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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生产不起也消费不起欲望的年轻人 只好自修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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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生产不起也消费不起欲望的年轻人 只好自修成佛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风靡朋友圈的“佛系90后”,以及台湾诗人余光中逝世之后引发的争议。

上周,一篇来自微信公号“新世相”,题为《第一批90后已经出家了》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耸动的标题瞬间引燃了网络新潮语“佛系”。“佛系” 一词已在日本出现多年,意味着对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不那么较真,不那么追求卓越,有点儿无欲无求的味道。“佛系”一词突然间在中文互联网上走红,证明了年轻人面临的社会压力和心理处境已经广泛引起共鸣。但在这背后,人们常常忽略掉的是,“我执”的欲求也是社会经济关系催生的产物,而“佛系”正是对这套欲望机器的一种消极反抗。

“佛系” 

诗人余光中12月14日去世的消息,让人们不禁回忆起了教科书上那首著名的《乡愁》。但纪念之余,也有不少人质疑:当年在台湾岛内和反共话语暧昧不清、曾经参与攻讦左翼知识分子的余光中,何以在今天成为了大陆文化界不断追捧的人物呢?这一话语错位,反映出了我们对于台湾岛内知识界的争论和文学政治脉络并不足够熟悉。从1950年代开始,蒋家在台湾推行的反共意识形态越来越难以为继,以余光中等人为代表的、偏向国民党民族主义的文学观,与受中国大陆影响的陈映真等人主张的“讲阶级”的左翼乡土文学之间,形成了巨大张力和激烈争论。余光中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其后的经历和观点又为当年的行为做出了怎样的注脚呢?无论如何,今天余光中和陈映真同时在大陆获得殊高评价,或许亦是历史为我们留下的耐人寻味的一笔。

90后的“佛系”生活:对社会经济模式的无奈不合作

上周,一篇来自微信公号“新世相”、题为《第一批90后已经出家了》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耸动的标题下是几位90后年轻人自述的小故事,这些故事围绕着一个网络新潮语“佛系”而展开。 

什么是“佛系”呢?在该文自述中,“佛系”意味着对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不那么较真:比如在工作中不那么追求卓越,领导布置什么任务就做什么,不必追求尽善尽美;比如在出行、恋爱、居家等等方面,都抱有一种“差不多就行了”的态度。很快,大大小小的“佛系”衍生品就在网络空间中蔓延开来,成为上一周社交网络最红的网络潮语之一,就连《人民日报》也加入“抢热点”,刊文评论了一番。

与此同时,这篇文章的刷屏也引来了许多吐槽,90后一代纷纷抱怨自己“被代表”,指出这几年以“第一批90后已经……”为噱头的文章早已出现了一轮又一轮。另一方面,也有文章开始讨论:为何已出现多年的“佛系”一词,在遇到90后时产生了如此强大的舆论“化学反应”?

这个问题要先从“佛系”的历史说起。腾讯新闻“今日话题”栏目的一篇文章为读者追溯了“佛系”一词的来源,“佛系”一词其实起源于几年前的日本,是继“草食男”等潮语之后出现的一个用来形容男性“无欲无求”的词汇。“佛系”主要和男性挂钩,指那种对恋爱、成家没有什么欲求,一个人独来独往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生活方式。这个词经历了长期的不温不火,直到这次和“90后”协同登场,才突然间大红大紫。

佛系:日本继“草食男”之后出现的、用来形容男性“无欲无求”的词汇

“佛系”为何突然蹿红?很多人不约而同想到了诞生于其起源地日本的另一词汇——“低欲望社会”。在“今日话题”的文章中,作者指出,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前些年在一本名为《低欲望社会》的书中提到过,在日本少子老龄化和经济长期低速增长乃至不增长的社会背景下,年轻人不愿意承担大的风险,也没有特别强烈的物质欲望,进而诞生了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人们物欲不高,消费需要一般,社会经济发展也因此比较缓慢。

在援引了日本的社会现象之后,作者总结说,“佛系90后”的火爆也源于类似的社会状况,只不过在日本年轻人是自己选择了低欲望,而中国年轻人的“佛系”生活则因为面临较大的社会压力,比如养老、社保、房价、生育抚养等问题。与此同时,他们已不像之前几代人那样,在年轻时感受过物质缺乏的困苦,因而在欲望和要求上反而没有那么迫切了。

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也刊出署名曾于里的文章,以类似的角度解释了“佛系90后”走红的原因。作者写道,佛系人生是一部“放弃抵抗”的生活史,年轻人的“佛系”生活哲学并不是无欲无求,而是因为自己有“我执”,有念想和欲求的东西,但又面临各种各样的社会压力——比如不合理的工作机制、难以上涨的工资、麻烦的客户、飞涨的房价等等。在这些因素面前,年轻人无力抵抗,但也无法像“丧文化”那样彻底放弃自己的追求,所以只能采取学者斯科特说的那种“弱者的抵抗”——耍耍小动作,装作自己非常洒脱,看起来没有什么欲求——然而“佛系”并不是无欲无求,该买的还是会买,该care的还是要care。

所有这些评论,都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今90后所面对的,是在社会压力面前不敢也不能太有欲望的情景。不过,这些分析也多少忽略了一个背景:今天社会中的欲求与“执念”并非发自人的“本心”,而是因为,欲望的生产和满足已经是这个社会经济机器运作的基本模式。

正如很多分析文章所提到的,90后并不是经历过物质匮乏的一代。随着今天科技进步与生产竞争、扩张,很多消费品的价格都相比以前更加低廉,消费也变得更加容易。很多时候,问题在于生产过剩——产出的东西没有人消费。在马克思的时代,过剩是因为资本家将工人工资压缩在非常低的水平,阻碍了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而在今天,这一局面比那时更为复杂,有时呈现为部分产品的大量过剩,有时又表现为某些生活用品——尤其是奢侈及高端产品的紧缺。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今天的生产与消费不再仅仅只是生产商品、消费商品,也关乎如何刺激消费者产生出更多的欲望——欲望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并非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一个固定值,而是可以随着外在的激励和诱导而不断增加和扩大的。而它又像商品一样,随着满足被“消耗掉”,之后又需要再次激发出来,再次复制。比如,我们在广告、人际沟通、社会地位中被制造出了“买包包”的欲望,这种欲望最终转化成了消费——节衣缩食买了个称心如意的包包,然后我们再遇到各种各样的诱导,而产生下一个欲望——渴望着下一个包包。这样一来,生产欲望也就和生产商品一样,成为了这个时代重要的经济形式之一——在今天,厂商投入的广告成本与日俱增,一切流量也都逐渐转化为广告——这背后正是资本对人的欲望的争夺与培育。 

于是,在90后面前,欲望不仅仅是事业心、上进心,也是社会加诸在他们身上的生产机器,是被经济发展所利用的产物。抵制欲望的丧文化或极简生活之所以流行,也正是因为这些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暗含着一种对整套经济模式的反抗和不合作。“佛系青年”多少也带着这样的影子,尽管其基调是无奈而自嘲的。毕竟,今天的年轻人也是《小时代》与《欢乐颂》的一代,消费主义也与我们的生活乃至存在意义息息相关。

所以,我们该如何面对“佛系”背后的社会问题呢?在《低欲望社会》一书中,大前研一提出了一系列国家层面的政策,比如如何促进经济、如何鼓励消费与投资。然而这些结论,无一能触动“欲望-消费-工作”的经济循环。恐怕,只有当这一循环本身遭到挑战、整个社会链条被改变之时,年轻人的“佛系”僵局才有可能舒缓,我们才能够避免落入“佛系”生活并不断自嘲的状态。从这个角度出发,在人工智能时代即将来临的今天,讨论全民基本收入或是缩减工作时间,也许反而更能改变“佛系青年”们的生活状态。

余光中身后争议:文学和政治之间的“百般滋味”

2017年12月14日,台湾诗人余光中去世,享年90岁。对于大陆读者而言,最为熟悉的是那首已经熟读成诵的《乡愁》,它已成为了思念故乡祖国的代名词,被写进教科书,被反复讲述和诵读,传递着盼望中华民族早日统一的美好愿望。但要理解余光中其人,只知道《乡愁》还远远不够,我们或许还应了解1971年写下这首诗时余光中的处境、了解当时台湾文坛以及社会的整体状况,和他前半生与后半生的态度转变和政治纠葛。

诗人余光中

作者一把青在为澎湃新闻撰写的《余光中——不合时宜的错位者》一文中,回顾了1970年代台湾文坛的情况。一把青指出,当时的台湾文学界主要分裂为几个阵营,其中一派是乡土派,以黄春明、陈映真、王祯和为代表,批判当时文坛盛行的西方现代派,主张文学应该针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而另一派则以朱西甯、彭歌和余光中为首,主张依附国民党,书写大陆的旧文学与反共文学。这两派各不相让,前者指责后者为国民党扶持的作家,没有本土意识,而后者则借助官方媒体,对前者进行围剿。这种始于1970年代初期的、关于台湾文学写作方向和线路的探讨一般被称为“乡土文学论战”。

在台湾作家杨渡为腾讯大家撰写的《余光中曾参与的文学论战如何改变时代》一文中,作者认为,要理解此次乡土论战,就必须了解台湾在保钓运动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即自我认同危机。杨渡在文中梳理了自1950年代后期以来台湾面临的种种问题:政治上的反共意识形态已经无法维系,逐渐被现代主义思潮取代;1960年代的现代文学以虚无主义、反工业文明、反礼法制度、存在主义等为主流,否定现实存在的意义,以此达到对戒严体制的反抗。在经历了保钓运动和国际孤立之后,蒋介石主张的“反攻大陆”意识形态也走入困境,台湾内部因此陷入了苦闷和彷徨,出路难寻。

与此同时,彼时的台湾社会也正经历着结构性的转变。一方面,1960年代的“进口替代经济政策”成为了民间中小企业崛起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农工部门间的不等价交换,年轻农民无法在农村生存转而成为工人。杨渡认为,面对孤立的地位、没落的农村、崛起的民间企业和转型的社会大背景,对现实失去解释能力的旧思想宣告破产。因此,“1970年代的台湾,仿佛一个少年要转型到青年阶段,必然产生的自我认同危机。”

正是这种剧烈的转型,为文学论战吹响了前奏。论战的高潮出现在1977年。当年4月,王拓发表了文章《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认为不管是乡村还是都市,都有文学作者需要了解的事物,因此应该称之为“现实主义”,而非“乡土文学”。此文遭到《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反击,彭歌在《联合报》刊登了《不谈人性、何有文学》一文,点名批评王拓、陈映真、尉天骢“不辨善恶,只讲阶级”,给他们扣上了左派帽子。

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期的余光中

接着,余光中发表了后来饱受争议的文章《狼来了》,他在文中写道:“目前国内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为天真无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竟然公开提倡,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 余光中还说:“北京未闻有三民主义文学,台北街头却可见工农兵文学,台湾的文化界真的大方……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自己的头吧”。其中的“抓头”,明显意味着让国民党抓人。一时间,台湾文化界风声鹤唳。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很多人将余光中此文视为大兴文字狱的开端。同时,余光中也致信蒋经国爱将王升,以红笔眉批逐一考据了陈映真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痕迹,“想借政治的屠刀杀人于无形”。他还作文批评了当时就职于文化大学的胡兰成的著作《山河岁月》,攻击胡曾在汪精卫政府工作的历史,令其失去教职,返回日本。

一把青认为,余光中有违萨义德对于知识分子处在边缘、身为局外人的传统定义,屡屡主动冲在风暴中心,不惜成为众矢之的。在多年之后,仍然摘不掉这顶“打压台湾文学”的帽子。评论人朱宥勋在为端传媒撰写的《转型争议还有迟到多久:台湾文学的“余光中难题”》中指出,一方面,余光中确实有一定程度的文学成就,但他在权威时期的政治行为以及这些政治行为与他文学成就的交缠,如何“帮衬”了他的地位,一直是文学领域的一桩悬案。

《在岛屿写作》纪录片中的余光中

有趣的是,2006年余光中公开批评台湾删减文言文的政策,加入了王德威等人发起的“国语文是我们的屋宇”联署声明,认为“政治正确是暂时的,文化传统才是永久的。今日的政治正确,可能是未来的政治错误”。在一把青看来,这些话从余光中口中说出,可谓“以后半生为前半生,做了一个百般滋味的注脚”。

她最后补充道,如今的年轻知识分子对于余光中的评价——以一篇《狼来了》全盘否定他的文化成就,用一句“御用文人”将他打入文学傀儡阵营,抹杀他一生的思辨与奔走,也让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努力变得更为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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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生产不起也消费不起欲望的年轻人 只好自修成佛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风靡朋友圈的“佛系90后”,以及台湾诗人余光中逝世之后引发的争议。

上周,一篇来自微信公号“新世相”,题为《第一批90后已经出家了》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耸动的标题瞬间引燃了网络新潮语“佛系”。“佛系” 一词已在日本出现多年,意味着对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不那么较真,不那么追求卓越,有点儿无欲无求的味道。“佛系”一词突然间在中文互联网上走红,证明了年轻人面临的社会压力和心理处境已经广泛引起共鸣。但在这背后,人们常常忽略掉的是,“我执”的欲求也是社会经济关系催生的产物,而“佛系”正是对这套欲望机器的一种消极反抗。

“佛系” 

诗人余光中12月14日去世的消息,让人们不禁回忆起了教科书上那首著名的《乡愁》。但纪念之余,也有不少人质疑:当年在台湾岛内和反共话语暧昧不清、曾经参与攻讦左翼知识分子的余光中,何以在今天成为了大陆文化界不断追捧的人物呢?这一话语错位,反映出了我们对于台湾岛内知识界的争论和文学政治脉络并不足够熟悉。从1950年代开始,蒋家在台湾推行的反共意识形态越来越难以为继,以余光中等人为代表的、偏向国民党民族主义的文学观,与受中国大陆影响的陈映真等人主张的“讲阶级”的左翼乡土文学之间,形成了巨大张力和激烈争论。余光中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其后的经历和观点又为当年的行为做出了怎样的注脚呢?无论如何,今天余光中和陈映真同时在大陆获得殊高评价,或许亦是历史为我们留下的耐人寻味的一笔。

90后的“佛系”生活:对社会经济模式的无奈不合作

上周,一篇来自微信公号“新世相”、题为《第一批90后已经出家了》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耸动的标题下是几位90后年轻人自述的小故事,这些故事围绕着一个网络新潮语“佛系”而展开。 

什么是“佛系”呢?在该文自述中,“佛系”意味着对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不那么较真:比如在工作中不那么追求卓越,领导布置什么任务就做什么,不必追求尽善尽美;比如在出行、恋爱、居家等等方面,都抱有一种“差不多就行了”的态度。很快,大大小小的“佛系”衍生品就在网络空间中蔓延开来,成为上一周社交网络最红的网络潮语之一,就连《人民日报》也加入“抢热点”,刊文评论了一番。

与此同时,这篇文章的刷屏也引来了许多吐槽,90后一代纷纷抱怨自己“被代表”,指出这几年以“第一批90后已经……”为噱头的文章早已出现了一轮又一轮。另一方面,也有文章开始讨论:为何已出现多年的“佛系”一词,在遇到90后时产生了如此强大的舆论“化学反应”?

这个问题要先从“佛系”的历史说起。腾讯新闻“今日话题”栏目的一篇文章为读者追溯了“佛系”一词的来源,“佛系”一词其实起源于几年前的日本,是继“草食男”等潮语之后出现的一个用来形容男性“无欲无求”的词汇。“佛系”主要和男性挂钩,指那种对恋爱、成家没有什么欲求,一个人独来独往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生活方式。这个词经历了长期的不温不火,直到这次和“90后”协同登场,才突然间大红大紫。

佛系:日本继“草食男”之后出现的、用来形容男性“无欲无求”的词汇

“佛系”为何突然蹿红?很多人不约而同想到了诞生于其起源地日本的另一词汇——“低欲望社会”。在“今日话题”的文章中,作者指出,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前些年在一本名为《低欲望社会》的书中提到过,在日本少子老龄化和经济长期低速增长乃至不增长的社会背景下,年轻人不愿意承担大的风险,也没有特别强烈的物质欲望,进而诞生了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人们物欲不高,消费需要一般,社会经济发展也因此比较缓慢。

在援引了日本的社会现象之后,作者总结说,“佛系90后”的火爆也源于类似的社会状况,只不过在日本年轻人是自己选择了低欲望,而中国年轻人的“佛系”生活则因为面临较大的社会压力,比如养老、社保、房价、生育抚养等问题。与此同时,他们已不像之前几代人那样,在年轻时感受过物质缺乏的困苦,因而在欲望和要求上反而没有那么迫切了。

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也刊出署名曾于里的文章,以类似的角度解释了“佛系90后”走红的原因。作者写道,佛系人生是一部“放弃抵抗”的生活史,年轻人的“佛系”生活哲学并不是无欲无求,而是因为自己有“我执”,有念想和欲求的东西,但又面临各种各样的社会压力——比如不合理的工作机制、难以上涨的工资、麻烦的客户、飞涨的房价等等。在这些因素面前,年轻人无力抵抗,但也无法像“丧文化”那样彻底放弃自己的追求,所以只能采取学者斯科特说的那种“弱者的抵抗”——耍耍小动作,装作自己非常洒脱,看起来没有什么欲求——然而“佛系”并不是无欲无求,该买的还是会买,该care的还是要care。

所有这些评论,都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今90后所面对的,是在社会压力面前不敢也不能太有欲望的情景。不过,这些分析也多少忽略了一个背景:今天社会中的欲求与“执念”并非发自人的“本心”,而是因为,欲望的生产和满足已经是这个社会经济机器运作的基本模式。

正如很多分析文章所提到的,90后并不是经历过物质匮乏的一代。随着今天科技进步与生产竞争、扩张,很多消费品的价格都相比以前更加低廉,消费也变得更加容易。很多时候,问题在于生产过剩——产出的东西没有人消费。在马克思的时代,过剩是因为资本家将工人工资压缩在非常低的水平,阻碍了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而在今天,这一局面比那时更为复杂,有时呈现为部分产品的大量过剩,有时又表现为某些生活用品——尤其是奢侈及高端产品的紧缺。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今天的生产与消费不再仅仅只是生产商品、消费商品,也关乎如何刺激消费者产生出更多的欲望——欲望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并非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一个固定值,而是可以随着外在的激励和诱导而不断增加和扩大的。而它又像商品一样,随着满足被“消耗掉”,之后又需要再次激发出来,再次复制。比如,我们在广告、人际沟通、社会地位中被制造出了“买包包”的欲望,这种欲望最终转化成了消费——节衣缩食买了个称心如意的包包,然后我们再遇到各种各样的诱导,而产生下一个欲望——渴望着下一个包包。这样一来,生产欲望也就和生产商品一样,成为了这个时代重要的经济形式之一——在今天,厂商投入的广告成本与日俱增,一切流量也都逐渐转化为广告——这背后正是资本对人的欲望的争夺与培育。 

于是,在90后面前,欲望不仅仅是事业心、上进心,也是社会加诸在他们身上的生产机器,是被经济发展所利用的产物。抵制欲望的丧文化或极简生活之所以流行,也正是因为这些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暗含着一种对整套经济模式的反抗和不合作。“佛系青年”多少也带着这样的影子,尽管其基调是无奈而自嘲的。毕竟,今天的年轻人也是《小时代》与《欢乐颂》的一代,消费主义也与我们的生活乃至存在意义息息相关。

所以,我们该如何面对“佛系”背后的社会问题呢?在《低欲望社会》一书中,大前研一提出了一系列国家层面的政策,比如如何促进经济、如何鼓励消费与投资。然而这些结论,无一能触动“欲望-消费-工作”的经济循环。恐怕,只有当这一循环本身遭到挑战、整个社会链条被改变之时,年轻人的“佛系”僵局才有可能舒缓,我们才能够避免落入“佛系”生活并不断自嘲的状态。从这个角度出发,在人工智能时代即将来临的今天,讨论全民基本收入或是缩减工作时间,也许反而更能改变“佛系青年”们的生活状态。

余光中身后争议:文学和政治之间的“百般滋味”

2017年12月14日,台湾诗人余光中去世,享年90岁。对于大陆读者而言,最为熟悉的是那首已经熟读成诵的《乡愁》,它已成为了思念故乡祖国的代名词,被写进教科书,被反复讲述和诵读,传递着盼望中华民族早日统一的美好愿望。但要理解余光中其人,只知道《乡愁》还远远不够,我们或许还应了解1971年写下这首诗时余光中的处境、了解当时台湾文坛以及社会的整体状况,和他前半生与后半生的态度转变和政治纠葛。

诗人余光中

作者一把青在为澎湃新闻撰写的《余光中——不合时宜的错位者》一文中,回顾了1970年代台湾文坛的情况。一把青指出,当时的台湾文学界主要分裂为几个阵营,其中一派是乡土派,以黄春明、陈映真、王祯和为代表,批判当时文坛盛行的西方现代派,主张文学应该针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而另一派则以朱西甯、彭歌和余光中为首,主张依附国民党,书写大陆的旧文学与反共文学。这两派各不相让,前者指责后者为国民党扶持的作家,没有本土意识,而后者则借助官方媒体,对前者进行围剿。这种始于1970年代初期的、关于台湾文学写作方向和线路的探讨一般被称为“乡土文学论战”。

在台湾作家杨渡为腾讯大家撰写的《余光中曾参与的文学论战如何改变时代》一文中,作者认为,要理解此次乡土论战,就必须了解台湾在保钓运动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即自我认同危机。杨渡在文中梳理了自1950年代后期以来台湾面临的种种问题:政治上的反共意识形态已经无法维系,逐渐被现代主义思潮取代;1960年代的现代文学以虚无主义、反工业文明、反礼法制度、存在主义等为主流,否定现实存在的意义,以此达到对戒严体制的反抗。在经历了保钓运动和国际孤立之后,蒋介石主张的“反攻大陆”意识形态也走入困境,台湾内部因此陷入了苦闷和彷徨,出路难寻。

与此同时,彼时的台湾社会也正经历着结构性的转变。一方面,1960年代的“进口替代经济政策”成为了民间中小企业崛起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农工部门间的不等价交换,年轻农民无法在农村生存转而成为工人。杨渡认为,面对孤立的地位、没落的农村、崛起的民间企业和转型的社会大背景,对现实失去解释能力的旧思想宣告破产。因此,“1970年代的台湾,仿佛一个少年要转型到青年阶段,必然产生的自我认同危机。”

正是这种剧烈的转型,为文学论战吹响了前奏。论战的高潮出现在1977年。当年4月,王拓发表了文章《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认为不管是乡村还是都市,都有文学作者需要了解的事物,因此应该称之为“现实主义”,而非“乡土文学”。此文遭到《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反击,彭歌在《联合报》刊登了《不谈人性、何有文学》一文,点名批评王拓、陈映真、尉天骢“不辨善恶,只讲阶级”,给他们扣上了左派帽子。

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期的余光中

接着,余光中发表了后来饱受争议的文章《狼来了》,他在文中写道:“目前国内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为天真无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竟然公开提倡,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 余光中还说:“北京未闻有三民主义文学,台北街头却可见工农兵文学,台湾的文化界真的大方……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自己的头吧”。其中的“抓头”,明显意味着让国民党抓人。一时间,台湾文化界风声鹤唳。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很多人将余光中此文视为大兴文字狱的开端。同时,余光中也致信蒋经国爱将王升,以红笔眉批逐一考据了陈映真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痕迹,“想借政治的屠刀杀人于无形”。他还作文批评了当时就职于文化大学的胡兰成的著作《山河岁月》,攻击胡曾在汪精卫政府工作的历史,令其失去教职,返回日本。

一把青认为,余光中有违萨义德对于知识分子处在边缘、身为局外人的传统定义,屡屡主动冲在风暴中心,不惜成为众矢之的。在多年之后,仍然摘不掉这顶“打压台湾文学”的帽子。评论人朱宥勋在为端传媒撰写的《转型争议还有迟到多久:台湾文学的“余光中难题”》中指出,一方面,余光中确实有一定程度的文学成就,但他在权威时期的政治行为以及这些政治行为与他文学成就的交缠,如何“帮衬”了他的地位,一直是文学领域的一桩悬案。

《在岛屿写作》纪录片中的余光中

有趣的是,2006年余光中公开批评台湾删减文言文的政策,加入了王德威等人发起的“国语文是我们的屋宇”联署声明,认为“政治正确是暂时的,文化传统才是永久的。今日的政治正确,可能是未来的政治错误”。在一把青看来,这些话从余光中口中说出,可谓“以后半生为前半生,做了一个百般滋味的注脚”。

她最后补充道,如今的年轻知识分子对于余光中的评价——以一篇《狼来了》全盘否定他的文化成就,用一句“御用文人”将他打入文学傀儡阵营,抹杀他一生的思辨与奔走,也让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努力变得更为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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