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人口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变化正在逼近某个敏感的临界点。也就是说，不出数年，中国将迎来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人口负增长”。2017年中国全年共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人口出生率也同样出现了下降，2017年人口出生率为12.43‰，2016年则为12.95‰。出生人口数量和人口出生率双双下降这一趋势令人不安。

出生人口减少的人口学原因是已婚育龄女性的人数有所减少，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的减少。2011 年我国育龄妇女数量达到峰值后开始减少，2015年15 岁-49 岁育龄妇女数量比上年减少约500万人，其中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约150万人。“十三五”期间，我国育龄妇女总量预计每年减少约500万人。据测算，中国18-44岁年轻人口2017年为5.48亿，2022年将降低到5.18亿，五年间将减少3000万人。生育母体人口的减少必然导致新生代出生人口的减少。

出生率下降的社会学解释是生育意愿和婚育文化的变迁。事实证明，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以“不婚不育、晚育独生”为基本特征的新型生育文化的影响不可小觑。过去二十年，中国女性的初育年龄已经从22岁推迟到26岁。2017年的生育主体人群基本上是80后90后了，她们基本上是独生子女，生育意愿普遍低弱，身为独生子女的她们也更倾向于选择做独生子女母亲，这是生育的社会遗传和文化惯性。

综合各家调研，目前中国整体平均的生育意愿大约在1.6-1.8，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而实际的生育水平还要显著低于生育意愿。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TFR）只有1.22，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进一步下降到1.18。2010年以后TFR持续低于1.3。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模式已然发生巨大的根本性变化，已经完全从“不让生”转变到“不想生”、“生不起”和“养不起”。中国人口生育水平有持续走低的趋势，在单独二孩以及全面二孩放开以来，生育率还是低迷，而且一孩生育率显著降低。

生育转变的规律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其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养老保障的完善，家庭规模小型化和结构核心化，避孕节育成为现代社会人们基本的生活方式，发展发挥出最佳避孕效果，生育率从高到低转变是全球化的趋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二，下山容易上山难，各国的经验表明，提高低生育率比降低高生育率难度更大。

其三，生育文化的力量大于生育政策的力量，文化对生育的影响更深刻也更持久。中国经验表明，生育文化作用于人们的观念，生育政策作用于人们的行为。一旦形成低生育文化，内生性低生育将很难逆转。

其四，根据中国的经验，实际生育率低于意愿生育率。长期以来，我国的生育政策首要的考量是“国情”而不是“民情”，是“经济”而不是“文化”，是以数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这个“数”一是人口总数，二是出生数量。

其五，在现代化过程中，生育观念越理性，生育积极性越弱，生育水平就越低。

其六，生育意愿甚至生育能力在代际之间有弱化的倾向和趋势。00后弱于90后，90后弱于80后，80后弱于70后，这与不同代际人口的成长环境和文化影响有关。从2000年开始，我们所观察到的中国低生育已经是内生性的。

所以说，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的意义虽大但作用很小。意义很大体现在终结了强制实施了35年之久的独生子女风险政策，拓宽了政策性生育的选择空间，虽然仍然只是部分的还权于民，但在理论上讲毕竟有益于人口的生态优化和均衡发展。作用很小是指仅仅依凭政策的有效放宽改变不了生育率低迷的状态，实现不了“适度低生育水平”的目标。全面二孩政策出台错过了政策调整的“战略机遇期”，机遇窗口从1990年代初中国生育率开始低于更替水平算起和开启，最晚到2010年《公开信》（1980年颁布）承诺的生育政策调整时点截止和关闭。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滞后于生育文化的转变。

中国早已开启意愿弱化型、成本约束型的“低生育模式”，掉入了内生性低生育陷阱。所以，全面二孩政策也和单独二孩政策一样会遭遇“全面遇冷”。2015年出生人口比2014年不增反降，减少32万。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比上一年增加131万人，也是2000年以来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根据此前有关方面的预判，全面两孩的政策效果体现有一定滞后性，应该在2017年之后逐步显现。2015年10月，有关部门曾称：全国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条件的夫妇约有9000万对，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今后几年出生人口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最高年份的出生人口预计超过2000万人。但2017年出生人口和出生率的双重下降说明，生育政策的放宽对生育行为的有利影响并不像预期得那么大，生育反弹的政策效应已经释放得差不多了。中国独特和快速的生育转变揭示了一个社会人口学的道理：文化的力量要大于政策的力量。

人口少子化是中国面临的元问题和大问题，其影响大于人口长寿化。因为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关乎社会总体的可持续发展。开始于1980年的我国人口少子化进程其人口学后果和社会经济后果逐渐显现。从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持续降低，2017年16至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019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9%。2016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9074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5.6%。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今后将逐步减少，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源优势和人口经济红利的消退。

2017年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双双下降再次证明中国进入了更深的低生育陷阱。随着社会整体性的转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进一步的人口转变将开启一个持续的低生育时代。即使假定中国生育率没有在1.3以下的超低水平，而是在1.5左右的水平上，那么在25-30年左右的世代更替时期里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要少30%以上，预期2025年前后开始人口负增长和人口大雪崩。我国总人口将持续减少，将从2017年的13.9亿下降到2067年的10亿略多，与此同时人口的年龄结构将高度老化。

在2017年出生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双降之时，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不会改变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的趋势。2016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6.7%，而2017年这一比例提高到17.3%。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百年大计是以“适度老龄化”为基本战略，提高对庞大老年人口的年轻人口支持力，创造条件鼓励生育，重建婚育文化，复兴中国人口，实现近更替水平生育率（TFR=1.8~2.5），实现人口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持续发展。

（穆光宗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