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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城市发展要尊重地理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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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城市发展要尊重地理规律

地理因素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以长期影响体现。

所评图书:

书名:《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第二版)

作者:陆铭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3月

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影响在于,中国经济体系逐渐融入全球化,这不仅加强了产品和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和欧洲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丰沛的资金流向金融和新科技研发,埋下了新世纪互联网革命和金融危机的伏笔;而且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中国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理。

地理因素对于经济增长开始产生重要作用,当然是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前,利于贸易和手工业开展的地方会首先富裕起来;工业革命则进一步放大了这样的作用,很多工业企业要选择在接近入海口或江河的地区,或是铁路干线周边,以节省运输时间。不仅如此,工业化、城市化创造出一批新兴的近代工业城市,带来了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促成了生产服务业等更多细分产业领域的发展。

长期致力于城市和区域发展政策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近日推出了经修订的《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这本书深入分析了遵循经济地理规律在中国、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指出抱有美好愿望但违反上述规律的政策非但难以成功,而且还会造成资源错配等严重后果。

书作者指出,城市化和经济集聚发展的好处常常被严重低估。在他看来,一些观点认为我国广东、浙江、上海等地改革开放之后取得的发展成绩主要来源于政策红利,这是完全错误的。陆铭解释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取得相比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点原因是实现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合理流动。大城市实现资源和人才集聚,创造出许多可以容纳高技能劳动力的较高收入岗位,这有利于实现教育回报;而因为高技能者的集聚,带来的劳动力分工、人力资本外部性(高技能者周边劳动力生产率上升)、消费外部性的因素,也会让城市中学历、技能层次相对不高的居民和外来劳动力都能受惠。事实上,高低技能劳动力在大城市环境中也能起到互相促进对方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书中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近几十年的历史数据,印证了上述判断。

现在的问题是,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对于遵循经济地理规律造成了现实阻碍。尽管这些年来,从部委到各地地方,在不影响经济发展、人才流入的情况下对户籍制度进行了微调,但这样的微调却着眼于“引进高端人才”,让低技能劳动力流入受限,这就极大的抑制了高低技能互补,让大城市本应聚集的产业、服务等功能受到抑制。

近年来,经济学界、公共政策领域围绕城市化与城镇化的政策路径展开激辩。城市当然不能无限制的扩张,而大城市发展的确会伴生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但城市扩张的负面影响却被显著夸大了,并忽略了更大规模的城市拥有提供更高水平公共品能力的事实,例如,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的上升,最主要的原因是劳动生产率提升带动地价和房价上升,涨价效应再传导到其他商品和服务领域,但劳动生产率提升本身也将提高收入。中国等国家的发展实际显示,收入增幅要远远高出房产之外主要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增幅;并且,规模经济带来的收入增幅,往往更加惊人。陆铭指出,城市扩张中出现的拥挤、污染、犯罪等“城市病”,其实取决于技术与管理,比如,兴建较大规模的地铁和公交系统,促成城市各区域功能布局的优化。

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对于中小城市并不会起到预期的振兴作用。陆铭在书中以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理论,分别分析了美国、中国等国家的城市群发展经验,指出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在一定的交通距离之内,会形成很强的相互促进作用,而远离大城市的中小城市,哪怕获得政策支持,通常也难以实现制造业、服务业的集聚。同样,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为促成欠发达地区发展,以行政力量引导生产要素流动的政策,例如我国出台的建设用地指标分配制度、开发区政策等,在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方面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还因为限制了大城市的空间扩展,造成这些城市在失去对于中低技能劳动力的吸引力之后,又找不到足够的空间和土地去集聚新的产业功能,影响了规模经济、创新创业的发展——这也使得大城市的闲散资金不可避免的涌入楼市,推动房价不断上升。书作者建议,要打破上述资源和空间错配的局面,促进增长,实现全国范围内总体上的均衡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应当允许建设用地指标在地区间再配置,应允许建设用地指标在省之间实现再配置,尤其是应当允许跨省域流动的农民工自愿前提下放弃家乡宅基地,将之指标有偿转让给就业所在地使用,以此获得当地的户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而人口流出地区减少建设用地指标后,也将有利于农业和生态建设。

地理因素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以长期影响体现。陆铭在书中介绍了相关实证分析的过程和数据,并指出,国内部分城市对于这种影响认识不足,出现了发展政策趋同化、发展方式单一化(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问题,其目的是希望通过行政之力来抵消地理作用,但这些做法不仅局限了大城市的健康、合理发展,而且很多情况下也将使得中小城市乃至小城镇、农村地区无法真正意义上,依照经济地理规律依托农业、旅游、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比较优势而是陷于模仿大城市的发展误区。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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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城市发展要尊重地理规律

地理因素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以长期影响体现。

所评图书:

书名:《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第二版)

作者:陆铭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3月

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影响在于,中国经济体系逐渐融入全球化,这不仅加强了产品和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和欧洲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丰沛的资金流向金融和新科技研发,埋下了新世纪互联网革命和金融危机的伏笔;而且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中国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理。

地理因素对于经济增长开始产生重要作用,当然是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前,利于贸易和手工业开展的地方会首先富裕起来;工业革命则进一步放大了这样的作用,很多工业企业要选择在接近入海口或江河的地区,或是铁路干线周边,以节省运输时间。不仅如此,工业化、城市化创造出一批新兴的近代工业城市,带来了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促成了生产服务业等更多细分产业领域的发展。

长期致力于城市和区域发展政策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近日推出了经修订的《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这本书深入分析了遵循经济地理规律在中国、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指出抱有美好愿望但违反上述规律的政策非但难以成功,而且还会造成资源错配等严重后果。

书作者指出,城市化和经济集聚发展的好处常常被严重低估。在他看来,一些观点认为我国广东、浙江、上海等地改革开放之后取得的发展成绩主要来源于政策红利,这是完全错误的。陆铭解释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取得相比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点原因是实现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合理流动。大城市实现资源和人才集聚,创造出许多可以容纳高技能劳动力的较高收入岗位,这有利于实现教育回报;而因为高技能者的集聚,带来的劳动力分工、人力资本外部性(高技能者周边劳动力生产率上升)、消费外部性的因素,也会让城市中学历、技能层次相对不高的居民和外来劳动力都能受惠。事实上,高低技能劳动力在大城市环境中也能起到互相促进对方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书中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近几十年的历史数据,印证了上述判断。

现在的问题是,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对于遵循经济地理规律造成了现实阻碍。尽管这些年来,从部委到各地地方,在不影响经济发展、人才流入的情况下对户籍制度进行了微调,但这样的微调却着眼于“引进高端人才”,让低技能劳动力流入受限,这就极大的抑制了高低技能互补,让大城市本应聚集的产业、服务等功能受到抑制。

近年来,经济学界、公共政策领域围绕城市化与城镇化的政策路径展开激辩。城市当然不能无限制的扩张,而大城市发展的确会伴生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但城市扩张的负面影响却被显著夸大了,并忽略了更大规模的城市拥有提供更高水平公共品能力的事实,例如,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的上升,最主要的原因是劳动生产率提升带动地价和房价上升,涨价效应再传导到其他商品和服务领域,但劳动生产率提升本身也将提高收入。中国等国家的发展实际显示,收入增幅要远远高出房产之外主要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增幅;并且,规模经济带来的收入增幅,往往更加惊人。陆铭指出,城市扩张中出现的拥挤、污染、犯罪等“城市病”,其实取决于技术与管理,比如,兴建较大规模的地铁和公交系统,促成城市各区域功能布局的优化。

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对于中小城市并不会起到预期的振兴作用。陆铭在书中以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理论,分别分析了美国、中国等国家的城市群发展经验,指出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在一定的交通距离之内,会形成很强的相互促进作用,而远离大城市的中小城市,哪怕获得政策支持,通常也难以实现制造业、服务业的集聚。同样,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为促成欠发达地区发展,以行政力量引导生产要素流动的政策,例如我国出台的建设用地指标分配制度、开发区政策等,在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方面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还因为限制了大城市的空间扩展,造成这些城市在失去对于中低技能劳动力的吸引力之后,又找不到足够的空间和土地去集聚新的产业功能,影响了规模经济、创新创业的发展——这也使得大城市的闲散资金不可避免的涌入楼市,推动房价不断上升。书作者建议,要打破上述资源和空间错配的局面,促进增长,实现全国范围内总体上的均衡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应当允许建设用地指标在地区间再配置,应允许建设用地指标在省之间实现再配置,尤其是应当允许跨省域流动的农民工自愿前提下放弃家乡宅基地,将之指标有偿转让给就业所在地使用,以此获得当地的户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而人口流出地区减少建设用地指标后,也将有利于农业和生态建设。

地理因素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以长期影响体现。陆铭在书中介绍了相关实证分析的过程和数据,并指出,国内部分城市对于这种影响认识不足,出现了发展政策趋同化、发展方式单一化(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问题,其目的是希望通过行政之力来抵消地理作用,但这些做法不仅局限了大城市的健康、合理发展,而且很多情况下也将使得中小城市乃至小城镇、农村地区无法真正意义上,依照经济地理规律依托农业、旅游、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比较优势而是陷于模仿大城市的发展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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