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美国人太多政治正确了吗?然而性别歧视从娃娃就开始了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美国人太多政治正确了吗?然而性别歧视从娃娃就开始了

深植于美国文化中的种族、性别歧视,并不因为社会主流的“政治正确”声音就真的不存在了。

美国社会性别的分化,自幼就已开始。

男生们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原本在争论谁的探测器设计得最好,争着争着,主题就变成了哪个人的点子“蠢得无可救药”。

我(即作者John Metta,美国作家,持有人类学和工程学的学位,也参加过伊拉克战争——译注)在上一堂科学课,桌上放满了专为八年级学生设计的乐高玩具。我坐在桌旁聆听他们争论,但心思在却别处,我关注的是团队里唯一的女孩,她在做一些重要的工作。

二十年前,我之所以待在那间教室里,是由于一场大约两年的旅行。那时我在查尔斯顿学院读人类学,曾经设计过一个研究,试图理解数学与科学课程中被忽视的学生的高退学率。我的想法是:以团队合作形式来实施问题导向的学习,而不是学校中常见的基于教师讲授和学生彼此竞争的路子。

每个班都要选出一个贯穿整个学期的问题,并透过完成各种任务来解决问题,包括理解何谓真正的“成功”。要说明与科学相关的各种工作、合作与团队任务,唯一的方式就是使他们对一支合作性的团队有所认识。

“我们的队伍将是最好的,”我带的第一个班的一个男孩当即声称。

“那你是要失败的,”我回应道。

“这就是科学运作的方式,”我向全班说道,“这里没有期末考。只有任务。完成任务之后你们都算通过。但如果你的队伍认为自己最好而别的队伍都输了,那任务就失败了。任务失败的话那每个人都得挂科。”

这个消息对八年级学生来说有点沉重。这是个相当大胆的创新,需要向官方给个说法才行。

我见到的第一个校领导嘲讽了我一番,让我吃了闭门羹,她告诉我说:你最好等拿到学位,并且理解了怎么教孩子再来。批评很中肯,就是有点短视。在90年代后期,“基于问题的学习”已经不是啥新东西了,不过它还没能在南卡州的学校体制里扎根。

很快地,我就感到自己像那个神秘的卡珊德拉(Cassandra,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阿波罗的祭司。因神蛇以舌为她洗耳以及阿波罗的赐予而有预言能力,又因抗拒阿波罗,预言不被人相信。特洛伊战争后被阿伽门农俘虏,后遭克吕泰涅斯特拉杀害——译者注)一般,持有一些重要但不为人相信的真理。

我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拒绝,但我更加觉得这些不为人知且未经检验的真理,其实已经广为人知且根本无需检验,我的点子肯定管用,因此我毫不动摇。说到底我是个美国人。我们的英雄们——历史上和小说里的——都主要是男性(我们对女性就没这么友好),他们都是在别人不信任乃至加以阻挠的情况下,干成了一番大事的。

与体制斗争

美国人喜欢失败者,青睐那些对抗愚蠢和压迫的不满者,并且会支持他们一直到取胜为止(而且不考虑因此带来的间接损害)。在许多人学会读写之前,这样的童话就已经深入人心,具有了正统性。这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建国故事。

因此,当不被“体制”接纳时,我便加紧与它斗争。最终,查尔斯顿郊区的一所中学给了我一个机会。这个班对我的计划很感兴趣,仿佛自己成了最近新闻里提到的首批火星探测人员一般。他们成立了一整支团队来处理研发、公关、筹资、物流等事项,这正是我开篇提到的那群正在争论机器人技术的学生。

“机器人技术”队由三名男生及一名女生组成,女生叫克里丝汀·瓦勒斯(Kristen Valles),她在知道自己“不怎么懂机器人,没法提供多大帮助”的情况下加入了队伍。在观察这支队伍时,她是我的重点关注对象。

争论的重点从“你的点子很蠢”逐渐变成了“你这个人很蠢”。克里丝汀不在乎这些指责,她只是从盒子里拖出那堆拼得很古怪的乐高玩具。我一开始觉得她不过是在玩耍,小孩子乱涂乱画而已,只不过工具从纸笔变成了乐高,直到她坐下来不声不响地“测试”自己做出来的探测器时——它跟男生们的设计方案迥然不同——我才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我继续观察那些男生,看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一事态,但他们对女生的举动不闻不问,甚至忽略她的存在。我回头去看克里斯汀,她照样不声不响地拆解着自己的作品。接着,她就在那里一动不动,坐等男孩们的争论结束。

我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一共带了四个班,上文所述的这种性别角色意识的内化是家常便饭。如果有两个或以上的男生在一起,他们便会开始争论彼此的对错。每个男生看起来都像活在自己的美式卡珊德拉神话中(American Cassandra myth,参考前文对卡珊德拉的介绍,意即相信唯有自己掌握了真相——译者注),他们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为此战斗不息,直到取胜为止,根本不管这会产生多大的间接损害。

比较之下,女生更倾向于直接解决问题。女生会劝别人尝试各种不同的设计方案——我一开始认为这种策略体现了女生在他人失败时仍有信心,但后来渐渐认识到这其实是一种回避无谓争论的好方法:给予他人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尝试尽可能多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最优解决方案。

科学和工程学的本质不是分清谁对谁错,而是解决问题。在我看来,女生显然更有办法去解决问题。男生的核心竞争力看起来只体现在不停搞内斗。

多样性与包容

最近,这群爱好争论的男生里出了一个人——不是我以前带的学生,但他当我学生的可能性原本还是不小的——他在谷歌写了一份宣言,抨击了倾向多样性与包容的政策。相关的分析已经汗牛充栋,要跟风把他批判一番并不难。但我更关心的是各方对此的回应。

文中有句话让我特别吃惊:“当涉及到多样性与包容问题时,谷歌的左派偏见已造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单一文化(monoculture),它透过羞辱来迫使不同意见者噤声以便维持自身。”

深受人民爱戴的建国神话再一次出现了:勇敢的持不同意见者对愚蠢与压迫提出了挑战。不幸的是,对爱好这种套路的人来讲,真相简单明了,可能还有点让人不舒服。

谷歌被视为一种政治正确的单一文化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讽刺。对一个有两成黑人员工,并出于“互联网产业中对女性的歧视也异常严重”而跟美国劳工部打上漫长官司的公司来讲,谈何“政治正确的单一文化”?

此事并非个案,它触及到硅谷在政治上的左倾态度。硅谷是个高科技中心,也是个经常因为性侵或员工薪资过低而被迫住车库这类事情而登上报纸头条的地方。

相关的指责其实远不止于硅谷内部,它涉及到整个加州的党派倾向。加州在1990年代后期停掉了各种平权法案项目,降低了少数群体的大学录取率,可以说相当“有效”地消灭了一切解决“上升渠道问题”的希望。

与此同时,加州也遵循着那条伟大的美国标准。我们在促进多样性方面的最大成功就是自夸性地,建议人们看看“现在比50年前好了多少”。

宣言作者会这么看问题是可以理解的。许多质疑多样性的人不甚在意自身周围环境的同质性。我们这位悲剧性的卡珊德拉在一个几乎完全被“直、白、男”充斥着的单一文化里居然能感到羞耻。就算不特别令人失望,这也是相当讽刺的。

作者被一堆群思性的(groupthink,社会心理学术语,指高内聚力的群体认为他们的决策一定没有错误,为了维持群体表面上的一致,所有成员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群体的决定,与此不一致的信息则被忽视,即群体决策时的倾向性思维方式——译者注)自由派包围,在他看来,这群人的反应就像多数人暴政一样,这无需否认。每个美国黑人都在美式肥皂剧里看到过这一幕。种族主义的现实与自由派的人口特征相重叠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暴露出了一些自由派平常不太注意的真相。

令人遗憾的是,“多样性”变成了新的“政治正确”,我们都知道它造成了怎样的灾难。按照原先的设想,这是一条学习文化同理心的路子,但它后来变成了一种白人的廉价姿态,似乎只要使用“非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这一表述来替代“黑人”(black people),他们就不再是种族主义者了,无论其实际思想或行为如何。很多白人对此的理解从未超出“现在又该用什么词称呼黑人了?”

一种常见情形:一个白人告诉另一个白人该“怎么正确用词”,但与此同时双方却从不关心能够从自己所谈论的那些人那里学到些什么。我们平常听到的许多关于“政治正确”的看法大多就来自于此。

所谓基因差别

假如只是像一个白人男性那样,觉得自己特包容,但却不真正对他人敞开,那么多样性就很容易沦为一种美国白人单纯拿来走过场的姿态。纵观各种与上文所提到的那份宣言相关的报道,不难发现,这种危险的确是存在的。一大群白人男性的回应,都侧重于关注这个作者干了什么,或者原本应该干什么。少数女性的回应则有所不同,她们大多关注自身的体验。

谷歌可能确实成了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回音室,这一点我同意,但我觉得这个所谓回音的内容,也许不过是美国现状的单纯反映而已。

一边是谷歌高层不停强调核心价值,另一边则是招工上多样性的惊人缺乏,这种情况会误导观察者。但凡有脑子的人,都不会认为一个声称自家核心竞争力在于“发掘所有人能力”的公司,居然会为雇佣区区一个黑人工程师而为难。惟一合理的结论就是他们根本不想这么做。

在伯明翰监狱里,马丁·路德·金强烈斥责了那些白人温和派,也就是那些表面上反对压迫,但并没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协助——有时还会对此加以阻止——被压迫者的自由派。我现在所见的大多数美国自由派也是如此,尤其是在高新技术产业里面。多样性只在理论上是好的,但要等到“更方便的情况下”才予以实践——这里所谓的更方便,大概是指那些公司已然撇清责任,或已经搞定性侵诉讼的情形。

我赞同金对白人温和派的失望。那份宣言的作者——也作为建制派保守主义者的代表——在没有切实推进被忽视群体的公平待遇这一点上倒是诚实的。与金类似,我想处理的是他这种更为彻底的误解,至于大部分美国自由派的浅薄理解则相对次要。前者至少还算是一场不公平的斗争,我想使它公平起来。

当迪兰·鲁夫(Dylann Roof)在查尔斯顿的教堂里杀掉了九个无辜者时,美国自由派白人很快就谴责他的恶行,但却不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建制上。邦联旗在南卡州飘扬,一代又一代的黑人被拘禁,白人自由派社区中涉及房屋所有权的歧视性规定雷打不动……这一切对白人自由派来说,好像都不是个事儿似的。自由派们反复追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却从来不问“为什么我允许了这种情况出现?”

在美国自由派白人眼里,迪兰·鲁夫无非是个跟他们迥然不同的、令人讨厌的他者。但他这种人的出现,其实是整个美国——乃至于自由派的美国一手造成,并应当为之负责的结果。自由派还想与那些持有种族主义立场的中年大叔们一起在餐桌前共度圣诞,生怕公开反对会打扰餐桌清静,于是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殊不知除了种族主义分子之外,自由派的绥靖态度,也助长了迪兰·鲁夫这类极端分子的诞生。

在我看来,某些针对那份谷歌宣言的抨击是不够真诚的。我们真的打算就这么糊弄过去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们当然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谴责一个邪恶的他者,来回避那些由我们一手造成,并加以维持的社会不公,回避改变这种不公的责任。关于此宣言的种种评价,以及对于“这些绝没有反映我们的核心价值”的保证,不过是美国人一贯的巧言令色罢了。

在为期三年的人类学研究中,我访谈过的几乎所有八年级女生都表示自己不擅数学和科学。更有甚者,大部分男生都觉得女生在数学和科学上不如男生。

读者不妨体会一下:早在10岁的时候,美国就成功让她的男生们觉得女生没法从事数学和科学了,或者起码认为她们做得不如男生好。

想一下,我带的某个10岁男生写下了女生由于“基因差异”而不适合高科技职业这种话。女生没男生优秀,这是天生的。这都不是个事儿。那位作者不过是不经意间传达出了美国的文化机器所承载的核心信息

而我们现在的第一反应就是谴责他,指责他写了很坏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就能高枕无忧了,那些被忽视的群体仍然缺乏支持和发声的机会,而我们仍然无所谓如何行动,一切照旧。谷歌的解决方法是开除他,然后发一个微不足道的声明强调一下“核心价值”,接着就转过头去处理又一桩歧视诉讼了。

与其给予关注,让作者成为多数暴政下的烈士,我宁愿完全无视这份宣言——或者用来当教材去告诫那些10岁的男生们——然后去切实地攻克一些阻碍社会平等的难关,这些难关是我们应予攻克,但显然还没落到实处的。

最最起码来讲,我们不应该再高喊此人错得如何离谱,好像我们自己从没暗中支持他的根本立场和维护那个使他能够发表这种看法的大环境一般。除非你是个有着棕色皮肤的、没有信托基金(trust fund,美国人有委托基金公司代为照料遗产的习惯,没有信托基金即是说此人没什么遗产可依靠——译者注)的女同性恋,否则你就该承认自己至少部分参与了作恶。

我这个直男也算同谋。二十年前我也曾经当着班上同学的面把一个女生叫出队伍,这使她十分难堪。

“你们都没注意克里丝汀究竟做了什么,”我说道,并且愚蠢地无视了她的不适,“在你们打嘴仗的时候,她做出了一个比你们所有人都好的设计。克里丝汀,你为什么要拆掉它?”

“他们在争论谁对谁错,”她说,“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设计可能好些。”

男生没一个做得比她好,但他们的争论欲却很旺盛。他们当中最终还是有人胜出了,原因是此人最自信、立场最强硬,而且坚持不服输。最后克里丝汀也投了他的票。如此悲剧的一堂课,我现在是绝不想教给他们的:获胜者乃是出于我们文化当中的诸多偏见。

在美国,谁的立场最强势且最能固执己见,谁就能赢,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间接损害。

注:文中姓名有改动。

(翻译:林达)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来源:Al Jazeera

原标题:The danger of the white American liberal

最新更新时间:09/13 10:16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评论

暂无评论哦,快来评价一下吧!

下载界面新闻

微信公众号

微博

美国人太多政治正确了吗?然而性别歧视从娃娃就开始了

深植于美国文化中的种族、性别歧视,并不因为社会主流的“政治正确”声音就真的不存在了。

美国社会性别的分化,自幼就已开始。

男生们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原本在争论谁的探测器设计得最好,争着争着,主题就变成了哪个人的点子“蠢得无可救药”。

我(即作者John Metta,美国作家,持有人类学和工程学的学位,也参加过伊拉克战争——译注)在上一堂科学课,桌上放满了专为八年级学生设计的乐高玩具。我坐在桌旁聆听他们争论,但心思在却别处,我关注的是团队里唯一的女孩,她在做一些重要的工作。

二十年前,我之所以待在那间教室里,是由于一场大约两年的旅行。那时我在查尔斯顿学院读人类学,曾经设计过一个研究,试图理解数学与科学课程中被忽视的学生的高退学率。我的想法是:以团队合作形式来实施问题导向的学习,而不是学校中常见的基于教师讲授和学生彼此竞争的路子。

每个班都要选出一个贯穿整个学期的问题,并透过完成各种任务来解决问题,包括理解何谓真正的“成功”。要说明与科学相关的各种工作、合作与团队任务,唯一的方式就是使他们对一支合作性的团队有所认识。

“我们的队伍将是最好的,”我带的第一个班的一个男孩当即声称。

“那你是要失败的,”我回应道。

“这就是科学运作的方式,”我向全班说道,“这里没有期末考。只有任务。完成任务之后你们都算通过。但如果你的队伍认为自己最好而别的队伍都输了,那任务就失败了。任务失败的话那每个人都得挂科。”

这个消息对八年级学生来说有点沉重。这是个相当大胆的创新,需要向官方给个说法才行。

我见到的第一个校领导嘲讽了我一番,让我吃了闭门羹,她告诉我说:你最好等拿到学位,并且理解了怎么教孩子再来。批评很中肯,就是有点短视。在90年代后期,“基于问题的学习”已经不是啥新东西了,不过它还没能在南卡州的学校体制里扎根。

很快地,我就感到自己像那个神秘的卡珊德拉(Cassandra,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阿波罗的祭司。因神蛇以舌为她洗耳以及阿波罗的赐予而有预言能力,又因抗拒阿波罗,预言不被人相信。特洛伊战争后被阿伽门农俘虏,后遭克吕泰涅斯特拉杀害——译者注)一般,持有一些重要但不为人相信的真理。

我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拒绝,但我更加觉得这些不为人知且未经检验的真理,其实已经广为人知且根本无需检验,我的点子肯定管用,因此我毫不动摇。说到底我是个美国人。我们的英雄们——历史上和小说里的——都主要是男性(我们对女性就没这么友好),他们都是在别人不信任乃至加以阻挠的情况下,干成了一番大事的。

与体制斗争

美国人喜欢失败者,青睐那些对抗愚蠢和压迫的不满者,并且会支持他们一直到取胜为止(而且不考虑因此带来的间接损害)。在许多人学会读写之前,这样的童话就已经深入人心,具有了正统性。这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建国故事。

因此,当不被“体制”接纳时,我便加紧与它斗争。最终,查尔斯顿郊区的一所中学给了我一个机会。这个班对我的计划很感兴趣,仿佛自己成了最近新闻里提到的首批火星探测人员一般。他们成立了一整支团队来处理研发、公关、筹资、物流等事项,这正是我开篇提到的那群正在争论机器人技术的学生。

“机器人技术”队由三名男生及一名女生组成,女生叫克里丝汀·瓦勒斯(Kristen Valles),她在知道自己“不怎么懂机器人,没法提供多大帮助”的情况下加入了队伍。在观察这支队伍时,她是我的重点关注对象。

争论的重点从“你的点子很蠢”逐渐变成了“你这个人很蠢”。克里丝汀不在乎这些指责,她只是从盒子里拖出那堆拼得很古怪的乐高玩具。我一开始觉得她不过是在玩耍,小孩子乱涂乱画而已,只不过工具从纸笔变成了乐高,直到她坐下来不声不响地“测试”自己做出来的探测器时——它跟男生们的设计方案迥然不同——我才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我继续观察那些男生,看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一事态,但他们对女生的举动不闻不问,甚至忽略她的存在。我回头去看克里斯汀,她照样不声不响地拆解着自己的作品。接着,她就在那里一动不动,坐等男孩们的争论结束。

我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一共带了四个班,上文所述的这种性别角色意识的内化是家常便饭。如果有两个或以上的男生在一起,他们便会开始争论彼此的对错。每个男生看起来都像活在自己的美式卡珊德拉神话中(American Cassandra myth,参考前文对卡珊德拉的介绍,意即相信唯有自己掌握了真相——译者注),他们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为此战斗不息,直到取胜为止,根本不管这会产生多大的间接损害。

比较之下,女生更倾向于直接解决问题。女生会劝别人尝试各种不同的设计方案——我一开始认为这种策略体现了女生在他人失败时仍有信心,但后来渐渐认识到这其实是一种回避无谓争论的好方法:给予他人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尝试尽可能多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最优解决方案。

科学和工程学的本质不是分清谁对谁错,而是解决问题。在我看来,女生显然更有办法去解决问题。男生的核心竞争力看起来只体现在不停搞内斗。

多样性与包容

最近,这群爱好争论的男生里出了一个人——不是我以前带的学生,但他当我学生的可能性原本还是不小的——他在谷歌写了一份宣言,抨击了倾向多样性与包容的政策。相关的分析已经汗牛充栋,要跟风把他批判一番并不难。但我更关心的是各方对此的回应。

文中有句话让我特别吃惊:“当涉及到多样性与包容问题时,谷歌的左派偏见已造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单一文化(monoculture),它透过羞辱来迫使不同意见者噤声以便维持自身。”

深受人民爱戴的建国神话再一次出现了:勇敢的持不同意见者对愚蠢与压迫提出了挑战。不幸的是,对爱好这种套路的人来讲,真相简单明了,可能还有点让人不舒服。

谷歌被视为一种政治正确的单一文化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讽刺。对一个有两成黑人员工,并出于“互联网产业中对女性的歧视也异常严重”而跟美国劳工部打上漫长官司的公司来讲,谈何“政治正确的单一文化”?

此事并非个案,它触及到硅谷在政治上的左倾态度。硅谷是个高科技中心,也是个经常因为性侵或员工薪资过低而被迫住车库这类事情而登上报纸头条的地方。

相关的指责其实远不止于硅谷内部,它涉及到整个加州的党派倾向。加州在1990年代后期停掉了各种平权法案项目,降低了少数群体的大学录取率,可以说相当“有效”地消灭了一切解决“上升渠道问题”的希望。

与此同时,加州也遵循着那条伟大的美国标准。我们在促进多样性方面的最大成功就是自夸性地,建议人们看看“现在比50年前好了多少”。

宣言作者会这么看问题是可以理解的。许多质疑多样性的人不甚在意自身周围环境的同质性。我们这位悲剧性的卡珊德拉在一个几乎完全被“直、白、男”充斥着的单一文化里居然能感到羞耻。就算不特别令人失望,这也是相当讽刺的。

作者被一堆群思性的(groupthink,社会心理学术语,指高内聚力的群体认为他们的决策一定没有错误,为了维持群体表面上的一致,所有成员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群体的决定,与此不一致的信息则被忽视,即群体决策时的倾向性思维方式——译者注)自由派包围,在他看来,这群人的反应就像多数人暴政一样,这无需否认。每个美国黑人都在美式肥皂剧里看到过这一幕。种族主义的现实与自由派的人口特征相重叠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暴露出了一些自由派平常不太注意的真相。

令人遗憾的是,“多样性”变成了新的“政治正确”,我们都知道它造成了怎样的灾难。按照原先的设想,这是一条学习文化同理心的路子,但它后来变成了一种白人的廉价姿态,似乎只要使用“非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这一表述来替代“黑人”(black people),他们就不再是种族主义者了,无论其实际思想或行为如何。很多白人对此的理解从未超出“现在又该用什么词称呼黑人了?”

一种常见情形:一个白人告诉另一个白人该“怎么正确用词”,但与此同时双方却从不关心能够从自己所谈论的那些人那里学到些什么。我们平常听到的许多关于“政治正确”的看法大多就来自于此。

所谓基因差别

假如只是像一个白人男性那样,觉得自己特包容,但却不真正对他人敞开,那么多样性就很容易沦为一种美国白人单纯拿来走过场的姿态。纵观各种与上文所提到的那份宣言相关的报道,不难发现,这种危险的确是存在的。一大群白人男性的回应,都侧重于关注这个作者干了什么,或者原本应该干什么。少数女性的回应则有所不同,她们大多关注自身的体验。

谷歌可能确实成了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回音室,这一点我同意,但我觉得这个所谓回音的内容,也许不过是美国现状的单纯反映而已。

一边是谷歌高层不停强调核心价值,另一边则是招工上多样性的惊人缺乏,这种情况会误导观察者。但凡有脑子的人,都不会认为一个声称自家核心竞争力在于“发掘所有人能力”的公司,居然会为雇佣区区一个黑人工程师而为难。惟一合理的结论就是他们根本不想这么做。

在伯明翰监狱里,马丁·路德·金强烈斥责了那些白人温和派,也就是那些表面上反对压迫,但并没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协助——有时还会对此加以阻止——被压迫者的自由派。我现在所见的大多数美国自由派也是如此,尤其是在高新技术产业里面。多样性只在理论上是好的,但要等到“更方便的情况下”才予以实践——这里所谓的更方便,大概是指那些公司已然撇清责任,或已经搞定性侵诉讼的情形。

我赞同金对白人温和派的失望。那份宣言的作者——也作为建制派保守主义者的代表——在没有切实推进被忽视群体的公平待遇这一点上倒是诚实的。与金类似,我想处理的是他这种更为彻底的误解,至于大部分美国自由派的浅薄理解则相对次要。前者至少还算是一场不公平的斗争,我想使它公平起来。

当迪兰·鲁夫(Dylann Roof)在查尔斯顿的教堂里杀掉了九个无辜者时,美国自由派白人很快就谴责他的恶行,但却不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建制上。邦联旗在南卡州飘扬,一代又一代的黑人被拘禁,白人自由派社区中涉及房屋所有权的歧视性规定雷打不动……这一切对白人自由派来说,好像都不是个事儿似的。自由派们反复追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却从来不问“为什么我允许了这种情况出现?”

在美国自由派白人眼里,迪兰·鲁夫无非是个跟他们迥然不同的、令人讨厌的他者。但他这种人的出现,其实是整个美国——乃至于自由派的美国一手造成,并应当为之负责的结果。自由派还想与那些持有种族主义立场的中年大叔们一起在餐桌前共度圣诞,生怕公开反对会打扰餐桌清静,于是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殊不知除了种族主义分子之外,自由派的绥靖态度,也助长了迪兰·鲁夫这类极端分子的诞生。

在我看来,某些针对那份谷歌宣言的抨击是不够真诚的。我们真的打算就这么糊弄过去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们当然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谴责一个邪恶的他者,来回避那些由我们一手造成,并加以维持的社会不公,回避改变这种不公的责任。关于此宣言的种种评价,以及对于“这些绝没有反映我们的核心价值”的保证,不过是美国人一贯的巧言令色罢了。

在为期三年的人类学研究中,我访谈过的几乎所有八年级女生都表示自己不擅数学和科学。更有甚者,大部分男生都觉得女生在数学和科学上不如男生。

读者不妨体会一下:早在10岁的时候,美国就成功让她的男生们觉得女生没法从事数学和科学了,或者起码认为她们做得不如男生好。

想一下,我带的某个10岁男生写下了女生由于“基因差异”而不适合高科技职业这种话。女生没男生优秀,这是天生的。这都不是个事儿。那位作者不过是不经意间传达出了美国的文化机器所承载的核心信息

而我们现在的第一反应就是谴责他,指责他写了很坏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就能高枕无忧了,那些被忽视的群体仍然缺乏支持和发声的机会,而我们仍然无所谓如何行动,一切照旧。谷歌的解决方法是开除他,然后发一个微不足道的声明强调一下“核心价值”,接着就转过头去处理又一桩歧视诉讼了。

与其给予关注,让作者成为多数暴政下的烈士,我宁愿完全无视这份宣言——或者用来当教材去告诫那些10岁的男生们——然后去切实地攻克一些阻碍社会平等的难关,这些难关是我们应予攻克,但显然还没落到实处的。

最最起码来讲,我们不应该再高喊此人错得如何离谱,好像我们自己从没暗中支持他的根本立场和维护那个使他能够发表这种看法的大环境一般。除非你是个有着棕色皮肤的、没有信托基金(trust fund,美国人有委托基金公司代为照料遗产的习惯,没有信托基金即是说此人没什么遗产可依靠——译者注)的女同性恋,否则你就该承认自己至少部分参与了作恶。

我这个直男也算同谋。二十年前我也曾经当着班上同学的面把一个女生叫出队伍,这使她十分难堪。

“你们都没注意克里丝汀究竟做了什么,”我说道,并且愚蠢地无视了她的不适,“在你们打嘴仗的时候,她做出了一个比你们所有人都好的设计。克里丝汀,你为什么要拆掉它?”

“他们在争论谁对谁错,”她说,“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设计可能好些。”

男生没一个做得比她好,但他们的争论欲却很旺盛。他们当中最终还是有人胜出了,原因是此人最自信、立场最强硬,而且坚持不服输。最后克里丝汀也投了他的票。如此悲剧的一堂课,我现在是绝不想教给他们的:获胜者乃是出于我们文化当中的诸多偏见。

在美国,谁的立场最强势且最能固执己见,谁就能赢,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间接损害。

注:文中姓名有改动。

(翻译:林达)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来源:Al Jazeera

原标题:The danger of the white American liberal

最新更新时间:09/13 10:16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