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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变时代的学习焦虑:知识付费这门生意是二道贩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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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变时代的学习焦虑:知识付费这门生意是二道贩子吗?

知识付费未必真的能带来知识,它或许只是缓解人们知识焦虑的安慰剂。

两年前,随着付费语音问答平台“分答”的上线,“知识付费”成为了创投圈一个炙手可热的新名词。随后,罗辑思维推出了知识服务APP“得到”,豆瓣出品的音频节目“豆瓣时间”网罗了北岛、戴锦华等名家,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解读《金瓶梅》的音频课也在不久前正式落户“新世相读书会”。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投资机构和出版社、文化行业内的KOL(关键意见领袖),甚至大学教授、资深学者加入到知识付费的潮流之中;另一方面,这种对于“二手知识”的贩售和消费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知识精英纷纷站出来捍卫自己定义和占有知识的权力,谴责“无良”的“二道贩子”。

格非在“新世相读书会”开课讲《金瓶梅》

于是我们看到,在对知识付费的讨论中,“什么是知识”以及“是否存在一种获取知识的高尚方式”似乎是两个我们怎么也绕不过的话题,但同时,这又是两个难以回答——或者说,答案始终在变化——的问题。知识付费之所以争议不断,大概就是因为,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革新已经开始动摇了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传统认知,它带来的结果让一部分人慨叹人心不古,同时也让另一部分人如沐甘霖。技术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分享到从前属于少数人的“特权”,但这一过程又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对这种“特权”的解构。

因此,在搁置这两个问题的前提下,我们或许还有另一个角度能够介入知识付费这一话题——在今天这个时代,为什么爆发出了这样一种对于知识的强烈需求,或者说是一种普遍的知识焦虑。虽然这种焦虑被互联网和商家放大了,但我们又不能将其视为完全的虚妄。我们对知识的焦虑是如何产生的,以及知识付费的产品又是如何对症下药的,是这篇文章试图探讨的问题。

时间的生意:得时间者得利益

在2016-2017年的跨年演讲上,罗振宇提出了一个对他的商业版图十分重要的概念——国民总时间(GDT,Gross Domestic Time),他认为,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时间是一个“刚性约束资源”,一分一秒都多不出来。人们用来上网的时间也基本稳定在每周26.5小时,算到极限,中国有10亿网民,每人每天花5小时上网,那么互联网可以开采的国民总时间大概为18250亿小时。

根据罗振宇的观察,在国民总时间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商业竞争的本质是争夺消费者的时间,如果以时间作为唯一维度的话,电影、视频、游戏、直播,甚至度假都是竞争对手。但在争夺时间的同时,所有的行业也必须警觉:如果你向用户索取了过多的时间,用户支付不起,那么就很可能会离开你,选择更省时的消费方式。例如,电影业就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这样的危机,看电影需要用户支付整块时间,时长至少两小时,因此对于用户而言,这是一种时间风险很高的消费方式。一旦电影不好看,用户就损失了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

在这样的情况下,罗振宇认为,一个产品想要吸引用户只有两种办法:“一是让他上瘾,拖住他的时间;二是提供服务,优化他的时间。”可以说,罗辑思维做的,就是这样一种“时间的生意”。以罗辑思维2018年推出的年度重磅图书《枢纽》为例,“得到”APP上提供了“三种读懂《枢纽》”的方式,这三种方式是根据用户愿意投入的时间来设计的,分别是30分钟,12小时和一周:只愿意投入30分钟的用户,可以购买价值4.99元的“听书”服务;愿意投入12小时的用户,可以购买99元50讲的大师课,由《枢纽》一书的作者为你解读中国历史;而愿意投入一周时间的用户,可以直接在罗辑思维的电商下单售价99元的纸质书。这样的思路似乎贯穿了罗辑思维的大部分产品,就连罗振宇本人的跨年演讲,也有完整版、精华版和“一张图看懂”三个版本。

罗振宇在2018跨年演讲上力推《枢纽》

时间之宝贵是一个近代的概念,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们发明了一种新的计量时间的方式——时间等于金钱。这是基于资本主义逻辑的一种简单计算,以时间为单位的劳动转化成了商品,商品又可以转化成货币,因此,时间就等于金钱,浪费时间就相当于损失了钱。于是,我们在一件事情上投入时间,无异于一种投资,需要有一个投入产出的预期;同时,时间管理也变得像理财一样重要,成为了现代人必备的一项技能。用创业者和投资人的语言来说,罗辑思维的产品大概恰好抓住了这样一个“痛点”:人们学习的愿望和能够为学习投入的时间之间的严重不匹配,为知识快餐的生产者们创造了机会。

知识的焦虑:消费不等于学习

“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的观念古已有之,但它作为一个名词被正式提出,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终身学习”指的是一种对知识的终身追求,并且这种追求是自发的、自我激励的。“终身学习”的倡导者们认为,学习不应该局限于青少年时期和有形的课堂之内,它应该是一种贯穿一生、随时随地的习惯。近些年来,中国也出现了很多“终身学习”的倡导者,而科技的日新月异以及互联网对于旧有信息传播方式的颠覆,也使得不断更新知识库成为了人们在快节奏的当代生活中不掉队的必要条件,罗辑思维也将“和你一起终身学习”作为每期音频节目开头的口号。

但与这种大势相对的,是每个人每一项具体工作残酷的侵占性:人们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加班成了家常便饭,工作以外的时间也难逃电话微信的轰炸。在这种现状下,人们学习的动力和要求或许并不来自工作本身,而来自一种矛盾。一边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的机械、重复和缺乏创造性,另一边是社会和人类生存境遇的剧烈变动;前者消耗、麻木着人们的身体、精神和智识,后者则要求我们迅速理解和消化每天刷新的新现实与新信息;前者要求人们服从、安于自己的分工,后者则需要人们独立思考、有全局观。这种矛盾是具身性的,它构成了一种普遍的焦虑。于是很多人感到自己需要“学习”,“学习”成为了一个“工作洞”的出口,一种对异化状态的抵抗。

城市夜晚灯火通明的写字楼

这里的“学习”之所以需要加上引号,是因为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习,更准确地说,它是对学习产品的消费。在今天的中国,一切结构性的焦虑最终似乎都不可避免地导向消费,仿佛消费是一切时代病症的万灵药。罗辑思维和其他一系列知识付费平台开出的也是这样一剂万灵药:当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妨碍了你的全面发展,最直接、最高效的选择,就是去购买它们的学习产品。

在2016年罗振宇与许知远的一次对谈中,许知远将这种学习产品称为“知识胶囊”——“把知识装在一个胶囊里,像速效救心丸一样,让人吃下去。”而事实上,这种“知识胶囊”很可能只是安慰剂,它未必真的能带来知识,但是它可以缓解人们的知识焦虑。当你花钱购买了一套价值99元的中国历史课,是否仿佛通读了中国历史?知识是可以购买的,也不就是“知识付费”的字面含义,同时也是终极要义吗?

后阅读时代:听书听出来的“知道分子”

无论对于罗辑思维还是其他知识付费平台而言,“听书”都是一项最基础的服务,于是我们得以见证人类最古老的知识媒介——书籍在互联网时代的独特命运。今天,一本书刚下了印刷厂的流水线,又马上被送上另一条生产线,进行再加工。当然,能被送上这条生产线的通常是浩瀚书海中的“幸运儿”,这往往意味着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其他“平庸书籍”的销量和名声。这条生产线同样分工明确:先有一位“缩书”作者,官方的称谓叫“解读者”,将一本几百页的书提炼为一篇一万字以内的说书稿;接着有一名专门负责“口语化”的编辑,对其中的书面语进行“软化”;最后有一位“声优”,将说书稿的内容录成音频。哦对了,有时候还会有一名负责绘制“导图”的平面设计师,力争用一张图让你读懂一本书。

就这样,一本书经过再加工,成为了一个知识付费的产品,以约为人民币5元的价格,出售给有终身学习愿望的“白领精英”。不要小看这些读书产品,它们并不是对书籍内容的简单缩写,不是导读,甚至不是书籍的附庸,它们是完整的、独立的产品,代表了这个时代最畅销的知识快餐的标准配方:首先,要把一本书的内容装进三到四个模块,结构一定要清晰,每个模块结尾要有明确的总结句;其次,所有的专有名词都要掰开了揉碎了解释、去陌生化,扫除读者可能遇到的一切障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书中的所谓“亮点、卖点”一定要反复强调、加深记忆,达到学生时代老师考前划重点的效果。

与直接阅读一本书的体验相比,这些“听书”产品大概有两个优势:首先,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听书”的目标用户是所谓的“城市白领精英”,他们不仅工作忙,而且普遍没有阅读习惯,阅读速度慢,对于他们来说,从封面到封底读完一本书是一项浩大工程,“听书”则可以利用起工作间隙的零散时间,在上班路上或者健身房里学习;其次,“听书”服务帮用户提炼出了一本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社交场合中可以信手拈来、惊艳四座的观点和金句,在一些音频的文字稿中,甚至直接标注了“开会时可引用”这类字样。换言之,“听书”服务将书中的知识精准地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而占有文化资本的多少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应着人们所属的社会阶层以及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新世相读书会”推出的听书服务

于是,在为用户节省时间的同时,知识付费的创业者们还将“学习”本身打造为了一种带有阶级标识的生活方式,一种时尚。生活方式,更准确地说是消费的方式,已经成为了当今中国最有效的阶级符号。回顾过去一年,引起病毒式传播和讨论的热点话题,几乎都逃不出生活方式的范畴,从《我的前半生》里马伊琍和袁泉的衣品,到朋友圈里刷屏的网易云音乐歌单,再到网红店门口排起的长队,人们需要不断通过相互区分、制造对立面来守卫自己的阶级边界,对知识的消费当然也不例外。

从这一角度看,知识付费本身也是消费升级的一部分,它将一个人孤独、艰苦的阅读,变成了一种轻松时髦的“听书”体验,并且正在继续升级,请作者、名家来为读者讲书、上音频课正是知识付费的最新转向。

无论知识付费是否能一直占据创业的风口,可以肯定的是,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投入将会继续改变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也将会继续挑战我们对知识的定义,同样,知识的作用和价值也会不断被重估。如果可以在文章的结尾开一个脑洞,那么我好奇的是:知识付费会不会是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面临的知识革命的一场小小预演?当人工智能大规模地应用于各行各业,求知是否还有意义?当人类赛博格化到了学习就如同复制粘贴那么简单,谁又会成为第一个全知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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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变时代的学习焦虑:知识付费这门生意是二道贩子吗?

知识付费未必真的能带来知识,它或许只是缓解人们知识焦虑的安慰剂。

两年前,随着付费语音问答平台“分答”的上线,“知识付费”成为了创投圈一个炙手可热的新名词。随后,罗辑思维推出了知识服务APP“得到”,豆瓣出品的音频节目“豆瓣时间”网罗了北岛、戴锦华等名家,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解读《金瓶梅》的音频课也在不久前正式落户“新世相读书会”。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投资机构和出版社、文化行业内的KOL(关键意见领袖),甚至大学教授、资深学者加入到知识付费的潮流之中;另一方面,这种对于“二手知识”的贩售和消费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知识精英纷纷站出来捍卫自己定义和占有知识的权力,谴责“无良”的“二道贩子”。

格非在“新世相读书会”开课讲《金瓶梅》

于是我们看到,在对知识付费的讨论中,“什么是知识”以及“是否存在一种获取知识的高尚方式”似乎是两个我们怎么也绕不过的话题,但同时,这又是两个难以回答——或者说,答案始终在变化——的问题。知识付费之所以争议不断,大概就是因为,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革新已经开始动摇了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传统认知,它带来的结果让一部分人慨叹人心不古,同时也让另一部分人如沐甘霖。技术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分享到从前属于少数人的“特权”,但这一过程又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对这种“特权”的解构。

因此,在搁置这两个问题的前提下,我们或许还有另一个角度能够介入知识付费这一话题——在今天这个时代,为什么爆发出了这样一种对于知识的强烈需求,或者说是一种普遍的知识焦虑。虽然这种焦虑被互联网和商家放大了,但我们又不能将其视为完全的虚妄。我们对知识的焦虑是如何产生的,以及知识付费的产品又是如何对症下药的,是这篇文章试图探讨的问题。

时间的生意:得时间者得利益

在2016-2017年的跨年演讲上,罗振宇提出了一个对他的商业版图十分重要的概念——国民总时间(GDT,Gross Domestic Time),他认为,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时间是一个“刚性约束资源”,一分一秒都多不出来。人们用来上网的时间也基本稳定在每周26.5小时,算到极限,中国有10亿网民,每人每天花5小时上网,那么互联网可以开采的国民总时间大概为18250亿小时。

根据罗振宇的观察,在国民总时间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商业竞争的本质是争夺消费者的时间,如果以时间作为唯一维度的话,电影、视频、游戏、直播,甚至度假都是竞争对手。但在争夺时间的同时,所有的行业也必须警觉:如果你向用户索取了过多的时间,用户支付不起,那么就很可能会离开你,选择更省时的消费方式。例如,电影业就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这样的危机,看电影需要用户支付整块时间,时长至少两小时,因此对于用户而言,这是一种时间风险很高的消费方式。一旦电影不好看,用户就损失了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

在这样的情况下,罗振宇认为,一个产品想要吸引用户只有两种办法:“一是让他上瘾,拖住他的时间;二是提供服务,优化他的时间。”可以说,罗辑思维做的,就是这样一种“时间的生意”。以罗辑思维2018年推出的年度重磅图书《枢纽》为例,“得到”APP上提供了“三种读懂《枢纽》”的方式,这三种方式是根据用户愿意投入的时间来设计的,分别是30分钟,12小时和一周:只愿意投入30分钟的用户,可以购买价值4.99元的“听书”服务;愿意投入12小时的用户,可以购买99元50讲的大师课,由《枢纽》一书的作者为你解读中国历史;而愿意投入一周时间的用户,可以直接在罗辑思维的电商下单售价99元的纸质书。这样的思路似乎贯穿了罗辑思维的大部分产品,就连罗振宇本人的跨年演讲,也有完整版、精华版和“一张图看懂”三个版本。

罗振宇在2018跨年演讲上力推《枢纽》

时间之宝贵是一个近代的概念,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们发明了一种新的计量时间的方式——时间等于金钱。这是基于资本主义逻辑的一种简单计算,以时间为单位的劳动转化成了商品,商品又可以转化成货币,因此,时间就等于金钱,浪费时间就相当于损失了钱。于是,我们在一件事情上投入时间,无异于一种投资,需要有一个投入产出的预期;同时,时间管理也变得像理财一样重要,成为了现代人必备的一项技能。用创业者和投资人的语言来说,罗辑思维的产品大概恰好抓住了这样一个“痛点”:人们学习的愿望和能够为学习投入的时间之间的严重不匹配,为知识快餐的生产者们创造了机会。

知识的焦虑:消费不等于学习

“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的观念古已有之,但它作为一个名词被正式提出,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终身学习”指的是一种对知识的终身追求,并且这种追求是自发的、自我激励的。“终身学习”的倡导者们认为,学习不应该局限于青少年时期和有形的课堂之内,它应该是一种贯穿一生、随时随地的习惯。近些年来,中国也出现了很多“终身学习”的倡导者,而科技的日新月异以及互联网对于旧有信息传播方式的颠覆,也使得不断更新知识库成为了人们在快节奏的当代生活中不掉队的必要条件,罗辑思维也将“和你一起终身学习”作为每期音频节目开头的口号。

但与这种大势相对的,是每个人每一项具体工作残酷的侵占性:人们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加班成了家常便饭,工作以外的时间也难逃电话微信的轰炸。在这种现状下,人们学习的动力和要求或许并不来自工作本身,而来自一种矛盾。一边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的机械、重复和缺乏创造性,另一边是社会和人类生存境遇的剧烈变动;前者消耗、麻木着人们的身体、精神和智识,后者则要求我们迅速理解和消化每天刷新的新现实与新信息;前者要求人们服从、安于自己的分工,后者则需要人们独立思考、有全局观。这种矛盾是具身性的,它构成了一种普遍的焦虑。于是很多人感到自己需要“学习”,“学习”成为了一个“工作洞”的出口,一种对异化状态的抵抗。

城市夜晚灯火通明的写字楼

这里的“学习”之所以需要加上引号,是因为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习,更准确地说,它是对学习产品的消费。在今天的中国,一切结构性的焦虑最终似乎都不可避免地导向消费,仿佛消费是一切时代病症的万灵药。罗辑思维和其他一系列知识付费平台开出的也是这样一剂万灵药:当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妨碍了你的全面发展,最直接、最高效的选择,就是去购买它们的学习产品。

在2016年罗振宇与许知远的一次对谈中,许知远将这种学习产品称为“知识胶囊”——“把知识装在一个胶囊里,像速效救心丸一样,让人吃下去。”而事实上,这种“知识胶囊”很可能只是安慰剂,它未必真的能带来知识,但是它可以缓解人们的知识焦虑。当你花钱购买了一套价值99元的中国历史课,是否仿佛通读了中国历史?知识是可以购买的,也不就是“知识付费”的字面含义,同时也是终极要义吗?

后阅读时代:听书听出来的“知道分子”

无论对于罗辑思维还是其他知识付费平台而言,“听书”都是一项最基础的服务,于是我们得以见证人类最古老的知识媒介——书籍在互联网时代的独特命运。今天,一本书刚下了印刷厂的流水线,又马上被送上另一条生产线,进行再加工。当然,能被送上这条生产线的通常是浩瀚书海中的“幸运儿”,这往往意味着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其他“平庸书籍”的销量和名声。这条生产线同样分工明确:先有一位“缩书”作者,官方的称谓叫“解读者”,将一本几百页的书提炼为一篇一万字以内的说书稿;接着有一名专门负责“口语化”的编辑,对其中的书面语进行“软化”;最后有一位“声优”,将说书稿的内容录成音频。哦对了,有时候还会有一名负责绘制“导图”的平面设计师,力争用一张图让你读懂一本书。

就这样,一本书经过再加工,成为了一个知识付费的产品,以约为人民币5元的价格,出售给有终身学习愿望的“白领精英”。不要小看这些读书产品,它们并不是对书籍内容的简单缩写,不是导读,甚至不是书籍的附庸,它们是完整的、独立的产品,代表了这个时代最畅销的知识快餐的标准配方:首先,要把一本书的内容装进三到四个模块,结构一定要清晰,每个模块结尾要有明确的总结句;其次,所有的专有名词都要掰开了揉碎了解释、去陌生化,扫除读者可能遇到的一切障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书中的所谓“亮点、卖点”一定要反复强调、加深记忆,达到学生时代老师考前划重点的效果。

与直接阅读一本书的体验相比,这些“听书”产品大概有两个优势:首先,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听书”的目标用户是所谓的“城市白领精英”,他们不仅工作忙,而且普遍没有阅读习惯,阅读速度慢,对于他们来说,从封面到封底读完一本书是一项浩大工程,“听书”则可以利用起工作间隙的零散时间,在上班路上或者健身房里学习;其次,“听书”服务帮用户提炼出了一本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社交场合中可以信手拈来、惊艳四座的观点和金句,在一些音频的文字稿中,甚至直接标注了“开会时可引用”这类字样。换言之,“听书”服务将书中的知识精准地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而占有文化资本的多少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应着人们所属的社会阶层以及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新世相读书会”推出的听书服务

于是,在为用户节省时间的同时,知识付费的创业者们还将“学习”本身打造为了一种带有阶级标识的生活方式,一种时尚。生活方式,更准确地说是消费的方式,已经成为了当今中国最有效的阶级符号。回顾过去一年,引起病毒式传播和讨论的热点话题,几乎都逃不出生活方式的范畴,从《我的前半生》里马伊琍和袁泉的衣品,到朋友圈里刷屏的网易云音乐歌单,再到网红店门口排起的长队,人们需要不断通过相互区分、制造对立面来守卫自己的阶级边界,对知识的消费当然也不例外。

从这一角度看,知识付费本身也是消费升级的一部分,它将一个人孤独、艰苦的阅读,变成了一种轻松时髦的“听书”体验,并且正在继续升级,请作者、名家来为读者讲书、上音频课正是知识付费的最新转向。

无论知识付费是否能一直占据创业的风口,可以肯定的是,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投入将会继续改变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也将会继续挑战我们对知识的定义,同样,知识的作用和价值也会不断被重估。如果可以在文章的结尾开一个脑洞,那么我好奇的是:知识付费会不会是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面临的知识革命的一场小小预演?当人工智能大规模地应用于各行各业,求知是否还有意义?当人类赛博格化到了学习就如同复制粘贴那么简单,谁又会成为第一个全知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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