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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龙:补足人民币国际化“短板” 需在市场和机制层面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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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龙:补足人民币国际化“短板” 需在市场和机制层面下功夫

在人民币汇率趋于稳定的背景下,在市场层面可增强大宗商品交易的人民币定价权,适时考虑整合或者统一离岸、在岸市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高级经济学家李文龙日前在《当代金融家》杂志撰文指出,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显著低于中国经贸在全球的影响力,下一步应协调各方面的政策配合,着力在市场和机制层面加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力量,补足较多依赖人民币升值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短板”。

他表示,在决策层面可通过一些新的机制安排,稳定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包括通胀目标制或对通胀控制的强化;在市场层面可增强大宗商品交易的人民币定价权,适时考虑整合或者统一离岸、在岸市场。在法律层面,可适当修订人民币支付范围的法律规定。

数据显示,尽管中国的GDP及对外贸易分别占到全球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的15%和12%,但人民币在国际支付结算体系中占比仅为1%左右,中国货币所占国际储备的份额只有0.9%,从各国货币在场外交易市场的交易占比看,人民币的份额也只有1%左右。

总体来看,2015年上半年以前,人民币国际化处于加速发展进程中,这首先得益于中国经济与对外贸易规模的快速增长,同时,人民币在2005-2014年对美元升值、市场及机制方面的安排也推动了其国际化进程。进入2015年后,受汇率贬值及经济增长减速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市场层面有所放缓。

李文龙说,考虑到未来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将难以超过2005-2015年的力度,因而需要着重在市场和机制层面加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力量,补足较多依赖人民币升值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短板。

从机制角度来看,2016年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同,以及 “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的实施,都是近期加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安排。

在市场层面,李文龙认为,未来有两件事需要择机推动:一是尽快提升人民币参与大宗商品交易的力度,掌握定价权。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商品消费国和进口国,但在相关方面却不拥有人民币定价权,使得中国的大宗商品交易面临较大的汇率波动风险。二是相机整合或统一人民币离岸、在岸市场,向国际标准看齐。在SDR的所有篮子货币中,目前只有人民币在离岸、在岸两个市场的汇率、利率和定价机制各不相同。

在货币政策上,通过稳定通胀水平,稳定市场对房地产及金融资产价值的预期,减少投机行为。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标志着人民币被正式承认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各国将不断增持人民币储备资产。在此情况下,中国应积极在国际上展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明确承诺控制通胀,稳定国际上对人民币资产的信心。

在法律层面,关于人民币支付范围的法律表述应适当修改以支持人民币国际化。李文龙说,目前关于人民币支付的立法表述来自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其第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可以看到,人民币的支付范围按法规限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相较而言,《美国联储法》第十六章规定:“联储票据(美元)为美国负债,所有的国家级银行、成员银行及储备银行必须接受。”换句话说,“美元是对所有公共及私人债务的法定货币”(This note is legal tender for all debts,public and private)。可见,对美元使用的条款并未限制其支付地域。有鉴于此,考虑到人民币已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及全球主要支付货币,可考虑在立法层面取消人民币依法仅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支付债务的限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发展。

李文龙进一步指出,纵观世界各国货币国际化推行的经验,本国的宏观经济和对外贸易是基础,抓住历史机遇政府主动推动是关键。应该借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难得历史机遇期,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一方面,可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有弹性且相对稳定的汇率环境;另一方面,中国应提升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发挥自身影响力及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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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龙:补足人民币国际化“短板” 需在市场和机制层面下功夫

在人民币汇率趋于稳定的背景下,在市场层面可增强大宗商品交易的人民币定价权,适时考虑整合或者统一离岸、在岸市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高级经济学家李文龙日前在《当代金融家》杂志撰文指出,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显著低于中国经贸在全球的影响力,下一步应协调各方面的政策配合,着力在市场和机制层面加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力量,补足较多依赖人民币升值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短板”。

他表示,在决策层面可通过一些新的机制安排,稳定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包括通胀目标制或对通胀控制的强化;在市场层面可增强大宗商品交易的人民币定价权,适时考虑整合或者统一离岸、在岸市场。在法律层面,可适当修订人民币支付范围的法律规定。

数据显示,尽管中国的GDP及对外贸易分别占到全球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的15%和12%,但人民币在国际支付结算体系中占比仅为1%左右,中国货币所占国际储备的份额只有0.9%,从各国货币在场外交易市场的交易占比看,人民币的份额也只有1%左右。

总体来看,2015年上半年以前,人民币国际化处于加速发展进程中,这首先得益于中国经济与对外贸易规模的快速增长,同时,人民币在2005-2014年对美元升值、市场及机制方面的安排也推动了其国际化进程。进入2015年后,受汇率贬值及经济增长减速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市场层面有所放缓。

李文龙说,考虑到未来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将难以超过2005-2015年的力度,因而需要着重在市场和机制层面加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力量,补足较多依赖人民币升值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短板。

从机制角度来看,2016年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同,以及 “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的实施,都是近期加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安排。

在市场层面,李文龙认为,未来有两件事需要择机推动:一是尽快提升人民币参与大宗商品交易的力度,掌握定价权。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商品消费国和进口国,但在相关方面却不拥有人民币定价权,使得中国的大宗商品交易面临较大的汇率波动风险。二是相机整合或统一人民币离岸、在岸市场,向国际标准看齐。在SDR的所有篮子货币中,目前只有人民币在离岸、在岸两个市场的汇率、利率和定价机制各不相同。

在货币政策上,通过稳定通胀水平,稳定市场对房地产及金融资产价值的预期,减少投机行为。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标志着人民币被正式承认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各国将不断增持人民币储备资产。在此情况下,中国应积极在国际上展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明确承诺控制通胀,稳定国际上对人民币资产的信心。

在法律层面,关于人民币支付范围的法律表述应适当修改以支持人民币国际化。李文龙说,目前关于人民币支付的立法表述来自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其第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可以看到,人民币的支付范围按法规限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相较而言,《美国联储法》第十六章规定:“联储票据(美元)为美国负债,所有的国家级银行、成员银行及储备银行必须接受。”换句话说,“美元是对所有公共及私人债务的法定货币”(This note is legal tender for all debts,public and private)。可见,对美元使用的条款并未限制其支付地域。有鉴于此,考虑到人民币已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及全球主要支付货币,可考虑在立法层面取消人民币依法仅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支付债务的限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发展。

李文龙进一步指出,纵观世界各国货币国际化推行的经验,本国的宏观经济和对外贸易是基础,抓住历史机遇政府主动推动是关键。应该借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难得历史机遇期,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一方面,可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有弹性且相对稳定的汇率环境;另一方面,中国应提升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发挥自身影响力及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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