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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汪民安:手机构成了今天的物神 手机拜物教已经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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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汪民安:手机构成了今天的物神 手机拜物教已经诞生

在今天,手机是什么?一个人体器官,一则社会语法,一个阶层划分依据,甚至是一种新兴宗教。

按:一年一度的苹果新品发布会掀起的讨论热潮,从昨日凌晨一直持续到现在,这场“科技界春晚”的影响范围和时间,或许已经远远超出了科技界或春晚的范畴。两年前,文化研究学者汪民安在《论家用电器》一书里写了《手机》一章,在他看来,手机或许已经成为了一个人体器官、一则社会语法,一个阶层划分依据,甚至是一种新兴宗教。汪民安书中彼时以手机号码作为标记的人类身份,到今时今日,在智能手机的催化之下,或许仅剩下了一个社交网络的ID,连具体、准确的号码也在手机的升级变迁过程中消失了。而他所提到的手机与人类身体的关联、与社会形态的关联、与现代化生活及生产方式的关联,至今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手机》

文  |  汪民安

1、手机已成人体器官:人与手机,不可分离

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人们丢失了手机,就像身体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器官,就像一台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配件一样。尽管这个配件有时候并不工作,如同人体上的器官有时候并不工作。不说话的时候,舌头不工作;不走路的时候,脚不工作;睡觉的时候,手和脚都不工作。手机是另一个说话器官,是一个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加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从理论上来说,可以传送到任何地方,也可以在任何时候传送。同样,人们的听觉也增加了,耳朵居然能神奇般地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手机将人体处理声音的能力强化了——这是一个听和说的金属器官。它一方面连着耳朵,一方面连着嘴巴。它是耳朵和嘴巴的桥梁。手机将嘴巴和耳朵协调起来,在手机的中介下,耳朵要听,嘴巴要说,它们要同时工作。与此同时,手也参与进来,手,耳朵和嘴巴也要同时工作。因为手机,手参与到说话的范畴中来。事实上,在不用手机的情况下,人们也经常看到手和手势参与说话,但手和手势是辅助性的,它只是对言语的强化,但并不必需。只有在使用手机的情况下,手才能和耳朵和嘴巴结为一体,这样,我们看到了人体身上的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一个金属铁盒:手机。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在这个意义上,手机深深地植根于人体,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人体,离开了手,它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正如人们对它的称呼“手机”那样,它只有依附于手,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性。它是在和手的关联中,绽开自己的意义。手和手机,在今天构成了一个紧密的不可分的对子,就像起搏器只有依附于心脏才具有保健功能,就像马只有依附于游牧民才表达自己的奔突,就像水面只有依附于微风才会波澜荡漾。只是在二者的密切关联中,手机,起搏器,马,水面才能各自获得自己的表意。借助于后者,前者才能展示自己的功能。手握着手机,斜插在嘴巴和耳朵之间,这已经是一个固定的形象——尽管历史短暂,却已经无所不在。这是这个时代最富于标志性的面孔,它镌刻了今天的最深刻的秘密。电视、广告和各种图片已经在视觉上反复地强化和肯定了这个形象——在二十年前,这个形象一定怪异而陌生。手机意味着人体的进化,我们不是主动地控制或者拥有这个手机,而是相反,手机开始强行闯入到你的身体中来。一个孩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也在逐渐膨胀,这也同时意味着一个手机会插入到他的膨胀身体中,这个过程如此地自然而然,以至于没有人会怀疑它的确切性,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最终,每个人都会和这个机器以及这个机器所发出的铃声相伴终生。一个人体前所未有地和一个机器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前所未有地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身体:一个新的人和机器的混合体。用当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说法是,一个赛博(cyborg),一个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今天,这个赛博是我们自身的本体论。一个混合性的本体论。这个崭新的人机结合的本体论,会重绘我们的界线,它会推翻我们的古典的“人的条件”。人们的身体不再是纯粹的有机体,不再是在同机器同动物对立的条件下来建构自己的本体。手机使得人的生物体进化了。就像“海龟身上的甲壳一样,变成了人身体上的壳”。

手机一旦植根于人体,或者说,一旦身体披上了这个壳,人的整个潜能就猛然放大了。这或许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神话中的“神”的能力。能够随时随地对一个遥远的人说话,能够随时随地听到遥远的声音,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流——这只是传奇中的神话英雄的本领,或者,这在以前只是科幻小说的想象。手机这一最基本的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间距进而超越孤立的状态。这是人们使用手机的最根本和最初的原因。在某些紧急时刻,这一点被强化性地得到说明。一个危机时刻的人,如果有手机相伴,就可能会迅速地解除这种危机。就像一个溺水中的人,能够迅速同岸上伸过来的长杆子接续起来。因此,我们看到,今天,如果要强制性地剥夺一个人的能力,要强制性地制服一个人,首先是将这个人的手机同他的身体强行分离开来。对于劫匪,对于警察来说,都是如此。反过来,一个人在遭遇困境和危机的时候,总是首当其冲地摸索自己的手机。迷路的时候,遭抢的时候,丢失钱包的时候,抛锚的时候,同人对抗的时候——在纯粹的身体遭遇麻烦之机,在肉体器官失去效力的地方,手机这一新的器官就大显神通,它弥补了肉体的缺陷和无能,并使人迅速地超越了现实的束缚,而得以解放。手机扩展了身体的潜能。因此,在某些危机和决断的时刻,手机和身体的关联是决定性的。人们一旦丢失了手机,就如同失去了左膀右臂一样,如同切掉了一个器官,他就变得残缺不全,他的能力一下子就被削弱了。反过来,人们一旦打不通一个人的手机,很可能会为这个人本身担忧。手机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用手机,他发现不了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一旦他使用了手机,他会发现,没有手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人一旦进化到手机人的状态,它就没法再裸身地返归。

2、新的社会划分方式:拥有手机的人和没有手机的人

手机一旦变成身体器官的有机部分,身体就会如虎添翼。每个身体都力图强化自己,都想增加自己的功效。问题是,手机永远是处在双向通话过程中,它必需借助于另一个手机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它的功效。手机渴望着更多的别的手机的存在。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事实是,手机确实越来越普及了。它编织了一个无限的网络,每个持有手机的身体都置身于这个网络,并且在其中占据了一个环节。这个网络具有如此的社会覆盖面,以至于人们现在是按照这个网络来组织自己的交往行为。人们现在借助手机在社会中来为自己设定一个位置,设定一个可见性的时空场所。每个人都被想象成一个手机人,一个有手机号码的人。人们要确定这个人,要找到这个人,不再是去直面他,不再是去找到他的肉身,而是要找到他的手机号码。他的号码就是他自身。肉身似乎变成了一个号码,每个人都被抽象成一个手机号。人们一旦开始认识,一定是要彼此交换各自的手机号码,相互将号码储存在对方的手机之中。储存了这个号码,就储存了这个人。人的背景,人的地址,人的整个内在性,都被埋伏在一个号码中。储存了一个手机号,就储存了一个人的种子,他的全部背景可以在手机上萌芽,交往的全部事后结局也在这个号码上萌芽。社会关系现在就以手机号的关系得以表达。人们的社会关系联络图就以手机号的形式锁在手机之内——不被储存着的号码有时候会被排斥——事实上,很多人发现手机上的来电并非是被储存号码的时候,就会拒绝这个交往链条之外的电话。人们也常常改变自己的号码,这是为了使自己同先前的某些社会交往链条崩断。让自己从另外一些人的目光中消失,就是让自己的号码从另外一些人的手机中消失。

一旦人们按照手机来组织这个社会,那么,如果没有手机,处在这个手机网络之外,在某种意义上,就会被抛在社会之外。它没法和社会兼容。或者说,有手机的人和没有手机的人,这两种身体没法兼容。因此,一旦参与这个社会,就应当作为一个手机人的形象出现。就一定要掌握、运用和顺应手机,一个生物体一定要进化。一个人如果长时期关掉手机的话,不论他每天如何频繁地出没于大街小巷,人们还是会认为这个人从社会中消失了。我们看到,处在社会两端的人是不使用手机的人。社会最顶端的人不用手机——我们几乎看不见一个总统拿着手机。他不是参与社会,而是支配社会。他们超越于一个同质性的社会群体。他的能力足够强大,有一个庞大的办公室班子完全将手机的功能覆盖了。手机对于他来说,没有丝毫的潜能和用途。社会最下层的人不带手机,手机对于他们来说,同样没有用途。他们同样不参与社会,或者更恰当地说,他们没有能力参与社会,他们没有能力深入到这个社会的复杂之网中。他们不是支配社会,而是被社会所抛弃。他们在社会中找不到一个联络线索,没有能力为自己在社会中找到一个号码。这是一些社会的“剩余者”。他们只存活在他们的目视之内,只活在脚步所能抵达的领土之内。一个乡村的老农,或者一个路边的乞讨者,他们活在自己的身体能力之内,而并不需要一个超越身体有限性的手机。掌控社会的人物,和被社会抛弃的人物,用巴塔耶的说法,是同质社会的“异质物”,是世俗世界的“神圣物”,他们无法在手机编织的同质性网络中被规划,被组织,被编码,手机之网无法吞没它们——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手机构建的社会网络也排除了他们。手机就这样变成了人们是否社会化的一个标尺。理所当然,那些被监禁起来的人,那些被人为强制性地同社会隔离的人,就会被剥夺使用手机的权利。手机权利被剥夺,就是社会化权利的被剥夺,也是人权的被剥夺。或许,有一种新的方式来对整个社会进行划分:拥有手机的人和没有手机的人,也即是参与公共世界的人和不参与公共世界的人。

人群就这样借助手机而彼此区分开来。事实上,除了这几种人外,还有一种人主动地放弃手机——这些人并非不社会化,只是,不使用手机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种实际上的功能考量——没有人不觉得手机会使自己变得方便,尽管也会添加麻烦。当整个社会被手机所宰制的时候,当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手机身体的时候,对手机的拒绝就是一种文化政治的姿态。拒绝手机,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保持独立,就像拒绝大众文化,拒绝社会思潮,拒绝时尚一样。这是一种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有点奇怪的是,这样的人是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奇怪的结合。这种姿态,是以一种激进的姿态来最终实现他的保守性。毫无疑问,这其中知识分子居多。他们对技术和机器常常采取怀疑的态度,对进步也产生怀疑的态度,对手机对自由和私人空间的侵蚀也产生怀疑的态度,对一种新的流行生活方式也产生怀疑的态度,最后,他们还试图捍卫某种人体的有机性。他们并不是不参与社会,而是意图以稍稍古典的方式参与社会,他们还是希望身体保持对机器的独立。从社会的主导性中抽身而出的独立方式多种多样,拒绝手机,是知识分子的一个选择。不过,可以预想的结局是,手机最终会将他们完全吞没,尽管是被最后吞没的。

《论家用电器》
汪民安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02

3、对手机的依赖加速了人们自身的退化能力

事实上,这个新的人机结合体,一方面使得身体超越了自身的局限性,增加了能力。另一方面,身体确实被手机所吞没。我们现在被这个小的手上机器所控制。人们对它有严重的依赖感,这种依赖感,加速了人们自身的退化能力。手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手机抑制了人体的某些肉体官能,它抑制了行动能力——人们尽可能减少身体运动;抑制了书写能力——人们越来越借助机器通话;抑制了记忆能力——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储存消息。正如当娜·哈拉维所言,“我们的机器令人不安地生气勃勃,而我们自己则令人恐惧地萎靡迟钝。”对手机的依赖,还有一种是心理上的。有时候,手会无意识地去寻找手机,去摸索手机,去把玩手机。当人们无所事事的时候,在等候的时候,在闲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去翻动手机,就像儿童在玩玩具一样。手一旦和手机暂时性地分离,他就感觉到一种不适应(出门忘了手机后,很多人会马上返回),人们偶然丢失了手机,他就会变得烦躁不安。一个经常使用手机的人,如果长久地没有铃声响起,他会感到十分的怅然。铃声已经进入了他的身体内部,编织了他的身体节奏,一旦耳朵长久地没有听到铃声,就会有巨大的不适感,就像肚子饿了就需求食物一样。一个焦躁的身体有时候需要铃声的抚慰。不仅如此,这个小铁盒机器还有一种迷人的魔力。许多人和一个手机相伴日久,手指对手机的每个按键都异常熟悉(有些人竟然能够盲打字母),他们甚至对这个机器产生了一种依恋之情,而并不愿意轻易地淘汰它。也有相反的情况,人们很快地厌烦自己的手机,而频繁地更换,他在不断地追逐最新的手机式样和型号。每一个新的手机都激发它的兴趣。人们愿意将自己的注意力投向这个手机本身。两个人如果发现对方使用的是和自己完全相同的手机,就会相互对视并惊喜而又默契地一笑。手机似乎可以对主人说话,它既表明了主人的身份,也表明了主人的趣味:人们有时候借助手机来自我展示。手机构成了今天的物神,一种新的手机拜物教诞生了。

正是因为人们如此地依赖于手机,反过来,人们又被它所折磨和打扰。手机成为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手机?这是每个人的日常性的自我技术——开机还是关机?静音还是震动?短信还是会话?是将这个器官暂行性地关闭,还是让它随时随地警觉地待命?总是要反复地抉择——手机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难题。焦急地等待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或者惧怕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常常会令人不安。而人们对待铃声的态度,通常是和他的社会化意愿相关。一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的人,一个对生活完全失去了兴趣的人,一个被忧郁所笼罩的人,是绝对不愿意接听电话的。反之,对于一个充满了期待和向往的乐观的人,没有铃声的生活,恰好是一种忧郁生活。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恰好体现在他对待手机的态度。

手机还常常会突然打乱既定的秩序——一个铃声没有预料地响起,人们不得不终止现有的状态:写作的人终止了思考,聊天的人终止了谈话,吃饭的人终止了进食,睡梦中的人终止了鼾声——他们从此时此刻的境况中抽身而出,同另一个空间的人对话。只有通话结束,才重新返归到先前的语境。但是,一个没有预期的电话结束了,另外一个没有预期的电话又来了——人们不断地卷入到这种没有预期的状态中而偏离了自己的预定轨道。手机就此炸开了既定的平静时空,并且扰乱了先前的平静心情:有时候被手机搅得兴奋,有时候被它弄得心烦意乱。为此,人们在关机和开机之间反复地权衡。手机控制着人们的情绪——这是被手机呼叫的人的状态。同样,呼叫者有时候也是突发性的。他要度过一个无聊时段的时候(看看机场候机大厅,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摆弄手机),或者猛然想起了一件事的时候,或者记忆中的某个人突然浮现在他大脑中的时候,或者和某个人聊天时突然对方提到了某个熟悉的人的时候——总之,在并没有具体而必需的事情需要通话的情况下,他也可能拨打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完全是偶发性的——对于通话的双方而言,都是如此。这个偶发电话也改变了人的既定状态。意料之外的频繁电话(以及短信),有时候会让人撕裂成一段段的碎片。不仅如此,这种预料之外的偶然电话,繁殖了很多意外事件。人们的单纯生活,因为手机而添加了异质性。偶发的不经意的手机铃声——无论是对于呼叫者还是被呼叫者而言——甚至会产生重大的后果。

人们可以通过关机,或者拒绝接听,来控制这些意外电话对自己的干扰,从而保持某种程度的自主性。但是,另一方面,对某些人而言,手机必需永远处在一个开机状态——许多人是通过手机来工作的。他的全部工作意义凭借的是手机。他们必须随时听命于某个人,某个指令,或者某个制度,或者随时等候着某个客户,或者随时监视着某个事件——我们看到,很多手机号码以广告的形式公开暴露着,它显然在随时恭候。这样的手机主人永远处在一个暴露状态,永远处在一个社会化状态中,手机将主人永远置于一个敞开的空间中,一个永恒的可见性世界中——即便是在自己的卧室中,即便是一个人在浓密的黑夜里。对一个秘书,一个专职司机,或者是一个性工作者来说,手机总是穿透黑夜,穿透墙壁的一道有力的外向的连接之线。手机正是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大道——问题是,这些人必需永远处在这个通向外部大道的途中。个人就此永远被暴露在外,永远处在一种被传唤的状态,被监禁的状态,被置于一种待命的状态。手机,在这个意义上,就变成了一个牢狱。一旦拥有了手机,也就被关闭在手机中。手机犹如一个牢靠的铁链,将你牢牢地锁住,即便你在千里之外,即便你在黑暗之中。

手机将自己如此地暴露于世,使自己束缚于外在世界。但是在另一方面,手机也构成了一个私密空间,他也可以将外在的世界抵挡在外,一个手机构成了一个人的界线。他人不能越过这个界线。在任何时候,人们埋头看自己的短信的时候,总好像是在看自己的秘密一样。手机通话(短信)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是两个人之间的契约。如果有足够的默契,它的隐私性完全可以得到保证。同时,由于它的可移动性,通话可以轻易地避开他人——在办公室,在家庭,在聚会场所,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事情,人们总是利用手机来回避周围的人群。人们经常看到,一旦铃声响起,通话者马上转向一个隐秘的角落,悄悄私语。人们充分利用了这一手机的私密性,来实施某些不宜公开的行为。欺骗,敲诈,交易,政治和情爱等经常借助于手机(短信)而行动,由于这些并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在手机中肆无忌惮。在手机短信中,骗子和广告商尽管针对着无数人,但是,他却将这无数人想象成为一个个个体,这每个个体之间并不交流,因此,每个个体单独面对着这些推销骗术——这正是公开广告所不能企及的。每个个体都和骗子(推销商)形成一个隐秘的一对一的关系——手机总是两者之间的秘密关系。正是这种不公开性,使得人们无从获得警示而掉进了手机的欺骗和广告陷阱。从理论上来说,短信总是私人性的,别的人无权阅读。不过,这种隐秘性,以及这种隐秘性导致的放肆,恰好存在着危险:尽管手机是人体的新器官,但是这种器官并不是绝对地不离开人体——手机总是会偶然暴露在他人的目光中。如今,手机几乎是情感和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杀手。短信引发的婚姻变故每天都在上演。正如手机因为自己的社会化潜能,而常常让自己拒绝社会化一样;它也因为自己的私密化潜能反而被不断地公开化。手机,为现代人创造了一个隐秘的渠道。这个渠道,因为它的隐秘性,而被各种各样的欲念所贯通。

(Liam Walsh)

4、人类生活与社会组织按手机的模式而存在

一旦社会交往是依照手机来进行的,那么,这个社会的组织越来越偏向于为手机而设计。因为每个人都被设想成一个高效的手机人,每个人都按照手机人的模式存活于世。社会开始在重新组织它的语法:它按照手机的模式在自我编码。手机深深地扎根于社会的组织中。我们或许进入了一个手机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整个时空都被高度压缩了——这个压缩趋势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但是,手机的出现则将这个趋势推向了极端:时空对于信息的障碍瞬间就被摧毁了。人们的交往,遵循的是手机模式,以至于别的信息传递方式很快就被取而代之。我们已经看到了电报的消失,书信的消失。或许,有一天,固定电话也会消失——它在今天相对于手机的优势,仅仅是通话价格的优势。

手机融合了文字和声音的双重交流功能,它将书信和电话融为一体,而且更为便捷。不过,同书信姗姗来迟相比,手机将等待的美好期望一扫而空。等待和期盼趋于消失。手机在扫荡了书信的同时,也扫荡了书信的特有抒情,扫荡了埋伏在书信中的品味和生活风格——书信不单纯是一种信息的交流,还是一种书写本身的练习,它让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复杂而深邃。手机短信剔除了书写的魔力,它基本上是信息的载体。尽管人们在手机中发出无数的节日问候,但是,这些问候都刻写了机器的痕迹。

如今,人们身上总是携带着两样金属物:一把钥匙,一个手机。钥匙打开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人们回到了自己的隐秘之地;而手机则让人通向一个公共空间,它是打开公共空间的钥匙。但是,我们发现,有时候,你的手机里面储藏了大量的人名,但是,你却不知道该给谁拨去一个电话。这是今天的吊诡:一方面,手机上储存着如此之多的名字和号码,你能够迅速地跟他讲话;另一方面,夜深人静之际,你想要跟一个人说说话,将手机上的号码逐个地翻阅一遍,你会有点沮丧地发现,你真正想拨打的号码一个都不存在。

(本文节选自《论家用电器》一书,小标题为编者自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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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汪民安:手机构成了今天的物神 手机拜物教已经诞生

在今天,手机是什么?一个人体器官,一则社会语法,一个阶层划分依据,甚至是一种新兴宗教。

按:一年一度的苹果新品发布会掀起的讨论热潮,从昨日凌晨一直持续到现在,这场“科技界春晚”的影响范围和时间,或许已经远远超出了科技界或春晚的范畴。两年前,文化研究学者汪民安在《论家用电器》一书里写了《手机》一章,在他看来,手机或许已经成为了一个人体器官、一则社会语法,一个阶层划分依据,甚至是一种新兴宗教。汪民安书中彼时以手机号码作为标记的人类身份,到今时今日,在智能手机的催化之下,或许仅剩下了一个社交网络的ID,连具体、准确的号码也在手机的升级变迁过程中消失了。而他所提到的手机与人类身体的关联、与社会形态的关联、与现代化生活及生产方式的关联,至今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手机》

文  |  汪民安

1、手机已成人体器官:人与手机,不可分离

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人们丢失了手机,就像身体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器官,就像一台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配件一样。尽管这个配件有时候并不工作,如同人体上的器官有时候并不工作。不说话的时候,舌头不工作;不走路的时候,脚不工作;睡觉的时候,手和脚都不工作。手机是另一个说话器官,是一个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加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从理论上来说,可以传送到任何地方,也可以在任何时候传送。同样,人们的听觉也增加了,耳朵居然能神奇般地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手机将人体处理声音的能力强化了——这是一个听和说的金属器官。它一方面连着耳朵,一方面连着嘴巴。它是耳朵和嘴巴的桥梁。手机将嘴巴和耳朵协调起来,在手机的中介下,耳朵要听,嘴巴要说,它们要同时工作。与此同时,手也参与进来,手,耳朵和嘴巴也要同时工作。因为手机,手参与到说话的范畴中来。事实上,在不用手机的情况下,人们也经常看到手和手势参与说话,但手和手势是辅助性的,它只是对言语的强化,但并不必需。只有在使用手机的情况下,手才能和耳朵和嘴巴结为一体,这样,我们看到了人体身上的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一个金属铁盒:手机。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在这个意义上,手机深深地植根于人体,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人体,离开了手,它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正如人们对它的称呼“手机”那样,它只有依附于手,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性。它是在和手的关联中,绽开自己的意义。手和手机,在今天构成了一个紧密的不可分的对子,就像起搏器只有依附于心脏才具有保健功能,就像马只有依附于游牧民才表达自己的奔突,就像水面只有依附于微风才会波澜荡漾。只是在二者的密切关联中,手机,起搏器,马,水面才能各自获得自己的表意。借助于后者,前者才能展示自己的功能。手握着手机,斜插在嘴巴和耳朵之间,这已经是一个固定的形象——尽管历史短暂,却已经无所不在。这是这个时代最富于标志性的面孔,它镌刻了今天的最深刻的秘密。电视、广告和各种图片已经在视觉上反复地强化和肯定了这个形象——在二十年前,这个形象一定怪异而陌生。手机意味着人体的进化,我们不是主动地控制或者拥有这个手机,而是相反,手机开始强行闯入到你的身体中来。一个孩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也在逐渐膨胀,这也同时意味着一个手机会插入到他的膨胀身体中,这个过程如此地自然而然,以至于没有人会怀疑它的确切性,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最终,每个人都会和这个机器以及这个机器所发出的铃声相伴终生。一个人体前所未有地和一个机器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前所未有地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身体:一个新的人和机器的混合体。用当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说法是,一个赛博(cyborg),一个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今天,这个赛博是我们自身的本体论。一个混合性的本体论。这个崭新的人机结合的本体论,会重绘我们的界线,它会推翻我们的古典的“人的条件”。人们的身体不再是纯粹的有机体,不再是在同机器同动物对立的条件下来建构自己的本体。手机使得人的生物体进化了。就像“海龟身上的甲壳一样,变成了人身体上的壳”。

手机一旦植根于人体,或者说,一旦身体披上了这个壳,人的整个潜能就猛然放大了。这或许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神话中的“神”的能力。能够随时随地对一个遥远的人说话,能够随时随地听到遥远的声音,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流——这只是传奇中的神话英雄的本领,或者,这在以前只是科幻小说的想象。手机这一最基本的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间距进而超越孤立的状态。这是人们使用手机的最根本和最初的原因。在某些紧急时刻,这一点被强化性地得到说明。一个危机时刻的人,如果有手机相伴,就可能会迅速地解除这种危机。就像一个溺水中的人,能够迅速同岸上伸过来的长杆子接续起来。因此,我们看到,今天,如果要强制性地剥夺一个人的能力,要强制性地制服一个人,首先是将这个人的手机同他的身体强行分离开来。对于劫匪,对于警察来说,都是如此。反过来,一个人在遭遇困境和危机的时候,总是首当其冲地摸索自己的手机。迷路的时候,遭抢的时候,丢失钱包的时候,抛锚的时候,同人对抗的时候——在纯粹的身体遭遇麻烦之机,在肉体器官失去效力的地方,手机这一新的器官就大显神通,它弥补了肉体的缺陷和无能,并使人迅速地超越了现实的束缚,而得以解放。手机扩展了身体的潜能。因此,在某些危机和决断的时刻,手机和身体的关联是决定性的。人们一旦丢失了手机,就如同失去了左膀右臂一样,如同切掉了一个器官,他就变得残缺不全,他的能力一下子就被削弱了。反过来,人们一旦打不通一个人的手机,很可能会为这个人本身担忧。手机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用手机,他发现不了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一旦他使用了手机,他会发现,没有手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人一旦进化到手机人的状态,它就没法再裸身地返归。

2、新的社会划分方式:拥有手机的人和没有手机的人

手机一旦变成身体器官的有机部分,身体就会如虎添翼。每个身体都力图强化自己,都想增加自己的功效。问题是,手机永远是处在双向通话过程中,它必需借助于另一个手机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它的功效。手机渴望着更多的别的手机的存在。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事实是,手机确实越来越普及了。它编织了一个无限的网络,每个持有手机的身体都置身于这个网络,并且在其中占据了一个环节。这个网络具有如此的社会覆盖面,以至于人们现在是按照这个网络来组织自己的交往行为。人们现在借助手机在社会中来为自己设定一个位置,设定一个可见性的时空场所。每个人都被想象成一个手机人,一个有手机号码的人。人们要确定这个人,要找到这个人,不再是去直面他,不再是去找到他的肉身,而是要找到他的手机号码。他的号码就是他自身。肉身似乎变成了一个号码,每个人都被抽象成一个手机号。人们一旦开始认识,一定是要彼此交换各自的手机号码,相互将号码储存在对方的手机之中。储存了这个号码,就储存了这个人。人的背景,人的地址,人的整个内在性,都被埋伏在一个号码中。储存了一个手机号,就储存了一个人的种子,他的全部背景可以在手机上萌芽,交往的全部事后结局也在这个号码上萌芽。社会关系现在就以手机号的关系得以表达。人们的社会关系联络图就以手机号的形式锁在手机之内——不被储存着的号码有时候会被排斥——事实上,很多人发现手机上的来电并非是被储存号码的时候,就会拒绝这个交往链条之外的电话。人们也常常改变自己的号码,这是为了使自己同先前的某些社会交往链条崩断。让自己从另外一些人的目光中消失,就是让自己的号码从另外一些人的手机中消失。

一旦人们按照手机来组织这个社会,那么,如果没有手机,处在这个手机网络之外,在某种意义上,就会被抛在社会之外。它没法和社会兼容。或者说,有手机的人和没有手机的人,这两种身体没法兼容。因此,一旦参与这个社会,就应当作为一个手机人的形象出现。就一定要掌握、运用和顺应手机,一个生物体一定要进化。一个人如果长时期关掉手机的话,不论他每天如何频繁地出没于大街小巷,人们还是会认为这个人从社会中消失了。我们看到,处在社会两端的人是不使用手机的人。社会最顶端的人不用手机——我们几乎看不见一个总统拿着手机。他不是参与社会,而是支配社会。他们超越于一个同质性的社会群体。他的能力足够强大,有一个庞大的办公室班子完全将手机的功能覆盖了。手机对于他来说,没有丝毫的潜能和用途。社会最下层的人不带手机,手机对于他们来说,同样没有用途。他们同样不参与社会,或者更恰当地说,他们没有能力参与社会,他们没有能力深入到这个社会的复杂之网中。他们不是支配社会,而是被社会所抛弃。他们在社会中找不到一个联络线索,没有能力为自己在社会中找到一个号码。这是一些社会的“剩余者”。他们只存活在他们的目视之内,只活在脚步所能抵达的领土之内。一个乡村的老农,或者一个路边的乞讨者,他们活在自己的身体能力之内,而并不需要一个超越身体有限性的手机。掌控社会的人物,和被社会抛弃的人物,用巴塔耶的说法,是同质社会的“异质物”,是世俗世界的“神圣物”,他们无法在手机编织的同质性网络中被规划,被组织,被编码,手机之网无法吞没它们——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手机构建的社会网络也排除了他们。手机就这样变成了人们是否社会化的一个标尺。理所当然,那些被监禁起来的人,那些被人为强制性地同社会隔离的人,就会被剥夺使用手机的权利。手机权利被剥夺,就是社会化权利的被剥夺,也是人权的被剥夺。或许,有一种新的方式来对整个社会进行划分:拥有手机的人和没有手机的人,也即是参与公共世界的人和不参与公共世界的人。

人群就这样借助手机而彼此区分开来。事实上,除了这几种人外,还有一种人主动地放弃手机——这些人并非不社会化,只是,不使用手机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种实际上的功能考量——没有人不觉得手机会使自己变得方便,尽管也会添加麻烦。当整个社会被手机所宰制的时候,当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手机身体的时候,对手机的拒绝就是一种文化政治的姿态。拒绝手机,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保持独立,就像拒绝大众文化,拒绝社会思潮,拒绝时尚一样。这是一种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有点奇怪的是,这样的人是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奇怪的结合。这种姿态,是以一种激进的姿态来最终实现他的保守性。毫无疑问,这其中知识分子居多。他们对技术和机器常常采取怀疑的态度,对进步也产生怀疑的态度,对手机对自由和私人空间的侵蚀也产生怀疑的态度,对一种新的流行生活方式也产生怀疑的态度,最后,他们还试图捍卫某种人体的有机性。他们并不是不参与社会,而是意图以稍稍古典的方式参与社会,他们还是希望身体保持对机器的独立。从社会的主导性中抽身而出的独立方式多种多样,拒绝手机,是知识分子的一个选择。不过,可以预想的结局是,手机最终会将他们完全吞没,尽管是被最后吞没的。

《论家用电器》
汪民安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02

3、对手机的依赖加速了人们自身的退化能力

事实上,这个新的人机结合体,一方面使得身体超越了自身的局限性,增加了能力。另一方面,身体确实被手机所吞没。我们现在被这个小的手上机器所控制。人们对它有严重的依赖感,这种依赖感,加速了人们自身的退化能力。手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手机抑制了人体的某些肉体官能,它抑制了行动能力——人们尽可能减少身体运动;抑制了书写能力——人们越来越借助机器通话;抑制了记忆能力——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储存消息。正如当娜·哈拉维所言,“我们的机器令人不安地生气勃勃,而我们自己则令人恐惧地萎靡迟钝。”对手机的依赖,还有一种是心理上的。有时候,手会无意识地去寻找手机,去摸索手机,去把玩手机。当人们无所事事的时候,在等候的时候,在闲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去翻动手机,就像儿童在玩玩具一样。手一旦和手机暂时性地分离,他就感觉到一种不适应(出门忘了手机后,很多人会马上返回),人们偶然丢失了手机,他就会变得烦躁不安。一个经常使用手机的人,如果长久地没有铃声响起,他会感到十分的怅然。铃声已经进入了他的身体内部,编织了他的身体节奏,一旦耳朵长久地没有听到铃声,就会有巨大的不适感,就像肚子饿了就需求食物一样。一个焦躁的身体有时候需要铃声的抚慰。不仅如此,这个小铁盒机器还有一种迷人的魔力。许多人和一个手机相伴日久,手指对手机的每个按键都异常熟悉(有些人竟然能够盲打字母),他们甚至对这个机器产生了一种依恋之情,而并不愿意轻易地淘汰它。也有相反的情况,人们很快地厌烦自己的手机,而频繁地更换,他在不断地追逐最新的手机式样和型号。每一个新的手机都激发它的兴趣。人们愿意将自己的注意力投向这个手机本身。两个人如果发现对方使用的是和自己完全相同的手机,就会相互对视并惊喜而又默契地一笑。手机似乎可以对主人说话,它既表明了主人的身份,也表明了主人的趣味:人们有时候借助手机来自我展示。手机构成了今天的物神,一种新的手机拜物教诞生了。

正是因为人们如此地依赖于手机,反过来,人们又被它所折磨和打扰。手机成为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手机?这是每个人的日常性的自我技术——开机还是关机?静音还是震动?短信还是会话?是将这个器官暂行性地关闭,还是让它随时随地警觉地待命?总是要反复地抉择——手机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难题。焦急地等待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或者惧怕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常常会令人不安。而人们对待铃声的态度,通常是和他的社会化意愿相关。一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的人,一个对生活完全失去了兴趣的人,一个被忧郁所笼罩的人,是绝对不愿意接听电话的。反之,对于一个充满了期待和向往的乐观的人,没有铃声的生活,恰好是一种忧郁生活。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恰好体现在他对待手机的态度。

手机还常常会突然打乱既定的秩序——一个铃声没有预料地响起,人们不得不终止现有的状态:写作的人终止了思考,聊天的人终止了谈话,吃饭的人终止了进食,睡梦中的人终止了鼾声——他们从此时此刻的境况中抽身而出,同另一个空间的人对话。只有通话结束,才重新返归到先前的语境。但是,一个没有预期的电话结束了,另外一个没有预期的电话又来了——人们不断地卷入到这种没有预期的状态中而偏离了自己的预定轨道。手机就此炸开了既定的平静时空,并且扰乱了先前的平静心情:有时候被手机搅得兴奋,有时候被它弄得心烦意乱。为此,人们在关机和开机之间反复地权衡。手机控制着人们的情绪——这是被手机呼叫的人的状态。同样,呼叫者有时候也是突发性的。他要度过一个无聊时段的时候(看看机场候机大厅,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摆弄手机),或者猛然想起了一件事的时候,或者记忆中的某个人突然浮现在他大脑中的时候,或者和某个人聊天时突然对方提到了某个熟悉的人的时候——总之,在并没有具体而必需的事情需要通话的情况下,他也可能拨打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完全是偶发性的——对于通话的双方而言,都是如此。这个偶发电话也改变了人的既定状态。意料之外的频繁电话(以及短信),有时候会让人撕裂成一段段的碎片。不仅如此,这种预料之外的偶然电话,繁殖了很多意外事件。人们的单纯生活,因为手机而添加了异质性。偶发的不经意的手机铃声——无论是对于呼叫者还是被呼叫者而言——甚至会产生重大的后果。

人们可以通过关机,或者拒绝接听,来控制这些意外电话对自己的干扰,从而保持某种程度的自主性。但是,另一方面,对某些人而言,手机必需永远处在一个开机状态——许多人是通过手机来工作的。他的全部工作意义凭借的是手机。他们必须随时听命于某个人,某个指令,或者某个制度,或者随时等候着某个客户,或者随时监视着某个事件——我们看到,很多手机号码以广告的形式公开暴露着,它显然在随时恭候。这样的手机主人永远处在一个暴露状态,永远处在一个社会化状态中,手机将主人永远置于一个敞开的空间中,一个永恒的可见性世界中——即便是在自己的卧室中,即便是一个人在浓密的黑夜里。对一个秘书,一个专职司机,或者是一个性工作者来说,手机总是穿透黑夜,穿透墙壁的一道有力的外向的连接之线。手机正是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大道——问题是,这些人必需永远处在这个通向外部大道的途中。个人就此永远被暴露在外,永远处在一种被传唤的状态,被监禁的状态,被置于一种待命的状态。手机,在这个意义上,就变成了一个牢狱。一旦拥有了手机,也就被关闭在手机中。手机犹如一个牢靠的铁链,将你牢牢地锁住,即便你在千里之外,即便你在黑暗之中。

手机将自己如此地暴露于世,使自己束缚于外在世界。但是在另一方面,手机也构成了一个私密空间,他也可以将外在的世界抵挡在外,一个手机构成了一个人的界线。他人不能越过这个界线。在任何时候,人们埋头看自己的短信的时候,总好像是在看自己的秘密一样。手机通话(短信)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是两个人之间的契约。如果有足够的默契,它的隐私性完全可以得到保证。同时,由于它的可移动性,通话可以轻易地避开他人——在办公室,在家庭,在聚会场所,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事情,人们总是利用手机来回避周围的人群。人们经常看到,一旦铃声响起,通话者马上转向一个隐秘的角落,悄悄私语。人们充分利用了这一手机的私密性,来实施某些不宜公开的行为。欺骗,敲诈,交易,政治和情爱等经常借助于手机(短信)而行动,由于这些并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在手机中肆无忌惮。在手机短信中,骗子和广告商尽管针对着无数人,但是,他却将这无数人想象成为一个个个体,这每个个体之间并不交流,因此,每个个体单独面对着这些推销骗术——这正是公开广告所不能企及的。每个个体都和骗子(推销商)形成一个隐秘的一对一的关系——手机总是两者之间的秘密关系。正是这种不公开性,使得人们无从获得警示而掉进了手机的欺骗和广告陷阱。从理论上来说,短信总是私人性的,别的人无权阅读。不过,这种隐秘性,以及这种隐秘性导致的放肆,恰好存在着危险:尽管手机是人体的新器官,但是这种器官并不是绝对地不离开人体——手机总是会偶然暴露在他人的目光中。如今,手机几乎是情感和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杀手。短信引发的婚姻变故每天都在上演。正如手机因为自己的社会化潜能,而常常让自己拒绝社会化一样;它也因为自己的私密化潜能反而被不断地公开化。手机,为现代人创造了一个隐秘的渠道。这个渠道,因为它的隐秘性,而被各种各样的欲念所贯通。

(Liam Walsh)

4、人类生活与社会组织按手机的模式而存在

一旦社会交往是依照手机来进行的,那么,这个社会的组织越来越偏向于为手机而设计。因为每个人都被设想成一个高效的手机人,每个人都按照手机人的模式存活于世。社会开始在重新组织它的语法:它按照手机的模式在自我编码。手机深深地扎根于社会的组织中。我们或许进入了一个手机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整个时空都被高度压缩了——这个压缩趋势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但是,手机的出现则将这个趋势推向了极端:时空对于信息的障碍瞬间就被摧毁了。人们的交往,遵循的是手机模式,以至于别的信息传递方式很快就被取而代之。我们已经看到了电报的消失,书信的消失。或许,有一天,固定电话也会消失——它在今天相对于手机的优势,仅仅是通话价格的优势。

手机融合了文字和声音的双重交流功能,它将书信和电话融为一体,而且更为便捷。不过,同书信姗姗来迟相比,手机将等待的美好期望一扫而空。等待和期盼趋于消失。手机在扫荡了书信的同时,也扫荡了书信的特有抒情,扫荡了埋伏在书信中的品味和生活风格——书信不单纯是一种信息的交流,还是一种书写本身的练习,它让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复杂而深邃。手机短信剔除了书写的魔力,它基本上是信息的载体。尽管人们在手机中发出无数的节日问候,但是,这些问候都刻写了机器的痕迹。

如今,人们身上总是携带着两样金属物:一把钥匙,一个手机。钥匙打开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人们回到了自己的隐秘之地;而手机则让人通向一个公共空间,它是打开公共空间的钥匙。但是,我们发现,有时候,你的手机里面储藏了大量的人名,但是,你却不知道该给谁拨去一个电话。这是今天的吊诡:一方面,手机上储存着如此之多的名字和号码,你能够迅速地跟他讲话;另一方面,夜深人静之际,你想要跟一个人说说话,将手机上的号码逐个地翻阅一遍,你会有点沮丧地发现,你真正想拨打的号码一个都不存在。

(本文节选自《论家用电器》一书,小标题为编者自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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