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没有森林 | 正午·1024

“世界跟我想得不太一样,我找不到我的位置。”

2017年05月13日王琛 中国来源:界面新闻

随笔

刚读大一那年我找到一个老师,找他咨询我应该做什么。他早就见多了那种迷茫的学生,推着自行车,走在学校的树荫下,跟我讲了一堆人该追求自己的兴趣之类的话。我说了一通我的爱好,大概也提到了看书什么的。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停下问我,你知道挪威的森林吗?我说是个小说,我知道。

那你知道还有本书叫《挪威没有森林》吗?他带着分享秘密的语气跟我说,他有个大学同学,大概是个文学青年之类,每天不上课,背着一个包到处晃,毕业也没了消息,很多年以后,自己写了本书,自己印出来,到处寄给朋友。

挪威没有森林。那老师跟我说,书他找不到了,但书名还记得。

那人怎么样了?我问。

又消失了,没了。老师回答我。

前几年有个夏天,我跟一个初中同学吃饭,女生,她读书早,当时在班里年龄最小,话不多。毕业我们就没见过,自然不过地,我们聊起当年的老师。有个男老师,刚毕业,总穿白衬衫牛仔裤什么的,戴眼镜,就是你在中学生读物上常能见到那种老师形象,斯斯文文,幽默,虽然课教得不怎么样,但是极受学生欢迎。教了我们半个学期,成绩不行,他被调了岗,可以想见,上最后一节课时整个教室都沉浸在悲伤里,前排女生们小声啜泣着,我还记得那天的嗡嗡声,也记得讲台上白衣飘飘的老师摘下眼镜,低头抹眼。这是那男老师在我脑子里最后的样子。初中毕业我换了一所学校,眼前的女同学留在那里读高中,那男老师后来成了她的班主任,我提起他,眼前的女同学冷笑了一下,若有所思,像是把磁带翻到了另一面,跟我讲起一个晚上。那天是元旦,我们那里的中学都在教室里办晚会,课桌拉到墙角,教室中间留一个舞池状的空地,歌唱了一晚上,晚会行将结束,男老师提议关了灯合唱。真关了灯,音响开到最大,教室里开始最后的狂欢。不知怎么,我那初中女同学觉察到男老师眼神闪烁,隐隐觉得刺耳的音乐里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她就走到教室门口,猛然按了开关。灯一亮,舞池里男老师正搂着一个女生,手还在对方衣服下面。他一边往外缩手一边看过来,和我同学四目相对。

我那女同学一慌,立刻把灯又关上了。

“真恶心。”女同学说,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一想起灯亮的那个瞬间,她都觉得隐隐想吐,从那开始,她对男老师嗤之以鼻。男老师则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但从此对我那女同学极为客气。

一想起这个故事,我都在脑子里模拟打开点灯的那个瞬间。她开了灯,窥视了磁带的另一面,那是某种偶得的世界真相,那真相让她不舒服,我试着去理解,但是理解不了。

有时我们感到世界露出了它的真相,但是只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还听过另一个故事。大学时我混在球场上,认识了一堆校外人士。其中有个在本市政府工作的,大概三十岁,球踢得好,比赛时总能笼络一堆人,我们叫他征哥。有次踢球打了起来,十几个人围作一团,算是群殴了片刻,我不知踹了谁,自己后脑勺也被人捶了几拳,征哥身上也满是尘土。打完架我们去吃烧烤,复盘了刚才的战斗,众人喝起了酒,说起打架,讲起自己经历的惊险时刻,征哥无声地坐在角落,酒精上头,眼睛有点红,等到最后,讲起了自己的那一段儿。那是他在武汉读大学的事情。时隔多年,他的话我肯定记不清了,但是主要情节应该没错。

大概是1998年,征哥考去武汉读大学。他爸爸本来就是生意人,他也脑子聪明,拿了家里一笔钱,大二就在学校附近开了一家网吧。洪山区当时没几家网吧,学校附近更没有,网吧很快赚了钱,大三那年他买了一辆桑塔纳,不怎么上课,却故意把车停到教学楼下。在学生里面,他已经是有名的招摇人物,在学校周围,他也认识了不少江湖人士。他前途无量,道路辽阔,如果不是那个晚上的事情,他大概会在长江旁边一直混下去。

一天晚上,在一家酒吧,有人冲征哥的女朋友吹口哨或者别的什么——他说他已经记不清了,总之,因为女人起了冲突。自然地,征哥拎起了酒瓶,砸过去。双方乱做一团,刚要打起来,征哥的额头上就被什么东西顶住了。

跪下,对方大概说,你们几个,跪下。

对方的枪里有没有子弹当然也是无从考证的事情。但无疑大家都是第一次见到枪,征哥尿裤子了。他跪下了,身边几个哥们儿也跟着跪下了。

叫爷爷。对方说,这句征哥没记错。也许还说了些不叫爷爷打死你之类的话,也许没说。总之意思是清楚的。

那天晚上以后,征哥很快关了网吧,第二年毕业,离开武汉,回了山东。有一年时间他没工作,也不愿工作,后来他去了一家医院上班,做财务,平时打游戏,周末踢球,偶尔打一架。三十岁那年他结婚了,第二年,也就是我们踢球打架的那个夏天,他做了爸爸。

“世界跟我想得不太一样,”我至今记得这句,征哥手里拿着羊肉串或者啤酒,肯定是低沉地说,“我找不到我的位置。”那话文绉绉地,跳出了烧烤摊整个晚上的语境,有点尴尬,或者有点感怀,反正有那么几秒,其他人都不说话了。“喝。”最后大概有人举起酒杯说。

同年冬天,我去了云南一家报社实习,一天早晨被电话叫醒,爷爷去世了。我从小跟他长到十岁。我一路在哭,到了机场,我在洗手间吐了,洗了把脸,去了吸烟区,一个大叔正抽烟,我管他要了一根,他帮我点上。

抽了一口或者没抽,我抬头问他:“人死了还有灵魂吗?”

他看我一眼,转身走开了。

去年春节,我又听到另一个故事。1980年夏天一个早晨,姥爷的爸爸自杀了。那天全家都在地里干活儿,听见消息往回赶,只见井口摆着一双鞋。那老人已经在溺毙。他已经八十多了,没什么病痛,也不太能行动,每天的任务就是吃饭晒太阳,见人总是笑眯眯的,不出家门,没跟任何人结怨。他的死是个谜,无从考证。我在饭桌上问起这个事儿,姥爷想了半天,说,可能是活得太无聊了。

 

—— 完 ——

题图摄影:谢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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