往的死亡文化轰然倒塌。

能否接受亲人的死亡,能否让亲人安然离去,不受临终的三项“酷刑”,对于家属来说,甚至对于死者自己来说,都是个巨大的两难问题。这是因为,有很多人,在经历过那三项“酷刑”之后,赶走了死神,抢救成功了!

在没有这种技术的时候,人无可抗拒,人无可逃避。这时,人有两种选择:或者主动地迎接死亡,或者被动地等待死亡。人所属群体的死亡文化,有可能使他选择主动。这种死是积极的,坦然的。而当这种技术出现之后,人多了一个虚幻的选项,逃避和抗拒。于是,传统的死亡文化被技术摧毁。在科学主义的时代,技术主导着社会。整个社会建构起新的价值观:死是可以拒绝的,至少是可以推迟的。无论医院、亲友,都接受这种价值观,要不遗余力地抢救一个生命!这个口号貌似尊重生命,却用错了场合,因为这不是战场,不是突发事件,不是意外事故,而是作为生命之一部分的死亡。在这个口号下,死亡成了疾病,不治是不对的。技术隆重登场,主导人的死亡,与死神对抗。于是,人只剩下一个选项,同时,死亡的场所也顺理成章地发生变化。当死亡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时,人死在自家的床上。当死亡成为疾病时,人只能死在医院的病床上。

逝者从家里来到医院,便从主场到了客场。在家里,逝者依然是主人,他只是自然地延续着他的生活,从生,到往生,从桥的一端走向另一端。在医院,他只是一个顾客。做主的是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医生是职业,医生与逝者的关系,首先是职业性的关系。从家中的床上被移到医院的病床上,如同一根秋天的草,被连根拔起,插到另一个地方。逝者被骤然扔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更加脆弱、无助,对于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他失去了控制权。即使逝者的死亡能力尚存,在医院里,也无从施展。

甚至,他想要安安静静地死去,都已经很难做到。

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中,人很难踏踏实实、安安静静地死。医生不同意,家属也不同意。人失去了主动死亡的权利。

在当下被现代性所充斥的死亡文化中,医院需要施展起死回生的技术,不遗余力地抢救这条生命,彰显自己存在的价值,即使抢救无效,也可以对社会有个交代,对家属有个交代,因为这是医院的职责。家属也会要求医院不遗余力地抢救,彰显对逝者的留恋,即使抢救无效,也对自己有个交代,对社会有个交代。

相反,让逝者安静地离去,是今天的死亡文化所否定的。即使医院同意,家属也会不甘、不安。

二〇〇九年的夏天,我从林芝匆匆赶回北京,在成都转机时,知道小锷去了。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我见到了电影里的场景。气温冰冷的地下室中,墙上是一排排躺在滑道上的大柜子,也许在很多柜子里面,都躺着一个身体,他们相邻,但是互不相识。小锷躺在屋中一个有轮子的铁床上,床前有一个标签。管理员,一个陌生人,带我来到床前,拉开拉链,露出了小锷的脸。我的悲伤涌出心底,泪水夺眶而出。这时,周边的环境是冰冷的、技术性的、操作性的。

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小锷能够躺在她自己的家里,周围是她用过的书柜、琴桌、茶桌……那是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是她的亲友熟悉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想,我会感受到小锷的灵魂。我相信,小锷的灵魂更愿意在这里逗留,而不会愿意停留在陌生的太平间里。

第二天遗体告别,在八宝山某厅。同样,这也是一个充满技术性、操作性,以及商业性的场所。该厅业务繁忙,我们赶到的时候,上一场告别还没有结束,我们只能在外面等着。时间到,作为陌生人的工作人员马上更换大厅内外的挽联、条幅、花篮、花圈。整个告别仪式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结束。因为一个小时之后,是下一场告别,另外一群陌生的人,已经在等待我们的结束。告别仪式的主持人也是职业性的。他不是死者的亲友,不是神职人员,而是,一位工作人员。他的悲伤不是由内而外的,而是职业性的、操作性的。

随后,我又经历了同样的葬礼。墓园的工作人员主持骨灰安葬仪式,一个着装不知来历的乐队,演奏着不知来路的乐曲,为小锷送行。

在这资本为王的时代,人把一切变成资源,连死亡也不放过。  

在这个技术性、操作性、商业性的框架里,我的悲伤被紧紧地挤压着,我仿佛能听到它的尖叫。

现代人的死亡文化是如此没有文化,如一口重重的铡刀,斩钉截铁,刀口齐整,切断了我们与逝者的关联。

对于死神,人不再有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敬畏,只有技术性、职业性和商业性的应对。我相信,死神已经感受到了人对他的忽视、无视与漠视。

那是我第二次去八宝山。此前是一九九七年,告别王小波。此后,还去过两次,先后告别我的兄长和老师高建刚、胡新和,一再地感到这种死亡文化的贫瘠、尴尬和无奈。以至于,我开始回避这样的告别。

旧时北京送葬队伍(Photo: Sidney David Gamble)

在我不长不短的一生中,我多次经历了亲友的死亡,也曾有过两次濒死体验。记得在上小学时,我曾痴迷于思考死亡。死是什么?死后是什么?死后还有没有灵魂?死后我还有没有知觉?死后有人骂我,我还能否反击?直到在南京大学时,我自以为解决了灵魂问题,也自以为超越了生死。我不怕死,只是有些时候,不耐烦生。

多年以前,曾经听过生物学家何大澄教授的讲座,他说过大致这样的话:作为一个哺乳类动物,你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有了下一代,并且你的下一代也已经长大成人了,你的生物学使命就已经完成了,可以去死了。

这话令我印象深刻,心有戚戚。归根结底,人是一个动物,不能完全脱离动物界的规则。既然大自然设定了人的生老病死,也会在人的生物钟里,设定一个死亡的刻度。时间到了,人自己就会知道。

台湾诗人洛夫诗云:“我们唯一的敌人是时间。”人终有一死,无法与时间抗衡。而拥有了科学和技术的人类,却有了对抗时间的妄想:通过技术手段,抵抗衰老,获得长寿,推迟死亡,乃至于抗拒死亡。

在人们通常的理解中,是人有需求,而技术满足了人的需求。人们对抗死亡的愿望,并不是现代人发明的。秦皇汉武,都曾寻求延年益寿、长生不死的法宝。所以是人的需求,呼唤了技术。传统的吐纳炼丹做不到的事,现代技术可以做到。然而,技术一旦出现,很快就反客为主。有人宣称,新的技术给人以更多的选择。但实际上,新的技术取代了原来的方式,很快成为唯一的选择。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中指出,有了收音机,并不是原来的社会加上了收音机,而是整个社会都围绕收音机重新建构了。在当下的制度性的安排里,死在医院已经成为常态。正如出生在医院也已经是常态。医院里开出生证,也开死亡证。这是医院的职能和权力。而生死在家里,马上就会遇到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去哪儿开证?死在医院,医院里有整套体系安排下面的流程,与火葬场无缝对接。而死在家中,即使不需要开死亡证,家人也不知道下面该如何去做。因为整个社会的死亡文化,已经围绕现代医院重新建构了。

技术之所以能够反客为主,那是因为科学的技术有另外的主人。在工业社会中,科学的技术首先满足的不是人的需求,而是资本增殖的需求。资本为了使自己增殖,有的时候需要满足人的需求,有的时候需要创造人的需求,还有很多时候,要剥夺一部分人的需求,满足另一部分人的需求。明晃晃地站在技术背后的,是资本。

曾经看过一个报道,矿井塌方,被困在井下的工人在矿帽上写下了他的遗言:欠某某多少钱,要家人替他还上。人死了,还欠着债,他的灵魂便不得安宁。这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对自己最后阶段的尊重。在这些报道中,我们还能看到传统的死亡文化,一息尚存。但是,我们也不时地耳闻目睹,很多人死得不甘心,死得暴躁,打骂护士,打骂亲友,抱恨而终。在死亡文化丧失之后,死亡不再是集体的事儿,没有和尚道士牧师阿訇东巴毕摩们安顿灵魂,亲友们不知道如何陪伴他走完这最后一程,人只能靠自己应对死亡,脆弱、恐惧、无力、无助。

二〇〇七年春天,U.C.伯克利春假过后的第一天,伯克利的学生报纸《加州人日报》(The Daily Californian)头版上有一则消息:一位女学生,春假期间,等电梯的时候,轰然倒地,猝死。英文用的是collapse,意思是坍塌。新闻还说,这个女孩性格开朗,热爱运动,身体健康,她的死亡毫无先兆。

我忽然意识到,我们进入了猝死的时代。死亡不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个点。对于死亡文化乏味不敢直面死神的现代人来说,这反倒是一个解脱。死亡骤然降临,无论死者还是亲友,都不需要经历漫长的与死神的尴尬相处。

就在写作此文期间,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我的本家同行田洺先生脑溢血去世,终年五十七岁。三年前,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三日,我在从苏州回来的火车上得到消息,我的老师和兄长胡新和先生睡梦中去世,终年五十八岁。

猝死已经成为死亡的一种常态。我冒昧地猜想,猝死是死神对现代人的报复。当死亡被纳入技术性、操作性和商业性的过程之中,当死神失去了人对他的尊重和敬畏,人生也同样变成了一个技术性、操作性和商业性的过程,因为死亡,终究只是人生的一部分。现代人对于死亡和死神的蔑视,归根结底,来自于对生的蔑视。死亡的丰富性消失了,是由于生的丰富性消失了。干瘪的死亡,反过来,成为人生的缩影。

我们不尊重死亡,也不尊重生。我们不尊重自己的生,也不尊重赋予我们生的生灵。我们不尊重花草,不尊重树木,不尊重山河,不尊重星辰日月,不尊重历史,也不尊重此刻。

在这猝死的时代里,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在死亡文化丧失之后,在死亡能力丧失之后,猝死,已经是最好的死了。

人类若想获得更好的死,作为社会,需要重建允许人好死,使人得以好死的死亡文化;作为个人,需要建立慨然赴死的人死观,恢复对死神的尊重与敬畏,虽然,在一个死亡文化匮乏贫瘠的社会中,难度很大。

死生一体。夫子曰,不知生,焉知死。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死,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不知道,此生何为。

本文转载自《读书》杂志,原标题为《死亡是一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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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读书杂志

原标题:新刊

最新更新时间:01/19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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