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深度】医联体:壁垒破与立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深度】医联体:壁垒破与立

近日,随着国务院推出医联体建设时间表和路线图,作为公立医院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举措,组建医联体的问题再次引发关注。但政策方向上的阻力仍需理性辨析。如何打破既有利益壁垒,建立新的区域医疗体系,待解空间巨大。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那年就是在家门口,北京专家给我动的手术。”

前年冬天,河北张家口人魏巍(化名)突然呕吐、抽搐不止,被连夜送到张家口市第一医院,医生确诊后,患有双动脉瘤,需要手术治疗。

“当时希望能够去北京做手术,但我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了。”当魏巍的家人知道脑科中心由张家口市第一医院与天坛医院建立合作、手术将由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亲自坐诊之后,立时决定就地手术。手术十分顺利。

而在另一端,张家口人陈益(化名)在北京天坛医院接受完脑部手术后,出院后经和医院协商,领到了一张预约单,被告知,他的复诊可以在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完成。

2015年,北京天坛医院与张家口第一医院合作共建了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一些需要手术的非疑难杂症患者,在张家口也可接受天坛医院专家的诊断和手术。而住在张家口的一些处于术后恢复期的患者,也可以在张家口实现复查和康复。

这种医疗合作模式是“医联体”的一种。作为公立医院改革中的重要举措,医联体被认为是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和实现医疗公平的一个有效模式。

在我国,更为常见的医联体是指区域医疗联合体,即在卫生行政部门统一规划片区内,由三级医院、二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组成医疗机构联合体。

在医联体内部,三级医院可抽调专家定期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诊;医联体也被认为发挥着部分三级医疗网的作用,通过分级诊疗的实施,逐步引导患者初诊在社区、康复在社区;常见病、小病到二级医院;大病和疑难复杂等急性病进入三级医院。

近日,随着官方明确建设时间表和路线图,医联体战略在全国正式实施。2017年4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两日后,在国务院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王贺胜明确了医联体建设时间表与路线图。

4月14日的吹风会上,王贺胜表示,2017年,中国将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建设试点。今年6月底前,各省份都要明确推进医联体建设工作方案;今年内,综合医改试点省份的每个地市及分级诊疗试点城市至少建成一个有明显成效的医联体。

“医联体”融合政策的方向早已勘定。早在2013年2月,原国家卫生部印发了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文件,其中就提出鼓励“医联体”模式,要求以大型公立医院的技术力量带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提升和共同发展,这一模式被认为能够挖掘各级医疗机构潜能,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促进优质资源下沉。

自此之后,全国多地医疗机构展开多种探索和尝试,据国家卫计委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已有205个地级以上城市开展医联体试点工作。

但关于医联体的讨论及担忧之声不绝于耳。

大医院放不下?

由于缺少平衡各方诉求的利益分享机制,原本处于优化资源配置的医联体模式却陷进利益博弈的泥潭。大医院在其中首当其冲,更被指借由医联体推进,引发虹吸效应,垄断资源。

按照政策解读,医联体原本想要实现的双向转诊制度,但效果并不理想。

2017年1月,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在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建设和谐宜居之都”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去年前三季度,北京53个区域医联体内,上转患者共計222436人次,下转患者40352人次,差异明显。界面新闻记者此前也在西安、江西等地调研时了解到,由大医院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下转的病人数量极低,甚至不及上转病人的十分之一,下转病人多为术后康复期病人。

就此,一位西部地区三甲医院的负责人向界面新闻坦言:“当下,患者仍然是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把患者留在基层医院,则意味着自身利益受损。”

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廖新波去年撰文时指出,从整个利益链条来看,医联体体内受益最多的是三级医院,损失最多的是二级医院;从一个治疗周期来看,主要的费用支出在前期的检查、手术和治疗,后期所谓的延续性和康复性治疗对医院来说没有多大的利润可图。

陕西省政协医卫体委员会特聘专家、陕西山阳县卫计局副局长徐毓才告诉界面新闻,由于医院负债现象普遍存在,政府又无法背动这些债务——也不宜全部背负,因此,出于自己利益考量,医院只能不断进行资源垄断,以期增加收入。同时,徐毓才也称,由于目前缺乏成熟的医联体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主要依靠医院的自觉性和医联体内部的一些约定来进行。“缺乏刚性的要求和约束,这意味着缺乏共享共建的机制与利益分配。”

基层接不住?

除了被指“虹吸”患者,大医院还面临“虹吸”人才资源的指责。就此,有业内人士认为,这并非仅仅是大医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亦有因为现有体制下,医院的级别类似于行政等级,等级越高,医事服务价格和医务人员收入就越高。在此背景下,处于底层的基层医院很难吸引优秀医务人才。

这使得基层医疗服务机构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囿于人才和技术的局限无法吸引患者——基层人员收入待遇自然减少——更加难以吸引优秀人才。

一组发布于“2016健康中国--基层论坛”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个逻辑。

数据显示,2010年到2015年,基层卫生人员数量增长十分缓慢,年增长率仅为1.88%,而公立医院人员的增长率则为7.73%;与此同时,基层卫生人员占全国卫生人员比例在逐年下降,六年间,占比从39.99%降到33.69%;六年内,30%的基层卫生机构发生过人员流失,比例高于公立医院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

数据结论认为,收入水平是基层医生流失的关键原因。统计显示,2015年乡镇卫生院中的从业人员年收入为5万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6万元,而公立医院医生仅阳光收入平均就在10万元以上。

二级医院在医联体的推进过程中也陷入困境,对于帮扶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几乎“有心无力”。据徐毓才观察,由于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不断被弱化,“已经失去了医疗功能,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不少二级医院、尤其是县级公立医院在几年前不断面临扩张,大量人才资源却流失至大医院,“本身就缺少医生,自身都是泥菩萨,哪里顾得了其他人,更没有人愿意去基层了。”

另一障碍或源于体制。徐毓才指出,目前二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财政、人事制度有很大不同,“整合不容易,特别是政府有关部门还有利益舍不得放弃。”

就此,徐毓才向界面新闻表示,基层需要改革所有不利于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包括无处不在的等级制(医院评审等级制、医师等级制、收费等级制、工资等级制)、医师执业的严格管制,医疗机构的设置审批,编制制度,职称晋升等等。

“医改的基础是解决优质医疗资源下不去,留不住用不上的问题,这需要全方位着力,涉及教育、人事、职改、法律保障等各方面,”徐毓才说。

四种模式或可提供经验

在医联体模式中,尽管大医院被认为需要对基层医院进行帮扶,但不少业内人士指出,纵观各地探索的医联体模式,大型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形成的大多是松散的医联体模式。不少三甲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的合作停留在下派专家进行讲座的“技术联盟”方面,缺乏实际动力。就此,有人指出,要让大医院“有动力”帮扶基层医院,能够加强基层建设,需要把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绑定”,允许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之间进行资源共享与利益分成。

为何只能形成松散的医联体模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熊茂友告诉界面新闻,这是由于过度“行政化”的问题。

他说,由于政府管办不分,为了能保留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既有权(包括人事任免权、人员编制审批权、医疗设备购置审批权和财政投入分配权等),所以绝大多数地方只能建成松散型医联体,很难建成需要重新调整既有权力格局的紧密型医联体。

“松散型的医联体模式下,主体医院绝不会真心帮助其他成员单位;相反还会把其他成员单位当成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因而会借机将其他成员单位的技术人才和病人资源虹吸到主体医院,”熊茂友如是称。

对此,在4月14日的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王贺胜也表示,建设医联体的核心是解决动力机制问题,要解决让大医院舍得放,也要让基层接得住。

四种医联体模式在吹风会上被认为可以给各地提供些许经验。分别是以深圳罗湖医疗集团、江苏镇江康复医疗集团为代表的城市医疗集团模式;以安徽天长为代表的县域医疗共同体模式;以北京市儿童医院儿科联盟为代表的跨区域专科联盟;以中日友好医院远程医疗网络为代表的远程医疗协作网。

这四种模式在业内人士看来各有利弊。

江苏省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易利华在《中国卫生》撰文称,深圳罗湖和安徽天长的医联体十分特殊,几乎可以称为集团化的医疗联合改革。以罗湖医疗集团为例,“在深圳罗湖地区有28家一、二、三级医疗机构,共同组成了深圳罗湖医共体,28家医疗机构拥有同一个法人代表。建立了统一的财务部、人力资源部和医务部。实行的是近似完全统一的行政领导。”

但也有业内人士告诉界面新闻,这一模式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医疗市场的垄断,而且面临的资金与技术保障要求更高。

对于北京儿童医院等发起的以儿童医疗为依托的跨区域儿科医疗合作联盟。易利华在撰文中称,这是在建立在儿科一个比较单一的病种或者人群上的医疗合作。医疗合作相对单一,更多的像是一种专科会诊和MDT(临床多学科协作)形式的医疗配合。“不太涉及医疗服务的基本形式和需求,是一种特殊的专科医疗合作。”

对于此种模式,业内人士认为,有效解决了医院某一专科领域医疗和学科建设的问题,方便疑难重症患者就诊。但也由于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专病的掌握程度要求较高,现有条件下,需要培养基层医务人员,且培养周期较长,这就要求大医院不断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

此外,还有一种是以中日友好医院远程医疗网络为代表的远程医疗协作网。这多是由牵头单位与基层、偏远和欠发达地区医疗机构,建立远程医疗服务网络。它虽被认为能够帮助基层和偏远地区患者就近就医,弥补偏远地区医疗资源的不足等问题,但评论人士指出,目前通过远程视频“只能解决病史采集中的问诊,对于很多辅检资料并不能立刻获得”。对于病人通过电话、邮件或视频来咨询医生有关的健康问题的所产生的费用,“医疗保险公司难以取证,并无相关政策支持予以报销份额。”

对于以上模式,国家卫计委体改司司长梁万年在14日作出表态:“从长远来看,如果医联体各医疗机构分工明确了,定位清楚了,与医联体相适应的考核评价机制建立起来了,紧密型医联体的效果会更好。目前我们是鼓励建设紧密型医联体,不做硬性要求,可以多种形式。”他补充称,医联体建设最重要的原则是要由强调单个医疗机构的效率,转向强调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整体效率。

对于医联体的操作方向,熊茂友并不讳言,“城市的紧密型医联体很难建立起来,因为城市的办医主体很复杂,而且要整合资源涉及很多政府部门分管,意见很难统一,所以建立起来了很可能是假医联体,不仅发挥不了任何作用,甚至起负面作用,如‘虹吸’现象依然存在。”

此外,熊茂友也指出,公立医联体的垄断将无法改变,“在《加强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只提‘鼓励将社会力量举办医疗机构纳入医联体’,而没有提鼓励建立民营医联体。另外,可能对商业健康保险和移动医疗企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为大小病和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业务都由政府举办的医联体经办了,留给别人的就不多了。”

他认为,政府应当鼓励有实力和信誉的商业保险大佬和ABT互联网巨头等企业,通过新建或通过整合现有医疗卫生资源(为降低投资成本,可采用托管过渡方式)建立一个地区甚至跨地区的医联体,与现有的公立医联体展开公平、公正的竞争。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评论

暂无评论哦,快来评价一下吧!

下载界面新闻

微信公众号

微博

【深度】医联体:壁垒破与立

近日,随着国务院推出医联体建设时间表和路线图,作为公立医院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举措,组建医联体的问题再次引发关注。但政策方向上的阻力仍需理性辨析。如何打破既有利益壁垒,建立新的区域医疗体系,待解空间巨大。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那年就是在家门口,北京专家给我动的手术。”

前年冬天,河北张家口人魏巍(化名)突然呕吐、抽搐不止,被连夜送到张家口市第一医院,医生确诊后,患有双动脉瘤,需要手术治疗。

“当时希望能够去北京做手术,但我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了。”当魏巍的家人知道脑科中心由张家口市第一医院与天坛医院建立合作、手术将由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亲自坐诊之后,立时决定就地手术。手术十分顺利。

而在另一端,张家口人陈益(化名)在北京天坛医院接受完脑部手术后,出院后经和医院协商,领到了一张预约单,被告知,他的复诊可以在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完成。

2015年,北京天坛医院与张家口第一医院合作共建了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一些需要手术的非疑难杂症患者,在张家口也可接受天坛医院专家的诊断和手术。而住在张家口的一些处于术后恢复期的患者,也可以在张家口实现复查和康复。

这种医疗合作模式是“医联体”的一种。作为公立医院改革中的重要举措,医联体被认为是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和实现医疗公平的一个有效模式。

在我国,更为常见的医联体是指区域医疗联合体,即在卫生行政部门统一规划片区内,由三级医院、二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组成医疗机构联合体。

在医联体内部,三级医院可抽调专家定期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诊;医联体也被认为发挥着部分三级医疗网的作用,通过分级诊疗的实施,逐步引导患者初诊在社区、康复在社区;常见病、小病到二级医院;大病和疑难复杂等急性病进入三级医院。

近日,随着官方明确建设时间表和路线图,医联体战略在全国正式实施。2017年4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两日后,在国务院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王贺胜明确了医联体建设时间表与路线图。

4月14日的吹风会上,王贺胜表示,2017年,中国将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建设试点。今年6月底前,各省份都要明确推进医联体建设工作方案;今年内,综合医改试点省份的每个地市及分级诊疗试点城市至少建成一个有明显成效的医联体。

“医联体”融合政策的方向早已勘定。早在2013年2月,原国家卫生部印发了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文件,其中就提出鼓励“医联体”模式,要求以大型公立医院的技术力量带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提升和共同发展,这一模式被认为能够挖掘各级医疗机构潜能,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促进优质资源下沉。

自此之后,全国多地医疗机构展开多种探索和尝试,据国家卫计委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已有205个地级以上城市开展医联体试点工作。

但关于医联体的讨论及担忧之声不绝于耳。

大医院放不下?

由于缺少平衡各方诉求的利益分享机制,原本处于优化资源配置的医联体模式却陷进利益博弈的泥潭。大医院在其中首当其冲,更被指借由医联体推进,引发虹吸效应,垄断资源。

按照政策解读,医联体原本想要实现的双向转诊制度,但效果并不理想。

2017年1月,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在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建设和谐宜居之都”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去年前三季度,北京53个区域医联体内,上转患者共計222436人次,下转患者40352人次,差异明显。界面新闻记者此前也在西安、江西等地调研时了解到,由大医院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下转的病人数量极低,甚至不及上转病人的十分之一,下转病人多为术后康复期病人。

就此,一位西部地区三甲医院的负责人向界面新闻坦言:“当下,患者仍然是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把患者留在基层医院,则意味着自身利益受损。”

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廖新波去年撰文时指出,从整个利益链条来看,医联体体内受益最多的是三级医院,损失最多的是二级医院;从一个治疗周期来看,主要的费用支出在前期的检查、手术和治疗,后期所谓的延续性和康复性治疗对医院来说没有多大的利润可图。

陕西省政协医卫体委员会特聘专家、陕西山阳县卫计局副局长徐毓才告诉界面新闻,由于医院负债现象普遍存在,政府又无法背动这些债务——也不宜全部背负,因此,出于自己利益考量,医院只能不断进行资源垄断,以期增加收入。同时,徐毓才也称,由于目前缺乏成熟的医联体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主要依靠医院的自觉性和医联体内部的一些约定来进行。“缺乏刚性的要求和约束,这意味着缺乏共享共建的机制与利益分配。”

基层接不住?

除了被指“虹吸”患者,大医院还面临“虹吸”人才资源的指责。就此,有业内人士认为,这并非仅仅是大医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亦有因为现有体制下,医院的级别类似于行政等级,等级越高,医事服务价格和医务人员收入就越高。在此背景下,处于底层的基层医院很难吸引优秀医务人才。

这使得基层医疗服务机构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囿于人才和技术的局限无法吸引患者——基层人员收入待遇自然减少——更加难以吸引优秀人才。

一组发布于“2016健康中国--基层论坛”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个逻辑。

数据显示,2010年到2015年,基层卫生人员数量增长十分缓慢,年增长率仅为1.88%,而公立医院人员的增长率则为7.73%;与此同时,基层卫生人员占全国卫生人员比例在逐年下降,六年间,占比从39.99%降到33.69%;六年内,30%的基层卫生机构发生过人员流失,比例高于公立医院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

数据结论认为,收入水平是基层医生流失的关键原因。统计显示,2015年乡镇卫生院中的从业人员年收入为5万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6万元,而公立医院医生仅阳光收入平均就在10万元以上。

二级医院在医联体的推进过程中也陷入困境,对于帮扶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几乎“有心无力”。据徐毓才观察,由于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不断被弱化,“已经失去了医疗功能,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不少二级医院、尤其是县级公立医院在几年前不断面临扩张,大量人才资源却流失至大医院,“本身就缺少医生,自身都是泥菩萨,哪里顾得了其他人,更没有人愿意去基层了。”

另一障碍或源于体制。徐毓才指出,目前二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财政、人事制度有很大不同,“整合不容易,特别是政府有关部门还有利益舍不得放弃。”

就此,徐毓才向界面新闻表示,基层需要改革所有不利于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包括无处不在的等级制(医院评审等级制、医师等级制、收费等级制、工资等级制)、医师执业的严格管制,医疗机构的设置审批,编制制度,职称晋升等等。

“医改的基础是解决优质医疗资源下不去,留不住用不上的问题,这需要全方位着力,涉及教育、人事、职改、法律保障等各方面,”徐毓才说。

四种模式或可提供经验

在医联体模式中,尽管大医院被认为需要对基层医院进行帮扶,但不少业内人士指出,纵观各地探索的医联体模式,大型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形成的大多是松散的医联体模式。不少三甲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的合作停留在下派专家进行讲座的“技术联盟”方面,缺乏实际动力。就此,有人指出,要让大医院“有动力”帮扶基层医院,能够加强基层建设,需要把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绑定”,允许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之间进行资源共享与利益分成。

为何只能形成松散的医联体模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熊茂友告诉界面新闻,这是由于过度“行政化”的问题。

他说,由于政府管办不分,为了能保留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既有权(包括人事任免权、人员编制审批权、医疗设备购置审批权和财政投入分配权等),所以绝大多数地方只能建成松散型医联体,很难建成需要重新调整既有权力格局的紧密型医联体。

“松散型的医联体模式下,主体医院绝不会真心帮助其他成员单位;相反还会把其他成员单位当成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因而会借机将其他成员单位的技术人才和病人资源虹吸到主体医院,”熊茂友如是称。

对此,在4月14日的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王贺胜也表示,建设医联体的核心是解决动力机制问题,要解决让大医院舍得放,也要让基层接得住。

四种医联体模式在吹风会上被认为可以给各地提供些许经验。分别是以深圳罗湖医疗集团、江苏镇江康复医疗集团为代表的城市医疗集团模式;以安徽天长为代表的县域医疗共同体模式;以北京市儿童医院儿科联盟为代表的跨区域专科联盟;以中日友好医院远程医疗网络为代表的远程医疗协作网。

这四种模式在业内人士看来各有利弊。

江苏省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易利华在《中国卫生》撰文称,深圳罗湖和安徽天长的医联体十分特殊,几乎可以称为集团化的医疗联合改革。以罗湖医疗集团为例,“在深圳罗湖地区有28家一、二、三级医疗机构,共同组成了深圳罗湖医共体,28家医疗机构拥有同一个法人代表。建立了统一的财务部、人力资源部和医务部。实行的是近似完全统一的行政领导。”

但也有业内人士告诉界面新闻,这一模式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医疗市场的垄断,而且面临的资金与技术保障要求更高。

对于北京儿童医院等发起的以儿童医疗为依托的跨区域儿科医疗合作联盟。易利华在撰文中称,这是在建立在儿科一个比较单一的病种或者人群上的医疗合作。医疗合作相对单一,更多的像是一种专科会诊和MDT(临床多学科协作)形式的医疗配合。“不太涉及医疗服务的基本形式和需求,是一种特殊的专科医疗合作。”

对于此种模式,业内人士认为,有效解决了医院某一专科领域医疗和学科建设的问题,方便疑难重症患者就诊。但也由于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专病的掌握程度要求较高,现有条件下,需要培养基层医务人员,且培养周期较长,这就要求大医院不断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

此外,还有一种是以中日友好医院远程医疗网络为代表的远程医疗协作网。这多是由牵头单位与基层、偏远和欠发达地区医疗机构,建立远程医疗服务网络。它虽被认为能够帮助基层和偏远地区患者就近就医,弥补偏远地区医疗资源的不足等问题,但评论人士指出,目前通过远程视频“只能解决病史采集中的问诊,对于很多辅检资料并不能立刻获得”。对于病人通过电话、邮件或视频来咨询医生有关的健康问题的所产生的费用,“医疗保险公司难以取证,并无相关政策支持予以报销份额。”

对于以上模式,国家卫计委体改司司长梁万年在14日作出表态:“从长远来看,如果医联体各医疗机构分工明确了,定位清楚了,与医联体相适应的考核评价机制建立起来了,紧密型医联体的效果会更好。目前我们是鼓励建设紧密型医联体,不做硬性要求,可以多种形式。”他补充称,医联体建设最重要的原则是要由强调单个医疗机构的效率,转向强调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整体效率。

对于医联体的操作方向,熊茂友并不讳言,“城市的紧密型医联体很难建立起来,因为城市的办医主体很复杂,而且要整合资源涉及很多政府部门分管,意见很难统一,所以建立起来了很可能是假医联体,不仅发挥不了任何作用,甚至起负面作用,如‘虹吸’现象依然存在。”

此外,熊茂友也指出,公立医联体的垄断将无法改变,“在《加强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只提‘鼓励将社会力量举办医疗机构纳入医联体’,而没有提鼓励建立民营医联体。另外,可能对商业健康保险和移动医疗企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为大小病和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业务都由政府举办的医联体经办了,留给别人的就不多了。”

他认为,政府应当鼓励有实力和信誉的商业保险大佬和ABT互联网巨头等企业,通过新建或通过整合现有医疗卫生资源(为降低投资成本,可采用托管过渡方式)建立一个地区甚至跨地区的医联体,与现有的公立医联体展开公平、公正的竞争。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