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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四面楚歌了 芬兰模式的未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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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四面楚歌了 芬兰模式的未来是什么?

丽·安德森是芬兰左翼联盟领导人,在她看来,随着芬兰国内的福利国家制度不断削减,右翼民粹分子正迅速崛起。

2016年3月11日,芬兰赫尔辛基农民开拖拉机游行,抗议农产品价格下降。

芬兰政治经历了混乱的十年。备受吹捧的福利国家制度不断衰退,通信行业巨头诺基亚破产,这都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的出现提供了背景。

与此同时,芬兰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左翼联盟在2011年时加入了联合政府,而恰恰是正统芬兰人党的崛起推动了这个联合政府的成立,只不过在2014年时,左翼联盟为了抗议预算紧缩而从政府中退了下来。正统芬兰人党在2015年大选之后加入了政府,最近又宣布退出,从那时候起,在野党中就多了一个更加强硬的反移民政党。

左翼联盟源自共产党领导的芬兰人民民主联盟,后者在20世纪中期的选举中获得了四分之一的选票,而现在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只有10%,着实少得可怜。2016年,激进主义政治家丽·安德森(Li Andersson)被选为该党领袖,而她当时还没到三十岁。

在她担任主席一职期间,丽·安德森让自己成为了芬兰最受欢迎的政治领袖之一。在今年的市政选举中,她更是获得了除首都赫尔辛基以外最高的投票总数。

本文中,她与《雅各宾》报的欧洲编辑 Ronan Burtenshaw 谈论了芬兰的福利国家制度和新自由主义、芬兰极右翼政党的起起落落,以及她对于21世纪在芬兰想象社会主义可能性。

丽·安德森在2015年左派联盟一场活动中发言。

芬兰和福利国家制度

问:全世界对芬兰都有一种老套的说法:一个有着高度福利国家制度的乌托邦社会,收入差距很低,同时国民受教育程度高。自由派媒体往往把芬兰当成明智的政策制定和社群思维的成功的典型。但这些似乎都没有看到为了取得这些成就所作的斗争以及最近几十年来这些福利的削弱。如何形容现在的芬兰更为恰当?

安德森: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芬兰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个关于视角的问题。如果你把芬兰与别的国家相比,那么我们在教育和性别平等这两个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如果你从芬兰自身来看,把现在的状况与以前相比,这确实会令人担忧。福利国家制度的整个理念,都在政治上都受到了激进右翼的攻击,而政府也正在推进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计划,以逐步废除某些关键环节。这并不是芬兰独有的发展进程;你在其他北欧国家也能看到这种现象。我们正与这些国家积极讨论福利国家制度的未来走向。

社会和医疗保健体系改革的驱动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近几十年来,瑞典的右翼势力成功为医疗保健、养老保障和药物治疗体系建立了一个更加市场化的体系。而瑞士拥有目前世界上私有化程度最高的药物系统,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做法无疑是成功的。现在芬兰政府也想向他们取经。他们的改革将会改变我们的医疗系统,从原来的模式——公共机构是医疗保健领域的主要供应商——变为私营和公共机构在市场中竞争政府的拨款。这让企业变得可以从公共拨款中获利,以建立自己的商业模式。像这样的提议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激化了许多讨论。

问:对北欧国家的左翼政党来说,谈论社会主义时不提到过去,是否不太可能?我们都知道,在生活条件和工人权利方面,北欧各国的表现优于其他任何西方国家。当他们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福利国家制度,并且就像你说的,这些制度退化得越来越严重。你将如何展望社会主义的未来,而不是回顾它的过去呢?

安德森:这正是我们竭尽全力要解决的问题。福利国家制度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并且在芬兰人中仍然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我们在这些结构上仍然有一定的连续性,但也明白必须做出改变,因为这些制度正在遭受抨击。将芬兰与瑞典区别开来的事情之一便是,主张自治的那些颇具影响力的左翼人士在21世纪初进行过很多的讨论,进而影响了左翼联盟的政策和思维。我自己便深受其影响——其他许多人也是如此——当时正是占屋运动和城市空间政治盛行的时候。

从当时的经验中得出的建议之一便是保障全民基本收入,左翼联盟一直以来便支持这项政策,并且这项政策也得到了人们的欢迎。保障基本收入最具创新的一面便是它为你脱离福利国家制度提供了可能。社会民主党人则是对此坚决抵制,因为他们的存在正是依附在公民与这项制度之间更为传统的关系上。这就是关于福利国家制度新旧思维对比的例证之一。我们的目的是借助全民基本收入让人们能够不做那些条件很差的工作。它还能帮助那些在被大幅削减了工资的人们维持收入。

问:芬兰引入了基本收入制度来替代人们现有的社会福利待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这项制度看起来更像是一揽子现有的保障体系,而不是一项新的收入来源。是否有可能说这项制度会被用来削减人们的福利待遇,而不是让人们获得更多的自由呢?

安德森:没有哪项概念能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子。说到工资也同样如此。一份工资并没有多大意义;与政治有关的是工资水平。那么基本收入也是一样。我们的全民基本收入概念与激进右翼的基本收入概念完全不同。需要结合我们到底想达成什么目标来讨论基本收入。

我们建议将它定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即人们觉得自己有底气对糟糕的工作说不。社会民主党人则认为他们能够通过引进新的法律来取缔所有不稳定的工作。我们对这些工作说不,但创业和自体经营对此也有话要说。人们想从事这些工作,并且这些工作还能让你自由地成为自己的老板。什么样的工作者不想做自己的老板呢?与其说我们应该通过新的法律条款来扭转我们在劳工市场看到的这些变化,倒不如说我们需要一个并不是基于就业和失业这两种分类的福利制度结构。基本收入关注的是整个就业制度。

问:​1903年,芬兰的社会民主党人推行了佛萨计划(Forssa Program)。这项激进的文件预计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将会是通往社会主义的一个跳板。后来几年向我们表明这并不一定会发生。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这一转变看起来又如何呢?

安德森:我们总是倾向于把进步当成是某种进程在其逻辑归宿上的一种延续。但这并不是社会或政治的运作方式。这是一项循环往复的斗争,中间会经历许多的起起落落。福利国家制度便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但现在我们得想想其他东西看起来又会如何。

当你着眼于未来时,权力与资源的重新分配就会显得非常重要。我最近走访了一所大学,他们在那里向我展示了一些可以从空气和阳光中制造燃料和生产食物的技术。如果把规模放大,你就会看到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再分配过程。你可以为任何能够获取空气和阳光的人提供资源。

另一个例子是所谓的共享经济,其实它更像是租赁经济。可以想象,这些平台能够像社会主义传统观点中的生产资料联合所有制那样集体运作。我们也应该观察一下数据。如果我们在社会中产生的所有数据不是被大型企业垄断而是一种公共资产,那它就能为创新提供基础。这将与少数几个私营部门拥有专利权的经济体制完全不同。如果数据为集体所有,那将是一支巨大的平衡力量。然后工业劳动中的自动化程度便会快速提升。我们可以通过对机器人的使用进行征税、在全国范围内制定基本收入制度以及改为六小时工作日等方式来应对自动化问题。这是对未来的一种乐观看法——但如果我们想要避免最糟糕的结果出现,就得这样去想。

我认为左翼政党总是想为一切规划出一个蓝图来。我们倾向于认为你应该都对未来社会的运作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不然的话你就没有一个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行办法。事实上,有这种计划的社会少之又少。他们确实有远见,也有短期需求。这毫无疑问就是芬兰的工人阶级运动史——乌托邦式的愿景和实实在在的需求。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让芬兰人成功跨越障碍获取到公共数据,但我能让他们获得应有的学生津贴并开启与他们的对话。

问​:工业化和可以称为去后工业化这两项进程在芬兰奇特地组合到了一起,我指的是,芬兰传统工业的没落和通信巨头诺基亚的倒闭。这两项经济变动如何塑造了芬兰的经济?

安德森:诺基亚的倒闭对生产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芬兰的高生产力公司数量进一步减少。通常当出口行业发生这样的事情时,你会试着通过货币贬值来提高竞争力。但芬兰是欧洲货币联盟(EMU)的成员国之一,并且芬兰使用的也是欧元,因此我们缺乏这些手段。恰恰相反的是,像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芬兰也不得不进行内部贬值。虽然在规模上不及南部欧洲一些直接受到最近危机冲击的国家,但这么做仍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政府迫使工会和雇主认可一项削减工资的劳工市场协议。结果就是芬兰的人工成本下降了几个百分点,而德国、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的人工成本却有所提升。我们一直都反对这项协议及其背后的理念,也就是将芬兰卷入全世界薪资竞争的漩涡中去。政府也曾试着采取遍及整个欧洲的削减工资和公共开支等财政紧缩措施,但这并没有奏效。我们建议用投资政策来替代,尤其是对有助于发展出口行业生产力的研究进行投资。

芬兰推行这些政策的问题就在于它的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身份。直到最近,欧洲各左翼政党才相对团结了起来,一起要求欧洲货币联盟进行改革。我们讨论了欧洲中央银行的作用、任务及其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可能性等问题。但是在欧元集团对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的所作所为之后,朝着这个方向做任何努力的势头都变得一去不复返了。

关于接下来该怎么做有过诸多讨论,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公式。欧洲联盟是个有着重大象征意义的政治事业。但如果我们从政治上将左翼和激进右翼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后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经济上。或许现在是时候简单地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欧洲货币联盟了。我们不能应付了事地去看待。他们做出的决策,和整个欧洲层面上的金融政策,都朝着一个可怕的方向发展。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来改革劳动力市场,这就意味着资本能获得更多的利益。除非这个方向发生了逆转,否则整个欧洲的左翼政党很难取得什么进步。

右翼民粹分子和芬兰政治

问​:在某个阶段里,正统芬兰人党被当成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楷模。之后他们在政府也有了一席之地,但他们的势头也就此停滞不前。最近他们解体了,不过其中一些温和派仍然占据着政府中的席位,更激进的则变成了反对党成员。你如何看待正统芬兰人党的这一经历?

安德森: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个政党从源头上来说与其他右翼民粹力量有所不同。就比如说,他们与瑞典民主党派和国民阵线不同,正统芬兰人党一开始是作为农民政党发展起来的,移民政策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它的说辞更多的也是传统的平民政治——平民百姓与精英阶层、尤其是与欧盟的对抗。在21世纪初的反移民浪潮中,芬兰的极端右翼团体希望能一起抱团取暖,并看到了正统芬兰人党作为载体的可能性。关注移民的排外政治家和农业民粹主义的根基一起构成了这个势力庞大的政党。2011年是他们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研究表明大范围倾向于改革的情绪促进了他们的发展。他们表示自己不在政治圈内,只是和普通百姓站在一起而已。这种说辞甚至能从法国的马克龙等更多中间派人士的口中听到。因此这并不是某种纯粹反对移民的投票。

当时正统芬兰人党的领袖蒂莫·索伊尼便知道这种组合可以为他们所用。他从未真正插手过有关排外情绪的问题。他对此保持缄默,并让更加激进的成员去决定党内的移民问题进程。这个策略相当成功,他们也借此在政府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但在掌权时,他们赞成推行那些给低收入者带来极大影响的举措。他们还发现,尽管他们设法改变了芬兰的移民和庇护政策,却仍然没能成功安抚那些强硬的反移民政策支持者们。于是在掌权第一年时,他们便在民意调查中失去了半数的支持。

有些人问我,“这是否说明战胜民粹主义右翼党派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在政府掌权呢?”但不幸的是,他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他们成功地让芬兰社会走向了两极分化。他们反移民的说辞使得人们对于移民背景下的经济产生了广泛的不安全感。然后他们在执政时期制定的政策伤害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社会边缘人士。最终更激进的右翼政治人物尤西·哈拉·阿霍被选为党内领袖,他也一手促成了该党的解体。现在政府当中还有一个名叫蓝色未来(Blue Reform)的政党,该政党继承了正统芬兰人党的许多原则。同时在野党中还有强硬的正统芬兰人党,他们在民意调查中获得的支持在增加,宣扬着更加极端的理念。但他们的故事还远没有讲完。

但重要的是,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中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从这个方面来讲,正统芬兰人党就是一个例子。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指着正统芬兰人党说我们知道右翼民粹分子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他们不关心低收入者;他们不会对削减社会福利保障有任何异议;他们也不会反对减少社会服务或迫使工会接受降低工资水平的协议。所有这一切都能在芬兰找到证据。但是他们的解体引起了进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政府当中有一席之地的蓝色未来是没有前途的。他们已经表明自己只对权力感兴趣。但是失去了党内温和派的正统芬兰人党这个在野党将会告诉我们,芬兰人对于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政党的支持水平到底如何。我认为目前来说其他党派将会拒绝与他们合作,但这是否奏效仍然有待观察。

问:左翼联盟对右翼民粹分子及其对芬兰政治的影响做出了怎样的回应?

安德森:显然他们有些得票来自于我们曾经颇有影响力的地区,尤其是来自大城市之外年龄较大的劳动者。而媒体声称我们是为精英阶层服务的政党,这种说法无疑进一步促使了这种事情的发生。但重要的是,在今年的市政选举中,我们最好的结果正是来源于大城市以外的地区。我们取得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与工会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将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士和左派人士分离了出来,这还是我积极参与政治以来的第一次。与此同时,它将左翼活动家和跨越党派界限的投票者联结在一起。

但困难也还是有。我们的群众根基被分成了两大派别:一个是工业化城镇和乡村里更为保守的左翼人士,还有就是大城市里更为开明的左翼人士。这一分歧的产生与正统芬兰人党脱不了关系。他们通过增强身份政治来取代自己在政治上的匮乏,建立起一套他们代表着普通百姓的说辞。这场文化斗争也引发了一场争夺,让偏远地区上了年纪的投票者与城市里年轻的自由派对抗,最终受益的只是正统芬兰人党和绿党而已。与此同时,经济政策并不会改变。

他们越是试图把我们困在这个身份政治的框架里,我们面临的处境也就越糟糕。我们越是努力将政治斗争限定在左翼传统主题中统一的大问题上——住房、社会安全福利、工资待遇、贫困、公共服务和教育——我们就越是能战胜正统芬兰人党。我们需要将实质性问题政治化。

我们也需要建立信誉,以此作为变革的力量。近年来成功的政治运动都成功地传达了自己的局外人身份,把自己归于对抗精英阶层的普通民众这边。而我们左翼常常很难这样有效地传达自己的声音;我们给自己的定义是这样,但最终人们还是觉得我们和主流政党没什么区别。除非人们把我们当成最有可能改善人们生活的政党,否则我们很难在边缘群体以外的人中建立信誉。

问:对左翼联盟而言,获取局外人身份的障碍之一,是它最近与各主流党派一起合作,参与了经济治理的“六条法案”。你如何看待这一经历?

安德森:左翼政府的参与非常重要,能够让左翼政党成为政治上可行的替代选择。既然我们想战胜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就必须向人们证明我们有能力执政,并且能够推动引导我们走向正确方向的改革。我们的问题就在于左翼联盟最后两次执政时,我们是与右翼政党一起掌权的。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局面,只在芬兰出现过。这对左翼政党没有好处,因为右翼决定了一项政策能走多远;我们只能做一些小小的改变。他们还建立了一项动态机制,我们只能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才能掌权,当他们减少服务时我们便成了政府的社会道德准绳。这种方式并不能让我们取得进步。

执政时我们确实做对了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有一个清晰的框架。我们告诉民众,我们的核心议题就是反对削减社会安全福利。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我们就会主动下台。我们也曾表示所有的预算措施都必须以收入不平等为基准去衡量。因此只要他们推出一项税制改革,他们都必须衡量这项改革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就是那段时间里收入不平等有所下降。之后,当他们试图在预算中削减社会安全福利时,我们便辞去了执政地位。如果左翼政党要执政,向自己的投票者说明自己的各个优先事项和红线非常有必要。

但是在其他方面,我们没有做到有效沟通。总体而言,我们有关经济的信息是错误的。“六条法案”实行的是紧缩政策,公共支出和税收减少了60亿欧元。我们参与执政便是对这项政策的支持。于是,我们离开了。我们之后参与议会选举时表示我们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这是个互相矛盾的信息。事实上,这使得右翼赢得了有关宏观经济的辩论,让他们进行了有关债务问题的讨论。最后,我们被贴上了不负责任的标签,成了想要引爆债务的政党。这真的是个非常粗浅的辩论,并且他们还赢了。与此同时,却没有关于服务的讨论;也没有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讨论;甚至也没有向富人征税和服务穷人的讨论。没有一个普通人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被提出来讨论,尽管我们代表的本应该是他们。

问:最近几年,欧洲颇具威望的左翼领导人——科尔宾、梅朗雄、伊格莱西亚斯——大多数都是男性。作为女性领导一个左翼政党,是种什么体验——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右翼党派发起了针对女权主义的文化战争的国家?

安德森:确实很不容易。我努力尽量不谈论我自己,因为他们就是想让我这么做。他们想让我谈论自己的年轻女性身份。我尽量讨论政策问题。不然的话,他们就会把你限制在这样一个框架里,即当你想谈谈自己党内的政策以及能为人民做些什么时,你却一直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自己的年轻女性身份。我并不适合成为一个民粹主义领导人。我也不确定这种形式对一个年轻女性来说是否行得通。很多人都问过我“你为什么不笑”。当我在批评一个男性领导者时,我为什么要笑?说实话,你一直都会面临这样一个可靠性问题。他们会说你不是你的选民们或大多数人信任的代表。所以你必须让他们了解你,让他们知道你很可靠。

(翻译:熊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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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Jacobin

原标题:Where Next for Finland's Welfare State?

最新更新时间:12/29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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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四面楚歌了 芬兰模式的未来是什么?

丽·安德森是芬兰左翼联盟领导人,在她看来,随着芬兰国内的福利国家制度不断削减,右翼民粹分子正迅速崛起。

2016年3月11日,芬兰赫尔辛基农民开拖拉机游行,抗议农产品价格下降。

芬兰政治经历了混乱的十年。备受吹捧的福利国家制度不断衰退,通信行业巨头诺基亚破产,这都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的出现提供了背景。

与此同时,芬兰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左翼联盟在2011年时加入了联合政府,而恰恰是正统芬兰人党的崛起推动了这个联合政府的成立,只不过在2014年时,左翼联盟为了抗议预算紧缩而从政府中退了下来。正统芬兰人党在2015年大选之后加入了政府,最近又宣布退出,从那时候起,在野党中就多了一个更加强硬的反移民政党。

左翼联盟源自共产党领导的芬兰人民民主联盟,后者在20世纪中期的选举中获得了四分之一的选票,而现在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只有10%,着实少得可怜。2016年,激进主义政治家丽·安德森(Li Andersson)被选为该党领袖,而她当时还没到三十岁。

在她担任主席一职期间,丽·安德森让自己成为了芬兰最受欢迎的政治领袖之一。在今年的市政选举中,她更是获得了除首都赫尔辛基以外最高的投票总数。

本文中,她与《雅各宾》报的欧洲编辑 Ronan Burtenshaw 谈论了芬兰的福利国家制度和新自由主义、芬兰极右翼政党的起起落落,以及她对于21世纪在芬兰想象社会主义可能性。

丽·安德森在2015年左派联盟一场活动中发言。

芬兰和福利国家制度

问:全世界对芬兰都有一种老套的说法:一个有着高度福利国家制度的乌托邦社会,收入差距很低,同时国民受教育程度高。自由派媒体往往把芬兰当成明智的政策制定和社群思维的成功的典型。但这些似乎都没有看到为了取得这些成就所作的斗争以及最近几十年来这些福利的削弱。如何形容现在的芬兰更为恰当?

安德森: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芬兰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个关于视角的问题。如果你把芬兰与别的国家相比,那么我们在教育和性别平等这两个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如果你从芬兰自身来看,把现在的状况与以前相比,这确实会令人担忧。福利国家制度的整个理念,都在政治上都受到了激进右翼的攻击,而政府也正在推进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计划,以逐步废除某些关键环节。这并不是芬兰独有的发展进程;你在其他北欧国家也能看到这种现象。我们正与这些国家积极讨论福利国家制度的未来走向。

社会和医疗保健体系改革的驱动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近几十年来,瑞典的右翼势力成功为医疗保健、养老保障和药物治疗体系建立了一个更加市场化的体系。而瑞士拥有目前世界上私有化程度最高的药物系统,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做法无疑是成功的。现在芬兰政府也想向他们取经。他们的改革将会改变我们的医疗系统,从原来的模式——公共机构是医疗保健领域的主要供应商——变为私营和公共机构在市场中竞争政府的拨款。这让企业变得可以从公共拨款中获利,以建立自己的商业模式。像这样的提议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激化了许多讨论。

问:对北欧国家的左翼政党来说,谈论社会主义时不提到过去,是否不太可能?我们都知道,在生活条件和工人权利方面,北欧各国的表现优于其他任何西方国家。当他们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福利国家制度,并且就像你说的,这些制度退化得越来越严重。你将如何展望社会主义的未来,而不是回顾它的过去呢?

安德森:这正是我们竭尽全力要解决的问题。福利国家制度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并且在芬兰人中仍然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我们在这些结构上仍然有一定的连续性,但也明白必须做出改变,因为这些制度正在遭受抨击。将芬兰与瑞典区别开来的事情之一便是,主张自治的那些颇具影响力的左翼人士在21世纪初进行过很多的讨论,进而影响了左翼联盟的政策和思维。我自己便深受其影响——其他许多人也是如此——当时正是占屋运动和城市空间政治盛行的时候。

从当时的经验中得出的建议之一便是保障全民基本收入,左翼联盟一直以来便支持这项政策,并且这项政策也得到了人们的欢迎。保障基本收入最具创新的一面便是它为你脱离福利国家制度提供了可能。社会民主党人则是对此坚决抵制,因为他们的存在正是依附在公民与这项制度之间更为传统的关系上。这就是关于福利国家制度新旧思维对比的例证之一。我们的目的是借助全民基本收入让人们能够不做那些条件很差的工作。它还能帮助那些在被大幅削减了工资的人们维持收入。

问:芬兰引入了基本收入制度来替代人们现有的社会福利待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这项制度看起来更像是一揽子现有的保障体系,而不是一项新的收入来源。是否有可能说这项制度会被用来削减人们的福利待遇,而不是让人们获得更多的自由呢?

安德森:没有哪项概念能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子。说到工资也同样如此。一份工资并没有多大意义;与政治有关的是工资水平。那么基本收入也是一样。我们的全民基本收入概念与激进右翼的基本收入概念完全不同。需要结合我们到底想达成什么目标来讨论基本收入。

我们建议将它定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即人们觉得自己有底气对糟糕的工作说不。社会民主党人则认为他们能够通过引进新的法律来取缔所有不稳定的工作。我们对这些工作说不,但创业和自体经营对此也有话要说。人们想从事这些工作,并且这些工作还能让你自由地成为自己的老板。什么样的工作者不想做自己的老板呢?与其说我们应该通过新的法律条款来扭转我们在劳工市场看到的这些变化,倒不如说我们需要一个并不是基于就业和失业这两种分类的福利制度结构。基本收入关注的是整个就业制度。

问:​1903年,芬兰的社会民主党人推行了佛萨计划(Forssa Program)。这项激进的文件预计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将会是通往社会主义的一个跳板。后来几年向我们表明这并不一定会发生。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这一转变看起来又如何呢?

安德森:我们总是倾向于把进步当成是某种进程在其逻辑归宿上的一种延续。但这并不是社会或政治的运作方式。这是一项循环往复的斗争,中间会经历许多的起起落落。福利国家制度便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但现在我们得想想其他东西看起来又会如何。

当你着眼于未来时,权力与资源的重新分配就会显得非常重要。我最近走访了一所大学,他们在那里向我展示了一些可以从空气和阳光中制造燃料和生产食物的技术。如果把规模放大,你就会看到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再分配过程。你可以为任何能够获取空气和阳光的人提供资源。

另一个例子是所谓的共享经济,其实它更像是租赁经济。可以想象,这些平台能够像社会主义传统观点中的生产资料联合所有制那样集体运作。我们也应该观察一下数据。如果我们在社会中产生的所有数据不是被大型企业垄断而是一种公共资产,那它就能为创新提供基础。这将与少数几个私营部门拥有专利权的经济体制完全不同。如果数据为集体所有,那将是一支巨大的平衡力量。然后工业劳动中的自动化程度便会快速提升。我们可以通过对机器人的使用进行征税、在全国范围内制定基本收入制度以及改为六小时工作日等方式来应对自动化问题。这是对未来的一种乐观看法——但如果我们想要避免最糟糕的结果出现,就得这样去想。

我认为左翼政党总是想为一切规划出一个蓝图来。我们倾向于认为你应该都对未来社会的运作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不然的话你就没有一个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行办法。事实上,有这种计划的社会少之又少。他们确实有远见,也有短期需求。这毫无疑问就是芬兰的工人阶级运动史——乌托邦式的愿景和实实在在的需求。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让芬兰人成功跨越障碍获取到公共数据,但我能让他们获得应有的学生津贴并开启与他们的对话。

问​:工业化和可以称为去后工业化这两项进程在芬兰奇特地组合到了一起,我指的是,芬兰传统工业的没落和通信巨头诺基亚的倒闭。这两项经济变动如何塑造了芬兰的经济?

安德森:诺基亚的倒闭对生产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芬兰的高生产力公司数量进一步减少。通常当出口行业发生这样的事情时,你会试着通过货币贬值来提高竞争力。但芬兰是欧洲货币联盟(EMU)的成员国之一,并且芬兰使用的也是欧元,因此我们缺乏这些手段。恰恰相反的是,像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芬兰也不得不进行内部贬值。虽然在规模上不及南部欧洲一些直接受到最近危机冲击的国家,但这么做仍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政府迫使工会和雇主认可一项削减工资的劳工市场协议。结果就是芬兰的人工成本下降了几个百分点,而德国、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的人工成本却有所提升。我们一直都反对这项协议及其背后的理念,也就是将芬兰卷入全世界薪资竞争的漩涡中去。政府也曾试着采取遍及整个欧洲的削减工资和公共开支等财政紧缩措施,但这并没有奏效。我们建议用投资政策来替代,尤其是对有助于发展出口行业生产力的研究进行投资。

芬兰推行这些政策的问题就在于它的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身份。直到最近,欧洲各左翼政党才相对团结了起来,一起要求欧洲货币联盟进行改革。我们讨论了欧洲中央银行的作用、任务及其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可能性等问题。但是在欧元集团对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的所作所为之后,朝着这个方向做任何努力的势头都变得一去不复返了。

关于接下来该怎么做有过诸多讨论,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公式。欧洲联盟是个有着重大象征意义的政治事业。但如果我们从政治上将左翼和激进右翼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后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经济上。或许现在是时候简单地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欧洲货币联盟了。我们不能应付了事地去看待。他们做出的决策,和整个欧洲层面上的金融政策,都朝着一个可怕的方向发展。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来改革劳动力市场,这就意味着资本能获得更多的利益。除非这个方向发生了逆转,否则整个欧洲的左翼政党很难取得什么进步。

右翼民粹分子和芬兰政治

问​:在某个阶段里,正统芬兰人党被当成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楷模。之后他们在政府也有了一席之地,但他们的势头也就此停滞不前。最近他们解体了,不过其中一些温和派仍然占据着政府中的席位,更激进的则变成了反对党成员。你如何看待正统芬兰人党的这一经历?

安德森: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个政党从源头上来说与其他右翼民粹力量有所不同。就比如说,他们与瑞典民主党派和国民阵线不同,正统芬兰人党一开始是作为农民政党发展起来的,移民政策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它的说辞更多的也是传统的平民政治——平民百姓与精英阶层、尤其是与欧盟的对抗。在21世纪初的反移民浪潮中,芬兰的极端右翼团体希望能一起抱团取暖,并看到了正统芬兰人党作为载体的可能性。关注移民的排外政治家和农业民粹主义的根基一起构成了这个势力庞大的政党。2011年是他们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研究表明大范围倾向于改革的情绪促进了他们的发展。他们表示自己不在政治圈内,只是和普通百姓站在一起而已。这种说辞甚至能从法国的马克龙等更多中间派人士的口中听到。因此这并不是某种纯粹反对移民的投票。

当时正统芬兰人党的领袖蒂莫·索伊尼便知道这种组合可以为他们所用。他从未真正插手过有关排外情绪的问题。他对此保持缄默,并让更加激进的成员去决定党内的移民问题进程。这个策略相当成功,他们也借此在政府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但在掌权时,他们赞成推行那些给低收入者带来极大影响的举措。他们还发现,尽管他们设法改变了芬兰的移民和庇护政策,却仍然没能成功安抚那些强硬的反移民政策支持者们。于是在掌权第一年时,他们便在民意调查中失去了半数的支持。

有些人问我,“这是否说明战胜民粹主义右翼党派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在政府掌权呢?”但不幸的是,他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他们成功地让芬兰社会走向了两极分化。他们反移民的说辞使得人们对于移民背景下的经济产生了广泛的不安全感。然后他们在执政时期制定的政策伤害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社会边缘人士。最终更激进的右翼政治人物尤西·哈拉·阿霍被选为党内领袖,他也一手促成了该党的解体。现在政府当中还有一个名叫蓝色未来(Blue Reform)的政党,该政党继承了正统芬兰人党的许多原则。同时在野党中还有强硬的正统芬兰人党,他们在民意调查中获得的支持在增加,宣扬着更加极端的理念。但他们的故事还远没有讲完。

但重要的是,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中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从这个方面来讲,正统芬兰人党就是一个例子。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指着正统芬兰人党说我们知道右翼民粹分子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他们不关心低收入者;他们不会对削减社会福利保障有任何异议;他们也不会反对减少社会服务或迫使工会接受降低工资水平的协议。所有这一切都能在芬兰找到证据。但是他们的解体引起了进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政府当中有一席之地的蓝色未来是没有前途的。他们已经表明自己只对权力感兴趣。但是失去了党内温和派的正统芬兰人党这个在野党将会告诉我们,芬兰人对于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政党的支持水平到底如何。我认为目前来说其他党派将会拒绝与他们合作,但这是否奏效仍然有待观察。

问:左翼联盟对右翼民粹分子及其对芬兰政治的影响做出了怎样的回应?

安德森:显然他们有些得票来自于我们曾经颇有影响力的地区,尤其是来自大城市之外年龄较大的劳动者。而媒体声称我们是为精英阶层服务的政党,这种说法无疑进一步促使了这种事情的发生。但重要的是,在今年的市政选举中,我们最好的结果正是来源于大城市以外的地区。我们取得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与工会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将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士和左派人士分离了出来,这还是我积极参与政治以来的第一次。与此同时,它将左翼活动家和跨越党派界限的投票者联结在一起。

但困难也还是有。我们的群众根基被分成了两大派别:一个是工业化城镇和乡村里更为保守的左翼人士,还有就是大城市里更为开明的左翼人士。这一分歧的产生与正统芬兰人党脱不了关系。他们通过增强身份政治来取代自己在政治上的匮乏,建立起一套他们代表着普通百姓的说辞。这场文化斗争也引发了一场争夺,让偏远地区上了年纪的投票者与城市里年轻的自由派对抗,最终受益的只是正统芬兰人党和绿党而已。与此同时,经济政策并不会改变。

他们越是试图把我们困在这个身份政治的框架里,我们面临的处境也就越糟糕。我们越是努力将政治斗争限定在左翼传统主题中统一的大问题上——住房、社会安全福利、工资待遇、贫困、公共服务和教育——我们就越是能战胜正统芬兰人党。我们需要将实质性问题政治化。

我们也需要建立信誉,以此作为变革的力量。近年来成功的政治运动都成功地传达了自己的局外人身份,把自己归于对抗精英阶层的普通民众这边。而我们左翼常常很难这样有效地传达自己的声音;我们给自己的定义是这样,但最终人们还是觉得我们和主流政党没什么区别。除非人们把我们当成最有可能改善人们生活的政党,否则我们很难在边缘群体以外的人中建立信誉。

问:对左翼联盟而言,获取局外人身份的障碍之一,是它最近与各主流党派一起合作,参与了经济治理的“六条法案”。你如何看待这一经历?

安德森:左翼政府的参与非常重要,能够让左翼政党成为政治上可行的替代选择。既然我们想战胜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就必须向人们证明我们有能力执政,并且能够推动引导我们走向正确方向的改革。我们的问题就在于左翼联盟最后两次执政时,我们是与右翼政党一起掌权的。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局面,只在芬兰出现过。这对左翼政党没有好处,因为右翼决定了一项政策能走多远;我们只能做一些小小的改变。他们还建立了一项动态机制,我们只能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才能掌权,当他们减少服务时我们便成了政府的社会道德准绳。这种方式并不能让我们取得进步。

执政时我们确实做对了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有一个清晰的框架。我们告诉民众,我们的核心议题就是反对削减社会安全福利。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我们就会主动下台。我们也曾表示所有的预算措施都必须以收入不平等为基准去衡量。因此只要他们推出一项税制改革,他们都必须衡量这项改革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就是那段时间里收入不平等有所下降。之后,当他们试图在预算中削减社会安全福利时,我们便辞去了执政地位。如果左翼政党要执政,向自己的投票者说明自己的各个优先事项和红线非常有必要。

但是在其他方面,我们没有做到有效沟通。总体而言,我们有关经济的信息是错误的。“六条法案”实行的是紧缩政策,公共支出和税收减少了60亿欧元。我们参与执政便是对这项政策的支持。于是,我们离开了。我们之后参与议会选举时表示我们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这是个互相矛盾的信息。事实上,这使得右翼赢得了有关宏观经济的辩论,让他们进行了有关债务问题的讨论。最后,我们被贴上了不负责任的标签,成了想要引爆债务的政党。这真的是个非常粗浅的辩论,并且他们还赢了。与此同时,却没有关于服务的讨论;也没有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讨论;甚至也没有向富人征税和服务穷人的讨论。没有一个普通人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被提出来讨论,尽管我们代表的本应该是他们。

问:最近几年,欧洲颇具威望的左翼领导人——科尔宾、梅朗雄、伊格莱西亚斯——大多数都是男性。作为女性领导一个左翼政党,是种什么体验——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右翼党派发起了针对女权主义的文化战争的国家?

安德森:确实很不容易。我努力尽量不谈论我自己,因为他们就是想让我这么做。他们想让我谈论自己的年轻女性身份。我尽量讨论政策问题。不然的话,他们就会把你限制在这样一个框架里,即当你想谈谈自己党内的政策以及能为人民做些什么时,你却一直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自己的年轻女性身份。我并不适合成为一个民粹主义领导人。我也不确定这种形式对一个年轻女性来说是否行得通。很多人都问过我“你为什么不笑”。当我在批评一个男性领导者时,我为什么要笑?说实话,你一直都会面临这样一个可靠性问题。他们会说你不是你的选民们或大多数人信任的代表。所以你必须让他们了解你,让他们知道你很可靠。

(翻译:熊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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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Jacobin

原标题:Where Next for Finland's Welfare State?

最新更新时间:12/29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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