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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为何能够上升到象征人类文明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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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为何能够上升到象征人类文明的高度?

当我们沿着二维码这一交互界面走下去,透过二维码隐藏的信息重新审视一座城市,真的能够见到一个更丰富、更立体的面貌吗?

按:如今,我们对于二维码已并不陌生,扫一扫,加一个好友或是打开一个网页。然而,当二维码与建筑相连接,当二维码被注入了一个城市的讯息和另类现实,它便成为了我们理解城市的另一道门,通向“大众媒介建构的城市虚拟空间”——“城市有两个侧面,一是实体的城市,通过可感知的物理元素呈现,由街道、建筑、环境、城市肌理等构成;另一个是再现、想象的城市,由文字、声音、影像、流行文化、集体记忆支撑的城市,即大众媒介建构的城市虚拟空间。”

2007年,《探索与争鸣》杂志编辑部曾在上海七宝古镇组织召开“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文脉和集镇保护”圆桌会议,十年之后又与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联合召开了”城脉与文脉——现代化进程中的古镇与新城“研讨会。在今年的会议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孙玮以上海思南公馆的城市实践为例,探讨了移动网络时代传播与城市文脉保护的新关系。

从二维码展开去,她谈到了技术与感觉的多重链接、城市叙事的全新方式,以及移动网络时代城市文脉保护的新路径。“如果我们将城市看作一个交流网络系统,由地理网络、信息网络、意义网络交织而成,那么城市文脉是表现在、潜藏于、渗透进这多重网络之中的。新媒体传播的价值在于,可以打通这些网络,创造出崭新的社会实践,传播既是大众媒介的再现与建构,也是人与人、人与城市的交往与对话。”当我们沿着二维码这一交互界面走下去,透过二维码隐藏的信息重新审视一座城市,真的能够见到一个更丰富、更立体的面貌吗?

人类历史中的新技术

二维码在2017年夏季的上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个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移动网络小端口,竟然成了人类两百万年浩瀚历史的未来象征,“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上海展的第101件展品是一枚由100组文物精心构图而形成的“二维码”。上海博物馆之前举行了一个面向公众征集第101件展品设想的活动,提名的方案中,诸如互联网、移动支付、二维码等涉及新媒体内容的特别多。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第101件展品要和其他100件串联起来,形成从古代到现代、面向未来的一个序列。二维码早已进入公众生活,尤其在中国,它的频繁使用已经深入生活,重大发明创造几乎都与二维码有关,二维码带来一个新的天地,它将会成为走向未来的一个重要事物。

二维码如何能够上升到象征人类文明的高度?恐怕在很多人的意识里,它就是一个工具,比如这个有着美妙外观的特殊二维码,除了本身的观赏功能,不过也就是供观众扫一下进入页面,获得此次展览和上博的基本信息而已。

这也正是人们对大众媒介相当普遍的认识:作为传播工具传递信息、再现现实。简言之,就是将城市实体空间用各种符号,转化为一种抽象的再现式虚拟叙事。有学者将这种两分思路称为城市研究中的“大分化”,即“将城市简化为对系统的抽象,无论是社会系统还是物理系统。遗憾的是,很少有两者结合的情况。简化绝大多数是单向度的、以单一学科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也就是说,城市有两个侧面,一是实体的城市,通过可感知的物理元素呈现,由街道、建筑、环境、城市肌理等构成;另一个是再现、想象的城市,由文字、声音、影像、流行文化、集体记忆支撑的城市,即大众媒介建构的城市虚拟空间。

论及传播与城市的关系,基本是从后一个层面出发的。传播对于城市文脉保护的作用体现为:再现城市历史与实物遗存,唤起人们的认知与记忆;报道相关事实,传播城市文脉保护的理念;激发公众舆论关注,促进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等。这些方面也正是大众媒介为人熟知的社会功能:报道事实、宣传观念、引发舆论、塑造记忆与认同,等等。那么移动网络时代新媒体的传播呢?仅仅是大众媒介这些原有功能的扩展加强版吗?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否则二维码如何可能在人类两百万年的历史中成为未来的象征?本文试以上海思南公馆的城市实践为例,探讨移动网络时代传播与城市文脉保护的新关系。

二维码:城市多重空间的重组

论及新媒体与城市文脉的关系,存在着相当多的负面认知:在全球化抹平空间、消灭地方的狂潮中,新媒体是切断文脉的助纣为虐者。这种想法自电视的“脱域”奇技横空出世后就形成了,新媒体的崛起更刺激了此类观点各种新版本的涌现,中心思想可用一句话概括:新媒体的全球化传播终结了地理。有意思的是,一些城市地理学者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在媒体研究和社会学,人们正在力图解释媒体何以既是一种实践活动,又是一种文本呈现,同时又是一种关系处理过程。借助它,不同场所被媒体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地理学者看到了媒体与场所连接的可能,媒体可以重构地理、空间关系。依据这个思路,新媒体与城市文脉的关系,有了重新塑造的可能。新媒体不仅仅是传统大众媒介功能的加强版,而是可以实施城市各类场所、空间的新连接,从而创造出新型社会关系。我们看到,这种理论已经转化为异彩纷呈的城市实践。

二维码在2016年底上海的另一个公共事件中也成了主角,在媒介称之为“中国第一个露天博物馆”里,梧桐树、建筑物、鹅卵石墙面、弄堂门口赫然悬挂了标注为“思南露天博物馆”的二维码。一个崭新的城市景象出现了:在展品面前,人们俯身向前,拿着手机扫描二维码,一边看展品、触摸展品,一边听着手机里的语音介绍,就这样以手机为引导,游走于思南公馆。

思南公馆

与国外相比,中国露天博物馆的历史相当短暂,但这个二维码挂在梧桐树上的奇特景观,也是尚不多见的。二维码敞开的是一个虚拟空间:实物展品的相关照片、文字,还有语音讲述作为背景。媒体这样描绘游览者的感受:董小姐花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泡在思南公馆里,找遍每个角落,听遍每一个故事,“以前觉得来这里就是拍拍照、喝喝茶,就算真的对个别建筑起了好奇心,其实也不知道去问谁。但现在的博物馆模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了解、解读过去的机会”。非常明显,对于观者来说,实体空间与新媒体的虚拟空间是有很大不同的,正是数字媒体的多媒体特征使得文字、声音和影像可以交织融合,创造一个新型空间,在这个虚拟空间中,地理空间、叙事空间、声音空间、影像空间、信息空间、意义空间等各种类型的空间并置,实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拼贴与组合。城市文脉在这个虚拟空间中得以另类方式的延续、伸展。所谓另类,是因为新媒体通过符号拼贴、时空重组,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南公馆”,一个鲍德里亚拟仿意义上的城市幻象,上帝之眼的“假器观看”成为普通大众的视觉感知。

在思南公馆这个上海城市微更新的代表性个案中,新媒体的应用是全方位、渗透性的。思南公馆的许多项目都依托微信公众号“思南公馆”来运作,如“思南读书会”“纪实空间”“侧耳”“朗读亭”“演播室”,等等,其中一些项目有自己单独的微信公号,如“思南读书会”“侧耳”。也有采取微信群的方式来汇集同道,如“思南纪实空间”等。这些新媒体应用除了发挥沟通信息、宣传观念等大众媒介的传统功能,它的意义更在于创造了一种城市新型空间,城市文脉便是这个新型空间的灵魂。这些所有与思南公馆有关的微信公号,无一例外地以思南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为核心,建基于非常深厚的“卢湾”情结、上海认同。项目在实体空间持续性、常态化的活动,与微信公号虚拟空间的传播互相呼应、融为一体,生产出了一个历史与当下互嵌的思南公馆城市空间。正如技术哲学家克莱莫尔所言,媒介有两个维度——器具和装置,“作为工具的技术只是节省了劳动;而作为装置的技术则产生出一个人工的世界,它开启了新的经验,并使新的方法得以产生,而没有装置这种方法不只不会起作用,而是根本不会存在。不是效率上的提升,而是世界的产生,这才是传媒技术的生产意义。任何把传媒当作信息的外在运输工具和载体来理解的理论,恰恰都没有抓住传媒的非器具性维度”。

城市文脉:贯穿虚实的身体体验

思南露天博物馆以技术与感觉的多重链接,呈现了一种城市叙事的全新方式。有研究者指出,思南露天博物馆“预示着视觉叙事的体验模式正在日益代替文字叙事的智性模式”,这标明了博物馆发展历程中一种“全新的景观叙事”。这个判断是敏锐的,但文字叙事向视觉叙事、景观叙事的转变早已发生,影像技术已经将视觉推至城市叙事的中心位置。

在移动网络时代,思南露天博物馆最具特色的是“体验”。当一棵树、一堵墙、一幢建筑都标示了二维码,当思南公馆的小广场中央设置了大屏幕,当形形色色的新技术如“真实虚拟电影院”、VR摄影机等随时嵌入实体空间,思南公馆已然是一个被技术信息流贯穿的物质场所。身体的全息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城市叙事方式,拿着手机游走于这个空间的每个人,就是城市叙事的主体。

上海首座人文露天博物馆在思南公馆内落成

用身体感知城市,并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情。本雅明早就用“都市漫游者”的意象,留给世人一个感性的巴黎,它与奥斯曼现代性城市规划中的那个法兰西首都形成鲜明对照。本雅明的理论遗产“将城市视为一个活生生的复合体”,使得后来者开辟了理解城市的一个新范畴,“人们才能将城市不仅仅概念化为单一的同质统一的空间,而是将其概念化为依据使用与体验而建构起来的多重场所。……近年来,城市的体验维度和另类使用方式受到关注”。而移动网络时代的城市体验,调动、叠加了所有感官刺激,拼贴了形形色色的时间与空间,人的身体穿梭于虚实空间的动态交错中,这是本雅明、德塞图时代不可能具有的新型体验。

信息流贯穿的思南露天博物馆,其游览方式与室内博物馆、一般性的露天博物馆都有所不同。参观者可以通过电子地图,寻找零散遍布在区域内的20个展品,扫描展品上的二维码之后,就可进入由文字、图片、声音、影像构成的虚拟空间。但与看电视以及用PC机上网完全不同的是,人的身体是处在相关联的实体空间中,因此并非是单向度的“脱域”过程,而是“脱域”和“嵌入”的交织。

人的感官在实体、虚拟空间来回穿梭、反复切换,此时此地的身体体验是非常复杂的,常常令人产生恍惚的时空错乱感,人们感受到的思南公馆既不是实体空间中的,也不是虚拟叙事中的,已经很难在体验层面将两者区分开来,它是融合了虚实的“复合空间”。这个博物馆也没有一个预先设定的游览线路,手机显示的导览图只是展品的空间区位图。

事实上,思南公馆区域的空间安排以及展品的布置,都为游览者的自由行走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因此每一次游览都有可能创造不同的路线,形成不同的身体体验。这也就意味着,观者每一次自由的行走与体验,都创造了一个德塞图日常生活实践意义上的动态城市。移动媒体的传播,通过嵌入日常生活实践的身体体验,促成了大众与城市文脉的接触与对话,城市文脉不仅仅是博物馆围墙中的老古董,也不仅仅是文字、影像中的虚拟叙事,它就在市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

城市:多重网络的交互界面

传播之于城市文脉保护的作用,在移动网络时代发生了颠覆性转变。一方面,移动媒体拓展、强化了传统大众媒介的功能。新媒体催生的话语主体多元化状态,以及迅速勾连全球网络的强大力量,使得新媒体在呈现事实、激发讨论以监督权力、影响公共政策、提升全社会城市文脉保护意识等方面都有越来越引人瞩目的表现。另一方面,新媒体开创了传播与城市文脉保护的崭新局面,这正是本文重点探讨的内容。移动媒体以符号拼贴、时空重组、穿梭虚实等方式,建构了人与城市的新关系,传播不仅仅是反映论层面的城市再现,也不仅仅是虚拟空间中的文字、影像叙事,传播生成了城市文脉的新形态,传播将城市文脉植入到大众的身体体验与日常生活实践中。如果我们将城市看作一个交流网络系统,由地理网络、信息网络、意义网络交织而成,那么城市文脉是表现在、潜藏于、渗透进这多重网络之中的。新媒体传播的价值在于,可以打通这些网络,创造出崭新的社会实践,传播既是大众媒介的再现与建构,也是人与人、人与城市的交往与对话。

在新媒体研究中,二维码常常被视为一个交互界面。所谓交互界面,最简单的意义是指,人-机之间的一类隔膜,它既区别又联系着两个大相径庭、却又彼此依赖的世界。它是两个世界之间的无缝联结,由此推动了其间差异的消失,并借此改变了两者之间的链接形式。被二维码渗透的城市也可以视为一种交互界面,社会多重网络在此汇聚、互嵌、再生,新型社会实践不断涌现,城市文脉亦得以创造性地延续。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9期,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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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原标题:孙玮 :二维码为何能够上升到象征人类文明的高度?【“城市更新中的文脉保护:问题与对策”圆桌会议之六】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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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为何能够上升到象征人类文明的高度?

当我们沿着二维码这一交互界面走下去,透过二维码隐藏的信息重新审视一座城市,真的能够见到一个更丰富、更立体的面貌吗?

按:如今,我们对于二维码已并不陌生,扫一扫,加一个好友或是打开一个网页。然而,当二维码与建筑相连接,当二维码被注入了一个城市的讯息和另类现实,它便成为了我们理解城市的另一道门,通向“大众媒介建构的城市虚拟空间”——“城市有两个侧面,一是实体的城市,通过可感知的物理元素呈现,由街道、建筑、环境、城市肌理等构成;另一个是再现、想象的城市,由文字、声音、影像、流行文化、集体记忆支撑的城市,即大众媒介建构的城市虚拟空间。”

2007年,《探索与争鸣》杂志编辑部曾在上海七宝古镇组织召开“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文脉和集镇保护”圆桌会议,十年之后又与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联合召开了”城脉与文脉——现代化进程中的古镇与新城“研讨会。在今年的会议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孙玮以上海思南公馆的城市实践为例,探讨了移动网络时代传播与城市文脉保护的新关系。

从二维码展开去,她谈到了技术与感觉的多重链接、城市叙事的全新方式,以及移动网络时代城市文脉保护的新路径。“如果我们将城市看作一个交流网络系统,由地理网络、信息网络、意义网络交织而成,那么城市文脉是表现在、潜藏于、渗透进这多重网络之中的。新媒体传播的价值在于,可以打通这些网络,创造出崭新的社会实践,传播既是大众媒介的再现与建构,也是人与人、人与城市的交往与对话。”当我们沿着二维码这一交互界面走下去,透过二维码隐藏的信息重新审视一座城市,真的能够见到一个更丰富、更立体的面貌吗?

人类历史中的新技术

二维码在2017年夏季的上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个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移动网络小端口,竟然成了人类两百万年浩瀚历史的未来象征,“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上海展的第101件展品是一枚由100组文物精心构图而形成的“二维码”。上海博物馆之前举行了一个面向公众征集第101件展品设想的活动,提名的方案中,诸如互联网、移动支付、二维码等涉及新媒体内容的特别多。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第101件展品要和其他100件串联起来,形成从古代到现代、面向未来的一个序列。二维码早已进入公众生活,尤其在中国,它的频繁使用已经深入生活,重大发明创造几乎都与二维码有关,二维码带来一个新的天地,它将会成为走向未来的一个重要事物。

二维码如何能够上升到象征人类文明的高度?恐怕在很多人的意识里,它就是一个工具,比如这个有着美妙外观的特殊二维码,除了本身的观赏功能,不过也就是供观众扫一下进入页面,获得此次展览和上博的基本信息而已。

这也正是人们对大众媒介相当普遍的认识:作为传播工具传递信息、再现现实。简言之,就是将城市实体空间用各种符号,转化为一种抽象的再现式虚拟叙事。有学者将这种两分思路称为城市研究中的“大分化”,即“将城市简化为对系统的抽象,无论是社会系统还是物理系统。遗憾的是,很少有两者结合的情况。简化绝大多数是单向度的、以单一学科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也就是说,城市有两个侧面,一是实体的城市,通过可感知的物理元素呈现,由街道、建筑、环境、城市肌理等构成;另一个是再现、想象的城市,由文字、声音、影像、流行文化、集体记忆支撑的城市,即大众媒介建构的城市虚拟空间。

论及传播与城市的关系,基本是从后一个层面出发的。传播对于城市文脉保护的作用体现为:再现城市历史与实物遗存,唤起人们的认知与记忆;报道相关事实,传播城市文脉保护的理念;激发公众舆论关注,促进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等。这些方面也正是大众媒介为人熟知的社会功能:报道事实、宣传观念、引发舆论、塑造记忆与认同,等等。那么移动网络时代新媒体的传播呢?仅仅是大众媒介这些原有功能的扩展加强版吗?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否则二维码如何可能在人类两百万年的历史中成为未来的象征?本文试以上海思南公馆的城市实践为例,探讨移动网络时代传播与城市文脉保护的新关系。

二维码:城市多重空间的重组

论及新媒体与城市文脉的关系,存在着相当多的负面认知:在全球化抹平空间、消灭地方的狂潮中,新媒体是切断文脉的助纣为虐者。这种想法自电视的“脱域”奇技横空出世后就形成了,新媒体的崛起更刺激了此类观点各种新版本的涌现,中心思想可用一句话概括:新媒体的全球化传播终结了地理。有意思的是,一些城市地理学者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在媒体研究和社会学,人们正在力图解释媒体何以既是一种实践活动,又是一种文本呈现,同时又是一种关系处理过程。借助它,不同场所被媒体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地理学者看到了媒体与场所连接的可能,媒体可以重构地理、空间关系。依据这个思路,新媒体与城市文脉的关系,有了重新塑造的可能。新媒体不仅仅是传统大众媒介功能的加强版,而是可以实施城市各类场所、空间的新连接,从而创造出新型社会关系。我们看到,这种理论已经转化为异彩纷呈的城市实践。

二维码在2016年底上海的另一个公共事件中也成了主角,在媒介称之为“中国第一个露天博物馆”里,梧桐树、建筑物、鹅卵石墙面、弄堂门口赫然悬挂了标注为“思南露天博物馆”的二维码。一个崭新的城市景象出现了:在展品面前,人们俯身向前,拿着手机扫描二维码,一边看展品、触摸展品,一边听着手机里的语音介绍,就这样以手机为引导,游走于思南公馆。

思南公馆

与国外相比,中国露天博物馆的历史相当短暂,但这个二维码挂在梧桐树上的奇特景观,也是尚不多见的。二维码敞开的是一个虚拟空间:实物展品的相关照片、文字,还有语音讲述作为背景。媒体这样描绘游览者的感受:董小姐花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泡在思南公馆里,找遍每个角落,听遍每一个故事,“以前觉得来这里就是拍拍照、喝喝茶,就算真的对个别建筑起了好奇心,其实也不知道去问谁。但现在的博物馆模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了解、解读过去的机会”。非常明显,对于观者来说,实体空间与新媒体的虚拟空间是有很大不同的,正是数字媒体的多媒体特征使得文字、声音和影像可以交织融合,创造一个新型空间,在这个虚拟空间中,地理空间、叙事空间、声音空间、影像空间、信息空间、意义空间等各种类型的空间并置,实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拼贴与组合。城市文脉在这个虚拟空间中得以另类方式的延续、伸展。所谓另类,是因为新媒体通过符号拼贴、时空重组,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南公馆”,一个鲍德里亚拟仿意义上的城市幻象,上帝之眼的“假器观看”成为普通大众的视觉感知。

在思南公馆这个上海城市微更新的代表性个案中,新媒体的应用是全方位、渗透性的。思南公馆的许多项目都依托微信公众号“思南公馆”来运作,如“思南读书会”“纪实空间”“侧耳”“朗读亭”“演播室”,等等,其中一些项目有自己单独的微信公号,如“思南读书会”“侧耳”。也有采取微信群的方式来汇集同道,如“思南纪实空间”等。这些新媒体应用除了发挥沟通信息、宣传观念等大众媒介的传统功能,它的意义更在于创造了一种城市新型空间,城市文脉便是这个新型空间的灵魂。这些所有与思南公馆有关的微信公号,无一例外地以思南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为核心,建基于非常深厚的“卢湾”情结、上海认同。项目在实体空间持续性、常态化的活动,与微信公号虚拟空间的传播互相呼应、融为一体,生产出了一个历史与当下互嵌的思南公馆城市空间。正如技术哲学家克莱莫尔所言,媒介有两个维度——器具和装置,“作为工具的技术只是节省了劳动;而作为装置的技术则产生出一个人工的世界,它开启了新的经验,并使新的方法得以产生,而没有装置这种方法不只不会起作用,而是根本不会存在。不是效率上的提升,而是世界的产生,这才是传媒技术的生产意义。任何把传媒当作信息的外在运输工具和载体来理解的理论,恰恰都没有抓住传媒的非器具性维度”。

城市文脉:贯穿虚实的身体体验

思南露天博物馆以技术与感觉的多重链接,呈现了一种城市叙事的全新方式。有研究者指出,思南露天博物馆“预示着视觉叙事的体验模式正在日益代替文字叙事的智性模式”,这标明了博物馆发展历程中一种“全新的景观叙事”。这个判断是敏锐的,但文字叙事向视觉叙事、景观叙事的转变早已发生,影像技术已经将视觉推至城市叙事的中心位置。

在移动网络时代,思南露天博物馆最具特色的是“体验”。当一棵树、一堵墙、一幢建筑都标示了二维码,当思南公馆的小广场中央设置了大屏幕,当形形色色的新技术如“真实虚拟电影院”、VR摄影机等随时嵌入实体空间,思南公馆已然是一个被技术信息流贯穿的物质场所。身体的全息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城市叙事方式,拿着手机游走于这个空间的每个人,就是城市叙事的主体。

上海首座人文露天博物馆在思南公馆内落成

用身体感知城市,并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情。本雅明早就用“都市漫游者”的意象,留给世人一个感性的巴黎,它与奥斯曼现代性城市规划中的那个法兰西首都形成鲜明对照。本雅明的理论遗产“将城市视为一个活生生的复合体”,使得后来者开辟了理解城市的一个新范畴,“人们才能将城市不仅仅概念化为单一的同质统一的空间,而是将其概念化为依据使用与体验而建构起来的多重场所。……近年来,城市的体验维度和另类使用方式受到关注”。而移动网络时代的城市体验,调动、叠加了所有感官刺激,拼贴了形形色色的时间与空间,人的身体穿梭于虚实空间的动态交错中,这是本雅明、德塞图时代不可能具有的新型体验。

信息流贯穿的思南露天博物馆,其游览方式与室内博物馆、一般性的露天博物馆都有所不同。参观者可以通过电子地图,寻找零散遍布在区域内的20个展品,扫描展品上的二维码之后,就可进入由文字、图片、声音、影像构成的虚拟空间。但与看电视以及用PC机上网完全不同的是,人的身体是处在相关联的实体空间中,因此并非是单向度的“脱域”过程,而是“脱域”和“嵌入”的交织。

人的感官在实体、虚拟空间来回穿梭、反复切换,此时此地的身体体验是非常复杂的,常常令人产生恍惚的时空错乱感,人们感受到的思南公馆既不是实体空间中的,也不是虚拟叙事中的,已经很难在体验层面将两者区分开来,它是融合了虚实的“复合空间”。这个博物馆也没有一个预先设定的游览线路,手机显示的导览图只是展品的空间区位图。

事实上,思南公馆区域的空间安排以及展品的布置,都为游览者的自由行走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因此每一次游览都有可能创造不同的路线,形成不同的身体体验。这也就意味着,观者每一次自由的行走与体验,都创造了一个德塞图日常生活实践意义上的动态城市。移动媒体的传播,通过嵌入日常生活实践的身体体验,促成了大众与城市文脉的接触与对话,城市文脉不仅仅是博物馆围墙中的老古董,也不仅仅是文字、影像中的虚拟叙事,它就在市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

城市:多重网络的交互界面

传播之于城市文脉保护的作用,在移动网络时代发生了颠覆性转变。一方面,移动媒体拓展、强化了传统大众媒介的功能。新媒体催生的话语主体多元化状态,以及迅速勾连全球网络的强大力量,使得新媒体在呈现事实、激发讨论以监督权力、影响公共政策、提升全社会城市文脉保护意识等方面都有越来越引人瞩目的表现。另一方面,新媒体开创了传播与城市文脉保护的崭新局面,这正是本文重点探讨的内容。移动媒体以符号拼贴、时空重组、穿梭虚实等方式,建构了人与城市的新关系,传播不仅仅是反映论层面的城市再现,也不仅仅是虚拟空间中的文字、影像叙事,传播生成了城市文脉的新形态,传播将城市文脉植入到大众的身体体验与日常生活实践中。如果我们将城市看作一个交流网络系统,由地理网络、信息网络、意义网络交织而成,那么城市文脉是表现在、潜藏于、渗透进这多重网络之中的。新媒体传播的价值在于,可以打通这些网络,创造出崭新的社会实践,传播既是大众媒介的再现与建构,也是人与人、人与城市的交往与对话。

在新媒体研究中,二维码常常被视为一个交互界面。所谓交互界面,最简单的意义是指,人-机之间的一类隔膜,它既区别又联系着两个大相径庭、却又彼此依赖的世界。它是两个世界之间的无缝联结,由此推动了其间差异的消失,并借此改变了两者之间的链接形式。被二维码渗透的城市也可以视为一种交互界面,社会多重网络在此汇聚、互嵌、再生,新型社会实践不断涌现,城市文脉亦得以创造性地延续。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9期,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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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原标题:孙玮 :二维码为何能够上升到象征人类文明的高度?【“城市更新中的文脉保护:问题与对策”圆桌会议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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