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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汀小说的政治密码:表面波澜不惊 暗藏激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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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汀小说的政治密码:表面波澜不惊 暗藏激进信息

简·奥斯汀被误会了200年?

插画:Kim Hoffnagle

很多年前,我(编注:指本文作者伊莱恩·肖瓦尔特,她是美国女权主义批评的创始人之一)参加了北美简·奥斯汀协会(Jane Austen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举办的一次年会,地点在有“加拿大落基山脉宝石”之称的路易斯湖费尔蒙特酒店。据说这里是史蒂芬·金的经典恐怖小说《闪灵》(The Shining)中好望宾馆的原型。然而与小说不同,在那次年会上,将近六百多位穿着旅行靴和摄政时期服装的简·奥斯汀崇拜者们聚集在一起,他们身上装饰着彩带和帽子,手里拿着网袋、扇子和阳伞:多么诡异的场景啊。

这些简·奥斯汀的崇拜者们热衷于参加派对和角色扮演,但喝下午茶绝对不是他们聚积在一起的主要目的。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奥斯汀的主要作品都有着深入的研究,两个世纪以来对这些作品的学术研究,他们也了如指掌。他们会邀请精通奥斯汀作品研究的学者们一起参与到日常活动当中,包括小组讨论、学术讲座,以及舞会和短途旅行。

今年正好是奥斯汀逝世两百周年,对于奥斯汀的粉丝们来说便更加重要。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小说家,文学界出现了许多分析和评论奥斯汀个人与文学风格的出版物,其中包括德凡尼·卢瑟(Devoney Looser)撰写的新书《塑造简·奥斯汀》(The Making of Jane Austen)和朱丽叶·威尔斯(Juliette Wells)的《在美国读奥斯汀》(Reading Austen in America)。此外,从美国到澳大利亚,将举办几十场展览和纪念活动。英格兰银行甚至还会发行一款10英镑面值的纪念钞票,上面印有奥斯汀的照片。

牛津大学讲师海伦娜·凯利(Helena Kelly)的新书《简·奥斯汀,秘密的激进派》(Jane Austen, the Secret Radical),为读者们展示了一个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简·奥斯汀。凯利认为,一直以来,人们都错误解读了奥斯汀的作品,认为她的小说全都是“与爱情和家庭相关的、诙谐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故事”。凯利在这本书中分享了“简迷”们对于奥斯汀作品的一种执念,他们对作品中上流社会的背景设定,以及对人物行为举止的密切观察,绝不仅仅只是出于一种对故事和作者的喜爱。事实上,凯利表示,“激进”的奥斯汀是花了心思精心构建她的每一个故事的,以展示出一个“复杂而混乱,充满了错误和不公”的世界。

《简·奥斯汀,秘密的激进派》

凯利说,为了挖掘这些颠覆性的内容,“我们必须仔细阅读奥斯汀的作品”。因为奥斯汀生活在一个“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社会”,所以她不可能在创作中表现得“太直接,太明显”。相反,奥斯汀在书中穿插了许多线索和密码,相信她的读者们能够“发觉书中所暗含的意义”。在凯利看来,奥斯汀的小说就像是地下刊物,在其传统的表面之下隐藏着激进的信息。

然而,凯利却并未表明“激进”的确切含义。奥斯汀的激进主义,究竟是涉及政治议程、女权主义批判和神学问题?还是仅仅只限于女性的自我主张?对此,凯利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太多的线索。她曾经一度把《傲慢与偏见》中的女主角伊丽莎白·贝内特视作“激进”的代表,因为伊丽莎白“知道自己的想法”,并“保留自己确定问题的权利”。有一位评论家也曾表示,奥斯汀在创作中会涉及一些“时下热门的政治问题”。然而,接受奥斯汀是一个秘密的激进分子这一点,会让阅读体验变得更加舒畅、更加有趣吗?或者说,我们必须要从政治方面重新定义奥斯汀,才算是尊重这位严肃的女性作家吗?

凯利并不是第一个认为奥斯汀小说中涉及政治问题的批评家。1987年,凯利做了一份关于简·奥斯汀与国家关系的研究,其中引用了玛丽·伊万丝(Mary Evans)的评论。伊万丝认为,奥斯汀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表达了“对资产阶级父权制的激进批判”。在之后30多年时间里,这部小说一直都充满争议,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奥斯汀对奴隶制的了解程度,以及她对奴隶制本身的看法,因为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叔叔托马斯·伯特伦爵士(Sir Thomas Bertram)所拥有的不仅仅是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还有安提瓜(Antigua)的一个甘蔗种植园。在文化和帝国主义方面,爱德华·萨义德指责奥斯汀对奴隶贩卖漠不关心,她对于曼斯菲尔德庄园的经济基础是奴隶制这一点避而不谈,显示出西方文化对于奴隶制度和帝国主义带来的物质利益缺乏自省、坦然受之的态度。萨义德的这种解读成为了1999年电影版《曼斯菲尔德公园》的灵感来源,电影中,哈罗德·品特饰演了一个恃强凌弱、好斗且蓄奴的伯特伦爵士(Sir Bertram)。

对于这些学者的立场和评论,凯利并没有表达自己的看法和判断。她之所以认为奥斯汀的小说体现了激进主义,是基于她自己的心理解读和政治假设的混合。这些“机密”,有时候表现得非常巧妙,但更多的还是表现得非常迂回,需要深入思索才能发现。她喜欢去挖掘和解开这些“文字游戏”,而且这些“谜底”也都论证了她的观点。她发现奥斯汀的每一部小说都体现了一个政治主题,这些主题为那些“喜剧”小说赋予了黑暗的色彩,我们以往所读到的美满结局也有待商榷。如果我们按照凯利的发现来重新解读奥斯汀作品,就会发现:《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揭露了女性结婚和生育所冒的“可怕的风险”;《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则描述了一个“爱情和家庭、荣誉与责任几乎都没有任何意义”的世界。

《曼斯菲尔德庄园》
[英]简·奥斯汀 著 项星耀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4月

当谈及奥斯汀基调最为轻快也最受欢迎的小说《傲慢与偏见》时,凯利承认,要在这本书中发觉激进成分格外困难。但是,她依然坚持认为:“任何对革命和反革命的语言有充分认识的读者,读过《傲慢与偏见》之后,都能看出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童话故事。”奥斯汀在小说中多次提到士兵,凯利觉得这些描述反映出“民众反抗、政府镇压、兵变”等社会现状。在奥斯汀笔下的英国社会,人们都非常势利、等级分明,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冷漠和不平等,就像是大革命之前的法国。但凯利指出,小说中伊丽莎白(出身于中等富裕的贵族家庭)和达西(一位非常富有的贵族)之间跨越阶级差异的“激进婚姻”,表明这场反抗专制阶级制度的斗争被象征性地避免了。

与萨义德的看法不同,凯利认为奥斯汀在《曼斯菲尔德公园》中有意揭露了英国奴隶制背后隐藏的罪恶。凯利说,这本小说的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身为法官的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威廉姆·默里·曼斯菲尔德(William Murray Mansfield),在他任职的1772年,英国法律还不承认奴隶制的合法性。“在为小说角色起名的时候,明明有那么多选择,但简还是用了曼斯菲尔德这个名字,难道是她一时大意,以至于犯下这种不可原谅的错误吗?除非是她想借此引导读者思考这个角色背后所暗藏的奴隶制问题。”在凯利看来,奥斯汀在小说中留下了一系列线索,将充满“不可饶恕的罪恶”的奴隶制与英国教会联系在一起,揭开了“备受尊重的基督教的虚伪外衣”。然而,这些证据并不具说服力:因为这部小说在最初出版之时,并没有相关的评论,我们也不知道同时期的读者是否认为曼斯菲尔德勋爵与奴隶制有任何关联,或是注意到了奥斯汀在作品中对宗教的讽刺实际上是在批判奴隶制。

通过解读小说中隐藏的“字谜”,凯利在《爱玛》(Emma)中发现了一个更为精心编造的复杂的政治场景,奥斯汀通过这本小说抨击了贵族圈占公共土地的社会问题。回忆起吉卜赛人在路边扎营的场景,凯利认为《爱玛》这本小说实质上反应了身处底层的穷人们生活的艰难和绝望,以及被剥夺了土地之后的诉求。对于女主人公爱玛来说,奈特利先生(Mr. Knightley)作为她的伴侣绝不是最佳的选择,因为他是一个冷酷无情、还有恋童癖的剥削者。(小说中有描写“一个令人震惊的时刻”,奈特利向艾玛承认,自从她13岁起,他就一直爱着她。)同样的,凯利也坚持认为,两个长期不和的老情人之间,最后能达成所谓的幸福和解只是一种浪漫幻想。这本书不是莎士比亚喜剧,奥斯汀真正想要传达的信息,是一种认为历史是“随机而混乱,充满了死亡和毁灭”的实实在在的绝望。

《爱玛》
[英]简·奥斯汀 著 孙致礼 译
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

凯利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一位权威的向导,她不仅研究奥斯汀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政治意义,也探究奥斯汀的创作意图。在每一章的小说介绍中,她还原了奥斯汀人生中的几个阶段,甚至包括奥斯汀临终前的沉思。凯利想象着人生即将走向尽头的奥斯汀脑海里的想法:“她这一生已经竭尽所能,借助她的作品展示了她的正义,她的小说就是她的孩子。而等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它们会变成什么样呢?”

凯利声称,她已经“按照简希望的那种方式”读过了奥斯汀的几部主要作品,但这种非常大胆的说法,却被她自己的作品和观点给攻破了。凯利用“an authoress”(女作家,一种现在罕用的说法)这种已经过时的词汇来形容奥斯汀,作用就像是“poetess”(女诗人)这种明显带有女性指向的词语,传达出对于奥斯汀女性作家身份的轻视。而且凯利在整本书中所用的称谓都是“简”,这样随意的称呼贯穿于一本旨在展现简·奥斯汀伟大艺术家身份的作品当中,实在是不恰当的。毕竟,从来没有哪个评论家会这样写:“论查尔斯对不公正的批判”、“亨利的复杂风格”或是“约瑟夫的革命思想”。

约翰·穆兰(John Mullan)认为凯利的这些发现虽然“有趣,但只是无稽之谈”。而有一些研究奥斯汀的专家学者们虽然对凯利的方法持批评态度,但却愉快地接受了她的发现。事实上,凯利是一位颇具独创性的、风趣幽默的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充满魅力的作家。她经常反问自己一些问题,并乐于接受一切不确定性。比方说,她会问自己:简·奥斯汀在1803年到1809年春天这段时间内写了什么?然后自己回答:“也许是在整理之前写的草稿,或是在写其他小说。也可能她在这段时间内的创作后来被毁掉了,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凯利还指出了奥斯汀高雅的文笔之下暗含的关于“性”的潜台词:从《诺桑觉寺》中“对女性手淫几乎不加掩饰的描述”到《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范妮·普莱斯(Fanny Price)的父亲强加于她的“亲密的、粗暴的、无以反抗的”拥抱,以及用类似于“肉体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的情节暗示非法通奸的场景。

除了凯利,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也曾对奥斯汀的作品进行了大胆的推测。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中,德凡尼·卢瑟对这两位进行了比较:“她们两位都是善于使用技巧、极具煽动性的文学批评家,同时也是非常糟糕、错漏百出的文学历史学家。”与伍尔夫做对比,是对凯利研究的一个很大的延伸。伍尔夫关注的焦点在于小说本身所反映的基本问题:女性迫于经济条件的现实而接受毫无感情的婚姻,尊重自然贵族的智慧、幽默和善良,社会讽刺以及人与人之间微妙的道德关系等。凯利则完全相反,她在书中引导我们远离这些表面的东西,而去挖掘更深层次的内容。

简·奥斯汀的作品已经流传了200年,她所创作的艺术和人物至今依然鲜活。她的创作才能以及对女性生活的细致刻画,在今时今日仍意义深远。就凭这一点,已经足够激进,得以让她的名声延续更长时间了。

(翻译:刘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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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New Republic

原标题: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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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汀被误会了200年?

插画:Kim Hoffnagle

很多年前,我(编注:指本文作者伊莱恩·肖瓦尔特,她是美国女权主义批评的创始人之一)参加了北美简·奥斯汀协会(Jane Austen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举办的一次年会,地点在有“加拿大落基山脉宝石”之称的路易斯湖费尔蒙特酒店。据说这里是史蒂芬·金的经典恐怖小说《闪灵》(The Shining)中好望宾馆的原型。然而与小说不同,在那次年会上,将近六百多位穿着旅行靴和摄政时期服装的简·奥斯汀崇拜者们聚集在一起,他们身上装饰着彩带和帽子,手里拿着网袋、扇子和阳伞:多么诡异的场景啊。

这些简·奥斯汀的崇拜者们热衷于参加派对和角色扮演,但喝下午茶绝对不是他们聚积在一起的主要目的。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奥斯汀的主要作品都有着深入的研究,两个世纪以来对这些作品的学术研究,他们也了如指掌。他们会邀请精通奥斯汀作品研究的学者们一起参与到日常活动当中,包括小组讨论、学术讲座,以及舞会和短途旅行。

今年正好是奥斯汀逝世两百周年,对于奥斯汀的粉丝们来说便更加重要。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小说家,文学界出现了许多分析和评论奥斯汀个人与文学风格的出版物,其中包括德凡尼·卢瑟(Devoney Looser)撰写的新书《塑造简·奥斯汀》(The Making of Jane Austen)和朱丽叶·威尔斯(Juliette Wells)的《在美国读奥斯汀》(Reading Austen in America)。此外,从美国到澳大利亚,将举办几十场展览和纪念活动。英格兰银行甚至还会发行一款10英镑面值的纪念钞票,上面印有奥斯汀的照片。

牛津大学讲师海伦娜·凯利(Helena Kelly)的新书《简·奥斯汀,秘密的激进派》(Jane Austen, the Secret Radical),为读者们展示了一个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简·奥斯汀。凯利认为,一直以来,人们都错误解读了奥斯汀的作品,认为她的小说全都是“与爱情和家庭相关的、诙谐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故事”。凯利在这本书中分享了“简迷”们对于奥斯汀作品的一种执念,他们对作品中上流社会的背景设定,以及对人物行为举止的密切观察,绝不仅仅只是出于一种对故事和作者的喜爱。事实上,凯利表示,“激进”的奥斯汀是花了心思精心构建她的每一个故事的,以展示出一个“复杂而混乱,充满了错误和不公”的世界。

《简·奥斯汀,秘密的激进派》

凯利说,为了挖掘这些颠覆性的内容,“我们必须仔细阅读奥斯汀的作品”。因为奥斯汀生活在一个“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社会”,所以她不可能在创作中表现得“太直接,太明显”。相反,奥斯汀在书中穿插了许多线索和密码,相信她的读者们能够“发觉书中所暗含的意义”。在凯利看来,奥斯汀的小说就像是地下刊物,在其传统的表面之下隐藏着激进的信息。

然而,凯利却并未表明“激进”的确切含义。奥斯汀的激进主义,究竟是涉及政治议程、女权主义批判和神学问题?还是仅仅只限于女性的自我主张?对此,凯利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太多的线索。她曾经一度把《傲慢与偏见》中的女主角伊丽莎白·贝内特视作“激进”的代表,因为伊丽莎白“知道自己的想法”,并“保留自己确定问题的权利”。有一位评论家也曾表示,奥斯汀在创作中会涉及一些“时下热门的政治问题”。然而,接受奥斯汀是一个秘密的激进分子这一点,会让阅读体验变得更加舒畅、更加有趣吗?或者说,我们必须要从政治方面重新定义奥斯汀,才算是尊重这位严肃的女性作家吗?

凯利并不是第一个认为奥斯汀小说中涉及政治问题的批评家。1987年,凯利做了一份关于简·奥斯汀与国家关系的研究,其中引用了玛丽·伊万丝(Mary Evans)的评论。伊万丝认为,奥斯汀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表达了“对资产阶级父权制的激进批判”。在之后30多年时间里,这部小说一直都充满争议,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奥斯汀对奴隶制的了解程度,以及她对奴隶制本身的看法,因为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叔叔托马斯·伯特伦爵士(Sir Thomas Bertram)所拥有的不仅仅是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还有安提瓜(Antigua)的一个甘蔗种植园。在文化和帝国主义方面,爱德华·萨义德指责奥斯汀对奴隶贩卖漠不关心,她对于曼斯菲尔德庄园的经济基础是奴隶制这一点避而不谈,显示出西方文化对于奴隶制度和帝国主义带来的物质利益缺乏自省、坦然受之的态度。萨义德的这种解读成为了1999年电影版《曼斯菲尔德公园》的灵感来源,电影中,哈罗德·品特饰演了一个恃强凌弱、好斗且蓄奴的伯特伦爵士(Sir Bertram)。

对于这些学者的立场和评论,凯利并没有表达自己的看法和判断。她之所以认为奥斯汀的小说体现了激进主义,是基于她自己的心理解读和政治假设的混合。这些“机密”,有时候表现得非常巧妙,但更多的还是表现得非常迂回,需要深入思索才能发现。她喜欢去挖掘和解开这些“文字游戏”,而且这些“谜底”也都论证了她的观点。她发现奥斯汀的每一部小说都体现了一个政治主题,这些主题为那些“喜剧”小说赋予了黑暗的色彩,我们以往所读到的美满结局也有待商榷。如果我们按照凯利的发现来重新解读奥斯汀作品,就会发现:《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揭露了女性结婚和生育所冒的“可怕的风险”;《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则描述了一个“爱情和家庭、荣誉与责任几乎都没有任何意义”的世界。

《曼斯菲尔德庄园》
[英]简·奥斯汀 著 项星耀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4月

当谈及奥斯汀基调最为轻快也最受欢迎的小说《傲慢与偏见》时,凯利承认,要在这本书中发觉激进成分格外困难。但是,她依然坚持认为:“任何对革命和反革命的语言有充分认识的读者,读过《傲慢与偏见》之后,都能看出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童话故事。”奥斯汀在小说中多次提到士兵,凯利觉得这些描述反映出“民众反抗、政府镇压、兵变”等社会现状。在奥斯汀笔下的英国社会,人们都非常势利、等级分明,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冷漠和不平等,就像是大革命之前的法国。但凯利指出,小说中伊丽莎白(出身于中等富裕的贵族家庭)和达西(一位非常富有的贵族)之间跨越阶级差异的“激进婚姻”,表明这场反抗专制阶级制度的斗争被象征性地避免了。

与萨义德的看法不同,凯利认为奥斯汀在《曼斯菲尔德公园》中有意揭露了英国奴隶制背后隐藏的罪恶。凯利说,这本小说的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身为法官的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威廉姆·默里·曼斯菲尔德(William Murray Mansfield),在他任职的1772年,英国法律还不承认奴隶制的合法性。“在为小说角色起名的时候,明明有那么多选择,但简还是用了曼斯菲尔德这个名字,难道是她一时大意,以至于犯下这种不可原谅的错误吗?除非是她想借此引导读者思考这个角色背后所暗藏的奴隶制问题。”在凯利看来,奥斯汀在小说中留下了一系列线索,将充满“不可饶恕的罪恶”的奴隶制与英国教会联系在一起,揭开了“备受尊重的基督教的虚伪外衣”。然而,这些证据并不具说服力:因为这部小说在最初出版之时,并没有相关的评论,我们也不知道同时期的读者是否认为曼斯菲尔德勋爵与奴隶制有任何关联,或是注意到了奥斯汀在作品中对宗教的讽刺实际上是在批判奴隶制。

通过解读小说中隐藏的“字谜”,凯利在《爱玛》(Emma)中发现了一个更为精心编造的复杂的政治场景,奥斯汀通过这本小说抨击了贵族圈占公共土地的社会问题。回忆起吉卜赛人在路边扎营的场景,凯利认为《爱玛》这本小说实质上反应了身处底层的穷人们生活的艰难和绝望,以及被剥夺了土地之后的诉求。对于女主人公爱玛来说,奈特利先生(Mr. Knightley)作为她的伴侣绝不是最佳的选择,因为他是一个冷酷无情、还有恋童癖的剥削者。(小说中有描写“一个令人震惊的时刻”,奈特利向艾玛承认,自从她13岁起,他就一直爱着她。)同样的,凯利也坚持认为,两个长期不和的老情人之间,最后能达成所谓的幸福和解只是一种浪漫幻想。这本书不是莎士比亚喜剧,奥斯汀真正想要传达的信息,是一种认为历史是“随机而混乱,充满了死亡和毁灭”的实实在在的绝望。

《爱玛》
[英]简·奥斯汀 著 孙致礼 译
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

凯利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一位权威的向导,她不仅研究奥斯汀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政治意义,也探究奥斯汀的创作意图。在每一章的小说介绍中,她还原了奥斯汀人生中的几个阶段,甚至包括奥斯汀临终前的沉思。凯利想象着人生即将走向尽头的奥斯汀脑海里的想法:“她这一生已经竭尽所能,借助她的作品展示了她的正义,她的小说就是她的孩子。而等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它们会变成什么样呢?”

凯利声称,她已经“按照简希望的那种方式”读过了奥斯汀的几部主要作品,但这种非常大胆的说法,却被她自己的作品和观点给攻破了。凯利用“an authoress”(女作家,一种现在罕用的说法)这种已经过时的词汇来形容奥斯汀,作用就像是“poetess”(女诗人)这种明显带有女性指向的词语,传达出对于奥斯汀女性作家身份的轻视。而且凯利在整本书中所用的称谓都是“简”,这样随意的称呼贯穿于一本旨在展现简·奥斯汀伟大艺术家身份的作品当中,实在是不恰当的。毕竟,从来没有哪个评论家会这样写:“论查尔斯对不公正的批判”、“亨利的复杂风格”或是“约瑟夫的革命思想”。

约翰·穆兰(John Mullan)认为凯利的这些发现虽然“有趣,但只是无稽之谈”。而有一些研究奥斯汀的专家学者们虽然对凯利的方法持批评态度,但却愉快地接受了她的发现。事实上,凯利是一位颇具独创性的、风趣幽默的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充满魅力的作家。她经常反问自己一些问题,并乐于接受一切不确定性。比方说,她会问自己:简·奥斯汀在1803年到1809年春天这段时间内写了什么?然后自己回答:“也许是在整理之前写的草稿,或是在写其他小说。也可能她在这段时间内的创作后来被毁掉了,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凯利还指出了奥斯汀高雅的文笔之下暗含的关于“性”的潜台词:从《诺桑觉寺》中“对女性手淫几乎不加掩饰的描述”到《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范妮·普莱斯(Fanny Price)的父亲强加于她的“亲密的、粗暴的、无以反抗的”拥抱,以及用类似于“肉体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的情节暗示非法通奸的场景。

除了凯利,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也曾对奥斯汀的作品进行了大胆的推测。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中,德凡尼·卢瑟对这两位进行了比较:“她们两位都是善于使用技巧、极具煽动性的文学批评家,同时也是非常糟糕、错漏百出的文学历史学家。”与伍尔夫做对比,是对凯利研究的一个很大的延伸。伍尔夫关注的焦点在于小说本身所反映的基本问题:女性迫于经济条件的现实而接受毫无感情的婚姻,尊重自然贵族的智慧、幽默和善良,社会讽刺以及人与人之间微妙的道德关系等。凯利则完全相反,她在书中引导我们远离这些表面的东西,而去挖掘更深层次的内容。

简·奥斯汀的作品已经流传了200年,她所创作的艺术和人物至今依然鲜活。她的创作才能以及对女性生活的细致刻画,在今时今日仍意义深远。就凭这一点,已经足够激进,得以让她的名声延续更长时间了。

(翻译:刘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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