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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希望永远存在,不然早上我们又何须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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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希望永远存在,不然早上我们又何须起床?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经典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集,该剧集捕捉到了当下的政治气候。值此剧新一季回归前,她谈及了她的畅销作品、《使女的故事》和《双面格蕾丝》两部剧集以及她针对#MeToo运动的言论所受到的批评。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尽管我的内心世界可能很吸引人,但它幽深阴暗,我对它并无兴趣。”图片来源:Murdo Macleod

2017年绝对是属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一年,虽然她自称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新的一年才刚过没几周,她就又登上了新闻头条——原因是针对#Me Too运动发表了她那一贯尖锐的评论。《使女的故事》第二季将于今春回归,前八集剧本都已经她过目,她说看完剧本后兴奋得“连指甲都啃秃了”。虽然不管是当今世界,还是剧中的男性极权社会Gilead都未展现出任何变好的态势,但阿特伍德却愈发势不可挡。

2017年3月,《纽约客》赞她是“反乌托邦预言家”;由她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集《使女的故事》和《双面格蕾丝》均大获成功,使她在全世界声名鹊起——这样的情况对于小说家而言还不算太常见。她不仅担任了两部剧集的顾问,还在剧中客串出演:在《使女的故事》中,她饰演了一位嬷嬷,扇了女主角Offred(伊丽莎白·莫斯 饰)一巴掌;在《双面格蕾丝》中,她饰演了一个小角色,她的拖车上写有表明身份的字样“Disapproving Woman”(不赞成的女人)。不久之后,她又将赶往《使女的故事》位于多伦多的片场,担当该剧顾问。不过,这次她不再在剧中客串。她说,这种事情,经历“一次就足够了”。她的出演相当到位,她承认,“有时我会装作是一个吓人的老太婆。”随后模仿出可怕的口吻拖长了声音道,“是的,我的确会这样。”她还说,反乌托邦故事《使女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不远的将来,《双面格蕾丝》则是基于19世纪一场真实谋杀案的历史小说,两者同时获得如此成功纯属巧合。“不过,两者也有共通之处——其中都出现了系带女帽(bonnet)。”

阿特伍德说,“我并不是预言家。让我们暂时别那么想。预言讲述的实际上都是当下。科幻小说讲述的也已一定是当下。不然还能是什么?并没有什么未来。虽然有许多种可能性,但我们并不知道哪一种属于我们。”不过,她对自己预言得“如此准确感到遗憾”。阿特伍德额头颇高,一头卷发,有股超凡脱俗的气质。我(指本文作者,《卫报》书评编辑丽莎·阿勒代斯)和她在皮卡迪利广场的一间咖啡馆外见面,她戴着标志性的珠光色围巾和一串小骷髅头串成的项链,在人群中非常亮眼。

从雌雄同体的澳洲盲鰽,到《权力的游戏》,再到她正在为英国作家戴安娜·阿西尔的100岁生日制作的贺卡,我们俩的交谈内容无所不包。阿特伍德还有一重身份是鸟类学家——她既有喜鹊般的好奇心,也有隼一般精准的智慧与机敏。她说话声音独特,音调低沉。即便说话中提出修辞性的设问(比如“为什么是那样?”),语气也并不改变。我问道:如果美国建立起一个极权主义政权,这个政权将是何种模样?她回答道:《使女的故事》写于1984年的西柏林——没什么比那个时间地点下写下的小说能更好地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伊丽莎白·莫斯(最右)在改编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85年同名小说的剧集《使女的故事》中扮演女主角Offred。图片来源:George Kraychyk/Hulu

特朗普当选后,小说《使女的故事》重登畅销书榜单。街上出现了诸如“别让阿特伍德的虚构小说成真”的标语牌;在抗议反堕胎立法的静默示威中,出现了身着《使女的故事》中的红袍的女性。令阿特伍德觉得好笑的是,一些灵感取自《使女的故事》的服装甚至席卷了T台。事实上,剧中的红袍来源于1940年代荷兰人清洁水槽用的抹布,此物和女性魅力风马牛不相及。阿特伍德笔下的时代和奥威尔笔下的时代如出一辙,也和我们的这个时代相似——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阿特伍德惊人的先见之明连她自己也没法否认。她说“当然”时语气中透露出她人格的冷漠。虽然由Hulu改编的《使女的故事》在2017年的电视剧一众中脱颖而出,备受称赞,但还没能给观众那种触电般的震撼。Netflix的《双面格蕾丝》改编自她写于1996年的同名小说,原著涉及真相、回忆、串通等内容,剧情依赖于一个女子的证言,而该剧的推出恰逢哈维·韦恩斯坦性侵案爆发。特伍德出版于2008年的讲座丛书《债与偿》(Payback)也恰巧赶上了当时的次贷危机。该书本来是为了迁就出版商的日程而匆匆提前出版,却歪打正着。“大家都以为我知道什么。我自以为写的是一本关于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书。”

如今,阿特伍德成了名人,不过她自称自己“什么也没做”(她承认自己喜欢住在伦敦,因为在伦敦她不会经常被拦下要求合影)。“那些并非我的成就,都是其他人替我做秀,为我设计、出谋划策。”

阿特伍德去片场探班时讶异于演员们的全情投入。“他们的所有演出都不带妆。所有人都是。这就叫投入!”她还说,主演伊丽莎白·莫斯一天工作14个小时。“她告诉我,她的眼袋是真的。黑眼圈也是真的。”

关于《双面格蕾丝》的演员、编剧兼制作人萨拉·波莉,阿特伍德也说了一些暖心的话。该剧组幕后团队几乎是清一色的女性。萨拉·波莉在17岁那年就第一次给阿特伍德写信,希望能改编该小说。这场改编搁置了20年,萨拉·波莉终于改编了这部小说;在这20年间,萨拉·波莉自己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阿特伍德预言“这部剧将帮助她成就一番事业。”

《使女的故事》中的Gilead社会与当今社会惊人地相似。该剧坚持阿特伍德一贯的原则——不在作品中出现世上还没有的事物。比如,“1985年,在北美还尚未出现拿铁。”此外,现代恐怖元素的加入使该片的恐怖之处更合乎情理。关于剧中女性割礼的内容,阿特伍德说:“如果我把这样的内容放在1985年,人们可能就会不知所以然。不过现在他们知道了。”

我们已经习惯了反乌托邦灰暗残破的设定,该剧能让观众感到如此不适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怪异的美学——片中的奢华、寂静(被消音的车辆以及被放大到令人毛骨悚然的鸟鸣声)以及浓烈的色彩与强烈的光线。那么,剧中情景是否接近原作者的想象?阿特伍德回答道,“相当接近了。当然,我无法记得当时脑海中确切的图景。但我知道那个地方看起来该是什么样子,因为它真实地存在——就是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自我写书以来那里有一些变化,但住宅区的那些街道看起来基本上相同。”

在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双面格蕾丝》中扮演主角的莎拉·加顿。图片来源:Sabrina Lantos/Netflix

关于小说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女性解放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像1980年代某些基督教右派提倡的那样让女性待在家中是否可能?(如果可能,)“用什么方法?”“让她们成为繁殖后代的奴隶。”这是阿特伍德的回答。

虽然提到“性交”一词不可避免,但在阿特伍德面前用到这个词时需要小心。“我一定会说,‘你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比如,历史上曾有女权主义者反对使用唇膏、反对让变性女性进入女洗手间——这些观点我都不赞同。”上周末,她还曾因为加拿大《环球邮报》上的一篇专栏文章在推特上引发了激烈争执。她为此写了一篇题为“我是一名坏女权主义者么?”(Am I a bad feminist?)的文章,并在其中称#MeToo运动“体现了体制遭到破坏”。她补充道:“有这么几个选择:修补这个体系;避开这个体系;摧毁这个体系并用不同的体系完全替换它。在贫富不均不那么严重的国家,性侵事件更少,所以我们为什么不从这里入手呢?此外,美国的某些州想要剥夺妇女了解避孕知识、享受产前、产后护理的权利、剥夺她们的生育权并让她们无法获得维持生计的薪酬——这违反了基本人权,几乎是在给她们判死刑。但是,极权主义的Gilead社会甚至不会尊重任何普遍适用的人权。”

在阿特伍德的幻想小说中,中心议题是权力,不平等以及针对女性或其他任何群体的权力滥用。“我担心,对于许多人来说,我的作品就只关乎权力。一切并非出于对权力的渴望,而是出于恐惧。还记得《1984》中的Julia么?‘对茱莉亚下手!别对我下手!’”推特上的网民则称,(阿特伍德)“站在施暴方一边而非受害者一边。”

阿特伍德出版于1988年的小说《猫眼》写在《使女的故事》不久之后,被称为“写给女性的《蝇王》”。该书讲述了校园女生遭霸凌的问题,内容非常现实。她说,现如今的“男性权力机制相当简单、也很公开,等级制度鲜明,且很稳定。对于女性,一切就像是希拉里·曼特尔的《狼厅》中那样,隐蔽而错综复杂……你几乎没法想出为什么一个人突然变得受人欢迎,或是突然失去了人气。”

最近,阿特伍德见了一位年轻韩国女孩。这个女孩就读于英属哥伦比亚的一所女校,在学校里过得很糟糕。她在阿特伍德的《猫眼》中找到了慰藉。女孩的母亲称,女儿曾写下21岁前想做的4件事,并将写有愿望的纸收在了信封里。女孩对阿特伍德说,“其中一项愿望便是见你。现在这项愿望达成了。”说到这,阿特伍德喊道“天呐”,湛蓝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猫眼》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杨昊成 译
译林出版社 2002年4月

《猫眼》讲述了阿特伍德从加拿大乡村来到位于多伦多的学校的经历。不过,这本回忆录式的作品并不吸引她自己。她冷冷地说,“我对这世界上发生的事更有兴趣,而非我自己。尽管我的内心世界可能很吸引人,但它幽深阴暗,我对它并无兴趣。”

在过去60年中,阿特伍德几乎每年都要写一本书。她目前的课题是把她的系列漫画《猫鸟天使》改编成有声读物,其中,如何展现漫画中超级英雄猫鸟天使的羽毛裤这一问题有些棘手。不过,博学就是阿特伍德本人的超能力。“没人告诉我不能做某事。这就是秘诀。那时,在我所处的环境下,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专业人士,因此人们也就放手去做了。”那么,她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这是其中一点。”对于写作的时间和地点,她并不挑剔。“我喜欢滑雪,从坡上滑到坡底,滑完后我会改写很多内容。我从头改写时,作品的后面部分还在写作过程当中,这是为了让我自己能记住我都写了些什么。”

这样的写作过程让阿特伍德的写作显得格外自然,事实上,每有新人物诞生,她还会为他们列表。“我想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大了,防止弄混。”对于她来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出生在1939年本身,“这不容置疑。”在《使女的故事》涉及的奴隶制、塞林镇女巫审判、前苏联体制(还有其他很多东西)等等内容中,纳粹德国最能体现其核心——任何稳态都能在一夜之间被推翻。

阿特伍德还说,美国式民主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挑战。作为一个预言家,如今她的预言更积极,和以前完全不同。“这一切有什么好吃惊的么?看看美国的历史!拜托!现在人们对于美国抱有如此高期望的真正原因在于,美国给自己订立的目标是成为乌托邦——这并没能持续很久。美国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早就一语道破——清教徒登上美洲大陆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绞刑架和监狱。”

当下的局势或许“非常恐怖”,但我们“能否记得第一次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任何一刻?前50秒我们都在想象自己被核弹炸飞。恐怖也是分不同种类的”。

作为一名坚定的环保主义者,阿特伍德指责美国“引起社会动荡、引发战争和革命。如果人们感觉食不果腹,就会闹成这样。这是理所当然的”。

《使女的故事》第二季即将播出。对于主角Offred而言,有任何希望可言么?对于我们呢?阿特伍德提醒我,答案就在书中——在后记中写道,Gilead社会最终灭亡了。她说,“希望永远存在。不然,早上我们又何须起床?”而对于人之本性,她的回答是,“我们既能无私得惊人,也能做出最恶劣的暴行——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好年景里,我们就会有好的表现。”

(翻译:王宁远)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来源:卫报

原标题:Margaret Atwood: ‘I am not a prophet. Science fiction is really about now’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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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希望永远存在,不然早上我们又何须起床?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经典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集,该剧集捕捉到了当下的政治气候。值此剧新一季回归前,她谈及了她的畅销作品、《使女的故事》和《双面格蕾丝》两部剧集以及她针对#MeToo运动的言论所受到的批评。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尽管我的内心世界可能很吸引人,但它幽深阴暗,我对它并无兴趣。”图片来源:Murdo Macleod

2017年绝对是属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一年,虽然她自称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新的一年才刚过没几周,她就又登上了新闻头条——原因是针对#Me Too运动发表了她那一贯尖锐的评论。《使女的故事》第二季将于今春回归,前八集剧本都已经她过目,她说看完剧本后兴奋得“连指甲都啃秃了”。虽然不管是当今世界,还是剧中的男性极权社会Gilead都未展现出任何变好的态势,但阿特伍德却愈发势不可挡。

2017年3月,《纽约客》赞她是“反乌托邦预言家”;由她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集《使女的故事》和《双面格蕾丝》均大获成功,使她在全世界声名鹊起——这样的情况对于小说家而言还不算太常见。她不仅担任了两部剧集的顾问,还在剧中客串出演:在《使女的故事》中,她饰演了一位嬷嬷,扇了女主角Offred(伊丽莎白·莫斯 饰)一巴掌;在《双面格蕾丝》中,她饰演了一个小角色,她的拖车上写有表明身份的字样“Disapproving Woman”(不赞成的女人)。不久之后,她又将赶往《使女的故事》位于多伦多的片场,担当该剧顾问。不过,这次她不再在剧中客串。她说,这种事情,经历“一次就足够了”。她的出演相当到位,她承认,“有时我会装作是一个吓人的老太婆。”随后模仿出可怕的口吻拖长了声音道,“是的,我的确会这样。”她还说,反乌托邦故事《使女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不远的将来,《双面格蕾丝》则是基于19世纪一场真实谋杀案的历史小说,两者同时获得如此成功纯属巧合。“不过,两者也有共通之处——其中都出现了系带女帽(bonnet)。”

阿特伍德说,“我并不是预言家。让我们暂时别那么想。预言讲述的实际上都是当下。科幻小说讲述的也已一定是当下。不然还能是什么?并没有什么未来。虽然有许多种可能性,但我们并不知道哪一种属于我们。”不过,她对自己预言得“如此准确感到遗憾”。阿特伍德额头颇高,一头卷发,有股超凡脱俗的气质。我(指本文作者,《卫报》书评编辑丽莎·阿勒代斯)和她在皮卡迪利广场的一间咖啡馆外见面,她戴着标志性的珠光色围巾和一串小骷髅头串成的项链,在人群中非常亮眼。

从雌雄同体的澳洲盲鰽,到《权力的游戏》,再到她正在为英国作家戴安娜·阿西尔的100岁生日制作的贺卡,我们俩的交谈内容无所不包。阿特伍德还有一重身份是鸟类学家——她既有喜鹊般的好奇心,也有隼一般精准的智慧与机敏。她说话声音独特,音调低沉。即便说话中提出修辞性的设问(比如“为什么是那样?”),语气也并不改变。我问道:如果美国建立起一个极权主义政权,这个政权将是何种模样?她回答道:《使女的故事》写于1984年的西柏林——没什么比那个时间地点下写下的小说能更好地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伊丽莎白·莫斯(最右)在改编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85年同名小说的剧集《使女的故事》中扮演女主角Offred。图片来源:George Kraychyk/Hulu

特朗普当选后,小说《使女的故事》重登畅销书榜单。街上出现了诸如“别让阿特伍德的虚构小说成真”的标语牌;在抗议反堕胎立法的静默示威中,出现了身着《使女的故事》中的红袍的女性。令阿特伍德觉得好笑的是,一些灵感取自《使女的故事》的服装甚至席卷了T台。事实上,剧中的红袍来源于1940年代荷兰人清洁水槽用的抹布,此物和女性魅力风马牛不相及。阿特伍德笔下的时代和奥威尔笔下的时代如出一辙,也和我们的这个时代相似——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阿特伍德惊人的先见之明连她自己也没法否认。她说“当然”时语气中透露出她人格的冷漠。虽然由Hulu改编的《使女的故事》在2017年的电视剧一众中脱颖而出,备受称赞,但还没能给观众那种触电般的震撼。Netflix的《双面格蕾丝》改编自她写于1996年的同名小说,原著涉及真相、回忆、串通等内容,剧情依赖于一个女子的证言,而该剧的推出恰逢哈维·韦恩斯坦性侵案爆发。特伍德出版于2008年的讲座丛书《债与偿》(Payback)也恰巧赶上了当时的次贷危机。该书本来是为了迁就出版商的日程而匆匆提前出版,却歪打正着。“大家都以为我知道什么。我自以为写的是一本关于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书。”

如今,阿特伍德成了名人,不过她自称自己“什么也没做”(她承认自己喜欢住在伦敦,因为在伦敦她不会经常被拦下要求合影)。“那些并非我的成就,都是其他人替我做秀,为我设计、出谋划策。”

阿特伍德去片场探班时讶异于演员们的全情投入。“他们的所有演出都不带妆。所有人都是。这就叫投入!”她还说,主演伊丽莎白·莫斯一天工作14个小时。“她告诉我,她的眼袋是真的。黑眼圈也是真的。”

关于《双面格蕾丝》的演员、编剧兼制作人萨拉·波莉,阿特伍德也说了一些暖心的话。该剧组幕后团队几乎是清一色的女性。萨拉·波莉在17岁那年就第一次给阿特伍德写信,希望能改编该小说。这场改编搁置了20年,萨拉·波莉终于改编了这部小说;在这20年间,萨拉·波莉自己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阿特伍德预言“这部剧将帮助她成就一番事业。”

《使女的故事》中的Gilead社会与当今社会惊人地相似。该剧坚持阿特伍德一贯的原则——不在作品中出现世上还没有的事物。比如,“1985年,在北美还尚未出现拿铁。”此外,现代恐怖元素的加入使该片的恐怖之处更合乎情理。关于剧中女性割礼的内容,阿特伍德说:“如果我把这样的内容放在1985年,人们可能就会不知所以然。不过现在他们知道了。”

我们已经习惯了反乌托邦灰暗残破的设定,该剧能让观众感到如此不适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怪异的美学——片中的奢华、寂静(被消音的车辆以及被放大到令人毛骨悚然的鸟鸣声)以及浓烈的色彩与强烈的光线。那么,剧中情景是否接近原作者的想象?阿特伍德回答道,“相当接近了。当然,我无法记得当时脑海中确切的图景。但我知道那个地方看起来该是什么样子,因为它真实地存在——就是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自我写书以来那里有一些变化,但住宅区的那些街道看起来基本上相同。”

在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双面格蕾丝》中扮演主角的莎拉·加顿。图片来源:Sabrina Lantos/Netflix

关于小说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女性解放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像1980年代某些基督教右派提倡的那样让女性待在家中是否可能?(如果可能,)“用什么方法?”“让她们成为繁殖后代的奴隶。”这是阿特伍德的回答。

虽然提到“性交”一词不可避免,但在阿特伍德面前用到这个词时需要小心。“我一定会说,‘你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比如,历史上曾有女权主义者反对使用唇膏、反对让变性女性进入女洗手间——这些观点我都不赞同。”上周末,她还曾因为加拿大《环球邮报》上的一篇专栏文章在推特上引发了激烈争执。她为此写了一篇题为“我是一名坏女权主义者么?”(Am I a bad feminist?)的文章,并在其中称#MeToo运动“体现了体制遭到破坏”。她补充道:“有这么几个选择:修补这个体系;避开这个体系;摧毁这个体系并用不同的体系完全替换它。在贫富不均不那么严重的国家,性侵事件更少,所以我们为什么不从这里入手呢?此外,美国的某些州想要剥夺妇女了解避孕知识、享受产前、产后护理的权利、剥夺她们的生育权并让她们无法获得维持生计的薪酬——这违反了基本人权,几乎是在给她们判死刑。但是,极权主义的Gilead社会甚至不会尊重任何普遍适用的人权。”

在阿特伍德的幻想小说中,中心议题是权力,不平等以及针对女性或其他任何群体的权力滥用。“我担心,对于许多人来说,我的作品就只关乎权力。一切并非出于对权力的渴望,而是出于恐惧。还记得《1984》中的Julia么?‘对茱莉亚下手!别对我下手!’”推特上的网民则称,(阿特伍德)“站在施暴方一边而非受害者一边。”

阿特伍德出版于1988年的小说《猫眼》写在《使女的故事》不久之后,被称为“写给女性的《蝇王》”。该书讲述了校园女生遭霸凌的问题,内容非常现实。她说,现如今的“男性权力机制相当简单、也很公开,等级制度鲜明,且很稳定。对于女性,一切就像是希拉里·曼特尔的《狼厅》中那样,隐蔽而错综复杂……你几乎没法想出为什么一个人突然变得受人欢迎,或是突然失去了人气。”

最近,阿特伍德见了一位年轻韩国女孩。这个女孩就读于英属哥伦比亚的一所女校,在学校里过得很糟糕。她在阿特伍德的《猫眼》中找到了慰藉。女孩的母亲称,女儿曾写下21岁前想做的4件事,并将写有愿望的纸收在了信封里。女孩对阿特伍德说,“其中一项愿望便是见你。现在这项愿望达成了。”说到这,阿特伍德喊道“天呐”,湛蓝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猫眼》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杨昊成 译
译林出版社 2002年4月

《猫眼》讲述了阿特伍德从加拿大乡村来到位于多伦多的学校的经历。不过,这本回忆录式的作品并不吸引她自己。她冷冷地说,“我对这世界上发生的事更有兴趣,而非我自己。尽管我的内心世界可能很吸引人,但它幽深阴暗,我对它并无兴趣。”

在过去60年中,阿特伍德几乎每年都要写一本书。她目前的课题是把她的系列漫画《猫鸟天使》改编成有声读物,其中,如何展现漫画中超级英雄猫鸟天使的羽毛裤这一问题有些棘手。不过,博学就是阿特伍德本人的超能力。“没人告诉我不能做某事。这就是秘诀。那时,在我所处的环境下,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专业人士,因此人们也就放手去做了。”那么,她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这是其中一点。”对于写作的时间和地点,她并不挑剔。“我喜欢滑雪,从坡上滑到坡底,滑完后我会改写很多内容。我从头改写时,作品的后面部分还在写作过程当中,这是为了让我自己能记住我都写了些什么。”

这样的写作过程让阿特伍德的写作显得格外自然,事实上,每有新人物诞生,她还会为他们列表。“我想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大了,防止弄混。”对于她来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出生在1939年本身,“这不容置疑。”在《使女的故事》涉及的奴隶制、塞林镇女巫审判、前苏联体制(还有其他很多东西)等等内容中,纳粹德国最能体现其核心——任何稳态都能在一夜之间被推翻。

阿特伍德还说,美国式民主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挑战。作为一个预言家,如今她的预言更积极,和以前完全不同。“这一切有什么好吃惊的么?看看美国的历史!拜托!现在人们对于美国抱有如此高期望的真正原因在于,美国给自己订立的目标是成为乌托邦——这并没能持续很久。美国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早就一语道破——清教徒登上美洲大陆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绞刑架和监狱。”

当下的局势或许“非常恐怖”,但我们“能否记得第一次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任何一刻?前50秒我们都在想象自己被核弹炸飞。恐怖也是分不同种类的”。

作为一名坚定的环保主义者,阿特伍德指责美国“引起社会动荡、引发战争和革命。如果人们感觉食不果腹,就会闹成这样。这是理所当然的”。

《使女的故事》第二季即将播出。对于主角Offred而言,有任何希望可言么?对于我们呢?阿特伍德提醒我,答案就在书中——在后记中写道,Gilead社会最终灭亡了。她说,“希望永远存在。不然,早上我们又何须起床?”而对于人之本性,她的回答是,“我们既能无私得惊人,也能做出最恶劣的暴行——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好年景里,我们就会有好的表现。”

(翻译:王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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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报

原标题:Margaret Atwood: ‘I am not a prophet. Science fiction is really abou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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