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助风波再起,羽超市场化的困境源于基因

羽毛球运动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但在上层建筑的构建上,却仍面临着根本性的困境。

最近羽毛球界大事不断:世界羽联年终总决赛有望连续三年落户广州,广州粤羽俱乐部被取消本赛季羽超参赛资格,以及林丹与羽超的互怼事件。

世界羽联年终总决赛的结束为本年度的国际羽毛球赛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受到阿拉伯国家反贪风暴的影响,今年参加世界羽联年终总决赛的球员们不再享有免费旅游的优待,过去来自七星级帆船酒店的赛场厨师也被更换,迪拜在世界羽联年终总决赛的办赛方针已经变得一切从简。

而在明年,这项总奖金达到150万美元的赛事将从迪拜来到中国,并有望连续三年落户羽毛球人口超过300万的广州。除此之外,中国还将举办世锦赛、中国公开赛以及中国大师赛,俨然成为了举办国际羽毛球赛事的大户。

不过对于职业球员而言,只参加国际赛事自然是不够的,他们需要职业联赛的舞台。而对于一项运动来说,要想获得真正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职业联赛的帮助。如若不然,那么运动员势必无法获得一个充分的回报,由此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导致项目发展的萎靡不振。

因此在以李永波为代表的领导支持与行政主导下,羽超联赛应运而生。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行政化基因,导致羽超联赛的市场化改革始终无法深入,相关问题也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本赛季的羽超联赛共有7个俱乐部参加角逐,广州粤羽俱乐部因未能及时解决运动员的欠薪问题缺席,中国羽协根据《2017-2018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纪律处罚规定(试行)》,取消了广州粤羽新赛季的参赛资格。

作为当时球队的当家球星,林丹成为了该事件的受害者。今年5月,林丹在微博中发布了《关于粤羽俱乐部拖欠薪金的声明》,称自己与另外6名运动员作为广州市粤羽羽毛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的运动员,在2016-2017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联赛中参与比赛,但未收到粤羽俱乐部支付的薪金。

事件一出,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舆论纷纷表达了“连林丹都被欠薪了,普通人呢?”这样的担忧。对此,粤羽俱乐部董事长兼总教练高军表示,“不止是他,就连我自己的薪水,也都没有拿到”。于是不少人将矛头再次指向了羽超联赛的市场化改革。

而在本赛季的羽超首秀中,林丹背着个人赞助商尤尼克斯的装备登场,但这同联赛赞助商李宁的利益不符,因此林丹一度被禁止上场。虽然联赛最终允许林丹上场,但这场比赛却不能进行电视转播。赛后林丹在微博发声:“羽超你超在哪?”之后,羽超联赛宣布因赞助商问题扣除林丹所在的青岛俱乐部赛事补贴12万。

获悉处罚公告的林丹再度炮轰羽超无视运动员的利益:“延迟比赛被罚12万,为了维护羽超利益,那运动员个人权益谁来保障?广州粤羽欠运动员薪水一年了,谁来维护?”

事实上,类似的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在林丹身上了。2015年,林丹以10年1亿的价格签约尤尼克斯。而在2015年羽超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比赛中,因为当时联赛球衣赞助商是威克多,因此代表青岛出战的林丹在比赛开始前被告知不能上场打比赛。

倒是在代表国家队征战时,国家队的赞助商李宁做出让步,只要求林丹在国家队比赛时需要身着李宁,其他场合可以身着尤尼克斯。因此在联赛中遭遇禁赛后,林丹质疑道:“打国际比赛大家都能协调,为什么来到中国联赛突然说不行?”

有趣的是,这样的让步不止一次出现在李宁品牌上。在本赛季的CBA联赛中,CBA公司允许易建联和郭艾伦穿耐克球鞋出场比赛,这对于联赛赞助商李宁而言,无疑也是一次较大的让步。

在体育愈发市场化的现在,运动员与赞助商的冲突并不罕见,因为无法平衡好赞助商关系而造成运动员被国家队、俱乐部除名,亦或是双方走上法庭的例子不甚枚举。

例如2015年苏迪曼杯前夕,丹麦羽毛球国家队在大赛前开除了摩根森、鲍伊、朱尔、尼尔森与彼得森5名国家队主力。原因在于鲍伊等5名队员的个人赞助商是丹麦蓝罐曲奇,而丹麦国家队则签了另外一个曲奇品牌作为全队总赞助商。

鲍伊等人先于国家队签约,因此不想在苏迪曼杯上穿着印有品牌标志的队服参赛,并答应可以以经济形式对丹麦羽协进行5万丹麦克朗的补偿。然而丹麦羽协非但没有批准他们的要求,更是直接开除了这5名队员并取消了他们的训练补贴。

另一边,上赛季CBA联赛中易建联的球鞋风波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在此禹唐就不再赘述了。此外,包括2010年北京女乒赞助商与乒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同品类冲突险些“裸奔”,丁俊晖个人赞助商恒大金服和中国公开赛的赞助商北京银行的胸标冲突耽误比赛,克里斯特尔斯个人赞助商与国家队赞助商冲突而退出2004年雅典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长跑运动员莫·法拉和自行车运动员马克·卡文迪什的个人赞助商与英国队赞助商冲突,以及梦一队领奖时耐克旗下队员用国旗遮住锐步标志等等,均是个人与国家队、联赛间利益冲突的种种事例。

引用曾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律师张士忠的话来说,“联赛规程需有明示,参赛应服从规程,但如果有关规定没有着装方面的内容,或者不明确,而以前又允许遮挡标志上场,那作为运动员、俱乐部就有权参照以前的惯例行事。”

当然,羽超联赛本身也的确面临职业化、市场化的发展困境。

曾经担任过广州粤羽俱乐部董事长的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谭建湘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直言羽超是伪职业化,“真正的职业化应该由俱乐部投资人决定赛制,但现在是俱乐部投钱,中国羽协在制定游戏规则……现实的情况是,一线球星是国家队的,球员并不是自由身,所以职业化只能是一个笑话。不是说搞个联赛,搞个主客场制,弄个转会就是职业化了。”

另外乒羽中心主任刘凤岩也曾指出,办联赛是为了服务奥运争光计划,同时给基层专业队更大生存空间。因此,羽超市场化的困境根源于其基因。当一个职业联赛更多地是为服务奥运金牌而存在,那么市场化只能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据调查,在我国经常参与运动(指的是一周三次以上,每次三十分钟以上,强度为中等以上)的具体人数是3.64亿人。其中,健步走与跑步占到了所有运动人群的64%,而紧随这两个项目的,就是乒羽运动,经常参加这两项运动的人数达到了4000万。

毋庸置疑,羽毛球运动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但在上层建筑的构建上,却仍面临着根本性的困境。同时,在李永波卸任后,谁来主导羽超联赛的职业化与市场化改革?以上种种都为羽毛球的市场化改革蒙上了一层浓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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