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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王燕:“一带一路”的原理在于“超越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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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王燕:“一带一路”的原理在于“超越援助”

通过将援助与贸易、投资等结合,援助国和受助国都可以从中获益。

林毅夫 图片来源:东方IC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和北大新结构经济学院研究员王燕近日撰文指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其原理是要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援助,通过将援助与贸易和投资相结合,与“一带一路”国家实现互利互惠。

以下是两位经济学家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的文章译文:

尽管今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波澜不惊,但是全球经济仍然面临一些隐忧,值得密切关注。即将到来的英国“硬脱欧”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正在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而且这种不确定性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与特朗普相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坚决捍卫全球化,并为全球公共品生产、加强国际互通性,以及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工作岗位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对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表示欢迎,其中28国首脑将于5月14日来到北京参加“一带一路”高峰会议。那么,“一带一路”这个广受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好评的宏伟计划其基本原理是什么呢? 

我们在新书《超越援助:为结构转型而发展合作》中指出,“官方发展援助”并不总是意味着享有特殊对待,而是要“超越援助”,涉及包括贸易和投资在内的更广泛的范畴,现在中国采取的措施就体现了这一点。目前,经合组织对“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义甚至还没有包括那些有利于受助国结构改革的有效工具,比如权益投资和大额无优惠基础设施贷款等。

通过将援助与贸易、投资等结合,援助国和受助国都可以从中获益。比如,“南南发展合作”充分利用受助国的经济优势,将援助、贸易和投资这三种活动结合起来。传统的“官方发展援助”模式将援助与贸易、投资相隔离,其结果是妨碍了这些国家利用自身比较优势,而“南南发展合作”就很好地避免了这一瓶颈。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的发展是技术、产业以及基础设施持续结构变化的过程,所有这些因素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人均收入。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低收入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最可持续的方法是发展其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即那些生产成本较低,但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交易成本较高的产业。政府可以通过设立经济特区或产业园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营商环境等方式来降低交易成本。采用这一方法,即便在总体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仍然有所欠缺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仍可以实现有活力的增长,形成一种促进就业和减少贫困的良性循环。

此外,中国、巴西和印度等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可以利用它们在基础设施和轻工业方面的比较优势来帮助其他国家。对中国来说,就是要牢记《论语》中的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来自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中国工人成本是经合组织国家的八分之一),另一方面来自于巨大的国内市场,能使其实现其他国家无法实现的规模经济。因此,中国高铁总建设成本只有工业化国家的三分之二。

在97个产业部门中,中国在制造业等46个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这也能让其他发展中国家获益。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流向工资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数百万个工作机会。比如,华坚鞋业、C&H服饰和成衣制造商JD集团目前分别在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坦桑尼亚的特别经济区设厂经营。

除了输出比较优势外,中国也在部署“耐心资本”,投资期限往往达到十年或更长。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将“耐心资本”的概念定义为一种“关系”投资,即投资者在被投资国的发展中长期持股。“耐心资本”所有者类似于股权投资者,但他们愿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把钱投进实体部门。

“耐心资本”所有者也更愿意且更有能力承担风险。一国的海外资产净头寸与其长期导向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短期导向、低储蓄国家的海外资产净头寸往往是下降的,这些国家同时还面临外债高筑的情况。

“耐心资本”在基础设施融资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往往伴随着技术和管理知识,这些内容有助于提高全球的连通性并加快发展。

 到目前为止,中国庞大的“耐心资本”储备主要用于国内项目的融资。但随着更多中国企业和银行“走向全球”,中国对外输出的“耐心资本”也会越来越多。事实上,中国很快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净债权国,一部分海外净资产将会以“耐心资本”的形式出现,用于在全球改善基础设施、发展制造业以及创造就业岗位。

从2015年开始,来自传统援助的开发性融资资金开始变少了,资金更多地来自于新兴经济体的开发融资机构、开发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比如,中国已承诺在2016至2018年间为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发展资金,其中大部分是“耐心资本”。

随着与北半球和南半球的合作伙伴开展合作,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关系也在从双边主义转向多边主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等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机构在与老牌多边开发银行合作的过程中,也在学习如何成为更好的合作者,为全球发展添加动力。

此外,中国也尝试向发展伙伴学习,以改善自己的治理、劳动和环境标准。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催生了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概念,我们的书就是其中之一。中国这种“承担全球角色”的行为应该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我们对南北合作实现全人类的和平繁荣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翻译 刘雨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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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王燕:“一带一路”的原理在于“超越援助”

通过将援助与贸易、投资等结合,援助国和受助国都可以从中获益。

林毅夫 图片来源:东方IC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和北大新结构经济学院研究员王燕近日撰文指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其原理是要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援助,通过将援助与贸易和投资相结合,与“一带一路”国家实现互利互惠。

以下是两位经济学家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的文章译文:

尽管今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波澜不惊,但是全球经济仍然面临一些隐忧,值得密切关注。即将到来的英国“硬脱欧”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正在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而且这种不确定性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与特朗普相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坚决捍卫全球化,并为全球公共品生产、加强国际互通性,以及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工作岗位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对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表示欢迎,其中28国首脑将于5月14日来到北京参加“一带一路”高峰会议。那么,“一带一路”这个广受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好评的宏伟计划其基本原理是什么呢? 

我们在新书《超越援助:为结构转型而发展合作》中指出,“官方发展援助”并不总是意味着享有特殊对待,而是要“超越援助”,涉及包括贸易和投资在内的更广泛的范畴,现在中国采取的措施就体现了这一点。目前,经合组织对“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义甚至还没有包括那些有利于受助国结构改革的有效工具,比如权益投资和大额无优惠基础设施贷款等。

通过将援助与贸易、投资等结合,援助国和受助国都可以从中获益。比如,“南南发展合作”充分利用受助国的经济优势,将援助、贸易和投资这三种活动结合起来。传统的“官方发展援助”模式将援助与贸易、投资相隔离,其结果是妨碍了这些国家利用自身比较优势,而“南南发展合作”就很好地避免了这一瓶颈。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的发展是技术、产业以及基础设施持续结构变化的过程,所有这些因素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人均收入。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低收入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最可持续的方法是发展其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即那些生产成本较低,但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交易成本较高的产业。政府可以通过设立经济特区或产业园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营商环境等方式来降低交易成本。采用这一方法,即便在总体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仍然有所欠缺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仍可以实现有活力的增长,形成一种促进就业和减少贫困的良性循环。

此外,中国、巴西和印度等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可以利用它们在基础设施和轻工业方面的比较优势来帮助其他国家。对中国来说,就是要牢记《论语》中的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来自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中国工人成本是经合组织国家的八分之一),另一方面来自于巨大的国内市场,能使其实现其他国家无法实现的规模经济。因此,中国高铁总建设成本只有工业化国家的三分之二。

在97个产业部门中,中国在制造业等46个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这也能让其他发展中国家获益。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流向工资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数百万个工作机会。比如,华坚鞋业、C&H服饰和成衣制造商JD集团目前分别在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坦桑尼亚的特别经济区设厂经营。

除了输出比较优势外,中国也在部署“耐心资本”,投资期限往往达到十年或更长。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将“耐心资本”的概念定义为一种“关系”投资,即投资者在被投资国的发展中长期持股。“耐心资本”所有者类似于股权投资者,但他们愿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把钱投进实体部门。

“耐心资本”所有者也更愿意且更有能力承担风险。一国的海外资产净头寸与其长期导向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短期导向、低储蓄国家的海外资产净头寸往往是下降的,这些国家同时还面临外债高筑的情况。

“耐心资本”在基础设施融资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往往伴随着技术和管理知识,这些内容有助于提高全球的连通性并加快发展。

 到目前为止,中国庞大的“耐心资本”储备主要用于国内项目的融资。但随着更多中国企业和银行“走向全球”,中国对外输出的“耐心资本”也会越来越多。事实上,中国很快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净债权国,一部分海外净资产将会以“耐心资本”的形式出现,用于在全球改善基础设施、发展制造业以及创造就业岗位。

从2015年开始,来自传统援助的开发性融资资金开始变少了,资金更多地来自于新兴经济体的开发融资机构、开发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比如,中国已承诺在2016至2018年间为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发展资金,其中大部分是“耐心资本”。

随着与北半球和南半球的合作伙伴开展合作,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关系也在从双边主义转向多边主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等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机构在与老牌多边开发银行合作的过程中,也在学习如何成为更好的合作者,为全球发展添加动力。

此外,中国也尝试向发展伙伴学习,以改善自己的治理、劳动和环境标准。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催生了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概念,我们的书就是其中之一。中国这种“承担全球角色”的行为应该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我们对南北合作实现全人类的和平繁荣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翻译 刘雨诗)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