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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不必再谈双十一 消费社会天天都过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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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不必再谈双十一 消费社会天天都过双十一

今天的『思想界』,我们关注第九个双十一和中国幼托机构的兴衰史。

今天的『思想界』,我们关注第九个双十一和中国幼托机构的兴衰史。

双十一,或者说“光棍节”,最早起源于南京大学,是上世纪大学校园宿舍文化的发明。从2009年开始,淘宝及其子品牌天猫利用年轻人“没有爱情,不如消费”的心理,赋予了这个带有自嘲性质的民间节日不可估量的商业潜力,从那时起,双十一这个日子被重新定义,成了一个无论单身与否都可以尽情参与的购物狂欢节。到今年,双十一已经走过了九个年头,除了连年飙升的销售数据之外,其衍生品——巨星云集的双十一晚会,也被戏称为与“春晚”并驾齐驱的“猫晚”,陪伴人们度过零点开抢前的“守岁”之夜。在所有的节日都严重“消费化”的今天,这个只关于消费的节日得到了最多人的庆祝。

商家不仅创造了消费的节日,还创造了新的消费主体,他们的购买行为不再与实际需求挂钩,对他们而言,购买是为了满足欲望,更重要的是,是为了自我确认也彼此确认。在今天,人们作为消费者的价值远远高于劳动者,“你是谁”不再等于“你做了什么“,而只有通过“你买了什么”来彰显,人们不得不通过购物为自己赋值,也为他人估值。从这一角度看,过不过双十一都无妨,因为双十一只是一个被具象化的符号,在今天这个时代,每一天都是双十一。

最近几个月引发全面讨论的新闻热点,有这么几件,美国学者罗斯高在关于贫困农村儿童教育问题的演讲中呼吁妈妈回家,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冯钢公开表示女研究生毕业后走学术道路者十不足一,并据此声称“学术界不是女人的地盘”,以及这个月爆出的托幼机构集体虐童事件。仔细分析,这几个热点背后有着潜在的联系,那就是社会育儿的缺席。正是社会育儿的缺席,育儿的责任完全由家庭,或者说由家庭中的女性来承担,导致很多女性不得不放弃学业、事业的追求,甚至过早地退出社会,失去谋生能力;而在社会育儿缺席的同时,开办托幼机构的资质又没有向市场放开,这其中产生的权力寻租空间和监管不力带来的恶果,又降临在一个个无辜家庭的头上。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下,势必有更多女性“主动”选择回归家庭。

第九个双十一落幕:过度消费的狂欢还能持续多久?

又一个双十一在不断被刷新的销售数字中落下了帷幕,留下的不仅是空空如也的购物车,还有关于过度消费及其环境后果的反思。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在《“双十一”:难以为继的最后狂欢》一文中指出,节日分为三种,一种是有传统意义的,老祖宗留下的节日,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如今也都被购物文化入侵;另一种是政治意义的,如国庆节、三八妇女节、无一劳动节,代表着政治上的认可;最后一种就是诞生于新兴网络文化下的节日。就像历史上资产阶级兴起时要求属于自己的权利和话语,不再依附于贵族,网络新资本也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狂欢节,不再依附于传统的或政治意义的节日。“双11”、“618”应运而生,成为新经济文化的发声口。

吴冠军接下来指出,“创造欲望”是这个时代最厉害的想法,其中的大师非乔布斯莫属,他开创了新的理念——不做市场调差,不需要了解客户需要什么,而是告诉用户需要什么。只有在这个理念上才能理解今天的消费。各种产品的更新迭代,按传统逻辑是不可思议的,有用与否不再成为问题,而是“只有拥有了下一款,你的生命才完整”。生命开始被一部分产品附加定义,物品不再仅仅是使用的对象,而成为了生命的合成部分,让人越来越依赖。

喜茶是另一个范例,不是因为产品本身让人自发感兴趣,而是通过某种营销方式把人拉进它的逻辑,假的排队者带动几百号真的排队者,顾客和饮料的关系不再只是口渴这一点生物性的关联,而是在这四五个小时的等待和限量购买中被“加成”,反向刺激着味蕾。欲望被发酵,通过照片和点赞继续传播。换言之,当你无法在情感上否认自己五个小时的付出时,它只能是“好喝的”。同理,很多大牌奢侈品的“丑设计”被反复群嘲,但还是让人情不自禁,因为它存在于别人眼中,当购买者为了他人几秒钟的眼神,为了无数的点赞而付费时,生命就已经不只是生命本身,而需要这些物品的支撑和定义。

喜茶

双十一时代的生命是脆弱的,人们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不知道赚钱干什么,只能用购买给自己赋值。人们彼此印证的方式,从“你做了什么”转移到“你买了什么”,购买使生命不至于空白,哪怕已经过度消费,但诱惑始终在前方。

但同时,消费也将我们引向看不到头的深渊。智能化时代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无用阶级,人开始贬值,只剩一样功能,就是作为自然生命体的消费——当生产不需要人,唯一需要的是有人来买东西。这不仅仅是局部的问题,近期有报道称,美国消费者的债务已经远超当年经济大萧条的水平。马云们或许还可以在若干年内让数据逐年翻倍,因为这一代人还有父母可以要钱,再过半代,父母也将挣扎,数据将达到一个不能再突破的顶点,越来越多人无可消费,届时面临的将是经济的血崩。

因此,双十一式的狂欢是最后的狂欢,它不可持续,马云们是最后的收割者,被收割的是自然人。当最后一笔财富被收割之后,不要说是奢侈品,生存都将面临挑战。消费能力被榨干的人随时可能被抛弃,不断有人被扔进垃圾场。如果不对现状做些什么,可以预见到的前方就是断崖。

“腾讯·大家”作者张天潘的评论,则聚焦于过度消费所带来的环境负担。文章指出,2000年到2014年的短短15年间,全球服装产量已经翻倍,平均每人购买的衣物增加了60%,而淘汰旧衣的速度也快了一倍——也就是说,衣服的生命周期大大缩短了。我们对待衣服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穿腻就丢”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马云和妮可·基德曼在今年的双十一晚会上

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今年年中发布的《狂欢之后:国际时尚消费调查报告》显示:60%的中国大陆受访者,三分之二的香港地区受访者和超过五成的德国、意大利受访者都承认,他们拥有的衣服远远比实际需要的多。全新、未剪标的衣服,挂在超过半数的中国人的衣橱里。即便如此,热衷购物的消费者依旧会继续买下他们其实不需要的新衣。

这种过度消费的现象绝非自然形成的。时尚行业每年在广告营销上的花费高达几百亿,商品的定价和促销策略,是诱发冲动购物的重要原因之一。快时尚的商业模式以低价营造出一个“乱买也无妨,反正很便宜”的消费文化,网购促销活动的兴起,更加速了人们衣橱更新换代的速度。

而在这一现象背后,则是巨大的能源消耗和严重的环境污染。时装及纺织业是全球第二大污染产业,仅次于石油业。在中国,有20%的淡水污染是纺织品染织和加工造成的,服装废弃物占到了垃圾总量的4%,每年在生产和消费环节,会产生约2700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再利用率不到14%,其中废旧衣物的再利用率更低,只有不到1%。

双十一的电商仓库

而在生产和消费环节之间的零售业也难辞其咎,尽管电商经常夸耀网购的环保低碳,但事实上,如果将网购中的运输、配送、包装和退换货行为考虑进来,网购会比实体店购物产生更高的碳排放。

因此,作者指出,在目前的成本和技术限制之下,想要通过回收和重复利用来解决时尚行业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只是品牌和消费者的自我安慰。唯有要求企业和电商平台改变“快时尚”的商业模式,鼓励适度消费、可持续消费,才能将我们的欲望控制在地球的环境承载力之内。

托儿所去哪儿了?托幼机构在中国的百年兴衰史

在很多80、90后的儿时记忆中,托儿所、小饭桌等托幼机构十分普及,费用也不高,每个双职工家庭的孩子几乎都是在托儿所阿姨的照护下长大的,这些托幼机构都去哪儿了?为什么今天为孩子找到一个放心可靠的托儿所这么难?微信公众号“短史记”在《遍布全国的托儿所,是怎么消失的?》一文中,回顾了托幼机构在中国兴起和消失的百年历史。

作者首先厘清了幼儿园和托儿所的区别,幼儿园,又名蒙养园、幼稚园,晚清时传入中国,主要招收三岁以上的学龄前儿童。针对三岁以下婴幼儿的是“托儿所”,不用于幼儿园的教育目的,托儿所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家长——尤其是职业妇女——看护孩子。中国最早的托儿所出现在1929年。在抗战期间,妇女们被“拉上战场,拉进机构工厂”,国民政府为此修建了不少托儿所,来帮助她们分担育儿责任。

1949年后,中国借鉴苏联经验,开始大规模开设托儿所。截至1954年,全国工矿企业、医院、学校系统已配备托儿所4003个、哺乳室2670个。民国遗留的私立托儿所也陆续收归国有。城市托儿所的普及既带来了很多便利,也产生了不少问题。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由于企业行政经常随意安插编余人员,导致托儿所的编制常常大于实际需要,编制大,开销就多,托儿所的员工薪水要占到运营成本的75%到85%,有的甚至达到90%以上。

1970年代的幼儿园

1980年,中国颁布了《城市托儿所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定义托儿所为“三岁前儿童集体保教机构”。这一时期,托儿所种类繁多,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工矿托儿所由工矿行政、工会和妇女组织共同管理,农村托儿所归地方领导,街道托儿所属于街道办事处,城市里的区立托儿所则是卫生部门设立的,机关、学校托儿所则属于本单位。

进入90年代,随着国企改制等政策的推行,企业附属托儿所纷纷关闭,旧有的农村、街道托儿所也大多不复存在。据教育部2005年第二期《教育统计报告》显示,相比于2000年,全国集体性托幼机构减少了56668所,锐减70%,这其中,托儿所消失的比重远大于幼儿园。

上世纪末的北京幼儿园

与托儿所的大规模消失同时发生的是,脱离了体制的城市职业女性人数在近20年内大幅上涨,加上近两年“二孩政策”出台,人们对托儿所的需求并没有消失。2016年上海总工会的一项调查就显示,74.2%的职工希望孩子上托儿所,而“家里无人照护”是他们希望孩子上托儿所的主要原因,而在托幼机构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很多母亲不得不在孩子0-3岁期间放弃工作,回家照看孩子。遗憾的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旧式托儿所”消失了,但有资质开办“新式托儿所”的主体,却还局限于国企、机关、工会、妇联等机构,私营企业想要为员工谋福利,自己开办托儿所,在程序上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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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或者说“光棍节”,最早起源于南京大学,是上世纪大学校园宿舍文化的发明。从2009年开始,淘宝及其子品牌天猫利用年轻人“没有爱情,不如消费”的心理,赋予了这个带有自嘲性质的民间节日不可估量的商业潜力,从那时起,双十一这个日子被重新定义,成了一个无论单身与否都可以尽情参与的购物狂欢节。到今年,双十一已经走过了九个年头,除了连年飙升的销售数据之外,其衍生品——巨星云集的双十一晚会,也被戏称为与“春晚”并驾齐驱的“猫晚”,陪伴人们度过零点开抢前的“守岁”之夜。在所有的节日都严重“消费化”的今天,这个只关于消费的节日得到了最多人的庆祝。

商家不仅创造了消费的节日,还创造了新的消费主体,他们的购买行为不再与实际需求挂钩,对他们而言,购买是为了满足欲望,更重要的是,是为了自我确认也彼此确认。在今天,人们作为消费者的价值远远高于劳动者,“你是谁”不再等于“你做了什么“,而只有通过“你买了什么”来彰显,人们不得不通过购物为自己赋值,也为他人估值。从这一角度看,过不过双十一都无妨,因为双十一只是一个被具象化的符号,在今天这个时代,每一天都是双十一。

最近几个月引发全面讨论的新闻热点,有这么几件,美国学者罗斯高在关于贫困农村儿童教育问题的演讲中呼吁妈妈回家,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冯钢公开表示女研究生毕业后走学术道路者十不足一,并据此声称“学术界不是女人的地盘”,以及这个月爆出的托幼机构集体虐童事件。仔细分析,这几个热点背后有着潜在的联系,那就是社会育儿的缺席。正是社会育儿的缺席,育儿的责任完全由家庭,或者说由家庭中的女性来承担,导致很多女性不得不放弃学业、事业的追求,甚至过早地退出社会,失去谋生能力;而在社会育儿缺席的同时,开办托幼机构的资质又没有向市场放开,这其中产生的权力寻租空间和监管不力带来的恶果,又降临在一个个无辜家庭的头上。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下,势必有更多女性“主动”选择回归家庭。

第九个双十一落幕:过度消费的狂欢还能持续多久?

又一个双十一在不断被刷新的销售数字中落下了帷幕,留下的不仅是空空如也的购物车,还有关于过度消费及其环境后果的反思。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在《“双十一”:难以为继的最后狂欢》一文中指出,节日分为三种,一种是有传统意义的,老祖宗留下的节日,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如今也都被购物文化入侵;另一种是政治意义的,如国庆节、三八妇女节、无一劳动节,代表着政治上的认可;最后一种就是诞生于新兴网络文化下的节日。就像历史上资产阶级兴起时要求属于自己的权利和话语,不再依附于贵族,网络新资本也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狂欢节,不再依附于传统的或政治意义的节日。“双11”、“618”应运而生,成为新经济文化的发声口。

吴冠军接下来指出,“创造欲望”是这个时代最厉害的想法,其中的大师非乔布斯莫属,他开创了新的理念——不做市场调差,不需要了解客户需要什么,而是告诉用户需要什么。只有在这个理念上才能理解今天的消费。各种产品的更新迭代,按传统逻辑是不可思议的,有用与否不再成为问题,而是“只有拥有了下一款,你的生命才完整”。生命开始被一部分产品附加定义,物品不再仅仅是使用的对象,而成为了生命的合成部分,让人越来越依赖。

喜茶是另一个范例,不是因为产品本身让人自发感兴趣,而是通过某种营销方式把人拉进它的逻辑,假的排队者带动几百号真的排队者,顾客和饮料的关系不再只是口渴这一点生物性的关联,而是在这四五个小时的等待和限量购买中被“加成”,反向刺激着味蕾。欲望被发酵,通过照片和点赞继续传播。换言之,当你无法在情感上否认自己五个小时的付出时,它只能是“好喝的”。同理,很多大牌奢侈品的“丑设计”被反复群嘲,但还是让人情不自禁,因为它存在于别人眼中,当购买者为了他人几秒钟的眼神,为了无数的点赞而付费时,生命就已经不只是生命本身,而需要这些物品的支撑和定义。

喜茶

双十一时代的生命是脆弱的,人们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不知道赚钱干什么,只能用购买给自己赋值。人们彼此印证的方式,从“你做了什么”转移到“你买了什么”,购买使生命不至于空白,哪怕已经过度消费,但诱惑始终在前方。

但同时,消费也将我们引向看不到头的深渊。智能化时代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无用阶级,人开始贬值,只剩一样功能,就是作为自然生命体的消费——当生产不需要人,唯一需要的是有人来买东西。这不仅仅是局部的问题,近期有报道称,美国消费者的债务已经远超当年经济大萧条的水平。马云们或许还可以在若干年内让数据逐年翻倍,因为这一代人还有父母可以要钱,再过半代,父母也将挣扎,数据将达到一个不能再突破的顶点,越来越多人无可消费,届时面临的将是经济的血崩。

因此,双十一式的狂欢是最后的狂欢,它不可持续,马云们是最后的收割者,被收割的是自然人。当最后一笔财富被收割之后,不要说是奢侈品,生存都将面临挑战。消费能力被榨干的人随时可能被抛弃,不断有人被扔进垃圾场。如果不对现状做些什么,可以预见到的前方就是断崖。

“腾讯·大家”作者张天潘的评论,则聚焦于过度消费所带来的环境负担。文章指出,2000年到2014年的短短15年间,全球服装产量已经翻倍,平均每人购买的衣物增加了60%,而淘汰旧衣的速度也快了一倍——也就是说,衣服的生命周期大大缩短了。我们对待衣服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穿腻就丢”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马云和妮可·基德曼在今年的双十一晚会上

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今年年中发布的《狂欢之后:国际时尚消费调查报告》显示:60%的中国大陆受访者,三分之二的香港地区受访者和超过五成的德国、意大利受访者都承认,他们拥有的衣服远远比实际需要的多。全新、未剪标的衣服,挂在超过半数的中国人的衣橱里。即便如此,热衷购物的消费者依旧会继续买下他们其实不需要的新衣。

这种过度消费的现象绝非自然形成的。时尚行业每年在广告营销上的花费高达几百亿,商品的定价和促销策略,是诱发冲动购物的重要原因之一。快时尚的商业模式以低价营造出一个“乱买也无妨,反正很便宜”的消费文化,网购促销活动的兴起,更加速了人们衣橱更新换代的速度。

而在这一现象背后,则是巨大的能源消耗和严重的环境污染。时装及纺织业是全球第二大污染产业,仅次于石油业。在中国,有20%的淡水污染是纺织品染织和加工造成的,服装废弃物占到了垃圾总量的4%,每年在生产和消费环节,会产生约2700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再利用率不到14%,其中废旧衣物的再利用率更低,只有不到1%。

双十一的电商仓库

而在生产和消费环节之间的零售业也难辞其咎,尽管电商经常夸耀网购的环保低碳,但事实上,如果将网购中的运输、配送、包装和退换货行为考虑进来,网购会比实体店购物产生更高的碳排放。

因此,作者指出,在目前的成本和技术限制之下,想要通过回收和重复利用来解决时尚行业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只是品牌和消费者的自我安慰。唯有要求企业和电商平台改变“快时尚”的商业模式,鼓励适度消费、可持续消费,才能将我们的欲望控制在地球的环境承载力之内。

托儿所去哪儿了?托幼机构在中国的百年兴衰史

在很多80、90后的儿时记忆中,托儿所、小饭桌等托幼机构十分普及,费用也不高,每个双职工家庭的孩子几乎都是在托儿所阿姨的照护下长大的,这些托幼机构都去哪儿了?为什么今天为孩子找到一个放心可靠的托儿所这么难?微信公众号“短史记”在《遍布全国的托儿所,是怎么消失的?》一文中,回顾了托幼机构在中国兴起和消失的百年历史。

作者首先厘清了幼儿园和托儿所的区别,幼儿园,又名蒙养园、幼稚园,晚清时传入中国,主要招收三岁以上的学龄前儿童。针对三岁以下婴幼儿的是“托儿所”,不用于幼儿园的教育目的,托儿所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家长——尤其是职业妇女——看护孩子。中国最早的托儿所出现在1929年。在抗战期间,妇女们被“拉上战场,拉进机构工厂”,国民政府为此修建了不少托儿所,来帮助她们分担育儿责任。

1949年后,中国借鉴苏联经验,开始大规模开设托儿所。截至1954年,全国工矿企业、医院、学校系统已配备托儿所4003个、哺乳室2670个。民国遗留的私立托儿所也陆续收归国有。城市托儿所的普及既带来了很多便利,也产生了不少问题。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由于企业行政经常随意安插编余人员,导致托儿所的编制常常大于实际需要,编制大,开销就多,托儿所的员工薪水要占到运营成本的75%到85%,有的甚至达到90%以上。

1970年代的幼儿园

1980年,中国颁布了《城市托儿所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定义托儿所为“三岁前儿童集体保教机构”。这一时期,托儿所种类繁多,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工矿托儿所由工矿行政、工会和妇女组织共同管理,农村托儿所归地方领导,街道托儿所属于街道办事处,城市里的区立托儿所则是卫生部门设立的,机关、学校托儿所则属于本单位。

进入90年代,随着国企改制等政策的推行,企业附属托儿所纷纷关闭,旧有的农村、街道托儿所也大多不复存在。据教育部2005年第二期《教育统计报告》显示,相比于2000年,全国集体性托幼机构减少了56668所,锐减70%,这其中,托儿所消失的比重远大于幼儿园。

上世纪末的北京幼儿园

与托儿所的大规模消失同时发生的是,脱离了体制的城市职业女性人数在近20年内大幅上涨,加上近两年“二孩政策”出台,人们对托儿所的需求并没有消失。2016年上海总工会的一项调查就显示,74.2%的职工希望孩子上托儿所,而“家里无人照护”是他们希望孩子上托儿所的主要原因,而在托幼机构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很多母亲不得不在孩子0-3岁期间放弃工作,回家照看孩子。遗憾的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旧式托儿所”消失了,但有资质开办“新式托儿所”的主体,却还局限于国企、机关、工会、妇联等机构,私营企业想要为员工谋福利,自己开办托儿所,在程序上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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