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后方:过黄河、躲土匪

三个月前,我们刊登了张北海先生的文章《去后方》,回忆他一段童年经历,抗战时期从天津逃往重庆的故事。今天刊登的是上一篇的续集,一家人将跨过黄河,抵达西安。

2017年11月17日张北海 北京来源:界面新闻

随笔

骡车很大,有点像我在北平见过的骡子拖的大板车。骡夫在帮我母亲放行李。

我一直不明白,火车也只是一天路程,可是还记得那把武士刀和德州烧鸡。这次坐骡车,至少走了十几二十多天,在好几个村子和农家过夜,可是记忆反而似有似无。也许是五岁小孩儿对那些他觉得没什么意思的印象视而不见,早已烟消云散。

这或许是为什么做了几天骡车之后,吸引我的倒是这匹骡子和它拖的大板车。听我妈说,当地人管它叫“排字车”。这是照我记得的发音写的“排”字。究竟是不是这个字,这么读法,我一直也没搞清楚。

骡子灰黑,又高又大,拖的板车那条平板,也蛮长。人躺上去,脚也不会搭在板外。车上有支架,上头有个雨布棚。平常收卷在板车前端,下雨才拉开。平板左右两侧,各钉着一条两三尺高的隔板。平板的宽度直伸出隔板外一两尺。左右两边可以并排坐上好几个人。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这个,当地人才叫它“排字车”。

平板下头,两个车轮之间,还有一层板,放的是一些工具,麻绳,铺盖,干粮和饲料。还有一桶水。

我们的行李不多。母亲两只皮箱给放在前端隔板内一左一右。姐姐们的小箱子夹在中间。板车还有空地方,我妈在上面铺了一层毯子,上面总有人躺着。三个女孩有时候在上面玩儿牌。

骡子走的不快,我有时候跟着车走,有时候跟着骡子走,说说话,有时候坐在骡子后面他赶车的地方。

我们出了那个小城已经很久了,早已进入乡野。土路正前方有座前天就看见的那座蛮高的山,现在还在那儿。我问骡夫,怎么走了两三天,那座山还是那么远。他说你没听过“望山跑死马”吗?我说没。他说那座山离我们总有一百多里路。别说骡车,你快马加鞭三天三夜,把马跑死,也到不了跟前。

我妈大概听到我一直叫他“骡夫”,就跟我说,别这么叫他,人家有名有姓,可是你得叫他一声“大叔”。

五岁小孩不太懂得这些规矩。这个年纪虽然也知道一早给父母请安,给师长行礼,可是对刚见面不久的外人,就多半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才合适。我这一代还算是接触到一点点传统社会的家训。其它时候,多半是在称呼上出了差错,父母才让你知道一些规矩的界线在哪里。从叫“骡夫”到改称“大叔”,正是我妈在指出我跨越了这个对人尊重的界线。

可是后来我在想这段往事。母亲的告诫实际上是传统家训。而这种家训的精神基本上是儒家思想。就算我父亲把我从幼稚园就送去外国学校,那也是生在满清,又在日本上大学的他,觉得我还是应该早点接受一些西方教育,认为以后的国际语言必定是英文。

可是我也因而受益。但与其说是我因此而对西方或美国有了多少认识,不如说是我因此而没有只知道遵守传统家训,而养成一个那种少年老成,年轻世故,也就是那种中学每班都会有的那么一两个“好”孩子。

沿路不时可以看到远近几片坟地,和路边一些残破土地庙。一开始我也没怎么留意。没多久,我发现不少石碑下面都有个王八,问大叔为什么。他说可别说王八,是龟在托碑。龟命长,动不动就活上一百来岁。可是他也说不清是为了这个,只说大概是讨个吉利吧。

我没再问。可是后来在想,石碑下面埋的人早就死了。如果大叔的话有道理,那到底是谁在为谁讨个吉利?

可是这件龟托碑的小插曲,后来在台北上高一的时候,可给我带来一个天大的麻烦。

我有时候在想,大叔带我们走这条路多半不是头一次了。不知道我父亲走的时候也是这个路线,会不会也是坐大叔的骡车。我妈应该知道,可是没跟我们提过。

沿路不少村子和农家好像都有人跟他打招呼。我想他这条路很熟,应该不是因为一些逃难的家庭雇了他。我觉得他平常的生意像是今天开长途的货车司机,把小村子和一些个别农家的作物,还有鸡鸭什么的,送到较大较远的城镇售卖,来赚点钱。只是过去几年,他才多了一个护送像我们一家五人逃出沦陷区的副业。

大叔多半是中午前后,在路边看到有一洼水的附近,找棵树下休息。他一般是先牵骡子去喝水,如果附近没什么草可吃,他才喂它饲料。我们也就乘这个时候吃点东西。

我妈准备了好几包干粮。锅盔,带壳花生,咸鸭蛋,萝卜干,黄瓜。头两天还有些水果和牛肉干,三天就全吃光了。几个女孩儿像是去远足那样,带了什么话梅,口香糖,各式各样的瓜子。

大叔的干粮是一堆硬馒头,好几把葱,黄酱和咸菜。有时我妈给他一个咸鸭蛋,一些花生。有时他也给我们一点咸菜。

母亲问他晚上会在哪里过夜。他说天黑前可以见到几处农家。他年初带过三口人在一家农户过夜。今晚还是可以去那里求助。

他们坐在树下说话。我没事干,也凑了过去。我妈问他多久才能出沦陷区。他说总要过了山西。那为什么一路走了这么多天,没看见一个日本兵。他也不太清楚,只说日本军队多半驻扎在县城一代。这里没什么,只有几户稀稀落落的农家。

太阳渐渐西下。我们也老远就看见那几家农户。大叔把车带到其中一家,叫我们在外边等,他进了农舍,我立刻闻到一股不知道在烤什么的香味。

大叔在门口招手叫母亲。他们进屋,过了一会儿,全出来了。农家夫妇二人之外,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儿子。他们帮我妈把行李搬进去。母亲介绍了我们四个,说两个儿子把房间让给我们,他们全挤在父母屋里。

我们和大叔就在他们灶旁开始吃饭。这时我才发现我闻到的烤香是——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反正比饼厚很多,壳很脆,就上他们给我们摊的蛋饼,我妈的带壳花生,咸鸭蛋,大叔的咸菜,大葱黄酱……吃的又香又饱。

大叔饭后把车赶到后面去喂骡子。这时我妈打开了皮箱,给他们剪了好几码不同颜色的布料,几轴棉线,剪刀和几块肥皂。然后问有没有可以卖的鸡蛋。说有。母亲取出几枚银元,看能买多少,给煮到老,说我们路上吃。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分布料针线给我们求助过夜的农家,想来已经给过不少次了,皮箱空了不少。第二天一早上路之前,农夫给了我妈一个竹筐,里面是二十几个熟鸡蛋,一堆烤“饼“。我妈给了两个儿一人一个银元。

我查了地图,看能不能帮我想想乘骡车去后方那几段路是怎么走法。这时我才发现母亲买德州烧鸡之前,我们的火车已经过了黄河。真不明白为什么我竟然一点印象也没有。2015年去上海,高速火车道应该不是七十多年前那条铁路线,可是黄河在济南之北,也得先过黄河,怎么也就完全不记得在济南买到德州烧鸡之前,就已经过了黄河大桥。五岁时候的经历,现在想不起来,还说得过去,但七十多年后,他又有一次同样的经历,也竟然一点印象都没有了,那就只能说是上了点年纪的人的记忆力减退。

往事——尤其在七十多年之后回想五岁时候的往事,真如追寻梦幻。乘坐骡车走了那么多天,又曾在几处农家过夜,也只记得吃烤“饼”那天晚上一些印象。从德州烧鸡到烤“饼”,回忆童年往事,所记得的好像只是吃。

一天下午,大叔跟我妈说,天黑前可以到山西。

我又查地图,从山东的南边往西走是河南北边。如果我们是这么走,那河南北部也在黄河之北,难道我们在哪段路上又过了一次黄河?火车走的是铁路桥。那骡车要过黄河只能靠摆渡。大骡车乘渡船过黄河可是件大事,怎么就不记得了?

大叔还跟我妈说,这一带日军防守的比较紧,因为没多远就是陕北红军区。他们防的是八路军。

果然,天黑前到了山西那个村子。走了一个多月了,我们看到的第一部汽车,就是一辆架着机关枪的日本军车。

那个村子还不小,有好几条街,穿叉着几条小胡同。大叔把骡车带到一家客栈,说可以好好睡一个晚上了。母亲问说要不要也给他弄个房间,也好好睡一晚。他说不了,要守着车和骡子。我妈请他先和我们一起吃顿山西面。

母亲也是五台人,几句山西话,就和客栈的人搞熟了。他们发现我们是天津来的老西儿,要去后方,这才特别让我们使用他们的洗澡房。这还是我们离开山东之后第一次真正洗个澡。那天晚上,饱饱地吃了顿山西面条,又干干净净,舒舒服服地睡了一晚好觉。

又上路之后,大叔跟我妈说,一两天就可以到陕西。可是他又说这段路可能会有点风险,日军管不到这里,红军在陕北,也管不到。中央军离的更远,这一带像是一个三不管地区。过去几年,不时有几股流匪骚扰这里一些村子和农户。

母亲问他这些土匪都是些什么人。他也只是听说,其中有些是走散落单的大兵,有些是城里的逃犯,还有些是这一代村镇的流氓恶棍。完全是乌合之众,连个山寨都没有。大多可能有几杆步枪,可是他们倒是很少伤人,只是抢劫。主要是吃的,有什么拿什么,另外是衣服什么的。

大叔又提醒我妈,像你们逃往后方的家庭,身上都有些钱财手饰,要格外提防。那怎么提防?他说只能躲开,不过陕南这一带村子虽然不是很多,倒是沿路都有几户好的农家,可去求助。

是在路边一家农户,才听说一帮土匪这两天下来已经抢了西边一个小村和十几家农户。这家农户只有一对上了点年纪的老夫妇。他们听说今晚会来抢这一带,不敢留我们过夜,叫我们躲在田里。

我们又都上了骡车。母亲问去哪里,他说找个地方躲。天已经暗下来了。大叔牵着骡子一步步迈。走了半天才找到田边一排村。他把车拉到树后面,说这里够远了,骡子叫也传不到前面去。他叫我们留在车上,他要走近点去看看动静。

我们五人全挤在骡车上。外面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连那家人的农舍也只是夜晚的另一片暗影。过了一阵,姐姐们好像都睡了。母亲一直非常注意地望着前面一片黑。

我听见有声音。我妈在和大叔说话。他叫我们就在车上休息,反正天快亮了。

上路之前,我妈还是剪了好几码布,一些针线和几块肥皂,给了那对老夫妇,谢谢他们让我们躲在他们田里。在路上,母亲才告诉我们土匪没来这里,去了北边村子。

我经常想这段往事,尽管如此模糊不清。自从大叔和老夫妇说晚上可能有土匪来抢,我们几个小孩儿也觉得害怕,可是无法想象当时母亲的担忧。现在回想,一个四十出头中年女人和三个十几岁女孩儿,做母亲的怎么能不紧张担忧。

可是大叔感觉到了。我记得他第二天在路上说过一句话。张太太,您可真够镇定的。

追忆四分之三世纪前的往事,不是你想知道哪年哪月哪日的某时某刻有过一些什么事,你就能忆及的。美国有句话,“要饭的不能挑”(Beggars cannot choose)。能要到什么吃什么。我的往事追寻,真有点像是在要饭。只不过要的是记忆。而且要的和给的都是我。而就连我的记忆现在给我的这些剩菜剩饭,也多半还蒙老天的慈悲。

我们好像已经到了陕西一个村镇,正在吃母亲在条街上买的水果。大叔过来说,快了,后天可以到西安。我妈说很好,然后取出几张钞票说,刚才买水果,找回来的钱,怎么会是红军票子。大叔说这儿有不少人都经常去陕北,总会有人带回来一些红军钞票。

山西陕西的边界是黄河。怎么在陕西吃水果的时候,已经又过了一次黄河?真奇怪,黄河那么宽,又那么黄,不论水急不急,过个大黄河,尤其是骡车乘渡船过,应该会让五岁小孩感到又新鲜又刺激,怎么就完全不记得了?

不错,要饭的不能挑。既然记忆只给了我这些剩菜剩饭,我也只好认了。不过我仍在期待着慈悲的老天,施舍哪怕一次黄河的记忆。仍在期待“希望之泉永恒”(Hope springs eternal)。

进了城,我妈给了大叔一个地址。西安真是一个好地方,非常热闹。大街,胡同,都整整齐齐的。店铺一家接一家,都上了灯。很像北平。

大叔牵着骡子,没多久就找到那个地址。一个很漂亮的店面——山西票号。

—— 待续 —— 

张北海,本名张文艺,祖籍山西五台,1936年生于北京,长在台北,工读洛杉矶,任职联合国,退隐纽约,著作随缘。陈丹青称他为纽约蛀虫,他上世纪70年代到达纽约定居至今。

题图来自电影《1942》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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