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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特使:中国可在全球疫苗免疫事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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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特使:中国可在全球疫苗免疫事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前董事会主席达芬·霍博腾在其新书中指出,GAVI与中国的故事,很好地见证了中国的伟大转型:从几十年前的受援国,已然摇身一变,成为全球健康和发展领域的主要捐助国之一。

摄影:界面记者 刘素楠

达芬·霍博腾,这位曾经的挪威财政国务卿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董事会主席,日前来到中国为他的新书《北极光照耀桃花仑——一个挪威家族的中国情》做宣传。

达芬·霍博腾曾任挪威卫生大臣、劳动与社会事务大臣、财政国务卿等政府公职。2006年起,霍博腾成为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董事会成员,2010年至2015年担任董事会主席。如今,他是北欧理事会秘书长,同时担任GAVI特使。

GAVI则成立于2000年,这是一个公私合作的全球卫生合作组织,成立初衷是集联合国核心部门、各国政府、疫苗产业界、私营企业、人类社会之所长,提高贫困地区儿童疫苗免疫接种覆盖率以及扩大新疫苗使用的可及性。自成立以来,GAVI提供的十种疫苗,已经帮助发展中国家避免了800万人未来死于疫苗可预防疾病。

在这本书中,达芬·霍博腾指出,GAVI与中国的故事,很好地见证了中国的伟大转型:从几十年前的受援国,已然摇身一变,成为全球健康和发展领域的主要捐助国之一。

由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乙型脑炎疫苗于2013年10月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成为首支达到国际预认证标准的中国产疫苗。目前,成都生产的乙型脑炎疫苗正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援助下推广到许多亚洲国家。达芬·霍博腾对界面新闻记者指出,中国将在全球疫苗免疫事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73个国家接受援助

界面新闻:是什么使您放弃政府公职加入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达芬·霍博腾:我很幸运不用“放弃”我的政府工作,加入GAVI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但是我加入GAVI最主要的驱动力源于父辈,他们主张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实际上,每年成千上万的孩子因缺乏疫苗而死亡,这非常不公平,对我来说也是无法忍受的。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对我来说,去拯救孩子的生命是一种道德责任,当你有能力、有机会时,这是你不得不做的事情。

界面新闻:GAVI成立的背景是1990年代国际社会失去对疫苗的重视,为什么?

达芬·霍博腾:世界卫生组织曾在1974年提出扩大免疫规划(EPI),旨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接种。当时全球免疫接种率仅仅是5%。到了1990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所发起的全球儿童免疫接种运动的共同努力下,世界上80%的儿童都接受了6种传染病的免疫接种,包括天花、白喉、百日咳、破伤风、麻疹、脊髓灰质炎、结核病。

可惜的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儿童免疫工作停滞,因为各个国家的重心转向了别的项目,捐赠者也越来越少。突然间,发展中国家难以继续维持疫苗免疫接种,而且制药公司也无意为贫困地区的疫苗投资。

界面新闻:接受援助的国家或地区有多少?

达芬·霍博腾: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为全世界73个极度贫困国家提供帮助。自其2000年成立以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提供的十种疫苗,已经帮助发展中国家避免了800万人未来死于疫苗可预防疾病。十种疫苗包括:五联疫苗,肺炎链球菌结合疫苗,轮状病毒疫苗,黄热病疫苗,A群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乙型脑炎疫苗,人类乳头瘤病毒疫苗,第二剂麻疹疫苗、麻疹-风疹联合疫苗以及风疹疫苗。

界面新闻:这73个受援国的筛选标准是什么?

达芬·霍博腾:一个是人均收入低于5200美元,另一个是受援国必须具备一定的医疗卫生系统基础,可以保证儿童接种到合格的疫苗。同时,受援国还必须合作出资,最开始受援国只需要支付一小部分资金,之后会逐步增加支付金额,当受援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可以完全自筹资金,就从这个项目“毕业”了。

界面新闻:捐赠者有多少?

达芬·霍博腾:我所知的数字不是特别准确,大概有25个左右,都是以国家为主,也有一些慈善家和个人捐献者。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受援国从刚开始的73个国家减少到50个国家。

中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和中国早在2002年就开始了合作。当时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为中国西部省份和中部省份提供了乙肝疫苗。从那时开始,在一些地区,新生儿在出生后即及时接种了一针乙肝疫苗的比例从64%提升到了超过90%。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从原先超过20%的儿童感染乙肝,发展到现在只有不到1%的5岁以下儿童感染乙肝病毒。

最后,中国成功从GAVI“毕业”。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认识到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做出这一卓越成就,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在提升公共卫生方面的领导力以及努力。2015年成为GAVI的捐赠者,捐赠500万美元,这展示了中国经济发展之路。

中国是GAVI的“优秀毕业生”

界面新闻:中国政府和GAVI的合作很成功,中国具体在哪些方面产生了改变?

达芬·霍博腾:中国在GAVI的成功反映在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政府和GAVI建立了很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在面临乙肝等疾病的挑战时大获成功,实施了全国范围内的免疫项目。

其次,中国成功从GAVI“毕业”也是一种成功,展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

第三,中国成为全球疫苗事业的捐赠者,这意味着中国不仅为国民负责,也为国际社会负责,在全球范围内履行国际责任,这也是一种成功。

界面新闻:近年来,中国也在不断通过南南合作机制,加大对发展中地区的支持,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你对此如何评价?

达芬·霍博腾:中国从GAVI的受援国变成援助国,很好地展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线。我相信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将在全球健康卫生事业上承担更大的角色。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挑战,我们需要新老捐助国携手,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通力合作。

中国的疫苗生产商在全球范围内也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目前,中国成都生产的乙型脑炎疫苗正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援助下推广到许多亚洲国家。

界面新闻:像中国这样从GAVI“毕业”的受援国有多少个?

达芬·霍博腾:现在有9个受援国已经成功从GAVI“毕业”,到2020年将有20个受援国“毕业”。目前,我只知道中国从受援国成为了捐赠国。

界面新闻:挪威作为传统的对外援助大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全球发展捐赠者有怎样的期许和建议?

达芬·霍博腾:今天,中国国内有6亿人民已经脱贫,这对全球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其次,中国在预防全球气候变暖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对全世界也非常重要,中国的行动将影响其他国家的行动。在全球健康卫生事业上,中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合作伙伴和捐献者。

2016-2020年将再为3亿儿童提供免疫接种

界面新闻:据我所知,GAVI的工作至今以来分为三个阶段:2000-2005年,第一阶段,资助重点是引进未充分利用的新疫苗(乙肝疫苗、Hib疫苗和黄热病疫苗),第二阶段为2006-2015年,资助重点扩展至新疫苗(轮状病毒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2016年之后,GAVI的资助重点是什么?目标是什么?

达芬·霍博腾:GAVI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一个是加速影响——2016到2020年,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将会再为3亿儿童提供免疫接种,预防可能致命的疾病。长期来看,预估能拯救500-600万人的性命。

其次是扩大疫苗的儿童覆盖面——在受援国全面提高婴幼儿接种免疫的覆盖率。到2020年,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接种的11种疫苗的婴幼儿接种率将从5%提高到20%。

第三,各国政府的联合出资将在2016-2020四年间达到10亿美元——合资是免疫计划长期可持续的关键,GAVI和各国政府的合资预期将在2016-2020四年间达到大约10亿美元。

第四,GAVI将帮助受援国建立可持续的免疫计划。通过GAVI的资金支持,已经有9个国家为本国的疫苗自筹资金。在2020年,预计将有20个国家不再需要我们的支持,即顺利从GAVI“毕业”。

对疫苗事业的未来充满希望

界面新闻:你在书中表示,疫苗事业的魅力是独特的,因为疫苗是历史上最有效、最具成本效益的医疗方式,这也是疫苗事业赢得支持的原因所在。然而,近年来,各国媒体对疫苗后遗症的报道也加深了人们对疫苗安全的顾虑。你怎么看待疫苗信任危机,以及对GAVI接下来工作的影响?

达芬·霍博腾:通过疫苗预防疾病和死亡是公共卫生领域的最大成就之一,疫苗预防了许多已知的最危险的致命性疾病,拯救生命,减少疾病,让人们生活健康舒适。

疫苗是强有力的科学措施,疫苗是安全的,这不仅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也在全球达成了共识。

现在令人担心的是反疫苗运动的呼声,这可能使GAVI自2000年来在极度贫困地区所做出的提高免疫接种覆盖率的努力功亏一篑,致数千万的生命于危险之中。

但是我们仍需正视这个问题。调查表明无论在哪个国家,反疫苗运动的积极分子都只是一小部分。在美国,80%的社会群众都认为疫苗是安全的。我们需要继续和政府合作,因为那些没有接受全套疫苗接种的儿童感染危险疾病的可能性比接受疫苗接种的小孩要高得多。

界面新闻:WHO发布的全球疫苗和免疫报告提醒,气候变化可能改变疾病流行病学特点,从而带来新的卫生挑战。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传统捐赠大国也在紧缩它们的对外援助资源。这就有可能使来之不易的公共卫生成果付之东流。你希望向各国的卫生部长和财政部长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来一同抵抗以上不利因素的影响?

达芬·霍博腾:在2011年和2015年,我发起了筹资活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要实现筹资目标不太现实。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救助了这么多生命,应该让更多人看到GAVI在疫苗事业上的努力和成果。当时,我们也确实收到了很多积极的回应。两次筹款,我们都实现甚至超越了既定目标。

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即使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疫苗事业也可以继续向前发展。各国的领导人也意识到,他们有能力也有义务去拯救更多儿童的生命。所以,我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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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特使:中国可在全球疫苗免疫事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前董事会主席达芬·霍博腾在其新书中指出,GAVI与中国的故事,很好地见证了中国的伟大转型:从几十年前的受援国,已然摇身一变,成为全球健康和发展领域的主要捐助国之一。

摄影:界面记者 刘素楠

达芬·霍博腾,这位曾经的挪威财政国务卿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董事会主席,日前来到中国为他的新书《北极光照耀桃花仑——一个挪威家族的中国情》做宣传。

达芬·霍博腾曾任挪威卫生大臣、劳动与社会事务大臣、财政国务卿等政府公职。2006年起,霍博腾成为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董事会成员,2010年至2015年担任董事会主席。如今,他是北欧理事会秘书长,同时担任GAVI特使。

GAVI则成立于2000年,这是一个公私合作的全球卫生合作组织,成立初衷是集联合国核心部门、各国政府、疫苗产业界、私营企业、人类社会之所长,提高贫困地区儿童疫苗免疫接种覆盖率以及扩大新疫苗使用的可及性。自成立以来,GAVI提供的十种疫苗,已经帮助发展中国家避免了800万人未来死于疫苗可预防疾病。

在这本书中,达芬·霍博腾指出,GAVI与中国的故事,很好地见证了中国的伟大转型:从几十年前的受援国,已然摇身一变,成为全球健康和发展领域的主要捐助国之一。

由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乙型脑炎疫苗于2013年10月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成为首支达到国际预认证标准的中国产疫苗。目前,成都生产的乙型脑炎疫苗正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援助下推广到许多亚洲国家。达芬·霍博腾对界面新闻记者指出,中国将在全球疫苗免疫事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73个国家接受援助

界面新闻:是什么使您放弃政府公职加入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达芬·霍博腾:我很幸运不用“放弃”我的政府工作,加入GAVI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但是我加入GAVI最主要的驱动力源于父辈,他们主张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实际上,每年成千上万的孩子因缺乏疫苗而死亡,这非常不公平,对我来说也是无法忍受的。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对我来说,去拯救孩子的生命是一种道德责任,当你有能力、有机会时,这是你不得不做的事情。

界面新闻:GAVI成立的背景是1990年代国际社会失去对疫苗的重视,为什么?

达芬·霍博腾:世界卫生组织曾在1974年提出扩大免疫规划(EPI),旨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接种。当时全球免疫接种率仅仅是5%。到了1990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所发起的全球儿童免疫接种运动的共同努力下,世界上80%的儿童都接受了6种传染病的免疫接种,包括天花、白喉、百日咳、破伤风、麻疹、脊髓灰质炎、结核病。

可惜的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儿童免疫工作停滞,因为各个国家的重心转向了别的项目,捐赠者也越来越少。突然间,发展中国家难以继续维持疫苗免疫接种,而且制药公司也无意为贫困地区的疫苗投资。

界面新闻:接受援助的国家或地区有多少?

达芬·霍博腾: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为全世界73个极度贫困国家提供帮助。自其2000年成立以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提供的十种疫苗,已经帮助发展中国家避免了800万人未来死于疫苗可预防疾病。十种疫苗包括:五联疫苗,肺炎链球菌结合疫苗,轮状病毒疫苗,黄热病疫苗,A群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乙型脑炎疫苗,人类乳头瘤病毒疫苗,第二剂麻疹疫苗、麻疹-风疹联合疫苗以及风疹疫苗。

界面新闻:这73个受援国的筛选标准是什么?

达芬·霍博腾:一个是人均收入低于5200美元,另一个是受援国必须具备一定的医疗卫生系统基础,可以保证儿童接种到合格的疫苗。同时,受援国还必须合作出资,最开始受援国只需要支付一小部分资金,之后会逐步增加支付金额,当受援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可以完全自筹资金,就从这个项目“毕业”了。

界面新闻:捐赠者有多少?

达芬·霍博腾:我所知的数字不是特别准确,大概有25个左右,都是以国家为主,也有一些慈善家和个人捐献者。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受援国从刚开始的73个国家减少到50个国家。

中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和中国早在2002年就开始了合作。当时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为中国西部省份和中部省份提供了乙肝疫苗。从那时开始,在一些地区,新生儿在出生后即及时接种了一针乙肝疫苗的比例从64%提升到了超过90%。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从原先超过20%的儿童感染乙肝,发展到现在只有不到1%的5岁以下儿童感染乙肝病毒。

最后,中国成功从GAVI“毕业”。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认识到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做出这一卓越成就,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在提升公共卫生方面的领导力以及努力。2015年成为GAVI的捐赠者,捐赠500万美元,这展示了中国经济发展之路。

中国是GAVI的“优秀毕业生”

界面新闻:中国政府和GAVI的合作很成功,中国具体在哪些方面产生了改变?

达芬·霍博腾:中国在GAVI的成功反映在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政府和GAVI建立了很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在面临乙肝等疾病的挑战时大获成功,实施了全国范围内的免疫项目。

其次,中国成功从GAVI“毕业”也是一种成功,展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

第三,中国成为全球疫苗事业的捐赠者,这意味着中国不仅为国民负责,也为国际社会负责,在全球范围内履行国际责任,这也是一种成功。

界面新闻:近年来,中国也在不断通过南南合作机制,加大对发展中地区的支持,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你对此如何评价?

达芬·霍博腾:中国从GAVI的受援国变成援助国,很好地展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线。我相信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将在全球健康卫生事业上承担更大的角色。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挑战,我们需要新老捐助国携手,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通力合作。

中国的疫苗生产商在全球范围内也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目前,中国成都生产的乙型脑炎疫苗正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援助下推广到许多亚洲国家。

界面新闻:像中国这样从GAVI“毕业”的受援国有多少个?

达芬·霍博腾:现在有9个受援国已经成功从GAVI“毕业”,到2020年将有20个受援国“毕业”。目前,我只知道中国从受援国成为了捐赠国。

界面新闻:挪威作为传统的对外援助大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全球发展捐赠者有怎样的期许和建议?

达芬·霍博腾:今天,中国国内有6亿人民已经脱贫,这对全球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其次,中国在预防全球气候变暖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对全世界也非常重要,中国的行动将影响其他国家的行动。在全球健康卫生事业上,中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合作伙伴和捐献者。

2016-2020年将再为3亿儿童提供免疫接种

界面新闻:据我所知,GAVI的工作至今以来分为三个阶段:2000-2005年,第一阶段,资助重点是引进未充分利用的新疫苗(乙肝疫苗、Hib疫苗和黄热病疫苗),第二阶段为2006-2015年,资助重点扩展至新疫苗(轮状病毒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2016年之后,GAVI的资助重点是什么?目标是什么?

达芬·霍博腾:GAVI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一个是加速影响——2016到2020年,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将会再为3亿儿童提供免疫接种,预防可能致命的疾病。长期来看,预估能拯救500-600万人的性命。

其次是扩大疫苗的儿童覆盖面——在受援国全面提高婴幼儿接种免疫的覆盖率。到2020年,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接种的11种疫苗的婴幼儿接种率将从5%提高到20%。

第三,各国政府的联合出资将在2016-2020四年间达到10亿美元——合资是免疫计划长期可持续的关键,GAVI和各国政府的合资预期将在2016-2020四年间达到大约10亿美元。

第四,GAVI将帮助受援国建立可持续的免疫计划。通过GAVI的资金支持,已经有9个国家为本国的疫苗自筹资金。在2020年,预计将有20个国家不再需要我们的支持,即顺利从GAVI“毕业”。

对疫苗事业的未来充满希望

界面新闻:你在书中表示,疫苗事业的魅力是独特的,因为疫苗是历史上最有效、最具成本效益的医疗方式,这也是疫苗事业赢得支持的原因所在。然而,近年来,各国媒体对疫苗后遗症的报道也加深了人们对疫苗安全的顾虑。你怎么看待疫苗信任危机,以及对GAVI接下来工作的影响?

达芬·霍博腾:通过疫苗预防疾病和死亡是公共卫生领域的最大成就之一,疫苗预防了许多已知的最危险的致命性疾病,拯救生命,减少疾病,让人们生活健康舒适。

疫苗是强有力的科学措施,疫苗是安全的,这不仅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也在全球达成了共识。

现在令人担心的是反疫苗运动的呼声,这可能使GAVI自2000年来在极度贫困地区所做出的提高免疫接种覆盖率的努力功亏一篑,致数千万的生命于危险之中。

但是我们仍需正视这个问题。调查表明无论在哪个国家,反疫苗运动的积极分子都只是一小部分。在美国,80%的社会群众都认为疫苗是安全的。我们需要继续和政府合作,因为那些没有接受全套疫苗接种的儿童感染危险疾病的可能性比接受疫苗接种的小孩要高得多。

界面新闻:WHO发布的全球疫苗和免疫报告提醒,气候变化可能改变疾病流行病学特点,从而带来新的卫生挑战。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传统捐赠大国也在紧缩它们的对外援助资源。这就有可能使来之不易的公共卫生成果付之东流。你希望向各国的卫生部长和财政部长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来一同抵抗以上不利因素的影响?

达芬·霍博腾:在2011年和2015年,我发起了筹资活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要实现筹资目标不太现实。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救助了这么多生命,应该让更多人看到GAVI在疫苗事业上的努力和成果。当时,我们也确实收到了很多积极的回应。两次筹款,我们都实现甚至超越了既定目标。

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即使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疫苗事业也可以继续向前发展。各国的领导人也意识到,他们有能力也有义务去拯救更多儿童的生命。所以,我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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