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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降成本比减税更重要 应作为改革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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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降成本比减税更重要 应作为改革优先事项

下一步,我们要有所突破,创造另外一种优势,也就是经济体系低成本,由以往高增长时期的劳动力低成本,转向新增长阶段的经济体系低成本。

2017年1月,山东省潍坊青州市一汽车制造企业总装车间内工人在吊装发动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并不意味着制造业地位的下降,它仍被视为国家竞争力的基础,但是制造业近年发展并不容易,原因何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成本相对较高是主要原因,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把成本降下来。

9月23日,刘世锦在“第二届野三坡论坛”上以浙江慈溪江南化纤有限公司为例对中美制造业成本做了比较。结果显示,除了人工成本,美国的其他成本反而比中国低。具体来看,中国的土地成本是美国的9倍、物流成本为2倍、银行借款成本为2.4倍、电力天然气成本为2倍以上、蒸汽成本为1.1倍。

而且,中国原有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持续减弱。刘世锦认为,人工成本起来了,其他投入成本如果不下去,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下一步,我们要有所突破,创造另外一种优势,也就是经济体系低成本,由以往高增长时期的劳动力低成本,转向新增长阶段的经济体系低成本,”刘世锦表示,“也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体制低交易成本。”

他认为,降成本比减税更重要,是供给侧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应当放在改革菜单中的优先位置,不能再拖下去。

考虑到目前国内成本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关领域的行政性垄断、缺少竞争,刘世锦建议,要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在基础产业领域进一步打破垄断、鼓励竞争,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

具体来看,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应该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推动农民宅基地流转、抵押、担保等,特别是要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诸如保护农民利益,农民无家可归此类,同时要配套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在电信领域,更重要的是“行业混改”,可以组建一两家由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促进市场竞争,使得电信资费由“要我降”转变为“我要降”,全面降低信息产业发展成本。在金融领域,严管与放宽并不矛盾,可以促进两者在互联网数字时代的有机结合,防止“一刀切”的“懒政监管”。

在环保领域,应防止某些地方政府的“懒政监管”或“歧视监管”,不合理的“一刀切”,或按照“规模标准”、“所有制标准”而非环保标准进行监管。更重要的是,把绿色发展作为更具竞争力和可持续的发展动能和发展方式。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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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降成本比减税更重要 应作为改革优先事项

下一步,我们要有所突破,创造另外一种优势,也就是经济体系低成本,由以往高增长时期的劳动力低成本,转向新增长阶段的经济体系低成本。

2017年1月,山东省潍坊青州市一汽车制造企业总装车间内工人在吊装发动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并不意味着制造业地位的下降,它仍被视为国家竞争力的基础,但是制造业近年发展并不容易,原因何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成本相对较高是主要原因,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把成本降下来。

9月23日,刘世锦在“第二届野三坡论坛”上以浙江慈溪江南化纤有限公司为例对中美制造业成本做了比较。结果显示,除了人工成本,美国的其他成本反而比中国低。具体来看,中国的土地成本是美国的9倍、物流成本为2倍、银行借款成本为2.4倍、电力天然气成本为2倍以上、蒸汽成本为1.1倍。

而且,中国原有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持续减弱。刘世锦认为,人工成本起来了,其他投入成本如果不下去,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下一步,我们要有所突破,创造另外一种优势,也就是经济体系低成本,由以往高增长时期的劳动力低成本,转向新增长阶段的经济体系低成本,”刘世锦表示,“也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体制低交易成本。”

他认为,降成本比减税更重要,是供给侧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应当放在改革菜单中的优先位置,不能再拖下去。

考虑到目前国内成本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关领域的行政性垄断、缺少竞争,刘世锦建议,要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在基础产业领域进一步打破垄断、鼓励竞争,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

具体来看,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应该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推动农民宅基地流转、抵押、担保等,特别是要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诸如保护农民利益,农民无家可归此类,同时要配套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在电信领域,更重要的是“行业混改”,可以组建一两家由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促进市场竞争,使得电信资费由“要我降”转变为“我要降”,全面降低信息产业发展成本。在金融领域,严管与放宽并不矛盾,可以促进两者在互联网数字时代的有机结合,防止“一刀切”的“懒政监管”。

在环保领域,应防止某些地方政府的“懒政监管”或“歧视监管”,不合理的“一刀切”,或按照“规模标准”、“所有制标准”而非环保标准进行监管。更重要的是,把绿色发展作为更具竞争力和可持续的发展动能和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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