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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所滋养的殖民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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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所滋养的殖民霸权

为什么是欧洲人而非其他大洲和地区的人征服了世界?

所评图书:

书名:《欧洲何以征服世界?》

作者:(美)菲利普·霍夫曼

译者:赖希倩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7年6月

 

1492-1914年,即大航海时代至一战爆发,400多年里,欧洲人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为什么是欧洲人而非其他大洲和地区的人征服了世界?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者似乎早已得出答案,即工业化为欧洲全球霸权奠定了基础,通过工业革命为欧洲人提供了更加先进的武器,而金融创新则解决了远洋运输、远征和长距离殖民的融资问题。

加州理工学院企业经济学教授、历史学教授菲利普·霍夫曼不认同上述答案。他在所著的《欧洲何以征服世界?》一书中提出,欧洲殖民霸权被广泛确立时(17-18世纪),还没有迎来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因此不能将姗姗来迟的后者认为是帮助前者实现的条件。菲利普·霍夫曼也不认同一些历史学家所称的疾病、火药技术帮助欧洲人确立殖民优势的观点,指出欧洲殖民者带到美洲的疾病,对于阿兹特克文明、印加文明的伤害很大,但并没有造成灭绝性后果;而火药技术的应用,在16世纪的中国、日本、奥斯曼帝国就非常普遍,保持了必要的战术革新,这就证明火药技术的应用并非是否具备征服世界能力的关键。

《欧洲何以征服世界?》这本书就欧洲征服世界的问题,给出的解答首先是,中世纪后期(14、15世纪)以及之后的19世纪,欧洲大陆许多国家及英国陷入了复杂化的征伐,这些国家的君主或共和统治者格外热衷对外发起战争——相比之下,同期的中国、日本、印度、奥斯曼帝国,却并不好战。欧洲国家君主好战,包括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成长于征战环境,希望借助战争获得荣耀、提升名誉——更加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欧洲,发起战争的收益的大头归于统治者,而成本则由民众分摊(国债、税收),至于战争风险特别是战败风险,对于统治者来说显得无关紧要,最起码不存在被逼退位的风险。“当领导者的动机如此失衡,即便可以通过资源交易来互补,他们(君主)仍不太可能通过达成协议来避免战争。”

也就是说,14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欧洲国家无论在欧洲范围内,还是其他大洲范围内发起战争,都面临以下有利条件:高价值的战利品、融资的便利、征集人力和装备的便利,这些因素汇集起来刺激了战争发起,并成为推动军事工业不断刷新技术和装备的动力。不仅如此,因为战争发动的需要,欧洲国家的君主对于工匠、科学、创新就很难不持有一种欢迎态度,特别是频繁发生的战争验证了先进技术和装备在面对落后一方时所体现的毁灭性优势。

在欧洲国家不断因为战争和殖民扩张,刺激军事工业发展、军力扩充,并不断强化适应新武器、新装备的新型战术的演练的同时(14世纪末期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地区却在走向衰落。按照菲利普·霍夫曼的观点,这期间的中国(明代中期至清代末期),明显不符合国家战争竞争推动军事技术向前发展所提出的要求(频繁的战争、高额军事支出、大量运用火药技术而非旧技术、高频技术创新)。中国明代、清代在王朝建立初期,战事频繁,但在政治稳定后,就停止了高额的军备投入。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明清两代甚至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君王,所承担的统治责任要比欧洲国家的统治集团高得多、重得多,所以并没有动力(长期)致力于对外扩张(哪怕是针对游牧民族的战略出击)。而在同时期的日本,战国时代的分裂局面被终止后,德川幕府开始收缩军政开支,在战争、军备上停止投入资源,并维持相对较低的税收,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

近代的奥斯曼帝国,卷入战争的频率要比同时期的中国、日本高得多,原因是缺乏税收收入,而当欧洲大陆的若干国家崛起之后,前者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吸引流亡的军事科学技术人员。

菲利普·霍夫曼指出,14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的欧洲,尤其是西欧,形成了规模适中的战争国家,这非常有利于高效调动资源筹备战争,并从中获利。那么,为什么欧洲、西欧没有形成像中国、印度、奥斯曼帝国那样的大一统国家。他在书中解释了西欧分裂的原因,强调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宣称的地理障碍防止了西欧统一的观点,根本无法成立(中国大一统国家的疆域内,大部分国土恰好就是如西欧和中欧那样的山地),指出多面环海并便于开展航海贸易、探险,是欧洲若干个边缘区域能够自主的加入国家竞争,通过贸易和军事竞赛稳固独立的根本因素。他还谈到,尽管欧洲大陆上许多国家在近代的王室,存在亲属关系,这一点没却有避免战争的发起。

书中谈到,西欧分裂的更重要因素在于政治史传统:大航海时代之前的1000多年里,蛮族不断掀起入侵欧洲大陆和英国的战争,在不同区域促成了政治和文化演化的不同进程及结果,最终造成了西欧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无法形成大一统国家,而这也成为千百年来欧洲大陆战争不断的关键因素。

正因为欧洲尤其是西欧政治上的分裂,大大小小的国家在20世纪之前都必须重视军队和军备建设,再加上欧洲国家王室相对于贵族、商人阶层的弱势,所以对于私人探险家甚至海盗的劫掠给予容忍、鼓励。这意味着,“(欧洲)统治者之间的锦标赛所孕育的技术创新能够相对容易地传播到私人手中”,从而驱动私人财富和利益能够被用于海外征服。不仅如此,从海外殖民掠夺而来的财富,也因此更加有效的被输送到服务于殖民和战争的军备生产体系,促进了这些欧洲国家征服能力、统治能力的良性循环式提升。相比之下,中国、日本、奥斯曼帝国在对外贸易中,却通过禁令的方式,将私人探险家、海商、海盗都排除在外,弱化了私人财富、人才的作用。

《欧洲何以征服世界?》这本书还指出,到了19世纪之后,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工程技术与不断增加、细化的科学的发展,军事工业的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换句话说,只有高水平工业化体系才能促进军事工业的发展,才能形成持续稳定的研发体系。这种情况下,在19世纪后期,欧洲殖民国家及美国在军事领域相对欧亚大陆其他地区、非洲和拉美国家的优势,变得更加明显。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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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所滋养的殖民霸权

为什么是欧洲人而非其他大洲和地区的人征服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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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欧洲何以征服世界?》

作者:(美)菲利普·霍夫曼

译者:赖希倩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7年6月

 

1492-1914年,即大航海时代至一战爆发,400多年里,欧洲人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为什么是欧洲人而非其他大洲和地区的人征服了世界?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者似乎早已得出答案,即工业化为欧洲全球霸权奠定了基础,通过工业革命为欧洲人提供了更加先进的武器,而金融创新则解决了远洋运输、远征和长距离殖民的融资问题。

加州理工学院企业经济学教授、历史学教授菲利普·霍夫曼不认同上述答案。他在所著的《欧洲何以征服世界?》一书中提出,欧洲殖民霸权被广泛确立时(17-18世纪),还没有迎来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因此不能将姗姗来迟的后者认为是帮助前者实现的条件。菲利普·霍夫曼也不认同一些历史学家所称的疾病、火药技术帮助欧洲人确立殖民优势的观点,指出欧洲殖民者带到美洲的疾病,对于阿兹特克文明、印加文明的伤害很大,但并没有造成灭绝性后果;而火药技术的应用,在16世纪的中国、日本、奥斯曼帝国就非常普遍,保持了必要的战术革新,这就证明火药技术的应用并非是否具备征服世界能力的关键。

《欧洲何以征服世界?》这本书就欧洲征服世界的问题,给出的解答首先是,中世纪后期(14、15世纪)以及之后的19世纪,欧洲大陆许多国家及英国陷入了复杂化的征伐,这些国家的君主或共和统治者格外热衷对外发起战争——相比之下,同期的中国、日本、印度、奥斯曼帝国,却并不好战。欧洲国家君主好战,包括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成长于征战环境,希望借助战争获得荣耀、提升名誉——更加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欧洲,发起战争的收益的大头归于统治者,而成本则由民众分摊(国债、税收),至于战争风险特别是战败风险,对于统治者来说显得无关紧要,最起码不存在被逼退位的风险。“当领导者的动机如此失衡,即便可以通过资源交易来互补,他们(君主)仍不太可能通过达成协议来避免战争。”

也就是说,14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欧洲国家无论在欧洲范围内,还是其他大洲范围内发起战争,都面临以下有利条件:高价值的战利品、融资的便利、征集人力和装备的便利,这些因素汇集起来刺激了战争发起,并成为推动军事工业不断刷新技术和装备的动力。不仅如此,因为战争发动的需要,欧洲国家的君主对于工匠、科学、创新就很难不持有一种欢迎态度,特别是频繁发生的战争验证了先进技术和装备在面对落后一方时所体现的毁灭性优势。

在欧洲国家不断因为战争和殖民扩张,刺激军事工业发展、军力扩充,并不断强化适应新武器、新装备的新型战术的演练的同时(14世纪末期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地区却在走向衰落。按照菲利普·霍夫曼的观点,这期间的中国(明代中期至清代末期),明显不符合国家战争竞争推动军事技术向前发展所提出的要求(频繁的战争、高额军事支出、大量运用火药技术而非旧技术、高频技术创新)。中国明代、清代在王朝建立初期,战事频繁,但在政治稳定后,就停止了高额的军备投入。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明清两代甚至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君王,所承担的统治责任要比欧洲国家的统治集团高得多、重得多,所以并没有动力(长期)致力于对外扩张(哪怕是针对游牧民族的战略出击)。而在同时期的日本,战国时代的分裂局面被终止后,德川幕府开始收缩军政开支,在战争、军备上停止投入资源,并维持相对较低的税收,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

近代的奥斯曼帝国,卷入战争的频率要比同时期的中国、日本高得多,原因是缺乏税收收入,而当欧洲大陆的若干国家崛起之后,前者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吸引流亡的军事科学技术人员。

菲利普·霍夫曼指出,14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的欧洲,尤其是西欧,形成了规模适中的战争国家,这非常有利于高效调动资源筹备战争,并从中获利。那么,为什么欧洲、西欧没有形成像中国、印度、奥斯曼帝国那样的大一统国家。他在书中解释了西欧分裂的原因,强调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宣称的地理障碍防止了西欧统一的观点,根本无法成立(中国大一统国家的疆域内,大部分国土恰好就是如西欧和中欧那样的山地),指出多面环海并便于开展航海贸易、探险,是欧洲若干个边缘区域能够自主的加入国家竞争,通过贸易和军事竞赛稳固独立的根本因素。他还谈到,尽管欧洲大陆上许多国家在近代的王室,存在亲属关系,这一点没却有避免战争的发起。

书中谈到,西欧分裂的更重要因素在于政治史传统:大航海时代之前的1000多年里,蛮族不断掀起入侵欧洲大陆和英国的战争,在不同区域促成了政治和文化演化的不同进程及结果,最终造成了西欧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无法形成大一统国家,而这也成为千百年来欧洲大陆战争不断的关键因素。

正因为欧洲尤其是西欧政治上的分裂,大大小小的国家在20世纪之前都必须重视军队和军备建设,再加上欧洲国家王室相对于贵族、商人阶层的弱势,所以对于私人探险家甚至海盗的劫掠给予容忍、鼓励。这意味着,“(欧洲)统治者之间的锦标赛所孕育的技术创新能够相对容易地传播到私人手中”,从而驱动私人财富和利益能够被用于海外征服。不仅如此,从海外殖民掠夺而来的财富,也因此更加有效的被输送到服务于殖民和战争的军备生产体系,促进了这些欧洲国家征服能力、统治能力的良性循环式提升。相比之下,中国、日本、奥斯曼帝国在对外贸易中,却通过禁令的方式,将私人探险家、海商、海盗都排除在外,弱化了私人财富、人才的作用。

《欧洲何以征服世界?》这本书还指出,到了19世纪之后,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工程技术与不断增加、细化的科学的发展,军事工业的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换句话说,只有高水平工业化体系才能促进军事工业的发展,才能形成持续稳定的研发体系。这种情况下,在19世纪后期,欧洲殖民国家及美国在军事领域相对欧亚大陆其他地区、非洲和拉美国家的优势,变得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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