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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财政部副部长高强:需通过法律确立央地财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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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财政部副部长高强:需通过法律确立央地财政关系

原财政部副部长高强表示,如果不通过制度和法律把央地财政关系稳定下来,经常发生变化和调整,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院长、原财政部副部长高强表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就是建立法治财政制度,需要通过法律和制度来确立中央与地方财政管理、实施预算和绩效管理。

高强周六在第四届财经发展论坛上说,建立法治财政制度,是“新时代”财政改革与过去的一个重要区别。“如果在新时代,我们仍然无法建立起法治财政制度的话,那财政改革远远没有实现。”高强还曾担任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卫生部部长。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建立权责明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高强认为,需要用法治来确定这一对关系,从而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如果不通过制度和法律把它稳定下来,经常发生变化和调整,会使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一直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他说。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奠定了现行财政体制的基础,但也存在财权与事权难以有效匹配、部门间财政关系缺乏基本规则等诸多问题。高强指出,属于地方的税种越来越少,属于央地共享的越来越多。因此,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上升,使得转移支付的数量越来越大。按照今年财政预算,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量为5.65万亿元。

高强指出,转移支付的好处在于把发达地区的财力集中起来,再分配到不发达地区。不过,在集中财力的过程,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财力都被集中了,其中就包括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同时,“先集中再返还”的过程非常漫长,效率很低。

他结合此前的调研经验指出,有的县级政府自有财力不及每年财政支出的5%,个别少数民族地区甚至达不到1%,也就是说,这些地区99%都靠上级转移支付。

高强认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一直没有以法治化途径确立,难题可能出在事权划分上。“文化、教育、卫生、农业、社保等,从中央到县级政府都会管,划分清楚会很困难。”他建议,划分事权应该把其中的决策权和管理权分开,决策权属于中央和省,管理权属于市和县,谁决策谁承担支出责任。

十九大报告还提出要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高强说,落实这一目标唯一的路径也是法治,通过立法来建立预算制度。“要做到预算收支合法,必须要做到每一个收入项目合法,不仅是税收法定,非税收入也要法定。”

对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实施绩效管理”,高强认为,这需要一整套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指标,并由专门的部门和人员来实施。政府编制预算,必须同时编制绩效报告并提交给人大。

“(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不仅涉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绩效,还应该涉及到整个政府部门的绩效。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工程,必须通过完善绩效管理法律和制度来予以保障。”他说。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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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财政部副部长高强:需通过法律确立央地财政关系

原财政部副部长高强表示,如果不通过制度和法律把央地财政关系稳定下来,经常发生变化和调整,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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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院长、原财政部副部长高强表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就是建立法治财政制度,需要通过法律和制度来确立中央与地方财政管理、实施预算和绩效管理。

高强周六在第四届财经发展论坛上说,建立法治财政制度,是“新时代”财政改革与过去的一个重要区别。“如果在新时代,我们仍然无法建立起法治财政制度的话,那财政改革远远没有实现。”高强还曾担任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卫生部部长。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建立权责明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高强认为,需要用法治来确定这一对关系,从而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如果不通过制度和法律把它稳定下来,经常发生变化和调整,会使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一直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他说。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奠定了现行财政体制的基础,但也存在财权与事权难以有效匹配、部门间财政关系缺乏基本规则等诸多问题。高强指出,属于地方的税种越来越少,属于央地共享的越来越多。因此,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上升,使得转移支付的数量越来越大。按照今年财政预算,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量为5.65万亿元。

高强指出,转移支付的好处在于把发达地区的财力集中起来,再分配到不发达地区。不过,在集中财力的过程,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财力都被集中了,其中就包括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同时,“先集中再返还”的过程非常漫长,效率很低。

他结合此前的调研经验指出,有的县级政府自有财力不及每年财政支出的5%,个别少数民族地区甚至达不到1%,也就是说,这些地区99%都靠上级转移支付。

高强认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一直没有以法治化途径确立,难题可能出在事权划分上。“文化、教育、卫生、农业、社保等,从中央到县级政府都会管,划分清楚会很困难。”他建议,划分事权应该把其中的决策权和管理权分开,决策权属于中央和省,管理权属于市和县,谁决策谁承担支出责任。

十九大报告还提出要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高强说,落实这一目标唯一的路径也是法治,通过立法来建立预算制度。“要做到预算收支合法,必须要做到每一个收入项目合法,不仅是税收法定,非税收入也要法定。”

对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实施绩效管理”,高强认为,这需要一整套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指标,并由专门的部门和人员来实施。政府编制预算,必须同时编制绩效报告并提交给人大。

“(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不仅涉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绩效,还应该涉及到整个政府部门的绩效。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工程,必须通过完善绩效管理法律和制度来予以保障。”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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