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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狄迪恩的未亡人自白:当我哀悼他们,也是在哀悼自己和时间的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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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狄迪恩的未亡人自白:当我哀悼他们,也是在哀悼自己和时间的一去不返

“当我们哀悼逝世的亲友时,我们多少也在哀悼自己。哀悼我们的曾经。哀悼时间的一去不复返。哀悼我们终有一天也将不在人世。”

按:女作家琼·狄迪恩和约翰·格雷戈里·邓恩是一对夫妇作家,两人的婚姻持续了40年,“以一种极好又极糟的方式相互依赖”。他们都无法想象和不是作家的人结婚,但是两个作家的婚姻也并不容易,除了钱、酒精、写作的压力,无处不在的竞争也使他们的关系充满紧张。

2003年底,邓恩突发冠心病去世,此时,他们唯一的女儿正因败血症昏迷住在重症监护室中。邓恩死后,狄迪恩开始写作第一部回忆录《奇想之年》。狄迪恩在书中向读者呈现了丈夫去世一年间她的种种“奇想”,她打乱了线性的叙事,带读者一起堕入她的记忆旋涡,通过逐一展开嵌套在一起的生活片段,狄迪恩一直在追问,“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信号?”她始终认为自己有办法阻止死亡的到来。

两年后,在狄迪恩四处为《奇想之年》一书做宣传之时,她的女儿去世。

如果《奇想之年》是关于突然的失去,那么关于女儿的回忆录《蓝色夜晚》就是关于一位母亲一生的恐惧:她是否尽了做母亲的职责?是否给了她足够的关心、保护和爱?

独留世间的未亡人狄迪恩在书中追寻生与死、亲人与自我之间的关联:是否我们从根本上无法互相了解,甚至对彼此一无所知?是否因为我们的不同,使我对你的痛苦、甚至死亡的预兆置若罔闻?是否即便没有生死的阻隔,我们也不曾真正亲密?

然而我们又是如此深刻地关联着,与爱人、亲人,与更广泛的人类,以至于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也几乎全部来自于他人。正如狄迪恩在书里写的那样:“当我们哀悼逝世的亲友时,我们多少也在哀悼自己。哀悼我们的曾经。哀悼时间的一去不复返。哀悼我们终有一天也将不在人世。”

狄迪恩一家

在她给《生活》杂志写的第一篇专栏里,琼·狄迪恩透露,她和他的丈夫,作家约翰·格雷戈里·邓恩正在檀香山的皇家夏威夷酒店里,准备申请离婚。这时他们已经结婚五年,婚姻正在经历一段严重的危机,邓恩也经常在派对上半开玩笑地对朋友说,这段婚姻就是一周一周的外遇(week-to-week affair)。

在邓恩的半自传体小说《拉斯维加斯》中,主人公离开她的妻子和他们领养的女儿,独自到拉斯维加斯生活,这正是邓恩在70年代初的真实写照。小说中有一个桥段,主人公和他的妻子通电话——

“你最近怎么样?”她问。

“杰基给我安排了一个约会,和一个十九岁的女孩,不出意外的话她会跟我上床。”他回答。

“这是体验生活……如果你不去见她你就会错过一个故事。”

“但我不想跟她上床。”

电话另一端是长久的沉默,“嗯,这也可以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如果这段对话曾真实地发生在狄迪恩和邓恩之间,那只能说明《名利场》杂志对她的评价所言不虚,“她的镇静、暴虐,和那种酷女孩的洒脱,就像是戈达尔电影里的蛇蝎美人”。

琼·狄迪恩

琼·狄迪恩于1934年出生于加州中央谷地(Central Valley)的一个乡绅之家,虽然家境优渥,但狄迪恩的童年却经历了一段颠沛流离,她的父亲弗兰克在二战中加入空军,后来又因为抑郁症住进旧金山的一家精神病院,挥之不去的忧郁和多疑似乎是狄迪恩的出厂设置。而她的母亲艾杜安则把她当做一个大人一样对待,纵容她对城市精英生活的全部幻想,“我从小就热爱写作并幻想成为一个作家,这幻想还包括在曼哈顿拥有一套所谓的’顶层公寓’”。

1955年,20岁的狄迪恩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的一名本科生,她参加了《Mademoiselle》杂志的一个客串编辑项目,并获得了在纽约工作一个月的机会。初来乍到的狄迪恩白天在时尚杂志工作,晚上在家写小说。“我从未见过那样有野心的人”,诺埃尔·帕曼托(Noel Parmentel),狄迪恩当时的导师和追求者说,也是通过帕曼托的介绍,狄迪恩认识了邓恩,两人于1964年结婚。

虽然他们双方都无法想象和不是作家的人结婚,但是两个作家的婚姻也并不容易,除了钱、酒精、写作的压力,两个人之间无处不在的竞争也使他们的关系充满紧张,永远无法平等的关系让两人都备受折磨。邓恩是一个不错的作家,但还是比狄迪恩差一点,他曾对他的朋友、爱尔兰小说家说,一天晚上他走在海滩上,撞见了耶稣本人,耶稣对他说,“我很喜欢你太太的作品。”

琼·狄迪恩与丈夫约翰·格雷戈里·邓恩

正如狄迪恩对纽约时报的记者所说,“我和约翰以一种极好又极糟的方式相互依赖”。这段两个作家之间的婚姻持续了将近40年,直到2003年12月30日,邓恩在他们位于纽约上东区的公寓中突发冠心病去世。邓恩去世的时候,他们唯一的女儿金塔纳正在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的重症监护室中处于诱导型昏迷,五天前,也就是2003年的圣诞节,金塔纳由于肺部感染引发的败血性昏迷入院。

邓恩去世后十个月,狄迪恩开始写作她的第一本回忆录《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在这本关于死亡和哀恸的书中,狄迪恩不断重复着几句话,像一个未亡人的喃喃自语:

“人生突然改变。”

“人生在一刹那间改变。”

“你坐下来吃晚饭,你所熟知的生活就此结束。”

“自怜自哀的问题。”

正如狄迪恩自己所说,“我把毕生都献给了写作。作为一名作家,自孩提时起,在我的文字还远远没有化作纸上的铅字时,我脑中便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意义本身居于词语、句子和段落的韵律之中;我还掌握了一种写作技巧,将我所有的思考和信念隐藏在愈发无法穿透的文字虚饰背后。我的写作方式是我的存在方式,或者说已经成为了我的存在方式……在这本书中,我只有超越词语才能找到意义。”

狄迪恩近照

书的题目“奇想之年”,来自一个人类学概念,指的是一些民间信仰或原始崇拜中对某些现象的错误归因,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可能因为恰好接连发生,而被认为有因果关系。狄迪恩在书中向读者呈现了丈夫去世一年间她的种种“奇想”,她打乱了线性的叙事,带读者一起堕入她的记忆旋涡,通过逐一展开嵌套在一起的生活片段,狄迪恩一直在追问,“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信号?”

“奇想”(magical thinking)在人类学上被认为是先于逻辑(pre-logic)的,而狄迪恩也承认,在邓恩去世后,她并没有办法理性地生活。她会很厌恶拜耳公司的一则商业广告,里面说小剂量的阿司匹林能够“显著地降低”心脏病发作的风险。狄迪恩很清楚邓恩一直服用的香豆素的抗凝血功能要比阿司匹林强得多,但她仍然会受到困扰,担心自己做了蠢事,忽略了小剂量阿司匹林的神效。

在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她意识到她总是认为自己能够阻止死亡的发生。逝者的前生遍布着各种象征符号,在废弃电脑的垃圾邮件里,在电话答录机里,在书桌上摊开的词典里,她的内心始终都向着这种信息敞开。于是一种随之而来的负罪感就会大摇大摆地进入她的内心,“如果死亡真的将我们攫住,我们能责怪的只有自己”。

在关于女儿金塔纳的回忆录《蓝色夜晚》(Blue Night)中,狄迪恩透露了同样的焦虑。金塔纳在邓恩去世不到两年后因急性胰腺炎去世,那时狄迪恩正在为《奇想之年》做宣传。如果《奇想之年》是关于突然的失去,那么《蓝色夜晚》就是关于一个母亲一生的恐惧:她是否尽了做母亲的职责,是否给了她足够的关心、保护和爱?

在金塔纳五岁的那年,她在父母不在家时,给加州的Camarillo精神病院打了一个电话,咨询这样一个问题,“要是我就快疯了,我该怎么办呢?”和几乎所有的父母一样,狄迪恩和丈夫把这件事当做笑话一样分享给亲朋好友,并没有认为金塔纳需要寻求任何帮助。

金塔纳长大后被诊断为双向情绪障碍,接受不同程度的精神治疗,而酒精似乎是最好的药物,她开始酗酒,并多次出入戒养所。而最终夺取她生命的急性胰腺炎,正是多发于长期酗酒或滥用药物的年轻人身上。在《蓝色夜晚》中,狄迪恩不断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怎么可能错过了如此清楚的讯号?”

狄迪恩与女儿金塔纳

狄迪恩在邓恩去世之后,执意要求医院尸检,几个月后,当狄迪恩拿到尸检报告,才相信医生和朋友们一直对她说的:无论他做什么都无法阻止死亡的发生。“他先天就心脏不好,这最终会取走他的性命。我们已然通过许多医疗手段干预,将这个取命的时机延后了。当这个时机最终降临时,我在我们的客厅里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多留他一天。”

而狄迪恩的一个梦泄露了她内疚之外的另一重情绪。她梦见和邓恩正搭飞机前往檀香山,同行的还有很多人,大家一起在圣莫妮卡机场集合。她登上飞机,却发现找不到邓恩的身影,于是她担心他的登机牌有问题,决定下飞机去车里等他。但等到她到了车上,才意识到飞机正在一架架地起飞,最后大家都走了,跑道上只剩下她一个人。“我在梦里首先感到的是愤怒:邓恩居然丢下我不管,自顾自地登机了”。

机场的梦让狄迪恩意识到,邓恩的死让她感觉遭到了遗弃,被内疚埋没的愤怒随着梦境一起浮出水面。正是这种被独自撇下的感觉,使得未亡人只能关注自身,自怜自哀的情绪便从这一源头中汩汩涌出。“每一次它出现时,我都会被那条分割线永恒的阻绝所击倒。”有些失去伴侣的人会说他们感受得到对方的存在,甚至会得到他的指导,有些人甚至表示自己亲眼看见,弗洛伊德在《哀悼与忧郁》中称其为“以一厢情愿、幻觉丛生的精神病为媒介,抓住对象不肯松手”。狄迪恩说她从未体验过这些,相反,对于她而言,她的哀恸正在于许多“习以为常的冲动都受到挫败”,当他在思考、交流或行动的时候,都下意识地将邓恩作为对象,而如今这一对象不存在了,好像无数条曾经畅通无阻的路径,一下子都变成了死胡同,“一道终极的沉默已然将我们分隔,他给出的任何答案,都是我的自导自演”。

对于狄迪恩而言,为他人构想台词和行动就像是呼吸一般自然,但是想象邓恩的回应却像是一种亵渎,一种侵犯。“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知道对方所思所想的一切,即使我们并不一定知道。可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对于那些应该知道的事情,我们反而一无所知。”

是否我们从根本上无法互相了解,甚至对彼此一无所知?是否因为我们的不同,使我对你的痛苦、甚至死亡的预兆置若罔闻?是否即便没有生死的阻隔,我们也不曾真正亲密?

然而我们又是如此深刻地关联着,与爱人、亲人,与更广泛的人类,以至于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也几乎全部来自于他人。“结婚四十年来,我都通过约翰的双眼看自己。我没有变老。自从我二十九岁起,今年是头一年意识到,眼中的自己要比真实的自己年轻许多。”

因此狄迪恩在书的结尾处说,“当我们哀悼逝世的亲友时,我们多少也在哀悼自己。哀悼我们的曾经。哀悼时间的一去不复返。哀悼我们终有一天也将不在人世。”

《奇想之年》琼·狄迪恩 著  陶泽慧 译
新经典文化/新星出版社  
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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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狄迪恩的未亡人自白:当我哀悼他们,也是在哀悼自己和时间的一去不返

“当我们哀悼逝世的亲友时,我们多少也在哀悼自己。哀悼我们的曾经。哀悼时间的一去不复返。哀悼我们终有一天也将不在人世。”

按:女作家琼·狄迪恩和约翰·格雷戈里·邓恩是一对夫妇作家,两人的婚姻持续了40年,“以一种极好又极糟的方式相互依赖”。他们都无法想象和不是作家的人结婚,但是两个作家的婚姻也并不容易,除了钱、酒精、写作的压力,无处不在的竞争也使他们的关系充满紧张。

2003年底,邓恩突发冠心病去世,此时,他们唯一的女儿正因败血症昏迷住在重症监护室中。邓恩死后,狄迪恩开始写作第一部回忆录《奇想之年》。狄迪恩在书中向读者呈现了丈夫去世一年间她的种种“奇想”,她打乱了线性的叙事,带读者一起堕入她的记忆旋涡,通过逐一展开嵌套在一起的生活片段,狄迪恩一直在追问,“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信号?”她始终认为自己有办法阻止死亡的到来。

两年后,在狄迪恩四处为《奇想之年》一书做宣传之时,她的女儿去世。

如果《奇想之年》是关于突然的失去,那么关于女儿的回忆录《蓝色夜晚》就是关于一位母亲一生的恐惧:她是否尽了做母亲的职责?是否给了她足够的关心、保护和爱?

独留世间的未亡人狄迪恩在书中追寻生与死、亲人与自我之间的关联:是否我们从根本上无法互相了解,甚至对彼此一无所知?是否因为我们的不同,使我对你的痛苦、甚至死亡的预兆置若罔闻?是否即便没有生死的阻隔,我们也不曾真正亲密?

然而我们又是如此深刻地关联着,与爱人、亲人,与更广泛的人类,以至于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也几乎全部来自于他人。正如狄迪恩在书里写的那样:“当我们哀悼逝世的亲友时,我们多少也在哀悼自己。哀悼我们的曾经。哀悼时间的一去不复返。哀悼我们终有一天也将不在人世。”

狄迪恩一家

在她给《生活》杂志写的第一篇专栏里,琼·狄迪恩透露,她和他的丈夫,作家约翰·格雷戈里·邓恩正在檀香山的皇家夏威夷酒店里,准备申请离婚。这时他们已经结婚五年,婚姻正在经历一段严重的危机,邓恩也经常在派对上半开玩笑地对朋友说,这段婚姻就是一周一周的外遇(week-to-week affair)。

在邓恩的半自传体小说《拉斯维加斯》中,主人公离开她的妻子和他们领养的女儿,独自到拉斯维加斯生活,这正是邓恩在70年代初的真实写照。小说中有一个桥段,主人公和他的妻子通电话——

“你最近怎么样?”她问。

“杰基给我安排了一个约会,和一个十九岁的女孩,不出意外的话她会跟我上床。”他回答。

“这是体验生活……如果你不去见她你就会错过一个故事。”

“但我不想跟她上床。”

电话另一端是长久的沉默,“嗯,这也可以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如果这段对话曾真实地发生在狄迪恩和邓恩之间,那只能说明《名利场》杂志对她的评价所言不虚,“她的镇静、暴虐,和那种酷女孩的洒脱,就像是戈达尔电影里的蛇蝎美人”。

琼·狄迪恩

琼·狄迪恩于1934年出生于加州中央谷地(Central Valley)的一个乡绅之家,虽然家境优渥,但狄迪恩的童年却经历了一段颠沛流离,她的父亲弗兰克在二战中加入空军,后来又因为抑郁症住进旧金山的一家精神病院,挥之不去的忧郁和多疑似乎是狄迪恩的出厂设置。而她的母亲艾杜安则把她当做一个大人一样对待,纵容她对城市精英生活的全部幻想,“我从小就热爱写作并幻想成为一个作家,这幻想还包括在曼哈顿拥有一套所谓的’顶层公寓’”。

1955年,20岁的狄迪恩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的一名本科生,她参加了《Mademoiselle》杂志的一个客串编辑项目,并获得了在纽约工作一个月的机会。初来乍到的狄迪恩白天在时尚杂志工作,晚上在家写小说。“我从未见过那样有野心的人”,诺埃尔·帕曼托(Noel Parmentel),狄迪恩当时的导师和追求者说,也是通过帕曼托的介绍,狄迪恩认识了邓恩,两人于1964年结婚。

虽然他们双方都无法想象和不是作家的人结婚,但是两个作家的婚姻也并不容易,除了钱、酒精、写作的压力,两个人之间无处不在的竞争也使他们的关系充满紧张,永远无法平等的关系让两人都备受折磨。邓恩是一个不错的作家,但还是比狄迪恩差一点,他曾对他的朋友、爱尔兰小说家说,一天晚上他走在海滩上,撞见了耶稣本人,耶稣对他说,“我很喜欢你太太的作品。”

琼·狄迪恩与丈夫约翰·格雷戈里·邓恩

正如狄迪恩对纽约时报的记者所说,“我和约翰以一种极好又极糟的方式相互依赖”。这段两个作家之间的婚姻持续了将近40年,直到2003年12月30日,邓恩在他们位于纽约上东区的公寓中突发冠心病去世。邓恩去世的时候,他们唯一的女儿金塔纳正在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的重症监护室中处于诱导型昏迷,五天前,也就是2003年的圣诞节,金塔纳由于肺部感染引发的败血性昏迷入院。

邓恩去世后十个月,狄迪恩开始写作她的第一本回忆录《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在这本关于死亡和哀恸的书中,狄迪恩不断重复着几句话,像一个未亡人的喃喃自语:

“人生突然改变。”

“人生在一刹那间改变。”

“你坐下来吃晚饭,你所熟知的生活就此结束。”

“自怜自哀的问题。”

正如狄迪恩自己所说,“我把毕生都献给了写作。作为一名作家,自孩提时起,在我的文字还远远没有化作纸上的铅字时,我脑中便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意义本身居于词语、句子和段落的韵律之中;我还掌握了一种写作技巧,将我所有的思考和信念隐藏在愈发无法穿透的文字虚饰背后。我的写作方式是我的存在方式,或者说已经成为了我的存在方式……在这本书中,我只有超越词语才能找到意义。”

狄迪恩近照

书的题目“奇想之年”,来自一个人类学概念,指的是一些民间信仰或原始崇拜中对某些现象的错误归因,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可能因为恰好接连发生,而被认为有因果关系。狄迪恩在书中向读者呈现了丈夫去世一年间她的种种“奇想”,她打乱了线性的叙事,带读者一起堕入她的记忆旋涡,通过逐一展开嵌套在一起的生活片段,狄迪恩一直在追问,“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信号?”

“奇想”(magical thinking)在人类学上被认为是先于逻辑(pre-logic)的,而狄迪恩也承认,在邓恩去世后,她并没有办法理性地生活。她会很厌恶拜耳公司的一则商业广告,里面说小剂量的阿司匹林能够“显著地降低”心脏病发作的风险。狄迪恩很清楚邓恩一直服用的香豆素的抗凝血功能要比阿司匹林强得多,但她仍然会受到困扰,担心自己做了蠢事,忽略了小剂量阿司匹林的神效。

在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她意识到她总是认为自己能够阻止死亡的发生。逝者的前生遍布着各种象征符号,在废弃电脑的垃圾邮件里,在电话答录机里,在书桌上摊开的词典里,她的内心始终都向着这种信息敞开。于是一种随之而来的负罪感就会大摇大摆地进入她的内心,“如果死亡真的将我们攫住,我们能责怪的只有自己”。

在关于女儿金塔纳的回忆录《蓝色夜晚》(Blue Night)中,狄迪恩透露了同样的焦虑。金塔纳在邓恩去世不到两年后因急性胰腺炎去世,那时狄迪恩正在为《奇想之年》做宣传。如果《奇想之年》是关于突然的失去,那么《蓝色夜晚》就是关于一个母亲一生的恐惧:她是否尽了做母亲的职责,是否给了她足够的关心、保护和爱?

在金塔纳五岁的那年,她在父母不在家时,给加州的Camarillo精神病院打了一个电话,咨询这样一个问题,“要是我就快疯了,我该怎么办呢?”和几乎所有的父母一样,狄迪恩和丈夫把这件事当做笑话一样分享给亲朋好友,并没有认为金塔纳需要寻求任何帮助。

金塔纳长大后被诊断为双向情绪障碍,接受不同程度的精神治疗,而酒精似乎是最好的药物,她开始酗酒,并多次出入戒养所。而最终夺取她生命的急性胰腺炎,正是多发于长期酗酒或滥用药物的年轻人身上。在《蓝色夜晚》中,狄迪恩不断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怎么可能错过了如此清楚的讯号?”

狄迪恩与女儿金塔纳

狄迪恩在邓恩去世之后,执意要求医院尸检,几个月后,当狄迪恩拿到尸检报告,才相信医生和朋友们一直对她说的:无论他做什么都无法阻止死亡的发生。“他先天就心脏不好,这最终会取走他的性命。我们已然通过许多医疗手段干预,将这个取命的时机延后了。当这个时机最终降临时,我在我们的客厅里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多留他一天。”

而狄迪恩的一个梦泄露了她内疚之外的另一重情绪。她梦见和邓恩正搭飞机前往檀香山,同行的还有很多人,大家一起在圣莫妮卡机场集合。她登上飞机,却发现找不到邓恩的身影,于是她担心他的登机牌有问题,决定下飞机去车里等他。但等到她到了车上,才意识到飞机正在一架架地起飞,最后大家都走了,跑道上只剩下她一个人。“我在梦里首先感到的是愤怒:邓恩居然丢下我不管,自顾自地登机了”。

机场的梦让狄迪恩意识到,邓恩的死让她感觉遭到了遗弃,被内疚埋没的愤怒随着梦境一起浮出水面。正是这种被独自撇下的感觉,使得未亡人只能关注自身,自怜自哀的情绪便从这一源头中汩汩涌出。“每一次它出现时,我都会被那条分割线永恒的阻绝所击倒。”有些失去伴侣的人会说他们感受得到对方的存在,甚至会得到他的指导,有些人甚至表示自己亲眼看见,弗洛伊德在《哀悼与忧郁》中称其为“以一厢情愿、幻觉丛生的精神病为媒介,抓住对象不肯松手”。狄迪恩说她从未体验过这些,相反,对于她而言,她的哀恸正在于许多“习以为常的冲动都受到挫败”,当他在思考、交流或行动的时候,都下意识地将邓恩作为对象,而如今这一对象不存在了,好像无数条曾经畅通无阻的路径,一下子都变成了死胡同,“一道终极的沉默已然将我们分隔,他给出的任何答案,都是我的自导自演”。

对于狄迪恩而言,为他人构想台词和行动就像是呼吸一般自然,但是想象邓恩的回应却像是一种亵渎,一种侵犯。“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知道对方所思所想的一切,即使我们并不一定知道。可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对于那些应该知道的事情,我们反而一无所知。”

是否我们从根本上无法互相了解,甚至对彼此一无所知?是否因为我们的不同,使我对你的痛苦、甚至死亡的预兆置若罔闻?是否即便没有生死的阻隔,我们也不曾真正亲密?

然而我们又是如此深刻地关联着,与爱人、亲人,与更广泛的人类,以至于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也几乎全部来自于他人。“结婚四十年来,我都通过约翰的双眼看自己。我没有变老。自从我二十九岁起,今年是头一年意识到,眼中的自己要比真实的自己年轻许多。”

因此狄迪恩在书的结尾处说,“当我们哀悼逝世的亲友时,我们多少也在哀悼自己。哀悼我们的曾经。哀悼时间的一去不复返。哀悼我们终有一天也将不在人世。”

《奇想之年》琼·狄迪恩 著  陶泽慧 译
新经典文化/新星出版社  
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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