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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特朗普搅动耶路撒冷风云:中东又将不得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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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特朗普搅动耶路撒冷风云:中东又将不得平静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及丘吉尔传记片《至暗时刻》。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及丘吉尔传记片《至暗时刻》。

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又一次在中东掀起风浪,在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的背景下,特朗普此举既显得急躁,也令人费解,甚至和其自身的外交政策也多有矛盾。在这一决定背后,呈现出的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幻想和中东和平的未来困境。

近日,《傲慢与偏见》、《赎罪》的导演乔·赖特的新作《至暗时刻》正在热映。作为一部丘吉尔的传记片,《至暗时刻》试图展现出丘吉尔的性格、才干与政治智慧。但在伟岸的形象背后,历史中的胜者也许未必完美无瑕,而被忽略或贬低的人物,也未必没有做出历史贡献。

特朗普与耶路撒冷:中东投下又一枚震撼弹

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此举很快引发全球舆论哗然。无论是中东、北非的阿拉伯国家,还是伊朗、马来西亚等地,都爆发了反对声浪。而在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抗议已经导致和以色列人之间爆发小规模的冲突,数名巴勒斯坦人因此丧生。

而在一篇题为《特朗普中东政策的自我拆台》的文章中,评论人张育轩指出,特朗普此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宣布承认以色列主张的耶路撒冷首都地位,最大的可能性是其金主——包括美国犹太商人和福音派团体——催促他为之。

文章分析认为,尽管多年来以色列经过多场战争实际上获得了耶路撒冷大片区域的控制权,但根据1947年联合国提出的分割方案,以色列必须和巴勒斯坦共同享有耶路撒冷主权,作为共享首都。因此,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耶路撒冷地位未定,需要双方谈判确定,包括美国——虽然美国国会1995年通过法案承认耶路撒冷的首都地位,但历任总统一直冻结迁移使馆的经费。

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军警发生冲突

所以,特朗普如今此举,完全是打破常规,非常挑衅,而且就算特朗普留下了“一座城市,两国首都”的余地,以色列方面也会将其解读为“整个耶路撒冷属于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也将失去对美国的信任,从而美国在未来将很难再承担巴以冲突中立调停者的角色。

拉到国际政治角度,作者认为,特朗普此举会令中东问题变得极为复杂。首先,美国立场的变化将令巴勒斯坦内部政治力量产生新的变局,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好不容易达成的协议可能要再起波澜。而另一方面,美国与其阿拉伯盟国之间的关系,尽管因为重重利益纠葛而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但也会因为这一突然举动而震荡。更复杂的是,在过去一段时间中,特朗普试图建立起一个反伊朗的阵线,在这个名头之下,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站在了一起。耶路撒冷风波一起,特朗普的这个盘算也可能遇到麻烦。

因此,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的举动,变得更难以理解——甚至像是完全干扰了其自身的中东政策。但无论如何,事情已经发生,中东和平恐怕要面临新的困难局面。

1947年的联合国划分方案(橘黄色区域为巴勒斯坦)
今日以色列/巴勒斯坦控制区域(亮绿色部分为巴勒斯坦)

另一方面,尽管国际社会大多持反对态度,但耶路撒冷议题上,仍然有支持特朗普的声音。比如《纽约时报》在抨击特朗普的报道与评论之外,也刊载了一篇支持以色列主张的观点文章,这篇由犹太人作者执笔的文章认为,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无可厚非,反正不论国际社会承不承认,以色列早就事实上以耶路撒冷作为首都了。该文还认为,数千年前犹太人就定居这篇土地,并且以耶路撒冷作为圣城,20世纪仅仅是见证了以色列人回到土地上罢了。

这一上溯历史,“先到先得”并且充满“存在即合理”思维的观点文章,随即遭到了众人的批评。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伊朗裔学者哈米德·达巴什便在半岛电视台网站刊文反驳。他认为,这种观点充满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幻想。他首先指出,以历史上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定居宣告如今的主权,是非常愚蠢的——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十字军王国,乃至奥斯曼帝国都统治过耶路撒冷地区,照这么说,伊朗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土耳其人也可以宣告自己拥有耶路撒冷的主权,然而事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仅仅以犹太人曾经在耶路撒冷建立圣地就证明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主权诉求最为合理,是说不通的。

达巴什进一步论述说,现代的以色列国的创立,是欧洲国家在旧殖民秩序上对巴勒斯坦土地的任意安排。以色列继承了这一遗产才得以建立,这种立国方式和之前一个又一个帝国占领这片土地的方式并无区别。而复国主义者以这些论调作为基础,今天又获得特朗普的加持,这无异于是让中东的和解与和平更加遥遥无期。

热映中的《至暗时刻》:被捧红的丘吉尔与常年被忽视的张伯伦

本周,《傲慢与偏见》、《赎罪》的导演乔·赖特的新作《至暗时刻》正在热映。作为一部丘吉尔的传记片,《至暗时刻》聚焦于丘吉尔人生中最矛盾重重的两周——即1940年五月初他临危受命、登上首相之位,到说服议会和内阁支持他发起敦刻尔克大撤退之间的两周,在这短短的十几天时间内,丘吉尔的性格、才干与政治智慧显露无遗。《至暗时刻》与同在今年上映的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敦刻尔克》恰好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敦刻尔克》从海陆空三方的视角,全景式地呈现了敦刻尔克大撤退惊心动魄的过程,而《至暗时刻》讲述的则是在后方英国王室、政府和议会决策和博弈的经过。

但《纽约客》的评论却认为,《至暗时刻》的问题在于,它只是在歌颂丘吉尔的丰功伟绩,与之前那些关于丘吉尔的电影一样,它不断强化着一个论调——由于丘吉尔带领英国取得了战争胜利,他持续一生的鲁莽和轻率被美化为一种高尚的品格——永不屈服。因为这位急性子的将军带领一个国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就连衣服上的油渍也变成了荣誉的勋章。影片中的细节无不体现了人们对丘吉尔盲目而顽固的崇拜,至于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是如何蜕变为老温斯顿的,这个历程中他改变了什么,又有什么始终未变,这些更深入的问题,没有一部电影有耐心去探讨。

《至暗时刻》电影海报

评论还指出,迄今为止,最杰出的一部关于丘吉尔的电影,恰恰是丘吉尔本人最不齿的一部,他甚至曾经极力阻止这部电影上映。1943年,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和艾默力·皮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共同执导了影片《百战将军》(The Life and Death of Colonel Blimp)。其中的主角怀恩·肯迪少将,便是一个与丘吉尔十分相似的人物,他大胆、分裂、情感极端、行事跌跌撞撞,在精神气质上,他更接近浪漫主义时代的骑士。

丘吉尔曾以影响军队士气为由,试图阻止这部电影上映,但事实上,这部电影的真正主旨是,战胜希特勒要靠现代化的军队和军人,英国需要与时俱进。丘吉尔真正恐惧的,是观众可能会从中看到他的影子。

而《大象公会》的文章《张伯伦是投降主义者吗?》则指出,在电影中,丘吉尔的前任首相张伯伦被塑造为一个软弱无能、急于求和的形象,与意志坚定的丘吉尔形成鲜明对比。在丘吉尔的回忆录中,他也认为张伯伦缺乏智慧,被希特勒蒙蔽,并对纳粹肆虐欧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随着1960年代以来,张伯伦时代英国政府档案的陆续解密,历史学家似乎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一战结束之后,英国一直奉行“十年规则”,即假定十年之内不会爆发欧洲战争,军费维持在极低的水平,因此,英军的武装长期无法更新,大量的军工企业也相继破产。然而,随着日本在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纳粹党领袖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以及德日两国宣布退出国联,英国一时间同时面临着德国和日本两大潜在劲敌。英国人很快意识到,由于军事实力的衰退,以及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和复杂利益,此时的大英帝国已经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如果德国和日本同时出手,英国将难以兼顾西欧和远东两个战场,这样一场战争将彻底摧毁英国的强国地位。

丘吉尔(右)和张伯伦(左)

与此同时,能够帮助英国化解危机的盟友却少得可怜,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意大利也于随后的1935年入侵埃塞俄比亚,并最终倒向德国,法国成为了唯一可以联合的盟友,但英法两国对彼此都有所保留,各有各的盘算。

早在1934年,作为卫生和财政大臣的张伯伦就曾在内阁会议中提出,德国的威胁虽在时间上还远,但距离上却离英国最近。而一旦与德国开战,德国唯一能直接攻击英国的手段就是空军,考虑到法国可以提供的强大陆军支持,张伯伦主张将陆军军费削减一半,投入到皇家空军的建设中。针对性地强化空军,其次是海军,成为了他实现英国再武装的主要政策。

然而,张伯伦推动的军费税法案在议会遭遇了两头夹击,激进派丘吉尔认为军费开支太少,落后于德国武装的速度;而工党领袖艾德礼则攻击张伯伦为“战争贩子”,“只顾制造杀人凶器”。

1937年5月,张伯伦成为英国首相时,英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恶化,英国不得不开始做同时对抗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国的最坏打算。面对危机,张伯伦拿出了“两手政策”(double policy):一方面重整军备,实施战略威慑;另一方面,则利用外交手段,避免爆发大战,并力图分化三大假想敌。

但很快张伯伦就发现,即便英国全力备战,其空军飞机数量的增长仍然慢于德国。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重点实施被称为“绥靖”的外交手段,而这一策略在1939年之前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38年,当德国以收回德意志人聚居地为由制造慕尼黑危机时,张伯伦被迫选择,是要为了一片与英国无关的遥远土地爆发全面战争,还是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满足德国民族主义“不难理解”的要求,以维持和平。最终,他选择了半信半疑地接受《慕尼黑协定》。

1939年3月15日,德国撕毁协定,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意识到被骗的张伯伦严词谴责德国的暴行,同时,他仍然没有放弃通过外交谈判实现和平的努力。直到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张伯伦才正式对德宣战。这次宣战,为张伯伦赢得了主动权,但由于盟军糟糕的军事实力,和法国迟钝的动员速度,使这一主动权顷刻化为泡影。

因此,客观公平地说,张伯伦在战前的“两手政策”是在极大的限制条件下,所能设计出的最好的方案,历史学家认为,面对同样的局势,即便是丘吉尔也无法更好地化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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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特朗普搅动耶路撒冷风云:中东又将不得平静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及丘吉尔传记片《至暗时刻》。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及丘吉尔传记片《至暗时刻》。

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又一次在中东掀起风浪,在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的背景下,特朗普此举既显得急躁,也令人费解,甚至和其自身的外交政策也多有矛盾。在这一决定背后,呈现出的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幻想和中东和平的未来困境。

近日,《傲慢与偏见》、《赎罪》的导演乔·赖特的新作《至暗时刻》正在热映。作为一部丘吉尔的传记片,《至暗时刻》试图展现出丘吉尔的性格、才干与政治智慧。但在伟岸的形象背后,历史中的胜者也许未必完美无瑕,而被忽略或贬低的人物,也未必没有做出历史贡献。

特朗普与耶路撒冷:中东投下又一枚震撼弹

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此举很快引发全球舆论哗然。无论是中东、北非的阿拉伯国家,还是伊朗、马来西亚等地,都爆发了反对声浪。而在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抗议已经导致和以色列人之间爆发小规模的冲突,数名巴勒斯坦人因此丧生。

而在一篇题为《特朗普中东政策的自我拆台》的文章中,评论人张育轩指出,特朗普此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宣布承认以色列主张的耶路撒冷首都地位,最大的可能性是其金主——包括美国犹太商人和福音派团体——催促他为之。

文章分析认为,尽管多年来以色列经过多场战争实际上获得了耶路撒冷大片区域的控制权,但根据1947年联合国提出的分割方案,以色列必须和巴勒斯坦共同享有耶路撒冷主权,作为共享首都。因此,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耶路撒冷地位未定,需要双方谈判确定,包括美国——虽然美国国会1995年通过法案承认耶路撒冷的首都地位,但历任总统一直冻结迁移使馆的经费。

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军警发生冲突

所以,特朗普如今此举,完全是打破常规,非常挑衅,而且就算特朗普留下了“一座城市,两国首都”的余地,以色列方面也会将其解读为“整个耶路撒冷属于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也将失去对美国的信任,从而美国在未来将很难再承担巴以冲突中立调停者的角色。

拉到国际政治角度,作者认为,特朗普此举会令中东问题变得极为复杂。首先,美国立场的变化将令巴勒斯坦内部政治力量产生新的变局,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好不容易达成的协议可能要再起波澜。而另一方面,美国与其阿拉伯盟国之间的关系,尽管因为重重利益纠葛而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但也会因为这一突然举动而震荡。更复杂的是,在过去一段时间中,特朗普试图建立起一个反伊朗的阵线,在这个名头之下,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站在了一起。耶路撒冷风波一起,特朗普的这个盘算也可能遇到麻烦。

因此,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的举动,变得更难以理解——甚至像是完全干扰了其自身的中东政策。但无论如何,事情已经发生,中东和平恐怕要面临新的困难局面。

1947年的联合国划分方案(橘黄色区域为巴勒斯坦)
今日以色列/巴勒斯坦控制区域(亮绿色部分为巴勒斯坦)

另一方面,尽管国际社会大多持反对态度,但耶路撒冷议题上,仍然有支持特朗普的声音。比如《纽约时报》在抨击特朗普的报道与评论之外,也刊载了一篇支持以色列主张的观点文章,这篇由犹太人作者执笔的文章认为,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无可厚非,反正不论国际社会承不承认,以色列早就事实上以耶路撒冷作为首都了。该文还认为,数千年前犹太人就定居这篇土地,并且以耶路撒冷作为圣城,20世纪仅仅是见证了以色列人回到土地上罢了。

这一上溯历史,“先到先得”并且充满“存在即合理”思维的观点文章,随即遭到了众人的批评。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伊朗裔学者哈米德·达巴什便在半岛电视台网站刊文反驳。他认为,这种观点充满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幻想。他首先指出,以历史上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定居宣告如今的主权,是非常愚蠢的——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十字军王国,乃至奥斯曼帝国都统治过耶路撒冷地区,照这么说,伊朗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土耳其人也可以宣告自己拥有耶路撒冷的主权,然而事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仅仅以犹太人曾经在耶路撒冷建立圣地就证明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主权诉求最为合理,是说不通的。

达巴什进一步论述说,现代的以色列国的创立,是欧洲国家在旧殖民秩序上对巴勒斯坦土地的任意安排。以色列继承了这一遗产才得以建立,这种立国方式和之前一个又一个帝国占领这片土地的方式并无区别。而复国主义者以这些论调作为基础,今天又获得特朗普的加持,这无异于是让中东的和解与和平更加遥遥无期。

热映中的《至暗时刻》:被捧红的丘吉尔与常年被忽视的张伯伦

本周,《傲慢与偏见》、《赎罪》的导演乔·赖特的新作《至暗时刻》正在热映。作为一部丘吉尔的传记片,《至暗时刻》聚焦于丘吉尔人生中最矛盾重重的两周——即1940年五月初他临危受命、登上首相之位,到说服议会和内阁支持他发起敦刻尔克大撤退之间的两周,在这短短的十几天时间内,丘吉尔的性格、才干与政治智慧显露无遗。《至暗时刻》与同在今年上映的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敦刻尔克》恰好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敦刻尔克》从海陆空三方的视角,全景式地呈现了敦刻尔克大撤退惊心动魄的过程,而《至暗时刻》讲述的则是在后方英国王室、政府和议会决策和博弈的经过。

但《纽约客》的评论却认为,《至暗时刻》的问题在于,它只是在歌颂丘吉尔的丰功伟绩,与之前那些关于丘吉尔的电影一样,它不断强化着一个论调——由于丘吉尔带领英国取得了战争胜利,他持续一生的鲁莽和轻率被美化为一种高尚的品格——永不屈服。因为这位急性子的将军带领一个国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就连衣服上的油渍也变成了荣誉的勋章。影片中的细节无不体现了人们对丘吉尔盲目而顽固的崇拜,至于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是如何蜕变为老温斯顿的,这个历程中他改变了什么,又有什么始终未变,这些更深入的问题,没有一部电影有耐心去探讨。

《至暗时刻》电影海报

评论还指出,迄今为止,最杰出的一部关于丘吉尔的电影,恰恰是丘吉尔本人最不齿的一部,他甚至曾经极力阻止这部电影上映。1943年,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和艾默力·皮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共同执导了影片《百战将军》(The Life and Death of Colonel Blimp)。其中的主角怀恩·肯迪少将,便是一个与丘吉尔十分相似的人物,他大胆、分裂、情感极端、行事跌跌撞撞,在精神气质上,他更接近浪漫主义时代的骑士。

丘吉尔曾以影响军队士气为由,试图阻止这部电影上映,但事实上,这部电影的真正主旨是,战胜希特勒要靠现代化的军队和军人,英国需要与时俱进。丘吉尔真正恐惧的,是观众可能会从中看到他的影子。

而《大象公会》的文章《张伯伦是投降主义者吗?》则指出,在电影中,丘吉尔的前任首相张伯伦被塑造为一个软弱无能、急于求和的形象,与意志坚定的丘吉尔形成鲜明对比。在丘吉尔的回忆录中,他也认为张伯伦缺乏智慧,被希特勒蒙蔽,并对纳粹肆虐欧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随着1960年代以来,张伯伦时代英国政府档案的陆续解密,历史学家似乎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一战结束之后,英国一直奉行“十年规则”,即假定十年之内不会爆发欧洲战争,军费维持在极低的水平,因此,英军的武装长期无法更新,大量的军工企业也相继破产。然而,随着日本在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纳粹党领袖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以及德日两国宣布退出国联,英国一时间同时面临着德国和日本两大潜在劲敌。英国人很快意识到,由于军事实力的衰退,以及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和复杂利益,此时的大英帝国已经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如果德国和日本同时出手,英国将难以兼顾西欧和远东两个战场,这样一场战争将彻底摧毁英国的强国地位。

丘吉尔(右)和张伯伦(左)

与此同时,能够帮助英国化解危机的盟友却少得可怜,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意大利也于随后的1935年入侵埃塞俄比亚,并最终倒向德国,法国成为了唯一可以联合的盟友,但英法两国对彼此都有所保留,各有各的盘算。

早在1934年,作为卫生和财政大臣的张伯伦就曾在内阁会议中提出,德国的威胁虽在时间上还远,但距离上却离英国最近。而一旦与德国开战,德国唯一能直接攻击英国的手段就是空军,考虑到法国可以提供的强大陆军支持,张伯伦主张将陆军军费削减一半,投入到皇家空军的建设中。针对性地强化空军,其次是海军,成为了他实现英国再武装的主要政策。

然而,张伯伦推动的军费税法案在议会遭遇了两头夹击,激进派丘吉尔认为军费开支太少,落后于德国武装的速度;而工党领袖艾德礼则攻击张伯伦为“战争贩子”,“只顾制造杀人凶器”。

1937年5月,张伯伦成为英国首相时,英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恶化,英国不得不开始做同时对抗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国的最坏打算。面对危机,张伯伦拿出了“两手政策”(double policy):一方面重整军备,实施战略威慑;另一方面,则利用外交手段,避免爆发大战,并力图分化三大假想敌。

但很快张伯伦就发现,即便英国全力备战,其空军飞机数量的增长仍然慢于德国。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重点实施被称为“绥靖”的外交手段,而这一策略在1939年之前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38年,当德国以收回德意志人聚居地为由制造慕尼黑危机时,张伯伦被迫选择,是要为了一片与英国无关的遥远土地爆发全面战争,还是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满足德国民族主义“不难理解”的要求,以维持和平。最终,他选择了半信半疑地接受《慕尼黑协定》。

1939年3月15日,德国撕毁协定,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意识到被骗的张伯伦严词谴责德国的暴行,同时,他仍然没有放弃通过外交谈判实现和平的努力。直到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张伯伦才正式对德宣战。这次宣战,为张伯伦赢得了主动权,但由于盟军糟糕的军事实力,和法国迟钝的动员速度,使这一主动权顷刻化为泡影。

因此,客观公平地说,张伯伦在战前的“两手政策”是在极大的限制条件下,所能设计出的最好的方案,历史学家认为,面对同样的局势,即便是丘吉尔也无法更好地化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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