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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武》到《天注定》 贾樟柯和他眼中的中国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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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武》到《天注定》 贾樟柯和他眼中的中国都变了

无论是写作还是拍电影,最让贾樟柯兴奋的,始终是那些浓缩了时代特征的人。有人说贾樟柯现在是“资本家”了,他说:“我确实还是个艺术家。”

在处女作《小山回家》开头,贾樟柯用七分钟的时间让摄影机跟着刚刚失业的民工小山,行走在北京岁末年初的街道上。这七分钟对贾樟柯来说很重要,它代表了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导演对行业的金科玉律以及观众视听习惯的有意识的挑战。七分钟不等于二十八条广告、两首MV,它是一次关于专注的测试,年轻的贾樟柯想知道,在1996年,是否还有人能和他一起,“耐心地凝视摄影机所面对的终极目标——那些与我们相同或不同的人”。

他将这种心情,以及对电影视听语言的理解,写成了一篇名为《我的焦点》的文章,这篇文章于2009年收入他的随笔集《贾想I》,是全书中的第一篇。

《贾想I》
贾樟柯 著  万佳欢 编
台海出版社  2017年2月

22年过去了,又逢一个北京岁末年初的寒夜,贾樟柯已经从那个26岁的“青年实验电影小组”成员,成为了享誉国际的大导演,他从新片《江湖儿女》的拍摄现场赶来,参加第二本随笔集《贾想II》的新书发布会。“今天一进场看到这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今天群众演员真多啊!”贾樟柯用一个玩笑向现场观众打招呼。

谈到过去的这22年,贾樟柯习惯用一部部作品来卯住每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让记忆有所依附。两本《贾想》也是根据他的创作年表来组织那些与电影有关或无关的写作的,《贾想I》记录了《小武》《站台》《三峡好人》的十二年,而《贾想II》呈现的则是《海上传奇》《天注定》《山河故人》的十年。

可以说,两本《贾想》将贾樟柯的创作生涯分成了两个阶段,同时也对应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是“小武”,是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无所适从的中国人,对他们而言,生活的挫败和阵痛中依然零星闪烁着躁动和希望;第二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则是《天注定》中姜武饰演的大海,他们面对的是变革带来的阶层固化和贫富差距,暴力成了他们挽回尊严最迅速、最直接的途径。

无论是写作还是拍电影,最让贾樟柯兴奋的,始终是那些浓缩了时代特征的人。在他看来,文学和电影的创造性,首先体现在对人的发现上。在《贾想II》出版和《贾想I》再版之际,贾樟柯与影迷和读者分享了他的写作经验、拍摄计划,以及他自己和中国社会过去22年的变与不变。

贾樟柯在新书发布会现场

谈写作:“文学和电影的创造性,在于对人的发现”

贾樟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电影史、电影理论是他的主修课程,四年的大学生活培养了他写作的兴趣和习惯。从1996年开始拍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开始,贾樟柯的很大一部分写作是关于电影创作的,电影开拍之前,他会写导演阐述,杀青之后会写总结,有时候也会给其他主创写文章,让合作伙伴知道他在想什么。

2018年是贾樟柯的处女作《小武》诞生的第20年,这20年的生活大部分是围绕电影创作展开的,以至于现在他回忆很多事情时,都要先找好一个坐标,比如1998年拍的《小武》,2000年是《站台》,2006年是《三峡好人》,2010年《海上传奇》,2013年《天注定》,2015年《山河故人》,确定了这些坐标之后,才能想到那些年间发生了什么事。对他来说,电影是生命的一个刻度,也是一个记录。因此,无论是《贾想I》还是《贾想II》,都是根据他的创作年表来编排的。

当被问到为什么能在过去20年忙碌的工作中坚持写作时,贾樟柯说,最重要的是他自己有写作的需要。电影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写一个剧本就需要半年以上,再加上找演员、拍摄、后期、发行、宣传,整个周期非常长,贾樟柯基本保持着每两年一部长片的产量,这个产量在业内也算是相当高的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每时每刻都会生出新的、不同的感受,这些感受不能都攒着用来拍电影,因此写作变成了贾樟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感抒发的渠道。

什么时候会有写作的冲动呢?“无非两种,一种是很难过、很痛苦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一写就明白了;另外一种恰好相反,是很高兴、很快乐的时候。”贾樟柯说道,“在这种日常的情感波动里面,我很幸运能够通过写作来抒发自己,所以我写的一部分文章是关于电影的,另一部分是生活中的所思所想和一些感悟。”

也有一些信手拈来的随感,后来变成了剧本。比如贾樟柯正在拍摄的新片《江湖儿女》就缘起于一次漫无目的的写作。“那天我思绪千丝万缕,特别想写作,但确实不知道想写什么,只好把纸和笔放在桌子上——最近我又恢复用纸和笔写作,因为我打字总分不清前后鼻音,打不快——有时候一晚上一个字都没写,有时候写了一夜,真正要写的东西突然来临了,前面写的都作废了,然后写下四个字——‘江湖儿女’,开始写第一场戏。”

贾樟柯在《江湖儿女》片场

在贾樟柯看来,电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依赖于技术,但语言和文字是与生俱来的。工业化生产的剧本分工很细,“编剧先想一个故事,写两页纸,然后逐步完善,完善好了,大家就一起讨论这个故事可不可拍,有没有价值,等到有人付钱了,就开始分场写大纲,分场大纲通过了再开始写剧本,剧本写好了再写台词,这种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也诞生过非常好的作品,好莱坞的电影大部分是这么写出来的”。但贾樟柯自己一直坚持并享受着一种“非计划性”的写作,他将这种创作方式比作种树:“挖个坑、栽树、浇水,也不在意它长歪了还是长斜了,长出四根树杈还是五根树杈。”

说是没有计划性,但从长片处女作《小武》开始,令贾樟柯兴奋的故事就绕不开两个元素——要么发生于一个特定的空间,要么便是有一些典型的人物形象。比如2004年的《世界》,就发生在一个超现实的、魔幻的微缩景观主题公园中,2006年的纪录片《东》和剧情片《三峡好人》则都是围绕着长江展开的故事,整个中国最繁忙的一条河流两岸的空间给了贾樟柯最初的写作冲动。

比空间更重要的是人物,在贾樟柯看来,电影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归根结底是在描述人,电影的创造性首先表现在对人的发现上。例如,小武的形象就曾让贾樟柯写得很入迷,他是社会转型期的小镇青年,一个在夹缝中求生的边缘人物,在创作小武的过程中,贾樟柯甚至想象了他的容貌和衣着。“我记得给小武做造型的时候,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西装一定要大一号,而且吊牌不要拆,另一点就是他的眼镜。我还记得,王宏伟(小武的饰演者)还说,这个眼镜不太对,像伍迪·艾伦的眼镜,我就说,谁说小偷不能像知识分子,我就是要拍一个像知识分子的小偷。”

王宏伟饰演的小武

2017年岁末,贾樟柯在重读契诃夫的小说,他收获了与20多岁初读契诃夫时完全不同的感受。“像《带小狗的女人》《脖子上的安娜》这些小说,都塑造了非常典型的人物,在他们身上聚集了那个时代所有的信息,而叙事的艺术恰恰就在于发现了一种新的人,塑造了一个新的形象。”

谈改变:“中国电影最缺的不是隐晦,而是坦率”

今年48岁的贾樟柯1970年出生于山西汾阳。父亲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母亲在糖业烟酒公司的一个门市部当售货员,还有一个比他大六岁的姐姐,是学校里的宣传队员,不怎么上课却常常演出,代表作是《火车向着韶山跑》。

贾樟柯8岁时,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给这个连铁路都不通的小县城带来了不少变化,其中就包括录像厅的出现。贾樟柯在录像厅里第一次看到了香港电影,看到了胡金铨的《龙门客栈》和《空山灵雨》,青春期的孩子看了武打片,身体里的能量无处释放,出了录像厅就找茬打架,这是贾樟柯记忆中的中学时光。

转型中的小县城是最初让贾樟柯产生表达欲的东西,这一主题贯穿于他创作生涯的第一个十年。“在我的第一个创作阶段中,我面临的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中国社会,它让我激动、随之震荡,于是产生了小武这样的人物形象,他在剧变中无所适从。包括《站台》也是如此,它讲的是1979到1989之间的十年,是我个人从一个八九岁的孩子长大成人的十年,也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十年。”

《站台》

拍完《三峡好人》之后,特别是在《海上传奇》中,贾樟柯开始把目光投向历史,随后他进入了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变革基本已经尘埃落定,于是我们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阶层开始固化,流动变得很难,再比如地区之间的差异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于是,我所关注或忧虑的问题,从变革本身转向了变革的结果。如果我们要继续往前走,就必须去面对和解决固化的问题。”

在《贾想II》收录的一篇与许知远的对谈中,贾樟柯也谈到了类似的观察,在他看来,《三峡好人》是一个临界点。“在拍《三峡好人》之前,我总体上对中国社会还是很乐观的,但在拍《三峡好人》的过程中,(我感到)越来越失望,因为当我真正深入到长江地区之后就发现,社会呈现出一种固化,并没有那么大的流动,大家就是从一个艰难生活流动到另一个艰难生活。无非是从重庆、长江流域,到东莞去打工,生活并没有本质的变化。”

《三峡好人》

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相对应的,是贾樟柯自己创作心态和创作手法上的变化,他从含蓄变得直接。在与许知远的对谈中,贾樟柯提到,《站台》的主题是中国剧烈变革的十年中,政治对普通人的影响,但这个主题基本上是通过电影、音乐等流行文化来曲折地、心照不宣地表现的。但从《天注定》开始,贾樟柯告诉自己要直接一点,因为中国电影在呈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时,最缺的不是隐晦,而是坦率。作为一个创作者,他不想再含沙射影、隔靴搔痒,不再去考虑一个片子拍完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于是,在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阶段,贾樟柯又拍出了一部“禁片”。

在《天注定》第一次主创会议上的讲话中,贾樟柯为这部电影这样“定调”:“没那么复杂,也不深刻,也不含蓄。总之,朴朴素素的,四块石头摆在草地上。不试图去感染别人,不解释不煽情不落泪,只是沉甸甸存在过,存在着。”

《天注定》中姜文饰演的大海

谈商业:“我怎么就成了资本家了?”

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贾樟柯听到了一些让他“特别不舒服”的“风评”。“很多人说,贾樟柯快变成资本家了,说这小子不热爱艺术了,每天在搞资本的事儿,我就有点生气,我每天都在阅读、写作,筹划新电影,怎么就成了资本家了?资本家也没什么不好,但我确实还是个艺术家。”贾樟柯说。

然而这种“风评”也不全是空穴来风,这一两年,贾樟柯的确和资本走得很近。2016年,贾樟柯创立了短片线上放映平台“柯首映”,每周通过微信公众号向订阅者推送两部来自世界各地、并且从未在中国内地放映过的优秀电影短片。在贾樟柯看来,短片是一个一种非常丰富而活泼的媒介,其中蕴藏了电影的很多可能性,它们大多是年轻人拍的,有很多新鲜的想法和对电影语言的实验。同时,国内又特别缺少短片的放映平台,观众也缺少观看短片的渠道,年轻的导演也缺少通过短片崭露头角的机会,于是贾樟柯就想做这件事情,做事就需要钱,就得去融资,就要跟资本打交道,于是贾樟柯就不可避免地,被扣上了“资本家”的帽子。

柯首映

如何看待青年导演的生存境况,是贾樟柯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他的观察是,资本的确为青年导演提供了更多机会,有各种各样的青年导演扶植计划为电影工业和青年导演搭建桥梁。同时,贾樟柯也认为,有一些生活阶段是逾越不了的,刚毕业的年轻人总要经历一段困难的日子,事业还没展开,也没有太多的收入来源,每个人都是从这个阶段走过来的,贾樟柯自己也不例外。

“我就在想,我那个时候在做什么。拍《小武》那年,除了拍戏,我还每周去北京电视台的一档儿童节目上演一次猴子。一周七天,我只要去演一天猴子,我就活下来了,就可以安静地写剧本,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困难。如果需要通过演猴子,让自己活下去,那就去演猴子啊,这也是创作嘛。”

直到今天,贾樟柯也依然需要时不时地“演一下猴子”:为了争取自由的创作空间,他需要在创作之外接拍商业广告;为了做“添翼计划”,投资拍摄青年导演的处女作,他需要接下一个巡回路演的工作,每周去一座城市演讲。因此,被扣上“资本家”帽子的贾樟柯有些忿忿不平,“其实我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电影在做,对于赚钱,我确实没有太大兴趣。”

然而这种向商业的“妥协”,有时还是会令他困惑。在与许知远的对谈中,贾樟柯谈到了最近这一两年他在工作中遇到的来自公众的压力和质疑。他将这些压力和质疑归结为三点:“第一,你的作品是不是在取悦西方人,是不是在为外国人拍电影,是否在出卖某种中国的现实和底层人民的生活来换取你个人的衣食无忧?第二就是面对市场的煎熬,说你的电影没人看,是一种脱离大众的自私的电影。第三个就是因为我要生存,每年拍大量的广告,我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成为一个受商业世界欢迎的人,商业化是否是一个污点?”

这些问题,或许会在下一个十年中继续困扰着贾樟柯,但显然,这些困惑并没有让他对商业却步。在谈到未来十年的工作计划时,贾樟柯表示,他正在筹备一部关于上世纪40年代香港的电影,名叫《双雄会》,这是一个需要好的制作团队、制作条件来支持的电影,他希望未来十年可以尝试一些挑战制作的题材。另外,他的首部VR电影也正在筹备中,剧本是关于网红的,“很久没有拍过年轻的女孩子了,我想拍直播时代的《海上花》”,贾樟柯这样说。

《贾想II》
贾樟柯 著  万佳欢 编
台海出版社  201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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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武》到《天注定》 贾樟柯和他眼中的中国都变了

无论是写作还是拍电影,最让贾樟柯兴奋的,始终是那些浓缩了时代特征的人。有人说贾樟柯现在是“资本家”了,他说:“我确实还是个艺术家。”

在处女作《小山回家》开头,贾樟柯用七分钟的时间让摄影机跟着刚刚失业的民工小山,行走在北京岁末年初的街道上。这七分钟对贾樟柯来说很重要,它代表了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导演对行业的金科玉律以及观众视听习惯的有意识的挑战。七分钟不等于二十八条广告、两首MV,它是一次关于专注的测试,年轻的贾樟柯想知道,在1996年,是否还有人能和他一起,“耐心地凝视摄影机所面对的终极目标——那些与我们相同或不同的人”。

他将这种心情,以及对电影视听语言的理解,写成了一篇名为《我的焦点》的文章,这篇文章于2009年收入他的随笔集《贾想I》,是全书中的第一篇。

《贾想I》
贾樟柯 著  万佳欢 编
台海出版社  2017年2月

22年过去了,又逢一个北京岁末年初的寒夜,贾樟柯已经从那个26岁的“青年实验电影小组”成员,成为了享誉国际的大导演,他从新片《江湖儿女》的拍摄现场赶来,参加第二本随笔集《贾想II》的新书发布会。“今天一进场看到这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今天群众演员真多啊!”贾樟柯用一个玩笑向现场观众打招呼。

谈到过去的这22年,贾樟柯习惯用一部部作品来卯住每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让记忆有所依附。两本《贾想》也是根据他的创作年表来组织那些与电影有关或无关的写作的,《贾想I》记录了《小武》《站台》《三峡好人》的十二年,而《贾想II》呈现的则是《海上传奇》《天注定》《山河故人》的十年。

可以说,两本《贾想》将贾樟柯的创作生涯分成了两个阶段,同时也对应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是“小武”,是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无所适从的中国人,对他们而言,生活的挫败和阵痛中依然零星闪烁着躁动和希望;第二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则是《天注定》中姜武饰演的大海,他们面对的是变革带来的阶层固化和贫富差距,暴力成了他们挽回尊严最迅速、最直接的途径。

无论是写作还是拍电影,最让贾樟柯兴奋的,始终是那些浓缩了时代特征的人。在他看来,文学和电影的创造性,首先体现在对人的发现上。在《贾想II》出版和《贾想I》再版之际,贾樟柯与影迷和读者分享了他的写作经验、拍摄计划,以及他自己和中国社会过去22年的变与不变。

贾樟柯在新书发布会现场

谈写作:“文学和电影的创造性,在于对人的发现”

贾樟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电影史、电影理论是他的主修课程,四年的大学生活培养了他写作的兴趣和习惯。从1996年开始拍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开始,贾樟柯的很大一部分写作是关于电影创作的,电影开拍之前,他会写导演阐述,杀青之后会写总结,有时候也会给其他主创写文章,让合作伙伴知道他在想什么。

2018年是贾樟柯的处女作《小武》诞生的第20年,这20年的生活大部分是围绕电影创作展开的,以至于现在他回忆很多事情时,都要先找好一个坐标,比如1998年拍的《小武》,2000年是《站台》,2006年是《三峡好人》,2010年《海上传奇》,2013年《天注定》,2015年《山河故人》,确定了这些坐标之后,才能想到那些年间发生了什么事。对他来说,电影是生命的一个刻度,也是一个记录。因此,无论是《贾想I》还是《贾想II》,都是根据他的创作年表来编排的。

当被问到为什么能在过去20年忙碌的工作中坚持写作时,贾樟柯说,最重要的是他自己有写作的需要。电影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写一个剧本就需要半年以上,再加上找演员、拍摄、后期、发行、宣传,整个周期非常长,贾樟柯基本保持着每两年一部长片的产量,这个产量在业内也算是相当高的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每时每刻都会生出新的、不同的感受,这些感受不能都攒着用来拍电影,因此写作变成了贾樟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感抒发的渠道。

什么时候会有写作的冲动呢?“无非两种,一种是很难过、很痛苦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一写就明白了;另外一种恰好相反,是很高兴、很快乐的时候。”贾樟柯说道,“在这种日常的情感波动里面,我很幸运能够通过写作来抒发自己,所以我写的一部分文章是关于电影的,另一部分是生活中的所思所想和一些感悟。”

也有一些信手拈来的随感,后来变成了剧本。比如贾樟柯正在拍摄的新片《江湖儿女》就缘起于一次漫无目的的写作。“那天我思绪千丝万缕,特别想写作,但确实不知道想写什么,只好把纸和笔放在桌子上——最近我又恢复用纸和笔写作,因为我打字总分不清前后鼻音,打不快——有时候一晚上一个字都没写,有时候写了一夜,真正要写的东西突然来临了,前面写的都作废了,然后写下四个字——‘江湖儿女’,开始写第一场戏。”

贾樟柯在《江湖儿女》片场

在贾樟柯看来,电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依赖于技术,但语言和文字是与生俱来的。工业化生产的剧本分工很细,“编剧先想一个故事,写两页纸,然后逐步完善,完善好了,大家就一起讨论这个故事可不可拍,有没有价值,等到有人付钱了,就开始分场写大纲,分场大纲通过了再开始写剧本,剧本写好了再写台词,这种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也诞生过非常好的作品,好莱坞的电影大部分是这么写出来的”。但贾樟柯自己一直坚持并享受着一种“非计划性”的写作,他将这种创作方式比作种树:“挖个坑、栽树、浇水,也不在意它长歪了还是长斜了,长出四根树杈还是五根树杈。”

说是没有计划性,但从长片处女作《小武》开始,令贾樟柯兴奋的故事就绕不开两个元素——要么发生于一个特定的空间,要么便是有一些典型的人物形象。比如2004年的《世界》,就发生在一个超现实的、魔幻的微缩景观主题公园中,2006年的纪录片《东》和剧情片《三峡好人》则都是围绕着长江展开的故事,整个中国最繁忙的一条河流两岸的空间给了贾樟柯最初的写作冲动。

比空间更重要的是人物,在贾樟柯看来,电影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归根结底是在描述人,电影的创造性首先表现在对人的发现上。例如,小武的形象就曾让贾樟柯写得很入迷,他是社会转型期的小镇青年,一个在夹缝中求生的边缘人物,在创作小武的过程中,贾樟柯甚至想象了他的容貌和衣着。“我记得给小武做造型的时候,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西装一定要大一号,而且吊牌不要拆,另一点就是他的眼镜。我还记得,王宏伟(小武的饰演者)还说,这个眼镜不太对,像伍迪·艾伦的眼镜,我就说,谁说小偷不能像知识分子,我就是要拍一个像知识分子的小偷。”

王宏伟饰演的小武

2017年岁末,贾樟柯在重读契诃夫的小说,他收获了与20多岁初读契诃夫时完全不同的感受。“像《带小狗的女人》《脖子上的安娜》这些小说,都塑造了非常典型的人物,在他们身上聚集了那个时代所有的信息,而叙事的艺术恰恰就在于发现了一种新的人,塑造了一个新的形象。”

谈改变:“中国电影最缺的不是隐晦,而是坦率”

今年48岁的贾樟柯1970年出生于山西汾阳。父亲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母亲在糖业烟酒公司的一个门市部当售货员,还有一个比他大六岁的姐姐,是学校里的宣传队员,不怎么上课却常常演出,代表作是《火车向着韶山跑》。

贾樟柯8岁时,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给这个连铁路都不通的小县城带来了不少变化,其中就包括录像厅的出现。贾樟柯在录像厅里第一次看到了香港电影,看到了胡金铨的《龙门客栈》和《空山灵雨》,青春期的孩子看了武打片,身体里的能量无处释放,出了录像厅就找茬打架,这是贾樟柯记忆中的中学时光。

转型中的小县城是最初让贾樟柯产生表达欲的东西,这一主题贯穿于他创作生涯的第一个十年。“在我的第一个创作阶段中,我面临的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中国社会,它让我激动、随之震荡,于是产生了小武这样的人物形象,他在剧变中无所适从。包括《站台》也是如此,它讲的是1979到1989之间的十年,是我个人从一个八九岁的孩子长大成人的十年,也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十年。”

《站台》

拍完《三峡好人》之后,特别是在《海上传奇》中,贾樟柯开始把目光投向历史,随后他进入了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变革基本已经尘埃落定,于是我们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阶层开始固化,流动变得很难,再比如地区之间的差异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于是,我所关注或忧虑的问题,从变革本身转向了变革的结果。如果我们要继续往前走,就必须去面对和解决固化的问题。”

在《贾想II》收录的一篇与许知远的对谈中,贾樟柯也谈到了类似的观察,在他看来,《三峡好人》是一个临界点。“在拍《三峡好人》之前,我总体上对中国社会还是很乐观的,但在拍《三峡好人》的过程中,(我感到)越来越失望,因为当我真正深入到长江地区之后就发现,社会呈现出一种固化,并没有那么大的流动,大家就是从一个艰难生活流动到另一个艰难生活。无非是从重庆、长江流域,到东莞去打工,生活并没有本质的变化。”

《三峡好人》

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相对应的,是贾樟柯自己创作心态和创作手法上的变化,他从含蓄变得直接。在与许知远的对谈中,贾樟柯提到,《站台》的主题是中国剧烈变革的十年中,政治对普通人的影响,但这个主题基本上是通过电影、音乐等流行文化来曲折地、心照不宣地表现的。但从《天注定》开始,贾樟柯告诉自己要直接一点,因为中国电影在呈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时,最缺的不是隐晦,而是坦率。作为一个创作者,他不想再含沙射影、隔靴搔痒,不再去考虑一个片子拍完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于是,在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阶段,贾樟柯又拍出了一部“禁片”。

在《天注定》第一次主创会议上的讲话中,贾樟柯为这部电影这样“定调”:“没那么复杂,也不深刻,也不含蓄。总之,朴朴素素的,四块石头摆在草地上。不试图去感染别人,不解释不煽情不落泪,只是沉甸甸存在过,存在着。”

《天注定》中姜文饰演的大海

谈商业:“我怎么就成了资本家了?”

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贾樟柯听到了一些让他“特别不舒服”的“风评”。“很多人说,贾樟柯快变成资本家了,说这小子不热爱艺术了,每天在搞资本的事儿,我就有点生气,我每天都在阅读、写作,筹划新电影,怎么就成了资本家了?资本家也没什么不好,但我确实还是个艺术家。”贾樟柯说。

然而这种“风评”也不全是空穴来风,这一两年,贾樟柯的确和资本走得很近。2016年,贾樟柯创立了短片线上放映平台“柯首映”,每周通过微信公众号向订阅者推送两部来自世界各地、并且从未在中国内地放映过的优秀电影短片。在贾樟柯看来,短片是一个一种非常丰富而活泼的媒介,其中蕴藏了电影的很多可能性,它们大多是年轻人拍的,有很多新鲜的想法和对电影语言的实验。同时,国内又特别缺少短片的放映平台,观众也缺少观看短片的渠道,年轻的导演也缺少通过短片崭露头角的机会,于是贾樟柯就想做这件事情,做事就需要钱,就得去融资,就要跟资本打交道,于是贾樟柯就不可避免地,被扣上了“资本家”的帽子。

柯首映

如何看待青年导演的生存境况,是贾樟柯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他的观察是,资本的确为青年导演提供了更多机会,有各种各样的青年导演扶植计划为电影工业和青年导演搭建桥梁。同时,贾樟柯也认为,有一些生活阶段是逾越不了的,刚毕业的年轻人总要经历一段困难的日子,事业还没展开,也没有太多的收入来源,每个人都是从这个阶段走过来的,贾樟柯自己也不例外。

“我就在想,我那个时候在做什么。拍《小武》那年,除了拍戏,我还每周去北京电视台的一档儿童节目上演一次猴子。一周七天,我只要去演一天猴子,我就活下来了,就可以安静地写剧本,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困难。如果需要通过演猴子,让自己活下去,那就去演猴子啊,这也是创作嘛。”

直到今天,贾樟柯也依然需要时不时地“演一下猴子”:为了争取自由的创作空间,他需要在创作之外接拍商业广告;为了做“添翼计划”,投资拍摄青年导演的处女作,他需要接下一个巡回路演的工作,每周去一座城市演讲。因此,被扣上“资本家”帽子的贾樟柯有些忿忿不平,“其实我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电影在做,对于赚钱,我确实没有太大兴趣。”

然而这种向商业的“妥协”,有时还是会令他困惑。在与许知远的对谈中,贾樟柯谈到了最近这一两年他在工作中遇到的来自公众的压力和质疑。他将这些压力和质疑归结为三点:“第一,你的作品是不是在取悦西方人,是不是在为外国人拍电影,是否在出卖某种中国的现实和底层人民的生活来换取你个人的衣食无忧?第二就是面对市场的煎熬,说你的电影没人看,是一种脱离大众的自私的电影。第三个就是因为我要生存,每年拍大量的广告,我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成为一个受商业世界欢迎的人,商业化是否是一个污点?”

这些问题,或许会在下一个十年中继续困扰着贾樟柯,但显然,这些困惑并没有让他对商业却步。在谈到未来十年的工作计划时,贾樟柯表示,他正在筹备一部关于上世纪40年代香港的电影,名叫《双雄会》,这是一个需要好的制作团队、制作条件来支持的电影,他希望未来十年可以尝试一些挑战制作的题材。另外,他的首部VR电影也正在筹备中,剧本是关于网红的,“很久没有拍过年轻的女孩子了,我想拍直播时代的《海上花》”,贾樟柯这样说。

《贾想II》
贾樟柯 著  万佳欢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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