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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译者访谈】刘文飞:俄罗斯民族的文学创造精神还没有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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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译者访谈】刘文飞:俄罗斯民族的文学创造精神还没有枯竭

“俄国文学在中国一直在以教科书、武器的方式影响我们,如今它回归到了文学本体,回到了审美。就凭这一点,我是感到欣慰的。”

“译者”似乎一直是一个相对低调的职业,他们所做的努力之一或许是尽量使自己趋近于透明,把一个更真实的原作者呈现出来。但我们这次想要把他们从原作者的背后带到台前,他们是一部作品的合作创造者,有辛劳,有才华,有热情,也有故事。

人们所熟知的译者大都是老一辈的翻译家:傅雷、杨绛、草婴、朱生豪、钱春绮、柳鸣九……他们最早把一批世界经典作品带入了中国。相比起来,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可能也越加忽视了译者的地位。每每听到和译者有关的消息,大多与负面内容有关。这也将一些问题摆在了眼前:何为优秀的翻译?翻译自由度的底线何在?翻译又如何应对网络和流行文化?

我们选择了一些当代的优秀译者,他们大都正值壮年,耕耘在不同语言的土壤中,已经饶有成就,并且依然处于旺盛的产出期。文学、历史、哲学、法学等等方面均有涉及。每一篇包括译者的翻译故事、探讨翻译相关问题的同题问答,以及译者本人推荐的自己的代表译作。

我们称之为“新译者访谈”系列,这里的“新”对应的是读者们更为熟悉的老一代译者。这应该是第一次,让这些译者们以群像的方式将自己的故事讲述出来。

今天,我们推送的是“新译者系列”访谈的第十篇,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俄语译者刘文飞的故事。

………………………………………………

一年多前,在克里姆林宫的乔治厅,俄罗斯总统普京亲手将一枚“俄罗斯人民友谊勋章”佩戴在翻译家刘文飞胸前。这枚友谊勋章用纯银制成,表面镀金,呈五星形,中央有地球图案,四周环绕着红宝石的月桂枝,背面写有“和平与友谊”字眼。

在获奖致辞中刘文飞说:“我未必是最合适的获奖者,因为中国有成千上万名从事俄罗斯研究的学者;但同时我也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因为把友谊勋章颁发给从事文学、文化研究的人是再合适不过的,文学比政治、商业更能体现友谊。”站在他旁边的普京点了点头。当普京与刘文飞握手时,在他的耳边用中文轻轻说了一声“谢谢”。

刘文飞在大学学习俄语期间便开始了翻译尝试。以诗歌翻译起步,翻译过普希金、布罗茨基等诸多名家的诗,但他却认为诗歌是不可译的,甚至一度完全停止诗歌翻译,直到后来遇到被布罗茨基称为“20世纪最优秀 的抒情诗人”库什涅尔的诗,才又重新开始译诗。除了俄语外,刘文飞还精通英语,布罗茨基的《悲伤与理智》便是由他从英语译过来的。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俄罗斯文学曾是深沉、厚重、高山仰止般的存在,然而自苏联解体以来,其影响日益式微,对它的译介也明显减少。对此刘文飞却并不悲观。

在那样一个偏远的学校,获得了翻译的自信

刘文飞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届高考考生,那一代的学生在样板戏和革命小说的包围下长大,整个中学时期在停课闹革命中几乎荒废了学业。刘文飞的外公当年作为工宣队的队长被派驻到安徽省图书馆工作,有时刘文飞跟着外公去玩,也能找到几本外国文学作品,包括高尔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国作家的小说,不过那些记忆十分微渺,并没有给刘文飞带来什么决定性的影响。

1977年报考大学时,刘文飞的理想是做一名国际记者,他的志愿全都填的是新闻专业,既无关文学,也无关俄语。但刘文飞并没有如愿进入新闻系,而是偶然地与俄语相遇了。因为刘文飞在那次考试中加试了外语,而整个安徽省过了分数线,且又加试了外语的人寥寥无几,还达不到外语专业的录取人数,于是所有加试了外语的学生都被分到了外语系。刘文飞是那些学生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在学校看来,年龄小的人学一门新的语言会比较容易,就这样一个俄文字母都不认识的刘文飞被分到了俄语专业。

经历了文革的文化荒漠,高考恢复初期的大学生生活在一个对文学充满饥渴的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创作诗歌和小说,刘文飞也同样成了一位“文学青年”。俄语是一门“文学语言”,俄语课本上的课文大多都是俄国文学的名家名作,爱好与专业相遇,初通俄语的刘文飞不由自主地开始了翻译。大二开始的各类俄语课上,刘文飞大都在开小差,老师在上面讲课,他只顾在下面埋头“翻译”课本。课程结束后,刘文飞的课本上每一行俄语下面都有了对应的汉语。

大三的时候,学校开了翻译课,翻译课的老师张本桂是俄语翻译家,而学校里的另一位著名俄语翻译家力冈也开了文学选读课。刘文飞的每一次翻译作业几乎都会被老师当作“范译”,朗诵给其他同学听,有时候甚至会指出某一句话,比之前的某位大翻译家翻得还要好。在鼓励下,刘文飞开始尝试着自己翻译一些东西,与图书馆借来的名著译文做对照,当然大部分时间都在向经典译文学习,但偶尔也能发现著名翻译家的某一处错误,甚至有时觉得某一句话,自己真的译得更好。

“以前在心目中那些出过书的翻译家都是神一般的存在,而现在我的老师让我们觉得当一个翻译家其实并不遥远。他们在那个偏远的地方给了我们翻译的自信。”这是刘文飞心中大学的恩师给予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力冈,著名苏俄文学翻译家,刘文飞的大学俄文老师

大学毕业时,刘文飞以翻译并赏析艾特玛托夫的短篇小说《白雨》为题完成了论文,那是1981年,他把这个时间视为自己翻译之路的起点。在那份旧译稿上,还留着张本桂仔细批改的红色笔迹。毕业第二年,刘文飞听说张本桂被查出身患绝症,他前往医院探视,临别时老师嘱托道:“把翻译搞下去。”

本科毕业后,刘文飞考取了中国社科院俄苏文学专业研究生,导师并不支持学生搞翻译,怕他们分心,但刘文飞还是偷偷译了一些东西,诸如屠格涅夫的抒情诗。1985年,一个苏联作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著名的俄语诗人叶夫图申科就在其中,刘文飞陪同叶夫图申科逛了逛北京。这次行程中,叶夫图申科写了一首叫做《中国翻译家》的长篇抒情诗,刘文飞把这首诗译成中文,发表在《世界文学》1986年第一期上,这是刘文飞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译作。

就这样,刘文飞的翻译之路逐渐打开,有了许许多多个“第一次”:1991年,《世界青年抒情诗选》出版,这是刘文飞的第一个编译本;1992年,刘文飞与王景生、季耶合译了托洛茨基文学评论集《文学与革命》,这是他的第一本合作译著;1995年,刘文飞所译高尔基的《马尔娃》出版,这是他独自翻译的第一个译作单行本;1999年,十卷本的《普希金全集》是他主编的第一套大型翻译文集……

《世界青年抒情诗选》出版之后,刘文飞拿到了人生第一笔出书的稿费,一共800元。他拿着那笔钱,请从老家来北京探望自己的父母,还有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到北京一家很好的餐厅吃了一顿饭。对于那个时候的他来说,800块钱可是一笔巨款,那时没有人平白无故下饭馆,但一本书的出版,值得隆重地举杯庆祝一番。

诗歌翻译家必须是个诗人

研究生毕业后,刘文飞留在了社科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成为一名专业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学术研究之外,他也做着翻译。刘文飞从俄语诗歌翻译和研究起步,随后开始翻译小说和学术著作。作为一个译者,刘文飞这样定位自己的角色——“介乎职业译者和外国文学研究者之间,介乎诗歌译者和散文译者之间,介乎英文译者和俄文译者之间 ”。

早期刘文飞以俄国诗歌的研究和翻译为主,他写下了《二十世纪俄语诗史》、《诗歌漂流瓶:布罗茨基与俄语诗歌传统》等诗歌研究著作,他喜欢的诗歌偏向于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的冷静和意象,但也喜欢普希金的简单明朗,翻译过普希金的全部800多首诗歌。实际上他无法说出自己更喜欢哪一位诗人,每一位俄语诗人他都太熟悉了,清楚他们每一个人的价值所在,这一点他更像一个学者。

其实刘文飞觉得诗歌是不可译的,甚至有一段时间他完全停止翻译诗歌。“诗歌的要素是它的音韵和节奏,这些东西转换到另一种语言就必须由译者再造。弗罗斯特说过一句话,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诗乃翻译中失掉的东西),这句话令全世界的诗歌译者都很沮丧”。刘文飞举例说,简单的一首《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是诗的韵律本身让人觉得美,而不仅仅是思想让人觉得美,“在俄语、英语中再现原作的音乐美,就必须重新创造,而无论这个创造是否完美,都未必是原作作者的原来意愿了”。

但刘文飞翻译的布罗茨基散文,恰恰就具有诗的特性。刘文飞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布罗茨基与俄语诗歌传统的关系,到耶鲁大学访学时也是为了研究布罗茨基在耶鲁大学的档案。布罗茨基1972年从苏联流亡西方,1977年加入美国国籍,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刘文飞认为布罗茨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仰仗于他对19、20世纪之交白银时代俄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从曼德施塔姆那里继承了面对诗歌的神圣感,从阿赫玛托娃那里继承了面对诗歌的高贵感,从茨维塔耶娃那里学到的也许是自由奔放的诗人个性”。

研究布罗茨基与这些俄国诗歌史上璀璨星辰之间的关系,就要看一看布罗茨基自己是怎样谈论这些诗人的,刘文飞找来了布罗茨基谈论这些诗人的散文,并把其中几篇译成了中文。这些散文于1999年集结成散文集《文明的孩子》出版,在大学生之间广为流行。后来因为版权问题,布罗茨基这个名字在国内沉寂了很长时间,2014年黄灿然翻译的布罗茨基散文集《小于一》一出版就又掀起了一阵“布罗茨基热”,而2015年,刘文飞再次执笔翻译了布罗茨基散文集《悲伤与理智》。

布罗茨基

有人称布罗茨基的散文为“智性散文”,不同于人们以往熟悉的“美文”形式上的优美,布罗茨基的散文带来的是内容上对智性的挑战;也有人说布罗茨基的散文是“大散文”,它的结构和气势有点像中国古代的“赋”。而刘文飞将布罗茨基的散文称为“诗散文”:“以诗为主题,用诗的手法写成,洋溢着浓烈的诗兴和诗意,结构完全是散文的,但内核是诗的。”

如何在散文中翻译出诗性,是刘文飞翻译布罗茨基的首要考量。布罗茨基的散文用英文写成,他的英文句式复杂,喜欢使用句子的排比和复沓,并且存在着无处不在的隐喻。刘文飞并没有试图将布罗茨基的文字更通俗易懂地传达出来,他认为“翻译不是阐释”,“布罗茨基的话特别绕,特别复杂,把它翻译出来也一定还是要绕,要复杂,如果把它翻得很通俗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背叛。”他尽最大可能地将布罗茨基散文中的诗歌技巧在汉语中得到再现,并且再现布罗茨基的语言风格,睿智而带点调侃,带点幽默,甚至刻薄。

《悲伤与理智》出版后瞬间登上了热销榜,刘文飞本以为这本书小众而玄奥,没想到获得了如此多的关注。在刘文飞看来,这或许是因为布罗茨基的散文更新了读者对于散文的观念,而在他的散文里,他对诗歌的忠诚,对世界文化的忠诚,对诗歌大师的缅怀,也是打动许多中国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原因。

译者像是驿站间奔波的马儿,既忍辱负重也有甘甜和欢欣

2010年,俄罗斯首次举办“莫斯科国际文学翻译家大会”,之后每两年举办一届,邀请来自全世界各国的数百名俄语文学翻译者参加。每次大会颁发“阅读俄罗斯”国际翻译大奖。刘文飞在2012年因翻译《抒情诗的呼吸》一书获得入围奖,两年后又因翻译《普希金诗选》获得了其中的“诗歌奖”奖项。

参加这样的会议对于一位译者来说是很珍贵的机会,而对刘文飞来说,它的可贵之处不是一笔不菲的奖金和荣誉,而是可以让他和其他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同行,坐在一起讨论。“一说起他译过某个作家,我也译过,两个人一下就惺惺相惜了,就觉得世界上我们两个才是真正的知音。”两个来自不同国家、操着不同母语的人,因为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作家相遇了,他们用俄语交流翻译某一本书、某一句话的难处,再彼此相约翻译同一本书。一位俄国女作家邀请她各个语种的十多位译者围坐在一起开一个圆桌会议,这些场面都是十分温馨的。”

就是在莫斯科国际文学翻译家大会上,刘文飞第一次听到了“译者是文明的驿马”这个比喻,这是普希金1830年在笔记中写下的一句话,也是第一届大会的主题。当刘文飞把这句话翻译成汉语时,他顿时感到十分惊喜:“只有又懂中文又懂俄文的人才会知道这种巧合是多么奇妙,这样的东西真是可遇不可求的。” 在汉语中,译者的“译”和驿马的“驿”不仅同音,而且在词源、词形和词义上也很相近。“用在驿站间往复奔波的马儿来形容译者,这里面能品味出某种艰苦和辛酸,甚至是束缚和无奈”,刘文飞在一篇文章中感叹译者这匹“马”的艰辛,“既要有出众的能力还要有忍辱负重的秉性,日复一日的奔波只能换得微薄的粮草,还得时刻提防路途中遍布的坑洼与沼泽”。

刘文飞接着写道:“驿马自有驿马的生活和使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甘甜和欣悦,它毕竟是在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学之间游走,行程本身已然精彩纷呈,更何况还有它们经年累月搬运、堆积起来的一座座金山呢。”

2015年,刘文飞获得了普京亲自颁发的“俄罗斯友谊勋章”。这个奖可以说是俄罗斯能给一个外国人的最高礼遇。11月4日,俄罗斯民族团结日,也就是相当于俄罗斯国庆节的那一天,授勋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厅举行。当天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盛大的晚宴,刘文飞按照号码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他身边的两个座位上却没有标签,这时他便意识到这里可能会坐下的会是什么人。果然,普京和俄罗斯主教基里尔双双走了进来,落座在刘文飞旁边。一个半小时的宴会时间,普京不时地跟刘文飞聊聊台上的演出、关于翻译和中国的情况、在哪儿学的俄语、翻译文学作品的标准是什么等等,期间他还突然贴着刘文飞的耳朵说了一句:“我的女儿也在学中文。”

刘文飞接受“俄罗斯人民友谊勋章”

“俄罗斯民族的文学创造精神还没有枯竭”

对于一个拥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这些世界文学高峰的国家来说,文学可以说是俄罗斯的一张国家名片。俄国是个文学大国,俄国文化中素来存在着某种“文学中心主义”现象。无论是莫斯科国际翻译家大会,还是向俄语翻译家授予勋章,都是俄罗斯对传播自己文化的主动出击。就像俄国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巴格诺院士在翻译家大会发言中所说的:“我们的文学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她几乎是我们国家形象形成过程中唯一的正面因素。”

然而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悄然下降。在中国,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文学似乎离我们渐行渐远,无论是出版量还是阅读量都明显减少。刘文飞一直在思考其中的原因,他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娱乐和精神生活消费都很多元的社会,而在内容和风格上相对更为严肃的俄国文学,所受到的冲击或许会更大;在苏联时期,作家的地位也是文化人中最高的,社会最精华的人也会聚集到文学领域里来,而现在这种文学中心主义在解体,社会最精华的人在俄罗斯也一样进入了IT界和商界。

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每年都会从各大语种文学中评选出一本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刘文飞也参与其中。“说实话,每年评选的这些书,有一些我们自己都不是特别满意。”刘文飞承认,俄罗斯文学的创造力确实有所下降。但2016年是一个例外,一位俄罗斯女作家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祖列伊哈睁开了眼睛》让评委眼前一亮,刘文飞认为这本书像是俄国的《尘埃落定》,通过一个很小的家族写一个民族的历史,像一首悲壮而辽阔的抒情史诗。“俄罗斯民族的文学创造精神还没有枯竭,这是一个证明,也就是说他们还是能写出好小说的。“

国内的俄国文学翻译者和研究者其实一直在不懈地跟踪俄国文学的新进展,近五六年内,刘文飞就翻译、主编了十余部俄国文学作品,其中的一些如《“百事”一代》、《普里什文文集》、《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也获得了不俗的反响。刘文飞反而会感到欣慰,俄国文学自身在走向多元化和非意识形态化,而在中国的处境也并非艰难化了,而是回归到了文学本体。

俄国文学最早在中国被接受是在五四前后,被鲁迅喻为“偷运”给起义奴隶的“军火”。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配合抗战,中国又翻译了很多苏联的作品。1949年后的中苏“蜜月时期”,苏联文学被视为“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主题都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甚至到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大批地介绍俄罗斯文学作品也是为了配合改革开放的浪潮。只有到苏联解体后的最近这十年,刘文飞才感觉到,我们翻译俄语文学作品,已不再是服务于某一个政治目的。

“说的老套一点,俄国文学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的使命感、它的人道主义关怀,另外我觉得俄国文学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提供出了一部艺术的俄罗斯民族思想发展史。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俄国文学给了读者太多的非文学的东西,因此,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也想更去地区发掘俄国文学中现代性的审美意识。”刘文飞说,“相比德、法、英美文学,俄国文学在中国一直不是作为文学作品在产生影响,而是一直在以教科书、思想武器的方式影响我们。如今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这一点,俄国文学回到了文学,文学的接受回到了审美的接受,就凭这一点,我作为一个俄国文学的翻译者和研究者是感到欣慰的,我一点都不沮丧。”

同题问答:

1.你最喜欢的翻译家是谁?

刘文飞:那我还是提我的老师吧,力冈。所有俄语翻译界的前辈我都很尊重,但你的问题是喜欢,我和他更亲近一些,他对我来说就像家里人一样。他当时带我们的文学选读课,他的文学选读课当时甚至是被学校其他老师看不上的,因为他不备课,就拿一本他正在翻译的书,一句一句地跟我们说他是怎么处理的,他的文学选读课就变成了文学翻译实践课。

有一点他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他有一些作品也是重译的,也有其他大翻译家已经翻译过来了,他就一句句地说,那些大翻译家的译文这里不如我,那里也不如我,我们往往也能认同,情况确实是他说的那样。当时他的名气没有现在这么大,可是他却敢于有话直说,展示出了一位翻译家的自信,这在当时就让我们感觉到,你工作的地方、你的名声都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你的能力、你的勤奋和你的自信。

2.你觉得翻译是更侧重直译还是意译?

刘文飞:这是个伪命题,没有纯粹的直译也没有纯粹的意译,如果说实话,我觉得直译和意译都是糟糕的译法,更常见、更合理的应该是两者的结合。

3.你现在最想翻译的作品是什么?

刘文飞:下一部最想翻译的作品还没有找到,我想有可能会是一部思想性的著作。

4.当一部译作出来时你是否会担心有人出来挑错?

刘文飞:老实说我好像从来不担心,因为首先我对我的翻译大体的质量心里面还是有数的,不是说我不会有错,任何一个译者都不可能不出错,但我知道我翻译任何一本书都是凭良心在做事。把别人的译文捡过来,或者这个字不懂、这句话不懂,不查字典就瞎蒙——这样的事我没做过,所以我不太怕。而且,我想挑错的人通常都是个爱较劲的人,认真负责的人,他挑出我的错来,肯定是帮了我,那我肯定是欢迎的。

5.你认为翻译是否应该拿版税而非千字多少元的稿费?

刘文飞:这个没有意义,你如果认定这本书一定会有巨大的销量,比如《哈利·波特》,那应该拿版税,其他的书则没有意义,万册以下的销量,两种付酬方式其实相差不大,而如今的文学译作,发行量超过万册的好像也不太多。

6.你觉得翻译的稿酬应该是多少才合理?

刘文飞: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和前面的问题一样,没有太多的讨论余地,稿酬标准是写在合同上的,合同上的约定是愿打愿挨的事情,我不会因为这是千字60、80还是120块钱就决定我的翻译取舍。文学翻译这个领域虽然是不赚钱的,准入的门槛还很高,能把一部文学作品翻译好,这不是每个懂外语的人都具有的能力。现在据我所知最高的稿费恐怕也就一本书能给到十万块钱,最低的恐怕也有一两万块钱,我们以三十万字来算的话,那么它们中间的差距并不太大,不像你是做生意还是做最普通的工作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你靠文学翻译是发不了大财的,在这个前提下,稿费多少也就无所谓了。

我想愿意搞文学翻译的人都是比较低调的,本来就喜欢坐冷板凳,不喜欢出头露面,翻译中间的乐趣也是不搞翻译的人无法获得的。其实,现在关于中国翻译家生活现状的抱怨是很多的。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我们研究所的老所长叶水夫教授在1950年代因为翻译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而得到9000元稿费,用这笔钱,他在北京市中心购买了一座四合院。如今我们翻译一本书的稿费大约仍为一两万元人民币,可这只相当于一位中国普通教授月收入的一半。我在俄国接受采访时说出这个例子,俄国人就擅自给我的访谈上加了个标题,叫《如今无人愿当翻译家》。这是误解。以前好多人专门靠翻译维生,是可以过得很好的,但我们现在的翻译家一般都是大学老师,其实谁也不靠翻译稿费来过日子,所以这种抱怨本身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7.你对当今电子词典和网络资料运用有何看法?

刘文飞:电子词典我用得不算太多,但网络资源我是用的,网络上你可以查到那些字词之后的东西,比如我们翻译俄罗斯当代的文学作品,它有很多新词,我们如果不生活在俄罗斯,不生活在他这个小说所描写的人群中间的话,可能不懂,但现在网络方便了,网络上一查,它有几个语境出来,你就有可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这是我们比老一辈翻译家更有利的地方。甚至是在重译经典作品的时候,我们都能感觉到网络是有用的,就像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以前某一个词大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现在网络上一查,你知道这是以前哪个思想家说的,这个在以前只能凭译者的学识修养和记忆,现在却能吃现成饭,很有帮助。

8.你认为翻译是否在分为流行文化、纯文化还有官方用语等不同的体系?

刘文飞:那当然有,一首外文诗翻译成中文要用诗的语言,一份外文合同翻译成中文也一定要用合同的语言,通俗文化翻译成中文也应该还是通俗文化,把通俗文化翻译成雅文化,把雅文化翻译成通俗文化,就有问题了。

9.你怎么解决外来词汇中文化的问题,是否会自己创造新词?

刘文飞:新词我觉得当然不可能太多,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新词的创造权有可能在译者手上,但创造出来的新词的生命力不是译者能左右的,一定是读者和受众集体无意识合力形成的结果,当然它首先应该符合现代汉语的习惯。但我们搞翻译的人有时候喜欢稍稍创造一点东西,喜欢把源语言中很妙的一些东西移植一点到汉语里面来,但我们做这个的时候并没有一种抱负,要来添加汉语的新的表达方式。

比如说以前的一个表达方式,very English,在中国如果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我们或许会翻译成,“非常具有英国风格”,但现在中文就可以说“很英国”。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国一本书,书名叫《阅读普希金》,当时有人还不太理解,认为在汉语中动词是不能用来做标题的,但是如今,“阅读比赛”、“理解城市”之类的说法已经在汉语中大行其道的。单个的译者在翻译过程可能不会有添加汉语、改造汉语的直接抱负,但客观上看,无数汉语译者这一个多世纪的集体劳动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汉语,包括汉语的词汇和语法,甚至汉语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

译作展示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刘文飞:《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是作为“诗人遗孀”的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为恢复亡夫文学名誉、重塑曼德施塔姆诗人身份而作出的文学努力,是她关于丈夫曼德施塔姆、关于20世纪20-30年代俄国诗歌、俄国文学乃至俄国社会和历史的记忆,也是这位被誉为“文化的遗孀”的俄国女作家自己命运和思考的艺术呈现。

《普希金诗选》

普希金 著

中国宇航出版社 2014年8月

刘文飞:普希金是我的第一个翻译对象,在我所有的翻译作品中,普希金的作品是再版次数最多的。在我刚开始翻译俄国文学时,我觉得普希金比较容易译,比如就比帕斯捷尔纳克和布罗茨基的诗更容易译,可是如今,随着自己翻译经验的不断积累,随着对普希金的不断“重译”,我越来越觉得,普希金的“朴实和明晰”其实是最困难的翻译对象。普希金与中国的伟大诗人李白一样,在任何一种语言的译作中往往都会显得过于“简单”,过于“通俗易懂”,而最“简单”、最“通俗”的诗在原作中往往是最伟大的诗。

《悲伤与理智》

布罗茨基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年4月

刘文飞:这是俄裔美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的英文散文集,内容多为他关于诗和诗人的解读和思考。布罗茨基被视为20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俄语诗人,但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界,布罗茨基传播最广、更受推崇的却是他的英语散文,他甚至被称作“伟大的英语散文家”。布罗茨基的散文或为回忆录和旅行记,或为演说和讲稿,也有书信和悼文,它们形式多样,长短不一,但诉诸的却是同一主题,即“诗和诗人”。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散文不仅是关于诗的散文,更是用诗的方式写成的散文,是作者的诗歌之“继续”。

刘文飞,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俄语诗史》《诗歌漂流瓶》《阅读普希金》《布罗茨基传》《普里什文面面观》《文学的灯塔》《俄国文学的有机构成》等十余部,主要译著有《普希金诗选》《三诗人书简》《萨宁》《抒情诗的呼吸》《俄国文学史》《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文自选集》《悲伤与理智》等二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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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文学在中国一直在以教科书、武器的方式影响我们,如今它回归到了文学本体,回到了审美。就凭这一点,我是感到欣慰的。”

“译者”似乎一直是一个相对低调的职业,他们所做的努力之一或许是尽量使自己趋近于透明,把一个更真实的原作者呈现出来。但我们这次想要把他们从原作者的背后带到台前,他们是一部作品的合作创造者,有辛劳,有才华,有热情,也有故事。

人们所熟知的译者大都是老一辈的翻译家:傅雷、杨绛、草婴、朱生豪、钱春绮、柳鸣九……他们最早把一批世界经典作品带入了中国。相比起来,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可能也越加忽视了译者的地位。每每听到和译者有关的消息,大多与负面内容有关。这也将一些问题摆在了眼前:何为优秀的翻译?翻译自由度的底线何在?翻译又如何应对网络和流行文化?

我们选择了一些当代的优秀译者,他们大都正值壮年,耕耘在不同语言的土壤中,已经饶有成就,并且依然处于旺盛的产出期。文学、历史、哲学、法学等等方面均有涉及。每一篇包括译者的翻译故事、探讨翻译相关问题的同题问答,以及译者本人推荐的自己的代表译作。

我们称之为“新译者访谈”系列,这里的“新”对应的是读者们更为熟悉的老一代译者。这应该是第一次,让这些译者们以群像的方式将自己的故事讲述出来。

今天,我们推送的是“新译者系列”访谈的第十篇,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俄语译者刘文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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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前,在克里姆林宫的乔治厅,俄罗斯总统普京亲手将一枚“俄罗斯人民友谊勋章”佩戴在翻译家刘文飞胸前。这枚友谊勋章用纯银制成,表面镀金,呈五星形,中央有地球图案,四周环绕着红宝石的月桂枝,背面写有“和平与友谊”字眼。

在获奖致辞中刘文飞说:“我未必是最合适的获奖者,因为中国有成千上万名从事俄罗斯研究的学者;但同时我也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因为把友谊勋章颁发给从事文学、文化研究的人是再合适不过的,文学比政治、商业更能体现友谊。”站在他旁边的普京点了点头。当普京与刘文飞握手时,在他的耳边用中文轻轻说了一声“谢谢”。

刘文飞在大学学习俄语期间便开始了翻译尝试。以诗歌翻译起步,翻译过普希金、布罗茨基等诸多名家的诗,但他却认为诗歌是不可译的,甚至一度完全停止诗歌翻译,直到后来遇到被布罗茨基称为“20世纪最优秀 的抒情诗人”库什涅尔的诗,才又重新开始译诗。除了俄语外,刘文飞还精通英语,布罗茨基的《悲伤与理智》便是由他从英语译过来的。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俄罗斯文学曾是深沉、厚重、高山仰止般的存在,然而自苏联解体以来,其影响日益式微,对它的译介也明显减少。对此刘文飞却并不悲观。

在那样一个偏远的学校,获得了翻译的自信

刘文飞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届高考考生,那一代的学生在样板戏和革命小说的包围下长大,整个中学时期在停课闹革命中几乎荒废了学业。刘文飞的外公当年作为工宣队的队长被派驻到安徽省图书馆工作,有时刘文飞跟着外公去玩,也能找到几本外国文学作品,包括高尔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国作家的小说,不过那些记忆十分微渺,并没有给刘文飞带来什么决定性的影响。

1977年报考大学时,刘文飞的理想是做一名国际记者,他的志愿全都填的是新闻专业,既无关文学,也无关俄语。但刘文飞并没有如愿进入新闻系,而是偶然地与俄语相遇了。因为刘文飞在那次考试中加试了外语,而整个安徽省过了分数线,且又加试了外语的人寥寥无几,还达不到外语专业的录取人数,于是所有加试了外语的学生都被分到了外语系。刘文飞是那些学生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在学校看来,年龄小的人学一门新的语言会比较容易,就这样一个俄文字母都不认识的刘文飞被分到了俄语专业。

经历了文革的文化荒漠,高考恢复初期的大学生生活在一个对文学充满饥渴的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创作诗歌和小说,刘文飞也同样成了一位“文学青年”。俄语是一门“文学语言”,俄语课本上的课文大多都是俄国文学的名家名作,爱好与专业相遇,初通俄语的刘文飞不由自主地开始了翻译。大二开始的各类俄语课上,刘文飞大都在开小差,老师在上面讲课,他只顾在下面埋头“翻译”课本。课程结束后,刘文飞的课本上每一行俄语下面都有了对应的汉语。

大三的时候,学校开了翻译课,翻译课的老师张本桂是俄语翻译家,而学校里的另一位著名俄语翻译家力冈也开了文学选读课。刘文飞的每一次翻译作业几乎都会被老师当作“范译”,朗诵给其他同学听,有时候甚至会指出某一句话,比之前的某位大翻译家翻得还要好。在鼓励下,刘文飞开始尝试着自己翻译一些东西,与图书馆借来的名著译文做对照,当然大部分时间都在向经典译文学习,但偶尔也能发现著名翻译家的某一处错误,甚至有时觉得某一句话,自己真的译得更好。

“以前在心目中那些出过书的翻译家都是神一般的存在,而现在我的老师让我们觉得当一个翻译家其实并不遥远。他们在那个偏远的地方给了我们翻译的自信。”这是刘文飞心中大学的恩师给予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力冈,著名苏俄文学翻译家,刘文飞的大学俄文老师

大学毕业时,刘文飞以翻译并赏析艾特玛托夫的短篇小说《白雨》为题完成了论文,那是1981年,他把这个时间视为自己翻译之路的起点。在那份旧译稿上,还留着张本桂仔细批改的红色笔迹。毕业第二年,刘文飞听说张本桂被查出身患绝症,他前往医院探视,临别时老师嘱托道:“把翻译搞下去。”

本科毕业后,刘文飞考取了中国社科院俄苏文学专业研究生,导师并不支持学生搞翻译,怕他们分心,但刘文飞还是偷偷译了一些东西,诸如屠格涅夫的抒情诗。1985年,一个苏联作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著名的俄语诗人叶夫图申科就在其中,刘文飞陪同叶夫图申科逛了逛北京。这次行程中,叶夫图申科写了一首叫做《中国翻译家》的长篇抒情诗,刘文飞把这首诗译成中文,发表在《世界文学》1986年第一期上,这是刘文飞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译作。

就这样,刘文飞的翻译之路逐渐打开,有了许许多多个“第一次”:1991年,《世界青年抒情诗选》出版,这是刘文飞的第一个编译本;1992年,刘文飞与王景生、季耶合译了托洛茨基文学评论集《文学与革命》,这是他的第一本合作译著;1995年,刘文飞所译高尔基的《马尔娃》出版,这是他独自翻译的第一个译作单行本;1999年,十卷本的《普希金全集》是他主编的第一套大型翻译文集……

《世界青年抒情诗选》出版之后,刘文飞拿到了人生第一笔出书的稿费,一共800元。他拿着那笔钱,请从老家来北京探望自己的父母,还有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到北京一家很好的餐厅吃了一顿饭。对于那个时候的他来说,800块钱可是一笔巨款,那时没有人平白无故下饭馆,但一本书的出版,值得隆重地举杯庆祝一番。

诗歌翻译家必须是个诗人

研究生毕业后,刘文飞留在了社科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成为一名专业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学术研究之外,他也做着翻译。刘文飞从俄语诗歌翻译和研究起步,随后开始翻译小说和学术著作。作为一个译者,刘文飞这样定位自己的角色——“介乎职业译者和外国文学研究者之间,介乎诗歌译者和散文译者之间,介乎英文译者和俄文译者之间 ”。

早期刘文飞以俄国诗歌的研究和翻译为主,他写下了《二十世纪俄语诗史》、《诗歌漂流瓶:布罗茨基与俄语诗歌传统》等诗歌研究著作,他喜欢的诗歌偏向于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的冷静和意象,但也喜欢普希金的简单明朗,翻译过普希金的全部800多首诗歌。实际上他无法说出自己更喜欢哪一位诗人,每一位俄语诗人他都太熟悉了,清楚他们每一个人的价值所在,这一点他更像一个学者。

其实刘文飞觉得诗歌是不可译的,甚至有一段时间他完全停止翻译诗歌。“诗歌的要素是它的音韵和节奏,这些东西转换到另一种语言就必须由译者再造。弗罗斯特说过一句话,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诗乃翻译中失掉的东西),这句话令全世界的诗歌译者都很沮丧”。刘文飞举例说,简单的一首《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是诗的韵律本身让人觉得美,而不仅仅是思想让人觉得美,“在俄语、英语中再现原作的音乐美,就必须重新创造,而无论这个创造是否完美,都未必是原作作者的原来意愿了”。

但刘文飞翻译的布罗茨基散文,恰恰就具有诗的特性。刘文飞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布罗茨基与俄语诗歌传统的关系,到耶鲁大学访学时也是为了研究布罗茨基在耶鲁大学的档案。布罗茨基1972年从苏联流亡西方,1977年加入美国国籍,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刘文飞认为布罗茨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仰仗于他对19、20世纪之交白银时代俄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从曼德施塔姆那里继承了面对诗歌的神圣感,从阿赫玛托娃那里继承了面对诗歌的高贵感,从茨维塔耶娃那里学到的也许是自由奔放的诗人个性”。

研究布罗茨基与这些俄国诗歌史上璀璨星辰之间的关系,就要看一看布罗茨基自己是怎样谈论这些诗人的,刘文飞找来了布罗茨基谈论这些诗人的散文,并把其中几篇译成了中文。这些散文于1999年集结成散文集《文明的孩子》出版,在大学生之间广为流行。后来因为版权问题,布罗茨基这个名字在国内沉寂了很长时间,2014年黄灿然翻译的布罗茨基散文集《小于一》一出版就又掀起了一阵“布罗茨基热”,而2015年,刘文飞再次执笔翻译了布罗茨基散文集《悲伤与理智》。

布罗茨基

有人称布罗茨基的散文为“智性散文”,不同于人们以往熟悉的“美文”形式上的优美,布罗茨基的散文带来的是内容上对智性的挑战;也有人说布罗茨基的散文是“大散文”,它的结构和气势有点像中国古代的“赋”。而刘文飞将布罗茨基的散文称为“诗散文”:“以诗为主题,用诗的手法写成,洋溢着浓烈的诗兴和诗意,结构完全是散文的,但内核是诗的。”

如何在散文中翻译出诗性,是刘文飞翻译布罗茨基的首要考量。布罗茨基的散文用英文写成,他的英文句式复杂,喜欢使用句子的排比和复沓,并且存在着无处不在的隐喻。刘文飞并没有试图将布罗茨基的文字更通俗易懂地传达出来,他认为“翻译不是阐释”,“布罗茨基的话特别绕,特别复杂,把它翻译出来也一定还是要绕,要复杂,如果把它翻得很通俗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背叛。”他尽最大可能地将布罗茨基散文中的诗歌技巧在汉语中得到再现,并且再现布罗茨基的语言风格,睿智而带点调侃,带点幽默,甚至刻薄。

《悲伤与理智》出版后瞬间登上了热销榜,刘文飞本以为这本书小众而玄奥,没想到获得了如此多的关注。在刘文飞看来,这或许是因为布罗茨基的散文更新了读者对于散文的观念,而在他的散文里,他对诗歌的忠诚,对世界文化的忠诚,对诗歌大师的缅怀,也是打动许多中国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原因。

译者像是驿站间奔波的马儿,既忍辱负重也有甘甜和欢欣

2010年,俄罗斯首次举办“莫斯科国际文学翻译家大会”,之后每两年举办一届,邀请来自全世界各国的数百名俄语文学翻译者参加。每次大会颁发“阅读俄罗斯”国际翻译大奖。刘文飞在2012年因翻译《抒情诗的呼吸》一书获得入围奖,两年后又因翻译《普希金诗选》获得了其中的“诗歌奖”奖项。

参加这样的会议对于一位译者来说是很珍贵的机会,而对刘文飞来说,它的可贵之处不是一笔不菲的奖金和荣誉,而是可以让他和其他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同行,坐在一起讨论。“一说起他译过某个作家,我也译过,两个人一下就惺惺相惜了,就觉得世界上我们两个才是真正的知音。”两个来自不同国家、操着不同母语的人,因为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作家相遇了,他们用俄语交流翻译某一本书、某一句话的难处,再彼此相约翻译同一本书。一位俄国女作家邀请她各个语种的十多位译者围坐在一起开一个圆桌会议,这些场面都是十分温馨的。”

就是在莫斯科国际文学翻译家大会上,刘文飞第一次听到了“译者是文明的驿马”这个比喻,这是普希金1830年在笔记中写下的一句话,也是第一届大会的主题。当刘文飞把这句话翻译成汉语时,他顿时感到十分惊喜:“只有又懂中文又懂俄文的人才会知道这种巧合是多么奇妙,这样的东西真是可遇不可求的。” 在汉语中,译者的“译”和驿马的“驿”不仅同音,而且在词源、词形和词义上也很相近。“用在驿站间往复奔波的马儿来形容译者,这里面能品味出某种艰苦和辛酸,甚至是束缚和无奈”,刘文飞在一篇文章中感叹译者这匹“马”的艰辛,“既要有出众的能力还要有忍辱负重的秉性,日复一日的奔波只能换得微薄的粮草,还得时刻提防路途中遍布的坑洼与沼泽”。

刘文飞接着写道:“驿马自有驿马的生活和使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甘甜和欣悦,它毕竟是在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学之间游走,行程本身已然精彩纷呈,更何况还有它们经年累月搬运、堆积起来的一座座金山呢。”

2015年,刘文飞获得了普京亲自颁发的“俄罗斯友谊勋章”。这个奖可以说是俄罗斯能给一个外国人的最高礼遇。11月4日,俄罗斯民族团结日,也就是相当于俄罗斯国庆节的那一天,授勋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厅举行。当天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盛大的晚宴,刘文飞按照号码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他身边的两个座位上却没有标签,这时他便意识到这里可能会坐下的会是什么人。果然,普京和俄罗斯主教基里尔双双走了进来,落座在刘文飞旁边。一个半小时的宴会时间,普京不时地跟刘文飞聊聊台上的演出、关于翻译和中国的情况、在哪儿学的俄语、翻译文学作品的标准是什么等等,期间他还突然贴着刘文飞的耳朵说了一句:“我的女儿也在学中文。”

刘文飞接受“俄罗斯人民友谊勋章”

“俄罗斯民族的文学创造精神还没有枯竭”

对于一个拥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这些世界文学高峰的国家来说,文学可以说是俄罗斯的一张国家名片。俄国是个文学大国,俄国文化中素来存在着某种“文学中心主义”现象。无论是莫斯科国际翻译家大会,还是向俄语翻译家授予勋章,都是俄罗斯对传播自己文化的主动出击。就像俄国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巴格诺院士在翻译家大会发言中所说的:“我们的文学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她几乎是我们国家形象形成过程中唯一的正面因素。”

然而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悄然下降。在中国,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文学似乎离我们渐行渐远,无论是出版量还是阅读量都明显减少。刘文飞一直在思考其中的原因,他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娱乐和精神生活消费都很多元的社会,而在内容和风格上相对更为严肃的俄国文学,所受到的冲击或许会更大;在苏联时期,作家的地位也是文化人中最高的,社会最精华的人也会聚集到文学领域里来,而现在这种文学中心主义在解体,社会最精华的人在俄罗斯也一样进入了IT界和商界。

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每年都会从各大语种文学中评选出一本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刘文飞也参与其中。“说实话,每年评选的这些书,有一些我们自己都不是特别满意。”刘文飞承认,俄罗斯文学的创造力确实有所下降。但2016年是一个例外,一位俄罗斯女作家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祖列伊哈睁开了眼睛》让评委眼前一亮,刘文飞认为这本书像是俄国的《尘埃落定》,通过一个很小的家族写一个民族的历史,像一首悲壮而辽阔的抒情史诗。“俄罗斯民族的文学创造精神还没有枯竭,这是一个证明,也就是说他们还是能写出好小说的。“

国内的俄国文学翻译者和研究者其实一直在不懈地跟踪俄国文学的新进展,近五六年内,刘文飞就翻译、主编了十余部俄国文学作品,其中的一些如《“百事”一代》、《普里什文文集》、《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也获得了不俗的反响。刘文飞反而会感到欣慰,俄国文学自身在走向多元化和非意识形态化,而在中国的处境也并非艰难化了,而是回归到了文学本体。

俄国文学最早在中国被接受是在五四前后,被鲁迅喻为“偷运”给起义奴隶的“军火”。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配合抗战,中国又翻译了很多苏联的作品。1949年后的中苏“蜜月时期”,苏联文学被视为“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主题都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甚至到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大批地介绍俄罗斯文学作品也是为了配合改革开放的浪潮。只有到苏联解体后的最近这十年,刘文飞才感觉到,我们翻译俄语文学作品,已不再是服务于某一个政治目的。

“说的老套一点,俄国文学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的使命感、它的人道主义关怀,另外我觉得俄国文学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提供出了一部艺术的俄罗斯民族思想发展史。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俄国文学给了读者太多的非文学的东西,因此,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也想更去地区发掘俄国文学中现代性的审美意识。”刘文飞说,“相比德、法、英美文学,俄国文学在中国一直不是作为文学作品在产生影响,而是一直在以教科书、思想武器的方式影响我们。如今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这一点,俄国文学回到了文学,文学的接受回到了审美的接受,就凭这一点,我作为一个俄国文学的翻译者和研究者是感到欣慰的,我一点都不沮丧。”

同题问答:

1.你最喜欢的翻译家是谁?

刘文飞:那我还是提我的老师吧,力冈。所有俄语翻译界的前辈我都很尊重,但你的问题是喜欢,我和他更亲近一些,他对我来说就像家里人一样。他当时带我们的文学选读课,他的文学选读课当时甚至是被学校其他老师看不上的,因为他不备课,就拿一本他正在翻译的书,一句一句地跟我们说他是怎么处理的,他的文学选读课就变成了文学翻译实践课。

有一点他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他有一些作品也是重译的,也有其他大翻译家已经翻译过来了,他就一句句地说,那些大翻译家的译文这里不如我,那里也不如我,我们往往也能认同,情况确实是他说的那样。当时他的名气没有现在这么大,可是他却敢于有话直说,展示出了一位翻译家的自信,这在当时就让我们感觉到,你工作的地方、你的名声都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你的能力、你的勤奋和你的自信。

2.你觉得翻译是更侧重直译还是意译?

刘文飞:这是个伪命题,没有纯粹的直译也没有纯粹的意译,如果说实话,我觉得直译和意译都是糟糕的译法,更常见、更合理的应该是两者的结合。

3.你现在最想翻译的作品是什么?

刘文飞:下一部最想翻译的作品还没有找到,我想有可能会是一部思想性的著作。

4.当一部译作出来时你是否会担心有人出来挑错?

刘文飞:老实说我好像从来不担心,因为首先我对我的翻译大体的质量心里面还是有数的,不是说我不会有错,任何一个译者都不可能不出错,但我知道我翻译任何一本书都是凭良心在做事。把别人的译文捡过来,或者这个字不懂、这句话不懂,不查字典就瞎蒙——这样的事我没做过,所以我不太怕。而且,我想挑错的人通常都是个爱较劲的人,认真负责的人,他挑出我的错来,肯定是帮了我,那我肯定是欢迎的。

5.你认为翻译是否应该拿版税而非千字多少元的稿费?

刘文飞:这个没有意义,你如果认定这本书一定会有巨大的销量,比如《哈利·波特》,那应该拿版税,其他的书则没有意义,万册以下的销量,两种付酬方式其实相差不大,而如今的文学译作,发行量超过万册的好像也不太多。

6.你觉得翻译的稿酬应该是多少才合理?

刘文飞: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和前面的问题一样,没有太多的讨论余地,稿酬标准是写在合同上的,合同上的约定是愿打愿挨的事情,我不会因为这是千字60、80还是120块钱就决定我的翻译取舍。文学翻译这个领域虽然是不赚钱的,准入的门槛还很高,能把一部文学作品翻译好,这不是每个懂外语的人都具有的能力。现在据我所知最高的稿费恐怕也就一本书能给到十万块钱,最低的恐怕也有一两万块钱,我们以三十万字来算的话,那么它们中间的差距并不太大,不像你是做生意还是做最普通的工作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你靠文学翻译是发不了大财的,在这个前提下,稿费多少也就无所谓了。

我想愿意搞文学翻译的人都是比较低调的,本来就喜欢坐冷板凳,不喜欢出头露面,翻译中间的乐趣也是不搞翻译的人无法获得的。其实,现在关于中国翻译家生活现状的抱怨是很多的。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我们研究所的老所长叶水夫教授在1950年代因为翻译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而得到9000元稿费,用这笔钱,他在北京市中心购买了一座四合院。如今我们翻译一本书的稿费大约仍为一两万元人民币,可这只相当于一位中国普通教授月收入的一半。我在俄国接受采访时说出这个例子,俄国人就擅自给我的访谈上加了个标题,叫《如今无人愿当翻译家》。这是误解。以前好多人专门靠翻译维生,是可以过得很好的,但我们现在的翻译家一般都是大学老师,其实谁也不靠翻译稿费来过日子,所以这种抱怨本身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7.你对当今电子词典和网络资料运用有何看法?

刘文飞:电子词典我用得不算太多,但网络资源我是用的,网络上你可以查到那些字词之后的东西,比如我们翻译俄罗斯当代的文学作品,它有很多新词,我们如果不生活在俄罗斯,不生活在他这个小说所描写的人群中间的话,可能不懂,但现在网络方便了,网络上一查,它有几个语境出来,你就有可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这是我们比老一辈翻译家更有利的地方。甚至是在重译经典作品的时候,我们都能感觉到网络是有用的,就像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以前某一个词大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现在网络上一查,你知道这是以前哪个思想家说的,这个在以前只能凭译者的学识修养和记忆,现在却能吃现成饭,很有帮助。

8.你认为翻译是否在分为流行文化、纯文化还有官方用语等不同的体系?

刘文飞:那当然有,一首外文诗翻译成中文要用诗的语言,一份外文合同翻译成中文也一定要用合同的语言,通俗文化翻译成中文也应该还是通俗文化,把通俗文化翻译成雅文化,把雅文化翻译成通俗文化,就有问题了。

9.你怎么解决外来词汇中文化的问题,是否会自己创造新词?

刘文飞:新词我觉得当然不可能太多,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新词的创造权有可能在译者手上,但创造出来的新词的生命力不是译者能左右的,一定是读者和受众集体无意识合力形成的结果,当然它首先应该符合现代汉语的习惯。但我们搞翻译的人有时候喜欢稍稍创造一点东西,喜欢把源语言中很妙的一些东西移植一点到汉语里面来,但我们做这个的时候并没有一种抱负,要来添加汉语的新的表达方式。

比如说以前的一个表达方式,very English,在中国如果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我们或许会翻译成,“非常具有英国风格”,但现在中文就可以说“很英国”。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国一本书,书名叫《阅读普希金》,当时有人还不太理解,认为在汉语中动词是不能用来做标题的,但是如今,“阅读比赛”、“理解城市”之类的说法已经在汉语中大行其道的。单个的译者在翻译过程可能不会有添加汉语、改造汉语的直接抱负,但客观上看,无数汉语译者这一个多世纪的集体劳动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汉语,包括汉语的词汇和语法,甚至汉语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

译作展示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刘文飞:《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是作为“诗人遗孀”的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为恢复亡夫文学名誉、重塑曼德施塔姆诗人身份而作出的文学努力,是她关于丈夫曼德施塔姆、关于20世纪20-30年代俄国诗歌、俄国文学乃至俄国社会和历史的记忆,也是这位被誉为“文化的遗孀”的俄国女作家自己命运和思考的艺术呈现。

《普希金诗选》

普希金 著

中国宇航出版社 2014年8月

刘文飞:普希金是我的第一个翻译对象,在我所有的翻译作品中,普希金的作品是再版次数最多的。在我刚开始翻译俄国文学时,我觉得普希金比较容易译,比如就比帕斯捷尔纳克和布罗茨基的诗更容易译,可是如今,随着自己翻译经验的不断积累,随着对普希金的不断“重译”,我越来越觉得,普希金的“朴实和明晰”其实是最困难的翻译对象。普希金与中国的伟大诗人李白一样,在任何一种语言的译作中往往都会显得过于“简单”,过于“通俗易懂”,而最“简单”、最“通俗”的诗在原作中往往是最伟大的诗。

《悲伤与理智》

布罗茨基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年4月

刘文飞:这是俄裔美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的英文散文集,内容多为他关于诗和诗人的解读和思考。布罗茨基被视为20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俄语诗人,但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界,布罗茨基传播最广、更受推崇的却是他的英语散文,他甚至被称作“伟大的英语散文家”。布罗茨基的散文或为回忆录和旅行记,或为演说和讲稿,也有书信和悼文,它们形式多样,长短不一,但诉诸的却是同一主题,即“诗和诗人”。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散文不仅是关于诗的散文,更是用诗的方式写成的散文,是作者的诗歌之“继续”。

刘文飞,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俄语诗史》《诗歌漂流瓶》《阅读普希金》《布罗茨基传》《普里什文面面观》《文学的灯塔》《俄国文学的有机构成》等十余部,主要译著有《普希金诗选》《三诗人书简》《萨宁》《抒情诗的呼吸》《俄国文学史》《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文自选集》《悲伤与理智》等二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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