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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谋财害命的婚恋陷阱 其实是男权社会对男性的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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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谋财害命的婚恋陷阱 其实是男权社会对男性的反噬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WePhone创始人之死背后的性别议题,和《资本论》第一卷问世150周年。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WePhone创始人之死背后的性别议题,和《资本论》第一卷问世150周年。

过去一周,WePhone创始人苏享茂因被前妻要挟、索要巨额赔偿而绝望自引发了全民热议杀。不论真相如何,这个在网络上疯狂传播的故事戳中了男人对婚姻最大的恐惧,那就是被所谓的“狐狸精”、“拜金女”所迷惑,最后落得人财两空的下场。“直男癌”和“拜金女”作为当代婚姻爱情中的典型人设,永远能够激发洪水一般的话题和骂战。但事实上,无论是“直男癌”还是“拜金女”,都是男权社会的产物,都反映了在传统婚恋模式和性别角色的支配下,男性和女性所要承担的高风险和必须忍耐的不自由。面对这两起悲剧,男女两性之间与其互相指责,彼此污名,不如一起反思男权社会的弊端,寻求一种更平等、更自由、更多元的生活可能。

今年的9月14日,是马克思《资本论》问世150周年纪念日,在这150年间,《资本论》曾在世界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波澜,激发了无数的理论碰撞和社会实践,但也有很多人断言,它早已过时,无法解释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复杂世界。150年过去了,今天的资本在以怎样的形式完成积累、抵御危机?今天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又在面临怎样的劳动、消费状况?《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的评论认为,今天资本的主导逻辑就是多线齐发、无孔不入,正因为此,它在劳动者中间制造了高度碎片化、差异化的个人经验,使得被剥削的一方更难产生共情,更难团结起来。而在今天阅读《资本论》的最大意义正在于,它可以提醒我们,在我们各自不同的具体处境背后,有更大的结构性力量。

被“拜金女”所骗人财两空?男权社会对男性的反噬

上周,WePhone创始人苏享茂之死引发了舆论热议。苏自杀前留下的遗书和相关后续报道都将矛头指向了苏的前妻翟欣欣。苏享茂与翟欣欣通过某相亲网站的VIP服务相识,迅速谈婚论嫁,苏某在短短几月间给女方买房买车,赠送各种奢侈品以及现金转账,共花费了上千万,然而两人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很快出现裂痕。苏想离婚,女方却开出了一千万的赔偿要求,并以举报其公司偷税漏税、灰色经营为要挟,称如果不给钱就让他进监狱。根据其亲友的说法,苏在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离婚协议后,万念俱灰跳楼自杀。而在他死后,其家属也向警方报案,称翟欣欣涉嫌诈骗,甚至可能是团伙作案。

翟欣欣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院、性别研究学者陈亚亚在为公众号“女权之声”撰写的评论中认为,苏享茂之死如几月前王宝强离婚案一样,被网友认为是拜金女“骗婚”老实人的范本。在苏享茂的亲友口中,他被塑造为一个天才程序员、老实的码农,由于情商太低被女人所利用,最终付出了大量钱财甚至生命的代价。这种叙事迅速集齐了中产白领男性的共情,而他们恰好是当今中文网络世界中的中坚力量,于是支持苏的舆论迅速扩散开来。

而在陈亚亚看来,婚恋中的男性被女性欺骗,失去大量钱财甚至生命,是一个更有利于男性的社会体制对男性的反噬,因为行骗者利用的,正是传统婚恋观念和模式中的性别角色定位。首先,传统婚恋观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对婚恋对象的选择存在强烈的年龄焦虑,被这种焦虑支配的人,遇到看似符合主流标准的结婚对象时就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生怕错过之后再也找不到,这是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态。

码农常给人以老实可靠的感觉

其次,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男人负责赚钱,女人负责经营家庭(包括情感,也包括育儿)。于是男性用来欺骗女性的方式,多是谎称要发展事业,需要女方支持;而女性用来欺骗男性的方式,则主要基于“郎才女貌”的设定,通过彩礼、聘金等风俗,或者“男人为女儿花多少钱就代表多爱她”这类恋爱法则。而在整个事件中,苏享茂之所以获得了一边倒的同情,而翟欣欣却成为众矢之的,究其原因,在于苏完全符合(甚至超出了)人们对传统婚恋模式中男性角色的期待和想象——他一掷千金,很好地履行了男性的婚恋中的“责任”,而翟却没有回报给他一个温馨的家庭,没当好贤妻良母——“这么好的丈夫都不肯珍惜,反而要置对方于死地,她肯定是个诈骗犯”,这是“吃瓜群众”的逻辑。

但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整件事的吊诡之处在于,人们愤怒的根源,正是骗局得以频频成功的基础。而要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就得从根本上破除这种对婚恋的错误认识。如果能够认识到婚恋中两个人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应建立在财色交易或者学历背景的匹配,而应建立在双方有共同兴趣爱好、价值观的基础上,充分了解之后再走进婚姻,那么就大大减少了被骗的可能性。

在很多社会中,婚姻模式已经从制度化婚姻(即通过婚姻给人提供性交和繁衍后代的机会),演变为陪伴式婚姻(仍旧以男人赚钱、女人顾家的模式为主),再过渡到个人化婚姻(即更多关注个人在婚姻中的成长,不再为家庭而奉献)。而目前中国正处于制度化婚姻和陪伴式婚姻并存的阶段,在苏享茂的婚姻中,他的个人期待大概也是制度化和陪伴式婚姻的结合,这是大多数新旧思想并存的当代人的选择:希望找到年轻貌美的妻子,与之分享财产,然而却忽略了一个常识,经济付出通常只能增进对生活的满意度,却不能提升彼此感情的浓度。而女权主义者所提倡的个人化婚姻,则可以提供更平等、多元的生活方式,让其中的男女都获得成长,而不是跌入某个陷阱,遭受意外的损失。

与金钱捆绑的婚姻

此外,陈亚亚还指出,除了苏享茂这样的极端案例,在一般的婚姻关系中,女性并没有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虽然从表面上看,丈夫对家庭付出的金钱更多,但实际上女性所做出的很多牺牲不曾被看到,或严重被低估,这是不公平的。“女性比男性更拜金、更爱钱”是一个伪命题,事实上,无论是在职场上还是在家庭中,女性的经济利益都经常被忽视,而如何帮助女性摆脱这种不利处境,使她们在经济上不再依赖于男性,获得更多的独立自主,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的评论则分析了造成苏享茂自杀的其他原因。首先,许多舆论声音谴责婚恋交友网站“世纪佳缘”,称其对苏的死亡负有一定责任,因为翟欣欣在平台上提供了虚假的个人信息(其中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和恋爱经历等),但律师却指出,只要平台对女方的个人信息开展过必要的审核和查验,就不存在怠于履行义务的过失。而女方的姓名、学历、工作经历等关键信息都与事实相符,说明平台履行了必要的审核义务,至于女方的婚姻状况,属于个人因此,只能依照个人意愿提供,平台无权审核。

这就涉及到为什么我国目前的婚姻登记信息还不能联网共享的问题。早在五年前,民政部就宣布我国的婚姻登记信息已实现全国联网,但事实上,由于历史数据过于庞大,加之全国使用统一的婚姻登记系统存在很大的技术难度,所谓的“全国联网”目前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联网。去年,多家媒体都报道了一河南籍陈姓男子的重婚案,他曾在四年的时间内先后与四名女性在不同城市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这起重婚案当时就引起了舆论对婚姻信息不透明现象的不满。

婚姻信息不透明给了“骗婚”可乘之机

目前,我国婚姻登记制度还存在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婚姻登记信息查询程序繁琐,二是户口本信息变更不同步,也就是说,婚姻和户籍分属民政和公安两个部门管理,结婚或离婚后,除非当事人主动拿着户口本到派出所进行婚姻状况的变更,否则户口本上的婚姻状况不会自动变更。而翟欣欣就并没有在第一次离婚后去派出所变更自己的婚姻状况,因此世纪佳缘仅根据她的户口信息无法判断她的婚姻状况。

《资本论》问世150周年:今天资本的主导逻辑是多线齐发、无孔不入

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问世15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刊文探讨了今天的劳动、消费状况,以及在今天阅读《资本论》的意义。

《资本论》

文章谈到了三种典型的当代劳动者:中产边缘的城市白领、不属于城市的打工者、以及没有保障的灵活劳动者。月入万元以上的城市白领需要全力以赴才能过上理想的中产生活,其中包括吃有机食品,穿时髦服饰,用最新的电子设备,特别是拥有一套空间足够又交通便利的房子,同时他们还需要为下一代的教育支出(学前教育、课外培训、学区房、出国留学等等)做储备,否则他们的下一代将难以继承其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

而大多数城市里的打工者,却只拿着四千元左右的月工资,只能靠加班、主动提高工作强度来增收,有些没有加班机会和绩效工资的行业,月收入甚至比最低工资高不了多少,但同样有大批“缺乏竞争力”的工人抢着从事。而从事采掘矿石、加工材料、建造大楼桥梁等职业的工人还要承受工伤、尘肺、振动病等风险。对于他们来说,在城市贷款买房连想都不会想,城中村或地下室的租金涨幅就已经足够他们忧虑。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攒钱回家盖房,或者做些小本生意,然而在高消费的大城市,四千元的月薪并不会有多少盈余。也有一些大龄工人选择在城市结婚安家,领养老金,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农村的低成本生活成为了过去,而未来的城市生活则前途未卜。

互联网时代催生了各种新职业:网文写手、主播、快递员、外卖送餐员和网约车司机,他们在平台公司的支配下劳动,却被视为自担风险的合作者、承包者。平台不会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养老要靠自己理财储蓄,预防工伤要指望商业保险,想跟公司博弈,要先考虑高额违约金和合同中的霸王条款。对他们而言,生活更加没有安全感。他们虽然工作时间相对自由灵活,然而现实迫使他们长时间工作,甚至不断压缩自己的私人生活。

生活重压下的城市白领

如果说新世纪的劳动状况是“工资越来越难挣、上班越来越累、工作越来越不稳定”,那么新世纪的消费者所要面对的现实则是“需要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住房、医疗、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想要负担得起这些成本,往往需要贷款借钱。从统计数据上看,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在增长,然而,不断增长的工资并没有让我们觉得生活变得越来越容易,这背后有着十分必然的逻辑。当雇主不得不给劳动者支付更高的工资,企业在生产环节能赚取的利润自然下滑。而迫使劳动者增加消费、让他们把工资在消费环节重新“吐”出来,则是应对利润下滑的高明手段。鼓励消费者借钱消费,再用工资来偿还本息,盈利效果就会更好。

而吊诡的是,分明我们每个人都被辛苦而不稳定的工作绑架,每个人都不得不支付高昂的生活开支,但我们并没有命运相同、同仇敌忾的感觉。不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消费场域,人和人的距离都变得越来越远。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相同的,但每个人的体验却是碎片化的、割裂的。

进城务工人员的生存境遇

在150年前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为了无限制地积累,必然会催生出一系列的危机与矛盾,面对这些危机和矛盾,资本会不断地调整和变换积累的主导逻辑和形式,从危机中恢复并继续积累,制造更大的矛盾,直到它的掘墓人将它摧毁。而到了今天,我们或许可以说,资本已经没有一个单一的“主导逻辑”,今天的资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种多样的积累,利用它可以利用的所有环节,进入它能够进入的一切空间,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用来剥削和掠夺的机会。换言之,今天资本的主导逻辑,就是多线齐发,就是多元化。

古巴街头的马克思画像

多元的资本积累形式,在劳动者之间塑造了极为不同的生命体验,使他们很难意识到彼此之间面对的困难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更难广泛地组织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确进入了一个后现代社会:一元的本体已经不存在了,一切都是多元的。多元大大增加了撕裂和碎片化的可能性,阻碍了劳动者对资本积累的一致反抗。这是今天的资本为我们抛出的最大的难题之一。而或许在今天重读《资本论》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它不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超越眼前各不相同的具体处境,看到背后更大的、一致的结构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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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谋财害命的婚恋陷阱 其实是男权社会对男性的反噬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WePhone创始人之死背后的性别议题,和《资本论》第一卷问世150周年。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WePhone创始人之死背后的性别议题,和《资本论》第一卷问世150周年。

过去一周,WePhone创始人苏享茂因被前妻要挟、索要巨额赔偿而绝望自引发了全民热议杀。不论真相如何,这个在网络上疯狂传播的故事戳中了男人对婚姻最大的恐惧,那就是被所谓的“狐狸精”、“拜金女”所迷惑,最后落得人财两空的下场。“直男癌”和“拜金女”作为当代婚姻爱情中的典型人设,永远能够激发洪水一般的话题和骂战。但事实上,无论是“直男癌”还是“拜金女”,都是男权社会的产物,都反映了在传统婚恋模式和性别角色的支配下,男性和女性所要承担的高风险和必须忍耐的不自由。面对这两起悲剧,男女两性之间与其互相指责,彼此污名,不如一起反思男权社会的弊端,寻求一种更平等、更自由、更多元的生活可能。

今年的9月14日,是马克思《资本论》问世150周年纪念日,在这150年间,《资本论》曾在世界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波澜,激发了无数的理论碰撞和社会实践,但也有很多人断言,它早已过时,无法解释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复杂世界。150年过去了,今天的资本在以怎样的形式完成积累、抵御危机?今天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又在面临怎样的劳动、消费状况?《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的评论认为,今天资本的主导逻辑就是多线齐发、无孔不入,正因为此,它在劳动者中间制造了高度碎片化、差异化的个人经验,使得被剥削的一方更难产生共情,更难团结起来。而在今天阅读《资本论》的最大意义正在于,它可以提醒我们,在我们各自不同的具体处境背后,有更大的结构性力量。

被“拜金女”所骗人财两空?男权社会对男性的反噬

上周,WePhone创始人苏享茂之死引发了舆论热议。苏自杀前留下的遗书和相关后续报道都将矛头指向了苏的前妻翟欣欣。苏享茂与翟欣欣通过某相亲网站的VIP服务相识,迅速谈婚论嫁,苏某在短短几月间给女方买房买车,赠送各种奢侈品以及现金转账,共花费了上千万,然而两人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很快出现裂痕。苏想离婚,女方却开出了一千万的赔偿要求,并以举报其公司偷税漏税、灰色经营为要挟,称如果不给钱就让他进监狱。根据其亲友的说法,苏在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离婚协议后,万念俱灰跳楼自杀。而在他死后,其家属也向警方报案,称翟欣欣涉嫌诈骗,甚至可能是团伙作案。

翟欣欣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院、性别研究学者陈亚亚在为公众号“女权之声”撰写的评论中认为,苏享茂之死如几月前王宝强离婚案一样,被网友认为是拜金女“骗婚”老实人的范本。在苏享茂的亲友口中,他被塑造为一个天才程序员、老实的码农,由于情商太低被女人所利用,最终付出了大量钱财甚至生命的代价。这种叙事迅速集齐了中产白领男性的共情,而他们恰好是当今中文网络世界中的中坚力量,于是支持苏的舆论迅速扩散开来。

而在陈亚亚看来,婚恋中的男性被女性欺骗,失去大量钱财甚至生命,是一个更有利于男性的社会体制对男性的反噬,因为行骗者利用的,正是传统婚恋观念和模式中的性别角色定位。首先,传统婚恋观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对婚恋对象的选择存在强烈的年龄焦虑,被这种焦虑支配的人,遇到看似符合主流标准的结婚对象时就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生怕错过之后再也找不到,这是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态。

码农常给人以老实可靠的感觉

其次,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男人负责赚钱,女人负责经营家庭(包括情感,也包括育儿)。于是男性用来欺骗女性的方式,多是谎称要发展事业,需要女方支持;而女性用来欺骗男性的方式,则主要基于“郎才女貌”的设定,通过彩礼、聘金等风俗,或者“男人为女儿花多少钱就代表多爱她”这类恋爱法则。而在整个事件中,苏享茂之所以获得了一边倒的同情,而翟欣欣却成为众矢之的,究其原因,在于苏完全符合(甚至超出了)人们对传统婚恋模式中男性角色的期待和想象——他一掷千金,很好地履行了男性的婚恋中的“责任”,而翟却没有回报给他一个温馨的家庭,没当好贤妻良母——“这么好的丈夫都不肯珍惜,反而要置对方于死地,她肯定是个诈骗犯”,这是“吃瓜群众”的逻辑。

但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整件事的吊诡之处在于,人们愤怒的根源,正是骗局得以频频成功的基础。而要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就得从根本上破除这种对婚恋的错误认识。如果能够认识到婚恋中两个人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应建立在财色交易或者学历背景的匹配,而应建立在双方有共同兴趣爱好、价值观的基础上,充分了解之后再走进婚姻,那么就大大减少了被骗的可能性。

在很多社会中,婚姻模式已经从制度化婚姻(即通过婚姻给人提供性交和繁衍后代的机会),演变为陪伴式婚姻(仍旧以男人赚钱、女人顾家的模式为主),再过渡到个人化婚姻(即更多关注个人在婚姻中的成长,不再为家庭而奉献)。而目前中国正处于制度化婚姻和陪伴式婚姻并存的阶段,在苏享茂的婚姻中,他的个人期待大概也是制度化和陪伴式婚姻的结合,这是大多数新旧思想并存的当代人的选择:希望找到年轻貌美的妻子,与之分享财产,然而却忽略了一个常识,经济付出通常只能增进对生活的满意度,却不能提升彼此感情的浓度。而女权主义者所提倡的个人化婚姻,则可以提供更平等、多元的生活方式,让其中的男女都获得成长,而不是跌入某个陷阱,遭受意外的损失。

与金钱捆绑的婚姻

此外,陈亚亚还指出,除了苏享茂这样的极端案例,在一般的婚姻关系中,女性并没有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虽然从表面上看,丈夫对家庭付出的金钱更多,但实际上女性所做出的很多牺牲不曾被看到,或严重被低估,这是不公平的。“女性比男性更拜金、更爱钱”是一个伪命题,事实上,无论是在职场上还是在家庭中,女性的经济利益都经常被忽视,而如何帮助女性摆脱这种不利处境,使她们在经济上不再依赖于男性,获得更多的独立自主,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的评论则分析了造成苏享茂自杀的其他原因。首先,许多舆论声音谴责婚恋交友网站“世纪佳缘”,称其对苏的死亡负有一定责任,因为翟欣欣在平台上提供了虚假的个人信息(其中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和恋爱经历等),但律师却指出,只要平台对女方的个人信息开展过必要的审核和查验,就不存在怠于履行义务的过失。而女方的姓名、学历、工作经历等关键信息都与事实相符,说明平台履行了必要的审核义务,至于女方的婚姻状况,属于个人因此,只能依照个人意愿提供,平台无权审核。

这就涉及到为什么我国目前的婚姻登记信息还不能联网共享的问题。早在五年前,民政部就宣布我国的婚姻登记信息已实现全国联网,但事实上,由于历史数据过于庞大,加之全国使用统一的婚姻登记系统存在很大的技术难度,所谓的“全国联网”目前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联网。去年,多家媒体都报道了一河南籍陈姓男子的重婚案,他曾在四年的时间内先后与四名女性在不同城市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这起重婚案当时就引起了舆论对婚姻信息不透明现象的不满。

婚姻信息不透明给了“骗婚”可乘之机

目前,我国婚姻登记制度还存在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婚姻登记信息查询程序繁琐,二是户口本信息变更不同步,也就是说,婚姻和户籍分属民政和公安两个部门管理,结婚或离婚后,除非当事人主动拿着户口本到派出所进行婚姻状况的变更,否则户口本上的婚姻状况不会自动变更。而翟欣欣就并没有在第一次离婚后去派出所变更自己的婚姻状况,因此世纪佳缘仅根据她的户口信息无法判断她的婚姻状况。

《资本论》问世150周年:今天资本的主导逻辑是多线齐发、无孔不入

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问世15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刊文探讨了今天的劳动、消费状况,以及在今天阅读《资本论》的意义。

《资本论》

文章谈到了三种典型的当代劳动者:中产边缘的城市白领、不属于城市的打工者、以及没有保障的灵活劳动者。月入万元以上的城市白领需要全力以赴才能过上理想的中产生活,其中包括吃有机食品,穿时髦服饰,用最新的电子设备,特别是拥有一套空间足够又交通便利的房子,同时他们还需要为下一代的教育支出(学前教育、课外培训、学区房、出国留学等等)做储备,否则他们的下一代将难以继承其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

而大多数城市里的打工者,却只拿着四千元左右的月工资,只能靠加班、主动提高工作强度来增收,有些没有加班机会和绩效工资的行业,月收入甚至比最低工资高不了多少,但同样有大批“缺乏竞争力”的工人抢着从事。而从事采掘矿石、加工材料、建造大楼桥梁等职业的工人还要承受工伤、尘肺、振动病等风险。对于他们来说,在城市贷款买房连想都不会想,城中村或地下室的租金涨幅就已经足够他们忧虑。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攒钱回家盖房,或者做些小本生意,然而在高消费的大城市,四千元的月薪并不会有多少盈余。也有一些大龄工人选择在城市结婚安家,领养老金,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农村的低成本生活成为了过去,而未来的城市生活则前途未卜。

互联网时代催生了各种新职业:网文写手、主播、快递员、外卖送餐员和网约车司机,他们在平台公司的支配下劳动,却被视为自担风险的合作者、承包者。平台不会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养老要靠自己理财储蓄,预防工伤要指望商业保险,想跟公司博弈,要先考虑高额违约金和合同中的霸王条款。对他们而言,生活更加没有安全感。他们虽然工作时间相对自由灵活,然而现实迫使他们长时间工作,甚至不断压缩自己的私人生活。

生活重压下的城市白领

如果说新世纪的劳动状况是“工资越来越难挣、上班越来越累、工作越来越不稳定”,那么新世纪的消费者所要面对的现实则是“需要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住房、医疗、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想要负担得起这些成本,往往需要贷款借钱。从统计数据上看,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在增长,然而,不断增长的工资并没有让我们觉得生活变得越来越容易,这背后有着十分必然的逻辑。当雇主不得不给劳动者支付更高的工资,企业在生产环节能赚取的利润自然下滑。而迫使劳动者增加消费、让他们把工资在消费环节重新“吐”出来,则是应对利润下滑的高明手段。鼓励消费者借钱消费,再用工资来偿还本息,盈利效果就会更好。

而吊诡的是,分明我们每个人都被辛苦而不稳定的工作绑架,每个人都不得不支付高昂的生活开支,但我们并没有命运相同、同仇敌忾的感觉。不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消费场域,人和人的距离都变得越来越远。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相同的,但每个人的体验却是碎片化的、割裂的。

进城务工人员的生存境遇

在150年前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为了无限制地积累,必然会催生出一系列的危机与矛盾,面对这些危机和矛盾,资本会不断地调整和变换积累的主导逻辑和形式,从危机中恢复并继续积累,制造更大的矛盾,直到它的掘墓人将它摧毁。而到了今天,我们或许可以说,资本已经没有一个单一的“主导逻辑”,今天的资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种多样的积累,利用它可以利用的所有环节,进入它能够进入的一切空间,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用来剥削和掠夺的机会。换言之,今天资本的主导逻辑,就是多线齐发,就是多元化。

古巴街头的马克思画像

多元的资本积累形式,在劳动者之间塑造了极为不同的生命体验,使他们很难意识到彼此之间面对的困难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更难广泛地组织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确进入了一个后现代社会:一元的本体已经不存在了,一切都是多元的。多元大大增加了撕裂和碎片化的可能性,阻碍了劳动者对资本积累的一致反抗。这是今天的资本为我们抛出的最大的难题之一。而或许在今天重读《资本论》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它不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超越眼前各不相同的具体处境,看到背后更大的、一致的结构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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