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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60年前的日本 “高考”也曾是中产阶级的最深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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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60年前的日本 “高考”也曾是中产阶级的最深焦虑

日本父母全力以赴支持孩子备考,以便他们能够在学业考试中出类拔萃、考取好大学,这样的场景对我们来说分外熟悉。其背后的共识是:“人生成功取决于能力,而能力的判断标准则是普遍的,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

来源:摄图网

自6月22日起,四川、甘肃、吉林多省揭开2017年普通高考成绩查询的序幕,全国高考成绩放榜逐渐步入高峰期。

今年的高考因标志着“高考恢复40年”而格外引人关注。1977年,《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题为《高等学校招生重大改革》的文章,宣布停滞了11年的高考正式恢复。在这一举国上下最为重要的标准化人才选拔体制重建的40年后,高考仍然承载着社会公平的重要意义,然而在“改变命运”上,它陷入了不同群体的争论中。

一方面,以毛坦厂中学、衡水中学为首的超级中学虽然争议不断,但以“维护落后地区学生唯一的阶级流动可能性”之名维持着其社会道义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城市中产家庭因其掌握的经济社会资本让孩子得以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把高考的起跑线一再提前。对于部分城市精英家庭来说,高考甚至不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选项。

无论如何,在社会流动性趋缓的当下,高考的正当性愈发被强调,那背后除了家长与考生的焦虑之外,还是中国社会日益趋同的中产生活理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阎云翔认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活理想反而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而趋同,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就是上最好的学校,找最好的工作。

在很多方面,追逐中产生活理想的当下中国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有相似之处。而日本父母全力以赴支持孩子备考,以便他们能够在学业考试中出类拔萃、考取好大学的场景更是令我们感到似曾相识。

日前,傅高义的经典人类学著作《日本新中产阶级》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书中第三章“通往工薪族之路”描述了日本新中产阶级家庭对教育极其重视背后的原因以及激烈的升学竞争背后新一代年轻人对大公司所代表的“工薪生活”的向往。

1958年,傅高义携妻儿前往东京。在日本度过的两年时间里,他与妻子苏珊娜以中产阶级家庭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了东京东郊“M町”的当地社区,撰写了《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这部日后对当代日本研究产生深远影响著作的核心观点是,战后随着日本经济快速增长而日益壮大的大公司与政府部门的白领雇员正在塑造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他们即为“新中产阶级”或“工薪族”(salary man)。这一新兴阶级以可预期的稳定收入、声望和社会地位逐渐成为全日本社会竞相追逐的一种新的理想生活范式;与此同时,他们在日本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稳定剂的作用。

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 Vogel)。

傅高义发现,与传统的中小型企业相比,工薪族所工作的大型现代机构因以资历和技能作为员工评价方式而更加体现公平,进而受到年轻一代的欢迎。而接受优质的大学教育,成为了进入一家成功的大公司,获得终生无忧的生活的重要前提:

“要入职一家这样的公司,他必须进入一所好大学,而要进入一所好大学,他必须通过入学考试;要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他得接受好的训练,要得到这种好的训练,他又需要通过优秀高中的入学考试。因此,成功最终既不取决于智商,也不取决于学校的成绩记录,更不取决于教师的推荐,而是取决于入学考试。”

在“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激烈竞争下,家庭(特别是身为全职太太的母亲)和学校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孩子则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同当前中国情况相似的是,条件较好的日本家庭可通过金钱与人脉帮助孩子打造成功捷径,但对资源有限的工薪家庭而言,“一考定终生”是必须经历的残酷磨练。

当时的人们当然也批评这种纯粹应试的教育,但一个更为普遍的共识是:“人生成功取决于能力,而能力的判断标准则是普遍的,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成功之途并不首先取决于一个人的出身或社会关系,而是他展现出的卓越才能。”这不仅是支持着许许多多日本年轻人奋发努力、追逐理想生活的信念,与当下的我们而言也是如此。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日本新中产阶级》中节选了“通往工薪族之路”这一章节,以期向读者展现在近60年前的日本,升学考试是如何成为中产家庭的最深焦虑的。

《日本新中产阶级》,傅高义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5月

通往工薪族之路(节选)

地狱般的入学考试

没有什么单个事件——或许除婚姻之外——能够像入学考试那样决定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也没有什么——包括婚姻在内——需要如此长年的规划和艰苦的努力。由于所有的大学、高中以及部分私立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都以入学考试来筛选掉大部分申请者,同时这些考试向所有人开放,竞争非常激烈。对 M町的居民而言,通过考试进入一个好的学校就好像让骆驼穿过针眼那么困难。事实上,为这些考试所做的准备是无穷无尽的。正常的孩子们学得如此艰苦,以至于日本的教育者们谈及日本教育体系时都说这是一个悲剧:他们的教育系统要求孩子们为了考出好成绩,牺牲他们的快乐、牺牲学习的自主性和灵性。这些困难重重的准备过程组成了一个“过关仪式”,一个年轻人必须经历这一过程来证明他具备成为工薪族所必需的能力和耐力。日本人通常把入学考试叫做“試驗地獄”,其字面的意思是“考试地狱”。 

 M町的年轻人之所以甘心忍受这一类的折磨,是因为他一旦成功,就能够加入一家成功的大公司,终生无忧。 要入职一家这样的公司,他必须进入一所好大学,而要进入一所好大学,他必须通过入学考试;要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他得接受好的训练,要得到这种好的训练,他又需要通过优秀高中的入学考试。因此,成功最终既不取决于智商,也不取决于学校的成绩记录,更不取决于教师的推荐,而是取决于入学考试。

尽管这对于参与者似乎是个悲剧,但考试系统的运作还是自有逻辑。由于公司对年轻人的未来有所承诺,也由于当下日本商界存在的激烈竞争,公司必须仔细地选择有非凡前景与能力的年轻人。大公司招人的数字如此庞大,公司官员的私人社会关系如此复杂,以个人的判断标准作为基础来选择申请者是不可能的。一家公司有如此之多的雇员,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喜好,迫使公司选择他喜欢的候选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理解一个较为普适性的判断标准的价值和便利性。日本社会对哪些大学最为出色有高度的共识,因此,这些公司也认为,在选择雇员时,候选者就读的大学和他们的入职考试成绩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由于排他性,不只大学的相对地位,甚至它的生活方式,都日积月累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一所重点大学里几乎所有的教授都在同一机构获得学术训练,很难想象一个教授从一所重点大学跳槽到另一所。 用人机构会根据大学的声望来选择申请者,使得这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年轻的申请者知道公司青睐哪所大学,会根据这一点选择就读的学校。企业根据高校来选择人才,这一传统因此也得以维系。

一家大公司通常只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雇用年龄较大的雇员,即使这样,他们也总是为年轻雇员提供更多的保障和更快的加薪机会。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对公司预期的自我应验”(self-fulfilling accuracy to the company’s predictions)。换工作的人往往是投机主义者,较少为公司的利益全心奉献,公司则感到直接接受那些来自大学的雇员是很合理的,这使得工作经验不再与录用标准相关联。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入学考试的影响力如此巨大,想要谋求一份好工作绝不可能是唯一的解释。如前所述,对保障的追求也是原因之一。成年人在人生中经历种种变故,而现在都市里已经家有儿女的父母在年轻时也都曾经历寻找稳定工作的困难,所有这些,都大大加强了寻求安全感的心态。对城市居民来说,在一个大公司工作带来的安全感,有些类似于土地与地方社区的归属感带给农民的安全感——能够提供他所需要的保障。就像是土地被视为家庭代代相传的未来保障那样,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也提供了长期的保障,保证自己的孩子能够在未来生活中获得合适的位置。

现在,日本社会为那些富于冒险精神、有天赋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多机会,特别是在一些新的领域,如电器行业、广告行业、娱乐行业和对外贸易等。在这些领域,新的小公司可以提供比大机构更高的薪水,但绝大部分年轻人还是不愿意冒失去保障的风险,但对那些没有通过名牌大学入学考试的人可能就另当别论了。

即使一个人愿意进入小公司工作,就读于一所名牌大学还是会使他更容易得到一份理想工作,日后也更容易获得跳槽的机会。 一旦通过一流大学的入学考试,就无需担忧毕业问题,因为进入这所大学本身就意味着成功,除非行为特别恶劣,或是无法完成学业,否则学校通常不会让学生退学。与美国的州立大学一年级新生的高退学率相比,日本的大学中无法完成学业的学生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学生们不会从一所大学转到另一所。事实上,进入某一所大学基本就意味着归属某个群体,它清晰无误地确定了人们的未来流动。

尽管名牌大学的学生自然向往任职于最好的机构,但实际上他们毕业后进入的公司和政府机构间的阶层地位差异并不显著。与一个人能否就读于一所名牌大学,或是被一所有着良好声望的大型机构所接受相比,在公司里所取得的成就差异空间同样也不明显。在很大程度上,公司里的晋升只取决于进入公司的时间。所有新人都在每一年的同一天进入公司,通过统一的训练科目,在工资、职位等大部分事务上待遇相当。雇员们虽然各司其职,但相对于技术和能力,在决定级别和工资时资历依旧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对于旁观者而言,雇员的地位取决于他何时入职,很少受到公司里岗位差异的影响。

有些毕业生来自一般大学,在他们入职大公司或是政府机构之后,与那些就读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虽然有些人觉得校友圈不像战前那么具有影响力了,但老校友青睐自己学弟的情况仍然十分明显。尽管彼此意见不同,性格有异,但就读于某一所特定的大学(有时甚至是大学里特定的一个系),会对彼此更加忠诚,他们有着类似的工作态度,合作时也更为亲密无间。尤其在大的政府机构里,同事的接纳,乃至升迁的速度,都与毕业学校大有关系。

本项研究聚焦于年轻男性以及他进入大机构所面临的问题,但对年轻女性来说,同样也有类似的考量,只不过她们的职业目标是婚姻而已。总体而言,年轻女性较少像男孩们那样担忧自己的成绩。一些人甚至会质疑,姑娘们就读于最具竞争力的男女合校的大学是否会让她成为一个好妻子。许多女孩不愿意去男女合校的学校就读,在那里她们不得不和男生一样努力以跟上学业。好一些的女校更具吸引力,但进入这些学校也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即使在日本的大城市里,婚姻选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条件,而不是单纯地取决于年轻男女之间的浪漫关系,由此就读的学校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甚至比家庭背景这类先赋性因素还重要。实际上,谈到娶了一个来自知名女校的女孩,男方家人都会引以为傲,女方也以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男孩为荣。因此,对女孩来说和男孩们一样,入学考试都至关重要。

以 M町居民的观点来说,一个人一生的地位不仅先在地取决于他的出身,也取决于他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时机。对那些渴望成为新中产阶级一员的人来说,向上流动的机会取决于他的青春期后半程。据统计,日本是世界上二十岁前后的青少年自杀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在中年段则呈下降趋势。这一数据毫无疑问与年轻人承受的巨大压力有着密切关系,他们必须在人生中的这一短暂时期内找到自己的社会定位。在大学阶段获得入场券,为自己的未来寻求一个好的开端,无论成败与否,都被视为未来命运已定。因此,即使是最具天赋的孩子,也被失败或是对失败的恐惧深深困扰。

准备和参加考试

面对诸多不同范围和种类的入学选择,M町的居民在择校时都非常谨慎。在教育的金字塔顶端是名牌国立大学,如东京大学,以及一些广为人知的国立高中,如日比谷高中和新宿高中,只要能够通过这些学校的考试,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孩子都能够承担其学费。其下一层是优质的私立大学,以及它附属的私立小学、初中和高中。这些学校的入学考试和最好的国立机构难度所差无几,但学费更高,因此只有家境较好的学生能够就读。在第三层是质量稍差的公立和私立学校,从很少有工薪族能够负担得起的昂贵私立学校到公立学校,到工薪族孩子普遍能够上得起的、价格适中的私立学校都有。在最底端是地方设立的公立小学和初中,也是唯一无需参加入学考试的学校。

根据法律规定,所有学生都必须完成初中学业,但想要继续学业的学生都需要参加入学考试(义务制教育的时间长度不是由年龄来决定,而是由学生在学校就读的年限[九年]决定)。义务制教育不允许学生弃学或被开除(有一种说法是,开除学生会像公司开除一个雇员一样威胁到集体的团结)。通常而言,一旦一个学生考入一所初中、高中或大学,他就会在那里一直待到毕业,但在每一教育阶段结束后则可以更换学校。尽管通常学生在毕业后会为继续学业而参加考试,但某些被称作“自动扶梯”的教育机构,他们的学生则可以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大学。当一个孩子考入一所特别出色的幼儿园,如那些附属于私立庆应大学和公立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幼儿园,就被看成是登上了“自动扶梯”,未来前程无忧。因此,人们将很大一笔教育费用投入到这类“自动扶梯”型的幼儿园,这类教育机构的费用甚至比中小学还高。申请进入顶级幼儿园的孩子太多了,就算不断提高入学考试的难度,也难以进行准确的筛选。结果,还得用抽签的方式来选出少数幸运的孩子。最近,东京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的学校,辅导那些三四岁的幼儿参加幼儿园的入园考试。 

 M町的孩子偶尔也会有人参加这类困难重重的入园考试,但考中的机会却很渺茫,私立学校的费用这么高昂,每天依靠公共交通往返东京对母亲和孩子而言又太辛苦,因此,几乎所有 M町的孩子都在本地开设的幼儿园和小学就读。 M町的居民家庭因此着力让孩子准备优质的初高中以及大学的入学考试。当然,它们也大都位于东京。

在人们的心目中,初高中的入学考试本身不是那么重要,但由于它们能让孩子进到好学校、获得更好的训练,在通过大学入学考试时要相对容易一些,因此也颇为关键。大学考试竞争激烈,很多学生在第一次考试失利后会再复习一年,重新备考。这些学生不属于任何学校,故被称为“浪人”—这个称谓过去用于称呼那些没有主人的武士。一些把目标锁定某所学校,而家庭又能够负担得起其学习费用的孩子,可能会在补习学校一直读下去,多次参加考试,直到考上他心仪的大学为止。

大体上来说,考试衡量的是学习成绩。由于考生众多,试卷里大部分是多项选择的客观题。在幼儿园阶段,要考察孩子们有关日语假名的相关知识,也许还会有识字以及基本的算术考试。初高中考试通常会考科学、日本语言与文学、数学、历史和英语等科目。大学的考试很类似,但需要更多的技能与专业知识,特别是外语。

新学年从四月开始,考试则通常在一月或二月进行,在此之前,学生要全力以赴准备一到两年。他每天放学之后还需要学习好几个小时,在二月份的考试到来之前的那个暑假,学生把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以及部分夜晚时间都用来学习。在这一年的冲刺时间里,他们往往得放弃看电影和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其他的娱乐。运动员被建议暂停他们的体育活动,音乐和舞蹈课程通常也会暂停。

……

为何日本的考试压力如此巨大?许多日本的调查对象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认为,作为一个人口密集的小国家,成功的机会极为渺茫。这个答案毫无疑问指出了一个关键因素,但并不是答案的全部。在日本也有许多考试难度不高的大学,考试之外,还有许多成功的机会。同样地,也有很多国家一样人口密集、机会有限,但考试的压力却远没这么大。这个回答的潜台词是,一个人获得保障和社会流动的机会被强力挤压到整个人生中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许多人清晰地认识到,普通人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最方便的捷径就是考进名牌大学。要理解这股压力之巨,至少有两个系统至关重要:家庭和学校。这两个系统的重要性,有如人们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一家公司,这也进一步清晰表明了日本社会结构中的普遍存在的一个显著特征:特定群体中高度的整合与团结。

缓解严酷

考试焦虑的缘由不只是因为一考定终身,而且也在于考试是客观化的,因此,其结果难以预测。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一代人把人际关系作为找到自身在社会中一席之地的基础。因此, M町的父母们仍然认为,人际关系是找到好工作的一个比较安全的办法。有一些有地位的朋友,并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一个人未来的成功早早就可以由此注定。但当人们把能力作为判断标准,通过客观化的权威来衡量它时,就没法这么确定了。考试的题目可能与考生的预期相去甚远,考生可能觉得自己没考好,也可能因为紧张而影响表现。

一些家庭不愿意冒险,因此尽可能寻找其他走向成功的道路。但能够真正取代考试的道路少之又少。一个取代的方案是把孩子送进私立“自动扶梯”学校,这样他就可以在幼儿园或小学阶段就遥遥领先,只需要通过形式化的考试就直接升入著名大学。但这类私立的“自动扶梯”学校太昂贵了,同时还需要与权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M町的家庭通常不作此想。

另一个选择是直接把孩子送进一个不考虑教育背景的大机构。绝大部分学校为那些没有通过考试的学生留了少数名额,而选择的标准则通常由学校大人物组成的委员会来制定。这使得少数学生或因父母的校友身份,或因曾给学校以资金赞助,再或因拥有在学校事务中有特殊影响力的朋友,从而得以以特殊方式入学。但是,这类通道的竞争格外激烈。家庭的策略是得到在遴选委员会中强势人物的帮助,请他在录取时施以强有力的影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家人要尽一切可能增强这个大人物帮助孩子入学的积极度,例如让他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爱,或是让他觉得欠了人情而必须帮忙,这样他就会在委员会上全力呼吁录取这个学生。建立这类关系的一个通行做法,是托请非常熟悉这个大人物的朋友去说服他帮帮这家人。父母时常带着礼物去拜访有影响的学校官员。部分初高中的校长会在每个名额的录取中接受两至三份礼物,即使他们声称不接受礼物,但其实也很难拒绝。父母会精心选择礼物,恭恭敬敬地送给校长。学校的官员们会尽可能避免欠下这些家庭的人情,但他们又的确对尽这份责任感到自豪,尤其是当考生本身还不错时。校长和重量级教师或是学校官员有时会从这些礼物中获得经济上的实质性好处,但看不出他们有利用自己的职位去谋取私利的迹象。因收受礼物而欠下的人情会让人很不舒服,所以,当他们声称自己并不希望收礼时,当基本属实。

富有远见的母亲有时会提前好些年去和那些有影响的人建立联系,提供丰厚的礼物和各类个人服务。如果这样的朋友确实能够在以后帮助孩子获得录取,母亲也会觉得自己欠了朋友的人情,很多年后她都不会忘记这份情谊。

这类建立在特殊关系之上的要求,如果真要有用,就不能限于单纯的介绍,因为任何一个工薪族人士都可能搭得上人出面介绍。但即使拥有最有影响力的朋友,他又愿意全力玉成此事,对学生而言考试依然十分重要。考试分数越低,大人物就越难让遴选委员会的其他人接受自己心仪的这个孩子,如果考试的分数太低了,那么任何介绍都不管用。另外,以低分进入学校的孩子与同学相比,经常处于落后位置,一些动用了关系的孩子也愿意努力学习并参加考试,这样,他们就不会被指责全靠家庭的财富和影响获得了成功。

就像托人介绍一样,金钱同样可以在考试之外对录取有所帮助,在一定的范围内它可以用来替代考试分数。一个在考试中表现尚可的学生,依靠金钱能够进入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其教育质量可与考试难度稍高的公立学校相提并论。

一些富裕的家长希望避免因与普通家庭公开竞争而导致的尴尬局面,他们会计划让孩子上私立学校,并在一开头就建立联系。但工薪族的家庭只将此作为备用手段,以防孩子未能通过难度更大的公立学校的考试。

如果一个家庭无法承担优秀私立学校的费用,他们仍然还有机会把孩子送进地方性的公立学校,后者碰巧可能也有不错的声誉。由于地方性的公立学校只向住在本学区的孩子开放,严格来说,把孩子送进另一个学区是不合法的。但是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不同学区的校长们甚至常常开会讨论为来自其他学区的孩子提供教育所造成的经济负担。据估计,在某些学区,十分之一或者更多的学生实际上住在其他学区里。 

M町的小学正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学校,所以附近学区的家长会让孩子到 M町小学就读,但 M町的一些母亲则选择让孩子上东京地区和 M町差不多的公立初中。即使这些地方学校之间的差异很小,但也会被视为天地之别,因为正是这些些微差异决定了一个学生在未来考试中的功败垂成。家庭因此迁居到其他学区的情况极为罕见,但母亲和孩子在学区内的亲友或熟人的家里挂名,以便能在某个学校上学的情况却司空见惯。

许多学校的职员和老师对这些一心向学的孩子心怀同情,他们不忍心反对这类违规到其他学区就读的做法。与市政官员相反,他们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学校受人欢迎,只要市政官员不反对,自然愿意接受这些努力向上的孩子。但是,有时市政官员也会考虑到学校支出的重负并对此进行调查,最后粗暴地把孩子遣送回他们原来的学区。

尽管绝大部分人意识到跨学区的问题,尽管在知名学区的入学登记率居高不下足以证明问题之严重,但对此所做的调查却十分罕见。如果正巧被查到,母亲可能会借口家庭纷争或因疾病与丈夫分居,来解释她和孩子为什么会住到这个学区。他们也会在挂名居住的亲友家里留下衣服、校服和文具用品,以备执法官员前来调查。这类做法使得证明某些家庭的违规行为越来越难,不过在登记学区时,许多潜在的违规者还是会落网。即使如此,许多人还是甘愿冒孩子被逐出校门并很难再进入其他学校的风险来做这件事。

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失败的孩子唯一的选择是成为“浪人”,也就是复读生,再复读上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成为复读生并不是特别丢人的一件事,许多著名的大学里都有那种考了五六年甚至十年才考上的故事。但是,正常的工薪家庭很难支撑孩子额外考这么多次的生活和学习费用,因此,一些复读生必须在准备考试的同时找一份兼职。处于复读生的境地,孩子们充满了焦虑感,那些已经在考试中失利过的学生往往觉得更加绝望,对于自己是否能够考上的不自信,在整个复读期间都会如影随形。很多家庭认为,如果第二次考试仍然名落孙山,那么情况就再明白不过:这孩子考进一流大学是没希望了。因此,很少有家庭会容忍并在经济上支持孩子复读两次,而考生也只能不情不愿地进入并非自己首选的学校,放弃再次复读的选择。

显然,工薪家庭的孩子很难彻底摆脱一考定终身的强大影响。上流社会家庭的孩子哪怕考试成绩不理想,也往往可以设法通过财富与特权帮助孩子走上成功之路,但典型的工薪家庭却没有这么多资源为孩子提供第二选择,顶多就是用家里的积蓄与人际关系让孩子进入一所比其考试成绩略优的学校。因此,工薪家庭更愿意将最宝贵的家庭资源——母亲的时间与家庭积蓄投资在帮助孩子更充分地准备考试上。

……

既然竞争的对手是陌生人,在这样的前提下,就有效地控制了人们的成就压力。就像陌生人不会因为考虑礼貌问题而停止前推后挤拥上地铁一样,在考试的时候,竞争也就天经地义。这样,入学考试机制的运作就将朋友与陌生人区隔开来。由于赤裸裸的激烈竞争集中于录取之时,发生在陌生人之间,而一旦被录取,竞争就必须服从于群体忠诚和友情,退居其后。因此,以这种方式,考试制度运作严格地做到了人人平等,但又减少了对群体团结的威胁。不过,对于个人来说,付出的代价是必须经历考试和录取的煎熬时光。

(书摘部分选自《日本新中产阶级》,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较原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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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父母全力以赴支持孩子备考,以便他们能够在学业考试中出类拔萃、考取好大学,这样的场景对我们来说分外熟悉。其背后的共识是:“人生成功取决于能力,而能力的判断标准则是普遍的,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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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月22日起,四川、甘肃、吉林多省揭开2017年普通高考成绩查询的序幕,全国高考成绩放榜逐渐步入高峰期。

今年的高考因标志着“高考恢复40年”而格外引人关注。1977年,《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题为《高等学校招生重大改革》的文章,宣布停滞了11年的高考正式恢复。在这一举国上下最为重要的标准化人才选拔体制重建的40年后,高考仍然承载着社会公平的重要意义,然而在“改变命运”上,它陷入了不同群体的争论中。

一方面,以毛坦厂中学、衡水中学为首的超级中学虽然争议不断,但以“维护落后地区学生唯一的阶级流动可能性”之名维持着其社会道义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城市中产家庭因其掌握的经济社会资本让孩子得以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把高考的起跑线一再提前。对于部分城市精英家庭来说,高考甚至不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选项。

无论如何,在社会流动性趋缓的当下,高考的正当性愈发被强调,那背后除了家长与考生的焦虑之外,还是中国社会日益趋同的中产生活理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阎云翔认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活理想反而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而趋同,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就是上最好的学校,找最好的工作。

在很多方面,追逐中产生活理想的当下中国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有相似之处。而日本父母全力以赴支持孩子备考,以便他们能够在学业考试中出类拔萃、考取好大学的场景更是令我们感到似曾相识。

日前,傅高义的经典人类学著作《日本新中产阶级》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书中第三章“通往工薪族之路”描述了日本新中产阶级家庭对教育极其重视背后的原因以及激烈的升学竞争背后新一代年轻人对大公司所代表的“工薪生活”的向往。

1958年,傅高义携妻儿前往东京。在日本度过的两年时间里,他与妻子苏珊娜以中产阶级家庭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了东京东郊“M町”的当地社区,撰写了《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这部日后对当代日本研究产生深远影响著作的核心观点是,战后随着日本经济快速增长而日益壮大的大公司与政府部门的白领雇员正在塑造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他们即为“新中产阶级”或“工薪族”(salary man)。这一新兴阶级以可预期的稳定收入、声望和社会地位逐渐成为全日本社会竞相追逐的一种新的理想生活范式;与此同时,他们在日本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稳定剂的作用。

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 Vogel)。

傅高义发现,与传统的中小型企业相比,工薪族所工作的大型现代机构因以资历和技能作为员工评价方式而更加体现公平,进而受到年轻一代的欢迎。而接受优质的大学教育,成为了进入一家成功的大公司,获得终生无忧的生活的重要前提:

“要入职一家这样的公司,他必须进入一所好大学,而要进入一所好大学,他必须通过入学考试;要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他得接受好的训练,要得到这种好的训练,他又需要通过优秀高中的入学考试。因此,成功最终既不取决于智商,也不取决于学校的成绩记录,更不取决于教师的推荐,而是取决于入学考试。”

在“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激烈竞争下,家庭(特别是身为全职太太的母亲)和学校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孩子则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同当前中国情况相似的是,条件较好的日本家庭可通过金钱与人脉帮助孩子打造成功捷径,但对资源有限的工薪家庭而言,“一考定终生”是必须经历的残酷磨练。

当时的人们当然也批评这种纯粹应试的教育,但一个更为普遍的共识是:“人生成功取决于能力,而能力的判断标准则是普遍的,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成功之途并不首先取决于一个人的出身或社会关系,而是他展现出的卓越才能。”这不仅是支持着许许多多日本年轻人奋发努力、追逐理想生活的信念,与当下的我们而言也是如此。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日本新中产阶级》中节选了“通往工薪族之路”这一章节,以期向读者展现在近60年前的日本,升学考试是如何成为中产家庭的最深焦虑的。

《日本新中产阶级》,傅高义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5月

通往工薪族之路(节选)

地狱般的入学考试

没有什么单个事件——或许除婚姻之外——能够像入学考试那样决定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也没有什么——包括婚姻在内——需要如此长年的规划和艰苦的努力。由于所有的大学、高中以及部分私立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都以入学考试来筛选掉大部分申请者,同时这些考试向所有人开放,竞争非常激烈。对 M町的居民而言,通过考试进入一个好的学校就好像让骆驼穿过针眼那么困难。事实上,为这些考试所做的准备是无穷无尽的。正常的孩子们学得如此艰苦,以至于日本的教育者们谈及日本教育体系时都说这是一个悲剧:他们的教育系统要求孩子们为了考出好成绩,牺牲他们的快乐、牺牲学习的自主性和灵性。这些困难重重的准备过程组成了一个“过关仪式”,一个年轻人必须经历这一过程来证明他具备成为工薪族所必需的能力和耐力。日本人通常把入学考试叫做“試驗地獄”,其字面的意思是“考试地狱”。 

 M町的年轻人之所以甘心忍受这一类的折磨,是因为他一旦成功,就能够加入一家成功的大公司,终生无忧。 要入职一家这样的公司,他必须进入一所好大学,而要进入一所好大学,他必须通过入学考试;要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他得接受好的训练,要得到这种好的训练,他又需要通过优秀高中的入学考试。因此,成功最终既不取决于智商,也不取决于学校的成绩记录,更不取决于教师的推荐,而是取决于入学考试。

尽管这对于参与者似乎是个悲剧,但考试系统的运作还是自有逻辑。由于公司对年轻人的未来有所承诺,也由于当下日本商界存在的激烈竞争,公司必须仔细地选择有非凡前景与能力的年轻人。大公司招人的数字如此庞大,公司官员的私人社会关系如此复杂,以个人的判断标准作为基础来选择申请者是不可能的。一家公司有如此之多的雇员,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喜好,迫使公司选择他喜欢的候选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理解一个较为普适性的判断标准的价值和便利性。日本社会对哪些大学最为出色有高度的共识,因此,这些公司也认为,在选择雇员时,候选者就读的大学和他们的入职考试成绩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由于排他性,不只大学的相对地位,甚至它的生活方式,都日积月累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一所重点大学里几乎所有的教授都在同一机构获得学术训练,很难想象一个教授从一所重点大学跳槽到另一所。 用人机构会根据大学的声望来选择申请者,使得这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年轻的申请者知道公司青睐哪所大学,会根据这一点选择就读的学校。企业根据高校来选择人才,这一传统因此也得以维系。

一家大公司通常只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雇用年龄较大的雇员,即使这样,他们也总是为年轻雇员提供更多的保障和更快的加薪机会。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对公司预期的自我应验”(self-fulfilling accuracy to the company’s predictions)。换工作的人往往是投机主义者,较少为公司的利益全心奉献,公司则感到直接接受那些来自大学的雇员是很合理的,这使得工作经验不再与录用标准相关联。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入学考试的影响力如此巨大,想要谋求一份好工作绝不可能是唯一的解释。如前所述,对保障的追求也是原因之一。成年人在人生中经历种种变故,而现在都市里已经家有儿女的父母在年轻时也都曾经历寻找稳定工作的困难,所有这些,都大大加强了寻求安全感的心态。对城市居民来说,在一个大公司工作带来的安全感,有些类似于土地与地方社区的归属感带给农民的安全感——能够提供他所需要的保障。就像是土地被视为家庭代代相传的未来保障那样,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也提供了长期的保障,保证自己的孩子能够在未来生活中获得合适的位置。

现在,日本社会为那些富于冒险精神、有天赋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多机会,特别是在一些新的领域,如电器行业、广告行业、娱乐行业和对外贸易等。在这些领域,新的小公司可以提供比大机构更高的薪水,但绝大部分年轻人还是不愿意冒失去保障的风险,但对那些没有通过名牌大学入学考试的人可能就另当别论了。

即使一个人愿意进入小公司工作,就读于一所名牌大学还是会使他更容易得到一份理想工作,日后也更容易获得跳槽的机会。 一旦通过一流大学的入学考试,就无需担忧毕业问题,因为进入这所大学本身就意味着成功,除非行为特别恶劣,或是无法完成学业,否则学校通常不会让学生退学。与美国的州立大学一年级新生的高退学率相比,日本的大学中无法完成学业的学生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学生们不会从一所大学转到另一所。事实上,进入某一所大学基本就意味着归属某个群体,它清晰无误地确定了人们的未来流动。

尽管名牌大学的学生自然向往任职于最好的机构,但实际上他们毕业后进入的公司和政府机构间的阶层地位差异并不显著。与一个人能否就读于一所名牌大学,或是被一所有着良好声望的大型机构所接受相比,在公司里所取得的成就差异空间同样也不明显。在很大程度上,公司里的晋升只取决于进入公司的时间。所有新人都在每一年的同一天进入公司,通过统一的训练科目,在工资、职位等大部分事务上待遇相当。雇员们虽然各司其职,但相对于技术和能力,在决定级别和工资时资历依旧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对于旁观者而言,雇员的地位取决于他何时入职,很少受到公司里岗位差异的影响。

有些毕业生来自一般大学,在他们入职大公司或是政府机构之后,与那些就读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虽然有些人觉得校友圈不像战前那么具有影响力了,但老校友青睐自己学弟的情况仍然十分明显。尽管彼此意见不同,性格有异,但就读于某一所特定的大学(有时甚至是大学里特定的一个系),会对彼此更加忠诚,他们有着类似的工作态度,合作时也更为亲密无间。尤其在大的政府机构里,同事的接纳,乃至升迁的速度,都与毕业学校大有关系。

本项研究聚焦于年轻男性以及他进入大机构所面临的问题,但对年轻女性来说,同样也有类似的考量,只不过她们的职业目标是婚姻而已。总体而言,年轻女性较少像男孩们那样担忧自己的成绩。一些人甚至会质疑,姑娘们就读于最具竞争力的男女合校的大学是否会让她成为一个好妻子。许多女孩不愿意去男女合校的学校就读,在那里她们不得不和男生一样努力以跟上学业。好一些的女校更具吸引力,但进入这些学校也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即使在日本的大城市里,婚姻选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条件,而不是单纯地取决于年轻男女之间的浪漫关系,由此就读的学校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甚至比家庭背景这类先赋性因素还重要。实际上,谈到娶了一个来自知名女校的女孩,男方家人都会引以为傲,女方也以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男孩为荣。因此,对女孩来说和男孩们一样,入学考试都至关重要。

以 M町居民的观点来说,一个人一生的地位不仅先在地取决于他的出身,也取决于他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时机。对那些渴望成为新中产阶级一员的人来说,向上流动的机会取决于他的青春期后半程。据统计,日本是世界上二十岁前后的青少年自杀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在中年段则呈下降趋势。这一数据毫无疑问与年轻人承受的巨大压力有着密切关系,他们必须在人生中的这一短暂时期内找到自己的社会定位。在大学阶段获得入场券,为自己的未来寻求一个好的开端,无论成败与否,都被视为未来命运已定。因此,即使是最具天赋的孩子,也被失败或是对失败的恐惧深深困扰。

准备和参加考试

面对诸多不同范围和种类的入学选择,M町的居民在择校时都非常谨慎。在教育的金字塔顶端是名牌国立大学,如东京大学,以及一些广为人知的国立高中,如日比谷高中和新宿高中,只要能够通过这些学校的考试,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孩子都能够承担其学费。其下一层是优质的私立大学,以及它附属的私立小学、初中和高中。这些学校的入学考试和最好的国立机构难度所差无几,但学费更高,因此只有家境较好的学生能够就读。在第三层是质量稍差的公立和私立学校,从很少有工薪族能够负担得起的昂贵私立学校到公立学校,到工薪族孩子普遍能够上得起的、价格适中的私立学校都有。在最底端是地方设立的公立小学和初中,也是唯一无需参加入学考试的学校。

根据法律规定,所有学生都必须完成初中学业,但想要继续学业的学生都需要参加入学考试(义务制教育的时间长度不是由年龄来决定,而是由学生在学校就读的年限[九年]决定)。义务制教育不允许学生弃学或被开除(有一种说法是,开除学生会像公司开除一个雇员一样威胁到集体的团结)。通常而言,一旦一个学生考入一所初中、高中或大学,他就会在那里一直待到毕业,但在每一教育阶段结束后则可以更换学校。尽管通常学生在毕业后会为继续学业而参加考试,但某些被称作“自动扶梯”的教育机构,他们的学生则可以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大学。当一个孩子考入一所特别出色的幼儿园,如那些附属于私立庆应大学和公立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幼儿园,就被看成是登上了“自动扶梯”,未来前程无忧。因此,人们将很大一笔教育费用投入到这类“自动扶梯”型的幼儿园,这类教育机构的费用甚至比中小学还高。申请进入顶级幼儿园的孩子太多了,就算不断提高入学考试的难度,也难以进行准确的筛选。结果,还得用抽签的方式来选出少数幸运的孩子。最近,东京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的学校,辅导那些三四岁的幼儿参加幼儿园的入园考试。 

 M町的孩子偶尔也会有人参加这类困难重重的入园考试,但考中的机会却很渺茫,私立学校的费用这么高昂,每天依靠公共交通往返东京对母亲和孩子而言又太辛苦,因此,几乎所有 M町的孩子都在本地开设的幼儿园和小学就读。 M町的居民家庭因此着力让孩子准备优质的初高中以及大学的入学考试。当然,它们也大都位于东京。

在人们的心目中,初高中的入学考试本身不是那么重要,但由于它们能让孩子进到好学校、获得更好的训练,在通过大学入学考试时要相对容易一些,因此也颇为关键。大学考试竞争激烈,很多学生在第一次考试失利后会再复习一年,重新备考。这些学生不属于任何学校,故被称为“浪人”—这个称谓过去用于称呼那些没有主人的武士。一些把目标锁定某所学校,而家庭又能够负担得起其学习费用的孩子,可能会在补习学校一直读下去,多次参加考试,直到考上他心仪的大学为止。

大体上来说,考试衡量的是学习成绩。由于考生众多,试卷里大部分是多项选择的客观题。在幼儿园阶段,要考察孩子们有关日语假名的相关知识,也许还会有识字以及基本的算术考试。初高中考试通常会考科学、日本语言与文学、数学、历史和英语等科目。大学的考试很类似,但需要更多的技能与专业知识,特别是外语。

新学年从四月开始,考试则通常在一月或二月进行,在此之前,学生要全力以赴准备一到两年。他每天放学之后还需要学习好几个小时,在二月份的考试到来之前的那个暑假,学生把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以及部分夜晚时间都用来学习。在这一年的冲刺时间里,他们往往得放弃看电影和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其他的娱乐。运动员被建议暂停他们的体育活动,音乐和舞蹈课程通常也会暂停。

……

为何日本的考试压力如此巨大?许多日本的调查对象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认为,作为一个人口密集的小国家,成功的机会极为渺茫。这个答案毫无疑问指出了一个关键因素,但并不是答案的全部。在日本也有许多考试难度不高的大学,考试之外,还有许多成功的机会。同样地,也有很多国家一样人口密集、机会有限,但考试的压力却远没这么大。这个回答的潜台词是,一个人获得保障和社会流动的机会被强力挤压到整个人生中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许多人清晰地认识到,普通人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最方便的捷径就是考进名牌大学。要理解这股压力之巨,至少有两个系统至关重要:家庭和学校。这两个系统的重要性,有如人们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一家公司,这也进一步清晰表明了日本社会结构中的普遍存在的一个显著特征:特定群体中高度的整合与团结。

缓解严酷

考试焦虑的缘由不只是因为一考定终身,而且也在于考试是客观化的,因此,其结果难以预测。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一代人把人际关系作为找到自身在社会中一席之地的基础。因此, M町的父母们仍然认为,人际关系是找到好工作的一个比较安全的办法。有一些有地位的朋友,并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一个人未来的成功早早就可以由此注定。但当人们把能力作为判断标准,通过客观化的权威来衡量它时,就没法这么确定了。考试的题目可能与考生的预期相去甚远,考生可能觉得自己没考好,也可能因为紧张而影响表现。

一些家庭不愿意冒险,因此尽可能寻找其他走向成功的道路。但能够真正取代考试的道路少之又少。一个取代的方案是把孩子送进私立“自动扶梯”学校,这样他就可以在幼儿园或小学阶段就遥遥领先,只需要通过形式化的考试就直接升入著名大学。但这类私立的“自动扶梯”学校太昂贵了,同时还需要与权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M町的家庭通常不作此想。

另一个选择是直接把孩子送进一个不考虑教育背景的大机构。绝大部分学校为那些没有通过考试的学生留了少数名额,而选择的标准则通常由学校大人物组成的委员会来制定。这使得少数学生或因父母的校友身份,或因曾给学校以资金赞助,再或因拥有在学校事务中有特殊影响力的朋友,从而得以以特殊方式入学。但是,这类通道的竞争格外激烈。家庭的策略是得到在遴选委员会中强势人物的帮助,请他在录取时施以强有力的影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家人要尽一切可能增强这个大人物帮助孩子入学的积极度,例如让他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爱,或是让他觉得欠了人情而必须帮忙,这样他就会在委员会上全力呼吁录取这个学生。建立这类关系的一个通行做法,是托请非常熟悉这个大人物的朋友去说服他帮帮这家人。父母时常带着礼物去拜访有影响的学校官员。部分初高中的校长会在每个名额的录取中接受两至三份礼物,即使他们声称不接受礼物,但其实也很难拒绝。父母会精心选择礼物,恭恭敬敬地送给校长。学校的官员们会尽可能避免欠下这些家庭的人情,但他们又的确对尽这份责任感到自豪,尤其是当考生本身还不错时。校长和重量级教师或是学校官员有时会从这些礼物中获得经济上的实质性好处,但看不出他们有利用自己的职位去谋取私利的迹象。因收受礼物而欠下的人情会让人很不舒服,所以,当他们声称自己并不希望收礼时,当基本属实。

富有远见的母亲有时会提前好些年去和那些有影响的人建立联系,提供丰厚的礼物和各类个人服务。如果这样的朋友确实能够在以后帮助孩子获得录取,母亲也会觉得自己欠了朋友的人情,很多年后她都不会忘记这份情谊。

这类建立在特殊关系之上的要求,如果真要有用,就不能限于单纯的介绍,因为任何一个工薪族人士都可能搭得上人出面介绍。但即使拥有最有影响力的朋友,他又愿意全力玉成此事,对学生而言考试依然十分重要。考试分数越低,大人物就越难让遴选委员会的其他人接受自己心仪的这个孩子,如果考试的分数太低了,那么任何介绍都不管用。另外,以低分进入学校的孩子与同学相比,经常处于落后位置,一些动用了关系的孩子也愿意努力学习并参加考试,这样,他们就不会被指责全靠家庭的财富和影响获得了成功。

就像托人介绍一样,金钱同样可以在考试之外对录取有所帮助,在一定的范围内它可以用来替代考试分数。一个在考试中表现尚可的学生,依靠金钱能够进入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其教育质量可与考试难度稍高的公立学校相提并论。

一些富裕的家长希望避免因与普通家庭公开竞争而导致的尴尬局面,他们会计划让孩子上私立学校,并在一开头就建立联系。但工薪族的家庭只将此作为备用手段,以防孩子未能通过难度更大的公立学校的考试。

如果一个家庭无法承担优秀私立学校的费用,他们仍然还有机会把孩子送进地方性的公立学校,后者碰巧可能也有不错的声誉。由于地方性的公立学校只向住在本学区的孩子开放,严格来说,把孩子送进另一个学区是不合法的。但是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不同学区的校长们甚至常常开会讨论为来自其他学区的孩子提供教育所造成的经济负担。据估计,在某些学区,十分之一或者更多的学生实际上住在其他学区里。 

M町的小学正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学校,所以附近学区的家长会让孩子到 M町小学就读,但 M町的一些母亲则选择让孩子上东京地区和 M町差不多的公立初中。即使这些地方学校之间的差异很小,但也会被视为天地之别,因为正是这些些微差异决定了一个学生在未来考试中的功败垂成。家庭因此迁居到其他学区的情况极为罕见,但母亲和孩子在学区内的亲友或熟人的家里挂名,以便能在某个学校上学的情况却司空见惯。

许多学校的职员和老师对这些一心向学的孩子心怀同情,他们不忍心反对这类违规到其他学区就读的做法。与市政官员相反,他们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学校受人欢迎,只要市政官员不反对,自然愿意接受这些努力向上的孩子。但是,有时市政官员也会考虑到学校支出的重负并对此进行调查,最后粗暴地把孩子遣送回他们原来的学区。

尽管绝大部分人意识到跨学区的问题,尽管在知名学区的入学登记率居高不下足以证明问题之严重,但对此所做的调查却十分罕见。如果正巧被查到,母亲可能会借口家庭纷争或因疾病与丈夫分居,来解释她和孩子为什么会住到这个学区。他们也会在挂名居住的亲友家里留下衣服、校服和文具用品,以备执法官员前来调查。这类做法使得证明某些家庭的违规行为越来越难,不过在登记学区时,许多潜在的违规者还是会落网。即使如此,许多人还是甘愿冒孩子被逐出校门并很难再进入其他学校的风险来做这件事。

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失败的孩子唯一的选择是成为“浪人”,也就是复读生,再复读上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成为复读生并不是特别丢人的一件事,许多著名的大学里都有那种考了五六年甚至十年才考上的故事。但是,正常的工薪家庭很难支撑孩子额外考这么多次的生活和学习费用,因此,一些复读生必须在准备考试的同时找一份兼职。处于复读生的境地,孩子们充满了焦虑感,那些已经在考试中失利过的学生往往觉得更加绝望,对于自己是否能够考上的不自信,在整个复读期间都会如影随形。很多家庭认为,如果第二次考试仍然名落孙山,那么情况就再明白不过:这孩子考进一流大学是没希望了。因此,很少有家庭会容忍并在经济上支持孩子复读两次,而考生也只能不情不愿地进入并非自己首选的学校,放弃再次复读的选择。

显然,工薪家庭的孩子很难彻底摆脱一考定终身的强大影响。上流社会家庭的孩子哪怕考试成绩不理想,也往往可以设法通过财富与特权帮助孩子走上成功之路,但典型的工薪家庭却没有这么多资源为孩子提供第二选择,顶多就是用家里的积蓄与人际关系让孩子进入一所比其考试成绩略优的学校。因此,工薪家庭更愿意将最宝贵的家庭资源——母亲的时间与家庭积蓄投资在帮助孩子更充分地准备考试上。

……

既然竞争的对手是陌生人,在这样的前提下,就有效地控制了人们的成就压力。就像陌生人不会因为考虑礼貌问题而停止前推后挤拥上地铁一样,在考试的时候,竞争也就天经地义。这样,入学考试机制的运作就将朋友与陌生人区隔开来。由于赤裸裸的激烈竞争集中于录取之时,发生在陌生人之间,而一旦被录取,竞争就必须服从于群体忠诚和友情,退居其后。因此,以这种方式,考试制度运作严格地做到了人人平等,但又减少了对群体团结的威胁。不过,对于个人来说,付出的代价是必须经历考试和录取的煎熬时光。

(书摘部分选自《日本新中产阶级》,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较原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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