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思想界】油腻的不是中年 是炮制爆款的流量作家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思想界】油腻的不是中年 是炮制爆款的流量作家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油腻中年男人”引发的争议,和社会学泰斗费孝通诞辰107周年。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油腻中年男人”引发的争议,和社会学泰斗费孝通诞辰107周年。

十月末最重磅的爆款文章来自作家冯唐,继“肿胀”之后,他又重新发明了一个词——“油腻”,用来形容当下中年男性的身心状态。在这篇题为《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的文章中,冯唐提出了十条“避腻指南”,其中包括“不要成为一个胖子”、“不要当众谈性”、“不要教育晚辈”等等。似乎在今天的公共空间内,能够引发病毒式传播和讨论的话题,很多归根结底是生活方式之争,“油腻中年”也不例外,生活方式成为了最直接、最有效的阶级标识,于是当一个人不请自来地在生活方式上对别人指手画脚的时候,同时也有千万个人站起来反驳他,于是有了“亦舒女郎”、“油腻中年”、“恶臭女孩”等等标签,一不小心,每个人都可能被贴上一两个。而在这个互贴标签的游戏中,冯唐这类掌握话语权的大V、流量作家,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从中博了眼球、捞了好处。

今年的11月2日,是著名的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诞辰107周年。费孝通一生的身份很多,他是中国学术史上最重量级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高徒,《乡土中国》一书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他还是一位涉猎广泛的作家,写散文、专栏,出过诗集,早年还尝试写过小说;同时,他也在政府中任职,先后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在他诞辰107周年之际,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研究员、《走出乡土》一书作者陈心想,为《新京报·书评周刊》撰文回顾了费孝通的一生,在文中,他谈到了费的生平、性格、学术造诣以及治学与从政之间的张力,并指出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书的写作中有“洗稿”之嫌。

冯唐“避腻指南”:沦为快消品的通俗写作,还能关切日常生活吗?

上周,作家冯唐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的文章,文中写到,“近几年,特别是近两三年,周围的一些中年人被很持续地很有节奏地拎出来吊打,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油腻。……小楼一夜听春雨,虚窗整日看秋山,男到中年,我们也该想想,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男。”

如何做到呢?冯唐提出了十点建议:

第一,不要成为一个胖子;

第二,不要停止学习;

第三,不要待着不动;

第四,不要当众谈性(除非你是色情书作家);

第五,不要追忆从前(哪怕你是老将军);

第六,不要教育晚辈;

第七,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第八,不要停止购物;

第九,不要脏兮兮;

第十,不要鄙视和年龄无关的人类习惯。

作为经常被诟病油腻,又喜欢当众(无论是在书中,微博上,节目上还是各种场合)谈性的中年男人,冯唐这次“自省”迅速引发了热议。一些人认为,冯唐是谄媚青年,尤其是谄媚年轻女性,而“油腻”,正是在网络空间拥有越来越大话语权的年轻女性对中年男性的污名,甚至还有微博博主对应“油腻中年男人”写了“当代恶臭女孩实录”。中年男人油腻的话题发酵为了一场中年人与年轻人、男人与女人之间互相嘲讽、互贴标签的口水战。

“避腻指南”创下了超高的点击量

在媒体人张丰来看,在如今的互联网环境中,不管你是谁,似乎都有可能被某个不怀好意的标签砸中,从“老人变坏、中年油腻、女孩恶臭”到“熊孩子”,人人都不能幸免。被标签砸中的人,心态往往非常复杂,一方面他们感到自己被冒犯了,但同时,靠着某种自嘲和调侃,每个人又都能从这些标签中逃脱出来,贴标签最终变成了一种话语的狂欢,大家都乐一乐,并没有伤害到谁。老年、中年、青年、孩子,这样的分类没有任何创意,这样的标签也没有真正的攻击性,一个年轻人回家,吃上父母端上的饭菜,不会想到自己刚刚在一个群里讨论过“老人变坏”、“中年油腻”这样的话题。

从表面上看,老人变坏了,中年人油腻了,年轻人是“恶臭”的,这个社会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好,但事实上,过去4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少让两三代人过上了相对富足的生活,今天人们正在经历的,实际是一场生活方式的突围,吃饱穿暖之后,什么才是美好的、值得拥有的生活,成为了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有房有车很俗、玩手串很俗、登山很俗、自驾游很俗、318国道骑行很俗……事实上,我们很难举出一种不俗的生活方式,连“小清新”、“文艺”这种“俗”的反义词,都被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俗”。当我们就生活方式互相指责的时候,其实发泄的可能是对自己的不满,而这种不满,或许正来自这个价值混乱的年代,我们不知道什么才是值得追求的生活。

冯唐

《澎湃新闻》发表的评论,则从冯唐谈到了互联网时代明星作家的“油腻”。文章指出,过去一二十年间,公共写作空间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图书出版市场化之后,畅销书式写作的兴起,另一个则是互联网写作的诞生与迅速扩张,这两个变化基本同步又相互加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写作方式、媒介的多样化,但也带来了作家明星化的后果,冯唐的成名正是在这一过程中。

所谓的明星作家,和过去我们说的“名作家”是两个概念,区别在于后者的话语权必须与作品绑定,而前者则不需要,换言之,明星作家本身成为商品是其今天拥有公共空间话语权的首要前提。他们拍照、演讲、拍戏、飙车,他们以明星的姿态在网络空间维持着高曝光度,将读者转化为粉丝,成名之后的他们或许依旧写作,但只为爆款而来。这是一种集体的变化,冯唐只是其中之一,因此光怼冯唐“油腻”还不够,这些明星作家们的集体“油腻”才更值得讨论。

作者接着指出,各路反对冯唐的文章,虽然角度和写法不同,但几乎都是站在各种现实生活的情境中,对其简单粗暴的论调表达不满。但有趣的是,冯唐们当年的登场,恰恰是以接管市民生活的姿态,在上世纪90年代的去政治化潮流中诞生的城市情感生活写作,成就了一批作者,他们的作品既顺应了变动中的城市潮流,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变动潮流中人们的行动与心性。然而,他们徒有接管市民生活的姿态,却缺乏对市民社会的实质担当,写作带来的巨大话语权既没有使他们转向文学作品的精品化生产,也没有创造出足以回应当代城市生活现实的负责任的新型表达方式,而是迅速地完成了自身的商品化,并不断以速朽的方式追求着商品世界的不朽。看上去他们似乎仍在面向大众、在公共空间写作,但真实的生活和情感,已经不再是他们写作关切的对象,而仅仅沦为一种廉价的消费品。

《万物生长》
冯唐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6月

冯唐的写作与普通人的写作不同,它并不满足于与某个陌生人的不期而遇,而是旨在转化为每一点流量,关联到每一份受益,它每天与千千万万的同类文章不知不觉地塑造着人们的认知空间与价值坐标,看上去没有丝毫的强制,但通过持续打造网络爆款与各类出位言行,冯唐们掌握了话语权,并不断挤占着另类叙述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看,比冯唐是否“油腻”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天的文字还是否可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真实的力量,还有没有可能通过通俗写作的方式关切普通人的生活。

费孝通诞辰107周年:学者、政客、专栏作家,哪个才是真实的费孝通?

今年的11月2日,在费孝通先生诞辰107周年之际,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研究员、《走出乡土》一书作者陈心想为《新京报·书评周刊》撰文回顾了费孝通的一生,试图通过他的阅读和研究,还原一个真实的费孝通。

《走出乡土》
陈心想 著
三联书店  2017年4月

陈心想在文中指出,费孝通的一生中有两个阶段赢得了大名,但两次都不是因为其学术成就。第一次是在上世纪40年代的抗战和内战期间,那时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虽然已经在英国出版,但在国内并没有影响,他的声望主要来自时评文章。为了养家糊口,费孝通在1940年代为各大报纸撰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他的读者覆盖面很广,甚至包括很多中学生和工人。而在西南联大争取民主的运动中,费孝通上了国民政府的黑名单,成了“民主教授”,这令他的声望更高了。第二次赢得大名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报纸和电视上,几乎每周都会出现费孝通的新闻,因为他在1988年到1998年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这之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对费孝通而言,名声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 上世纪四十年代赢得的声望使他在新政权中获得礼待,甚至在被打成“右派”之后,也依然保持着原来的住房和工资水平,毛主席也曾多次接见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声望,他成为了统战的重点对象,尽管他曾说过,要做新政权的忠诚反对者(loyal opposition),但他在新政权中很快变成了拥护者。因此,也造就了一些人眼中费孝通是机会主义者的印象。

晚年费孝通

而在学术上,陈心想认为费孝通是“化用”的高手,这种“化用”成就了费孝通,也给后人留下了诟病他的口实。所谓“化用”,指的是费孝通将他人的思想观点或学术成果,经过自己的阅读、吸收再写出来,但极少甚至完全不在著作中提及曾受惠于哪部作品的哪些观点。

比如《江村经济》中最受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激赏的“蚕丝业”一章,其主要材料来自村长陈杏荪1931年发表的《三年办厂经过》,而并非费孝通的实地调查,如果没有参考这本书,费孝通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详细的信息,但他只在直接引用的两段中加了注释。除了这本书之外,《江村经济》还“化用”了奥格本、曼海姆和雷德菲尔德等学者的著作或思想,这些借鉴,也鲜少体现在注释中。

《江村经济》
费孝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最后,陈心想指出,我们今天身处的时代与费孝通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不论是在学术还是社会环境上都是如此。当下的学术界,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社会学家们在研究中过于看重精确测量,而不是实质性问题。费孝通曾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学术文选序言里谈到,他的文章被国内一流学术期刊认为不是学术文章而拒绝发表,他随后自嘲说,好在自己已不用评职称了。今天,像《乡土中国》这样读来惊艳的学术著作已经几乎绝迹了,费孝通“散文式”的学术写作风格并没有传承下来。

而在学科建设上,费孝通也是毁誉参半。虽然他努力联系老朋友杨庆堃等人为恢复后的中国社会学培养人才,比如“南开班”就培养了一代社会学界的中坚分子。但恢复后的中国社会学,还是明显地打上了费氏社会学研究的烙印,也保留了他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的弊端。在费孝通求学的年代,人类学主要聚焦于文化上的他者,尤其是殖民地的原住民,因此研究难免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对此,费孝通自己也有所反思:“我是以局外人的立场去观察一个处在另一种生活中的对象,我自身有自己的生活,我按照自己社会里所处的角色进行分内的活动。”因此社会学家成伯清先生认为,“尽管费氏拥有一片造福中国社会的热忱,但其立场并未真正从本土的观点看。结果就带来了‘见社会不见人’的系统偏差。”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评论

暂无评论哦,快来评价一下吧!

下载界面新闻

微信公众号

微博

【思想界】油腻的不是中年 是炮制爆款的流量作家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油腻中年男人”引发的争议,和社会学泰斗费孝通诞辰107周年。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油腻中年男人”引发的争议,和社会学泰斗费孝通诞辰107周年。

十月末最重磅的爆款文章来自作家冯唐,继“肿胀”之后,他又重新发明了一个词——“油腻”,用来形容当下中年男性的身心状态。在这篇题为《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的文章中,冯唐提出了十条“避腻指南”,其中包括“不要成为一个胖子”、“不要当众谈性”、“不要教育晚辈”等等。似乎在今天的公共空间内,能够引发病毒式传播和讨论的话题,很多归根结底是生活方式之争,“油腻中年”也不例外,生活方式成为了最直接、最有效的阶级标识,于是当一个人不请自来地在生活方式上对别人指手画脚的时候,同时也有千万个人站起来反驳他,于是有了“亦舒女郎”、“油腻中年”、“恶臭女孩”等等标签,一不小心,每个人都可能被贴上一两个。而在这个互贴标签的游戏中,冯唐这类掌握话语权的大V、流量作家,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从中博了眼球、捞了好处。

今年的11月2日,是著名的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诞辰107周年。费孝通一生的身份很多,他是中国学术史上最重量级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高徒,《乡土中国》一书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他还是一位涉猎广泛的作家,写散文、专栏,出过诗集,早年还尝试写过小说;同时,他也在政府中任职,先后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在他诞辰107周年之际,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研究员、《走出乡土》一书作者陈心想,为《新京报·书评周刊》撰文回顾了费孝通的一生,在文中,他谈到了费的生平、性格、学术造诣以及治学与从政之间的张力,并指出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书的写作中有“洗稿”之嫌。

冯唐“避腻指南”:沦为快消品的通俗写作,还能关切日常生活吗?

上周,作家冯唐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的文章,文中写到,“近几年,特别是近两三年,周围的一些中年人被很持续地很有节奏地拎出来吊打,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油腻。……小楼一夜听春雨,虚窗整日看秋山,男到中年,我们也该想想,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男。”

如何做到呢?冯唐提出了十点建议:

第一,不要成为一个胖子;

第二,不要停止学习;

第三,不要待着不动;

第四,不要当众谈性(除非你是色情书作家);

第五,不要追忆从前(哪怕你是老将军);

第六,不要教育晚辈;

第七,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第八,不要停止购物;

第九,不要脏兮兮;

第十,不要鄙视和年龄无关的人类习惯。

作为经常被诟病油腻,又喜欢当众(无论是在书中,微博上,节目上还是各种场合)谈性的中年男人,冯唐这次“自省”迅速引发了热议。一些人认为,冯唐是谄媚青年,尤其是谄媚年轻女性,而“油腻”,正是在网络空间拥有越来越大话语权的年轻女性对中年男性的污名,甚至还有微博博主对应“油腻中年男人”写了“当代恶臭女孩实录”。中年男人油腻的话题发酵为了一场中年人与年轻人、男人与女人之间互相嘲讽、互贴标签的口水战。

“避腻指南”创下了超高的点击量

在媒体人张丰来看,在如今的互联网环境中,不管你是谁,似乎都有可能被某个不怀好意的标签砸中,从“老人变坏、中年油腻、女孩恶臭”到“熊孩子”,人人都不能幸免。被标签砸中的人,心态往往非常复杂,一方面他们感到自己被冒犯了,但同时,靠着某种自嘲和调侃,每个人又都能从这些标签中逃脱出来,贴标签最终变成了一种话语的狂欢,大家都乐一乐,并没有伤害到谁。老年、中年、青年、孩子,这样的分类没有任何创意,这样的标签也没有真正的攻击性,一个年轻人回家,吃上父母端上的饭菜,不会想到自己刚刚在一个群里讨论过“老人变坏”、“中年油腻”这样的话题。

从表面上看,老人变坏了,中年人油腻了,年轻人是“恶臭”的,这个社会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好,但事实上,过去4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少让两三代人过上了相对富足的生活,今天人们正在经历的,实际是一场生活方式的突围,吃饱穿暖之后,什么才是美好的、值得拥有的生活,成为了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有房有车很俗、玩手串很俗、登山很俗、自驾游很俗、318国道骑行很俗……事实上,我们很难举出一种不俗的生活方式,连“小清新”、“文艺”这种“俗”的反义词,都被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俗”。当我们就生活方式互相指责的时候,其实发泄的可能是对自己的不满,而这种不满,或许正来自这个价值混乱的年代,我们不知道什么才是值得追求的生活。

冯唐

《澎湃新闻》发表的评论,则从冯唐谈到了互联网时代明星作家的“油腻”。文章指出,过去一二十年间,公共写作空间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图书出版市场化之后,畅销书式写作的兴起,另一个则是互联网写作的诞生与迅速扩张,这两个变化基本同步又相互加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写作方式、媒介的多样化,但也带来了作家明星化的后果,冯唐的成名正是在这一过程中。

所谓的明星作家,和过去我们说的“名作家”是两个概念,区别在于后者的话语权必须与作品绑定,而前者则不需要,换言之,明星作家本身成为商品是其今天拥有公共空间话语权的首要前提。他们拍照、演讲、拍戏、飙车,他们以明星的姿态在网络空间维持着高曝光度,将读者转化为粉丝,成名之后的他们或许依旧写作,但只为爆款而来。这是一种集体的变化,冯唐只是其中之一,因此光怼冯唐“油腻”还不够,这些明星作家们的集体“油腻”才更值得讨论。

作者接着指出,各路反对冯唐的文章,虽然角度和写法不同,但几乎都是站在各种现实生活的情境中,对其简单粗暴的论调表达不满。但有趣的是,冯唐们当年的登场,恰恰是以接管市民生活的姿态,在上世纪90年代的去政治化潮流中诞生的城市情感生活写作,成就了一批作者,他们的作品既顺应了变动中的城市潮流,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变动潮流中人们的行动与心性。然而,他们徒有接管市民生活的姿态,却缺乏对市民社会的实质担当,写作带来的巨大话语权既没有使他们转向文学作品的精品化生产,也没有创造出足以回应当代城市生活现实的负责任的新型表达方式,而是迅速地完成了自身的商品化,并不断以速朽的方式追求着商品世界的不朽。看上去他们似乎仍在面向大众、在公共空间写作,但真实的生活和情感,已经不再是他们写作关切的对象,而仅仅沦为一种廉价的消费品。

《万物生长》
冯唐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6月

冯唐的写作与普通人的写作不同,它并不满足于与某个陌生人的不期而遇,而是旨在转化为每一点流量,关联到每一份受益,它每天与千千万万的同类文章不知不觉地塑造着人们的认知空间与价值坐标,看上去没有丝毫的强制,但通过持续打造网络爆款与各类出位言行,冯唐们掌握了话语权,并不断挤占着另类叙述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看,比冯唐是否“油腻”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天的文字还是否可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真实的力量,还有没有可能通过通俗写作的方式关切普通人的生活。

费孝通诞辰107周年:学者、政客、专栏作家,哪个才是真实的费孝通?

今年的11月2日,在费孝通先生诞辰107周年之际,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研究员、《走出乡土》一书作者陈心想为《新京报·书评周刊》撰文回顾了费孝通的一生,试图通过他的阅读和研究,还原一个真实的费孝通。

《走出乡土》
陈心想 著
三联书店  2017年4月

陈心想在文中指出,费孝通的一生中有两个阶段赢得了大名,但两次都不是因为其学术成就。第一次是在上世纪40年代的抗战和内战期间,那时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虽然已经在英国出版,但在国内并没有影响,他的声望主要来自时评文章。为了养家糊口,费孝通在1940年代为各大报纸撰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他的读者覆盖面很广,甚至包括很多中学生和工人。而在西南联大争取民主的运动中,费孝通上了国民政府的黑名单,成了“民主教授”,这令他的声望更高了。第二次赢得大名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报纸和电视上,几乎每周都会出现费孝通的新闻,因为他在1988年到1998年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这之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对费孝通而言,名声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 上世纪四十年代赢得的声望使他在新政权中获得礼待,甚至在被打成“右派”之后,也依然保持着原来的住房和工资水平,毛主席也曾多次接见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声望,他成为了统战的重点对象,尽管他曾说过,要做新政权的忠诚反对者(loyal opposition),但他在新政权中很快变成了拥护者。因此,也造就了一些人眼中费孝通是机会主义者的印象。

晚年费孝通

而在学术上,陈心想认为费孝通是“化用”的高手,这种“化用”成就了费孝通,也给后人留下了诟病他的口实。所谓“化用”,指的是费孝通将他人的思想观点或学术成果,经过自己的阅读、吸收再写出来,但极少甚至完全不在著作中提及曾受惠于哪部作品的哪些观点。

比如《江村经济》中最受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激赏的“蚕丝业”一章,其主要材料来自村长陈杏荪1931年发表的《三年办厂经过》,而并非费孝通的实地调查,如果没有参考这本书,费孝通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详细的信息,但他只在直接引用的两段中加了注释。除了这本书之外,《江村经济》还“化用”了奥格本、曼海姆和雷德菲尔德等学者的著作或思想,这些借鉴,也鲜少体现在注释中。

《江村经济》
费孝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最后,陈心想指出,我们今天身处的时代与费孝通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不论是在学术还是社会环境上都是如此。当下的学术界,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社会学家们在研究中过于看重精确测量,而不是实质性问题。费孝通曾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学术文选序言里谈到,他的文章被国内一流学术期刊认为不是学术文章而拒绝发表,他随后自嘲说,好在自己已不用评职称了。今天,像《乡土中国》这样读来惊艳的学术著作已经几乎绝迹了,费孝通“散文式”的学术写作风格并没有传承下来。

而在学科建设上,费孝通也是毁誉参半。虽然他努力联系老朋友杨庆堃等人为恢复后的中国社会学培养人才,比如“南开班”就培养了一代社会学界的中坚分子。但恢复后的中国社会学,还是明显地打上了费氏社会学研究的烙印,也保留了他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的弊端。在费孝通求学的年代,人类学主要聚焦于文化上的他者,尤其是殖民地的原住民,因此研究难免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对此,费孝通自己也有所反思:“我是以局外人的立场去观察一个处在另一种生活中的对象,我自身有自己的生活,我按照自己社会里所处的角色进行分内的活动。”因此社会学家成伯清先生认为,“尽管费氏拥有一片造福中国社会的热忱,但其立场并未真正从本土的观点看。结果就带来了‘见社会不见人’的系统偏差。”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