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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五四”的思想资源今天还有推动社会变革的活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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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五四”的思想资源今天还有推动社会变革的活力吗?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五四运动98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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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98周年:“五四”的思想资源还有推动社会变革的活力吗?

五四运动爆发98周年纪念日之际,《探索与争鸣》杂志公众号重刊了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2015年纪念五四运动的旧文。文章首先提出,五四运动的规模并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为何影响如何深远?对此陈平原给出了三点理由:首先,五四运动当事人,迅速地“自我经典化”,其正面价值得到后世大部分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认可;其次,五四运动的风采可以用三个词来描述,分别是“泥沙俱下”、“众声喧哗”和“生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并得到了很好展现,这种“百家争鸣”的状态是千载难逢的;第三,就思想文化而言,20世纪中国最值得持续讨论的,就是“五四”,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它参与当下的社会变革。

因此陈平原认为,五四运动不仅是历史事件,更是近百年中国读书人重要的思想资源、极为活跃的学术话题,甚至可以作为时代思潮变化的试金石,各种关于“五四”的话语,都隐含着巨大的政治、思想潜力以及道德陷阱。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五四”的命运如同坐过山车。八十年代,“五四”作为学习榜样以及精神源泉,深入介入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九十年代,“五四”作为学术课题,在大学和研究所得到了深入研究,但逐渐失去影响社会进程的能力;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学”、“传统”、“儒家”的地位不断攀升,“五四”话题变得有些尴尬,在某些学术领域甚至成了主要批判的对象,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人将今天中国所有的道德困境一股脑地都推给“五四”的“反孔”。

五四运动

对于这种论调,陈平原的立场是,尊重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但更迷恋复杂、喧嚣却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对于“五四”的评价,不仅涉及具体的人物,更牵涉大的历史观,既不能抹杀已获得的新视野与新证据,也不应该轻易否定前人的研究成果,更应该坚持正常的学术争论,包括与新儒家和国学家之间的对话。在这一意义上,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五四”既非榜样,也非毒药,而更像是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

凤凰网的评论则谈到了所谓“两个五四运动”,即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问题。评论指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一直主张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区分,他认为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五四运动代表的民族主义倾向,把过去二三十年中国追随世界文明主流的步伐搅乱了,使得中国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论》中也做出了类似的区分,在他看来,五四运动之后,是启蒙和救亡的互动,并且是“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分子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向中国输出了革命,这就是著名的“救亡压倒了启蒙”的论断。

在《东方历史评论》于5月3日刊登的专访中,陈平原谈到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切割。陈平原指出,关于五四运动的爆发,国共两党都有误读,国民党在很长时间内拒绝“五四”传统,是因为认定其与苏俄思想的传播有关。然而如果回到“五四”的语境,就会发现,当时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根本没有定于一尊的可能性。所谓政治抗议的五四运动也是一样,除了爱国、民主这些口号之外,很难说有什么共同立场。事实上,当时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国民党的势力也没有发展到北京,五四运动只是一群受时局刺激的热血青年,为了救亡图存的自发运动,他们收到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但其中苏俄的声音并不占主导地位。

胡适

但是在阐释“五四”,或者说在争夺“五四”精神遗产的时候,国民党确实是失败了,至少到目前为止,一般的看法都认为,“五四”传统更接近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正是这一“共识”,帮助共产党争取了各个时代的年轻人。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之后,开始反省这个问题,认为失去了“五四”论述的主导权是一个重大的失误。于是国民党从1950年开始纪念“五四”,将其设定为“文艺节”。于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出现了: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海峡两岸都在纪念“五四”,一边侧重思想启蒙,一边侧重文学艺术,但无论从受众规模还是思想境界,“文艺节”都不及“青年节”,国民党在台湾剥离了政治、伦理、道德内涵的“五四”叙事,并不成功。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学界更多谈论特定历史语境下“五四”本身的复杂性,这与八、九十年代的政治氛围有关,很多人开始重新阐释晚清的改良主义思潮,尤其是康梁的政治主张以及对启蒙的复杂立场,对五四运动的理解也有重大调整,逐渐走出了口号与仪式,从宏大叙事转为精细描述,并且落实到两代人(晚清一代和五四一代)的生命体验和政治实践中去。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陈平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9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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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爆发98周年纪念日之际,《探索与争鸣》杂志公众号重刊了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2015年纪念五四运动的旧文。文章首先提出,五四运动的规模并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为何影响如何深远?对此陈平原给出了三点理由:首先,五四运动当事人,迅速地“自我经典化”,其正面价值得到后世大部分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认可;其次,五四运动的风采可以用三个词来描述,分别是“泥沙俱下”、“众声喧哗”和“生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并得到了很好展现,这种“百家争鸣”的状态是千载难逢的;第三,就思想文化而言,20世纪中国最值得持续讨论的,就是“五四”,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它参与当下的社会变革。

因此陈平原认为,五四运动不仅是历史事件,更是近百年中国读书人重要的思想资源、极为活跃的学术话题,甚至可以作为时代思潮变化的试金石,各种关于“五四”的话语,都隐含着巨大的政治、思想潜力以及道德陷阱。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五四”的命运如同坐过山车。八十年代,“五四”作为学习榜样以及精神源泉,深入介入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九十年代,“五四”作为学术课题,在大学和研究所得到了深入研究,但逐渐失去影响社会进程的能力;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学”、“传统”、“儒家”的地位不断攀升,“五四”话题变得有些尴尬,在某些学术领域甚至成了主要批判的对象,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人将今天中国所有的道德困境一股脑地都推给“五四”的“反孔”。

五四运动

对于这种论调,陈平原的立场是,尊重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但更迷恋复杂、喧嚣却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对于“五四”的评价,不仅涉及具体的人物,更牵涉大的历史观,既不能抹杀已获得的新视野与新证据,也不应该轻易否定前人的研究成果,更应该坚持正常的学术争论,包括与新儒家和国学家之间的对话。在这一意义上,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五四”既非榜样,也非毒药,而更像是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

凤凰网的评论则谈到了所谓“两个五四运动”,即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问题。评论指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一直主张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区分,他认为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五四运动代表的民族主义倾向,把过去二三十年中国追随世界文明主流的步伐搅乱了,使得中国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论》中也做出了类似的区分,在他看来,五四运动之后,是启蒙和救亡的互动,并且是“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分子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向中国输出了革命,这就是著名的“救亡压倒了启蒙”的论断。

在《东方历史评论》于5月3日刊登的专访中,陈平原谈到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切割。陈平原指出,关于五四运动的爆发,国共两党都有误读,国民党在很长时间内拒绝“五四”传统,是因为认定其与苏俄思想的传播有关。然而如果回到“五四”的语境,就会发现,当时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根本没有定于一尊的可能性。所谓政治抗议的五四运动也是一样,除了爱国、民主这些口号之外,很难说有什么共同立场。事实上,当时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国民党的势力也没有发展到北京,五四运动只是一群受时局刺激的热血青年,为了救亡图存的自发运动,他们收到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但其中苏俄的声音并不占主导地位。

胡适

但是在阐释“五四”,或者说在争夺“五四”精神遗产的时候,国民党确实是失败了,至少到目前为止,一般的看法都认为,“五四”传统更接近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正是这一“共识”,帮助共产党争取了各个时代的年轻人。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之后,开始反省这个问题,认为失去了“五四”论述的主导权是一个重大的失误。于是国民党从1950年开始纪念“五四”,将其设定为“文艺节”。于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出现了: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海峡两岸都在纪念“五四”,一边侧重思想启蒙,一边侧重文学艺术,但无论从受众规模还是思想境界,“文艺节”都不及“青年节”,国民党在台湾剥离了政治、伦理、道德内涵的“五四”叙事,并不成功。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学界更多谈论特定历史语境下“五四”本身的复杂性,这与八、九十年代的政治氛围有关,很多人开始重新阐释晚清的改良主义思潮,尤其是康梁的政治主张以及对启蒙的复杂立场,对五四运动的理解也有重大调整,逐渐走出了口号与仪式,从宏大叙事转为精细描述,并且落实到两代人(晚清一代和五四一代)的生命体验和政治实践中去。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陈平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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