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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特供·原乡人|大伯与滨海新区的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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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特供·原乡人|大伯与滨海新区的半个世纪

“大学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就好像在临发车前登上了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

在还没有滨海新区,甚至还没有天津开发区之前,我家住的那片区域叫塘沽,曾经的几大支柱产业是制盐、化工、造船和石油,每个产业都有一个大国企,能进入这些大国企,是当年最惹人艳羡的工作,比如我妈妈,就曾在厂系统的下属学校教书,而今天故事的主角,我的大伯,曾在塘沽的新河船厂做过八年钳工。

新河船厂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老厂,建于清末洋务运动时期,是为了修理北洋水师的舰船而由李鸿章主持建立的,当时叫“大沽船坞”。除了修造舰船之外,大沽船坞还是中国近代北方重要的军械制造厂,1949年收归国有之后,更名为“新河船厂”。

在上世纪70年代,新河船厂是中国两大以工程船舶修造为主的船厂之一。一艘工程船的修理周期大约是三四个月,工程船一般在冬季河面冰封之间进厂,排好位置,等河面冻住,船的位置也固定下来,修理季就正式开始,等到来年河水开化了,船再驶走。

进入新河船厂做钳工的时候,大伯才16岁。出生于1954年的他,小学没毕业就赶上了文革,“忽然有一天老师就成了牛鬼蛇神,被架在椅子上批斗,从小学校灌输的那些要做科学家、解放军的理想,一瞬间就破灭了,然后社会就乱了,学校也停课了”,不明就里的小孩子在没学可上的放羊状态下度过了两年。

“后来就复课闹革命了,我就进入了中学,但是没上两天课就被拉去农村学农了,回来之后又没上两天课又去化工厂学工了,在中学一共待了不到两年。等到‘老三届’都上山下乡了,城里的企业开始缺人,我们这届命运比较好,没有下乡,被分配到工厂里做工人。”

新河船厂轮机团支部合影,最后一排右二为大伯

工人也分三六九等,钳工算是地位很高的。“钳工是船厂里的五大技术工种(车工、钳工、铆工、电工、焊工)之一,而且我是轮机钳工,也就是主力生产车间里的钳工,不是负责厂里生产设备正常运转的保全钳工。”做学徒的三年,大伯的工资从第一年的每月17块,涨到第三年的每月21块,出师了之后开始拿每月41块一毛三的固定工资,一直到1978年,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

大伯听到自己被大学录取的消息时,正在机舱里修船,1978年的盛夏八月,烈日将船板都晒得滚烫,他以为是报信的同事搞恶作剧捉弄他,还很气恼。几天前,他的高考成绩单已经寄到了厂里,领导告诉他,他只考了200多分,肯定和大学无缘了。

1977年冬天,大伯就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这次考试是地方自主命题的,因为数学是零分,他落榜了。到了1978年夏天,第一次全国统考的时候,他就打了退堂鼓,一方面,在当时的他看来,船厂的钳工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另一方面,小学都没毕业的他怕再次落榜,丢了面子,在家人和朋友的劝说下,才勉强去报了名。

他的梦想是考大连工学院(现在的大连理工大学),那里是当时中国学船舶制造最好的学校,其次是武汉水运学院(现在的武汉理工大学),但是因为数学不行,他只有放弃他当时的专业,选择唯一不看数学成绩的外语学院,于是,第二次参加高考时,他顺利考上了天津外语学院日语系。

大伯(左一)在天津外语学院

说到他选择的日语专业,还有一段渊源。1976年,船厂接了一艘日本船的维修工作,全部的机械说明书都是日文的,但船厂里没有一个懂日语的技术员。“当然我们可以凭借以往的经验来修,也没问题,但我就认为说明书读不懂,很多技术就学不到,别人都看不懂,我能看懂的话,我就比他们都厉害。”凭着这点年轻人的好胜心,大伯在职工夜大学了一年多的日语,直到能凑合翻着字典,看懂说明书。没想到高考的时候,这一点日语基础就派上了用场。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外语人才十分紧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外院毕业生的出路是极好的,“三分之一留大学,三分之一进政府,三分之一去外事系统,大学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就好像在临发车前登上了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大伯毕业后留校做了四年老师,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进入天津市政府外事办事处,开始了体制内的生涯。

来到外事办事处的第二年,他就被派往与天津是友好城市的神户学习,到神户市政府国际处工作。这次出国,颠覆了他从小到大受过教育,“我第一次开始理解政治体制、社会构造和国际关系都是怎么回事,第一次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当被问到,当时的日本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大伯说,“跟现在一模一样,物价都没变,当时一碗面条三四百日元,现在还差不多是这个价钱”。

从日本回来的转年,他就作为援藏干部被派往拉萨,经历了一天一地的落差。“机关里的人没人愿意去援藏,我们这些去了的人,都是领导提出来之后不好意思拒绝的老实人”。他记得很清楚,上青藏高原的那天是1988年的10月29日,是他34岁的生日,“拉萨是一个横贯东西的山谷,每年十月穿过山谷的风就来了,空气中的含氧量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刚上去的时候是高原反应非常严重”。

援藏期间与布达拉宫合影

两年多的援藏生活异常艰苦,他们住的地方经常停电,洗不了澡,蔬菜供应几乎全靠空运,导致菜价很高,除了吃机关食堂之外,只能吃方便面和午餐肉罐头这类方便食品。

由于性格耿直,不善人际交往,大伯的仕途起点很高却算不上顺利,此后的十多年,“提不上去”经常是家庭聚会上的话题,但离开体制内对当时的人们来说,依然是一个冒险的决定。2000年,日本著名的半导体集团罗姆株式会社要在天津开发区投资建厂,大伯作为外事人员参与了接待工作,当得知罗姆集团正在寻找天津的机构负责人的时候,他看到了机会。于是,他成为了罗姆中国的第一个员工,“从选址建厂开始,买了第一张桌子、第一把椅子、第一部车,就这样一点点干起来……”

离开体制内,也意味着离开了市区,他又回到了塘沽的地界上,只是彼时,老国企的辉煌早已不再,这里已经成为了外企林立的开发区。几年之后,又并入了当时颇为高调的滨海新区。

与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罗姆公司曾多次赞助其中国巡演

近两年,唱衰天津经济的声音不断,滨海新区的没落首当其冲。在滨海新区的外企工作了十几年的大伯也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是我们企业没干好,另一方面也是滨海新区没有调整好产业结构。外资进来的时候,看重的是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但是这些年来,劳动力成本增速过快,尤其是《劳动法》出台之后,国内的企业可以不严格执行,但外企是一定会执行的。再加上企业文化和理念不同,外企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在环境和公益上也有大量的投入,这就导致企业的经营成本一下子高了很多。”

据大伯观察,现在的滨海新区,已经离开的外企大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它们的下一站是东南亚,但对于罗姆这类企业来说,东南亚并不是更好的选择,因为东南亚的劳动力素质不如中国,再加上道路、物流、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达不到高精尖制造业的要求,这些企业在减少在中国投入的同时,对于去留仍持观望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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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特供·原乡人|大伯与滨海新区的半个世纪

“大学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就好像在临发车前登上了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

在还没有滨海新区,甚至还没有天津开发区之前,我家住的那片区域叫塘沽,曾经的几大支柱产业是制盐、化工、造船和石油,每个产业都有一个大国企,能进入这些大国企,是当年最惹人艳羡的工作,比如我妈妈,就曾在厂系统的下属学校教书,而今天故事的主角,我的大伯,曾在塘沽的新河船厂做过八年钳工。

新河船厂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老厂,建于清末洋务运动时期,是为了修理北洋水师的舰船而由李鸿章主持建立的,当时叫“大沽船坞”。除了修造舰船之外,大沽船坞还是中国近代北方重要的军械制造厂,1949年收归国有之后,更名为“新河船厂”。

在上世纪70年代,新河船厂是中国两大以工程船舶修造为主的船厂之一。一艘工程船的修理周期大约是三四个月,工程船一般在冬季河面冰封之间进厂,排好位置,等河面冻住,船的位置也固定下来,修理季就正式开始,等到来年河水开化了,船再驶走。

进入新河船厂做钳工的时候,大伯才16岁。出生于1954年的他,小学没毕业就赶上了文革,“忽然有一天老师就成了牛鬼蛇神,被架在椅子上批斗,从小学校灌输的那些要做科学家、解放军的理想,一瞬间就破灭了,然后社会就乱了,学校也停课了”,不明就里的小孩子在没学可上的放羊状态下度过了两年。

“后来就复课闹革命了,我就进入了中学,但是没上两天课就被拉去农村学农了,回来之后又没上两天课又去化工厂学工了,在中学一共待了不到两年。等到‘老三届’都上山下乡了,城里的企业开始缺人,我们这届命运比较好,没有下乡,被分配到工厂里做工人。”

新河船厂轮机团支部合影,最后一排右二为大伯

工人也分三六九等,钳工算是地位很高的。“钳工是船厂里的五大技术工种(车工、钳工、铆工、电工、焊工)之一,而且我是轮机钳工,也就是主力生产车间里的钳工,不是负责厂里生产设备正常运转的保全钳工。”做学徒的三年,大伯的工资从第一年的每月17块,涨到第三年的每月21块,出师了之后开始拿每月41块一毛三的固定工资,一直到1978年,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

大伯听到自己被大学录取的消息时,正在机舱里修船,1978年的盛夏八月,烈日将船板都晒得滚烫,他以为是报信的同事搞恶作剧捉弄他,还很气恼。几天前,他的高考成绩单已经寄到了厂里,领导告诉他,他只考了200多分,肯定和大学无缘了。

1977年冬天,大伯就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这次考试是地方自主命题的,因为数学是零分,他落榜了。到了1978年夏天,第一次全国统考的时候,他就打了退堂鼓,一方面,在当时的他看来,船厂的钳工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另一方面,小学都没毕业的他怕再次落榜,丢了面子,在家人和朋友的劝说下,才勉强去报了名。

他的梦想是考大连工学院(现在的大连理工大学),那里是当时中国学船舶制造最好的学校,其次是武汉水运学院(现在的武汉理工大学),但是因为数学不行,他只有放弃他当时的专业,选择唯一不看数学成绩的外语学院,于是,第二次参加高考时,他顺利考上了天津外语学院日语系。

大伯(左一)在天津外语学院

说到他选择的日语专业,还有一段渊源。1976年,船厂接了一艘日本船的维修工作,全部的机械说明书都是日文的,但船厂里没有一个懂日语的技术员。“当然我们可以凭借以往的经验来修,也没问题,但我就认为说明书读不懂,很多技术就学不到,别人都看不懂,我能看懂的话,我就比他们都厉害。”凭着这点年轻人的好胜心,大伯在职工夜大学了一年多的日语,直到能凑合翻着字典,看懂说明书。没想到高考的时候,这一点日语基础就派上了用场。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外语人才十分紧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外院毕业生的出路是极好的,“三分之一留大学,三分之一进政府,三分之一去外事系统,大学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就好像在临发车前登上了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大伯毕业后留校做了四年老师,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进入天津市政府外事办事处,开始了体制内的生涯。

来到外事办事处的第二年,他就被派往与天津是友好城市的神户学习,到神户市政府国际处工作。这次出国,颠覆了他从小到大受过教育,“我第一次开始理解政治体制、社会构造和国际关系都是怎么回事,第一次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当被问到,当时的日本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大伯说,“跟现在一模一样,物价都没变,当时一碗面条三四百日元,现在还差不多是这个价钱”。

从日本回来的转年,他就作为援藏干部被派往拉萨,经历了一天一地的落差。“机关里的人没人愿意去援藏,我们这些去了的人,都是领导提出来之后不好意思拒绝的老实人”。他记得很清楚,上青藏高原的那天是1988年的10月29日,是他34岁的生日,“拉萨是一个横贯东西的山谷,每年十月穿过山谷的风就来了,空气中的含氧量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刚上去的时候是高原反应非常严重”。

援藏期间与布达拉宫合影

两年多的援藏生活异常艰苦,他们住的地方经常停电,洗不了澡,蔬菜供应几乎全靠空运,导致菜价很高,除了吃机关食堂之外,只能吃方便面和午餐肉罐头这类方便食品。

由于性格耿直,不善人际交往,大伯的仕途起点很高却算不上顺利,此后的十多年,“提不上去”经常是家庭聚会上的话题,但离开体制内对当时的人们来说,依然是一个冒险的决定。2000年,日本著名的半导体集团罗姆株式会社要在天津开发区投资建厂,大伯作为外事人员参与了接待工作,当得知罗姆集团正在寻找天津的机构负责人的时候,他看到了机会。于是,他成为了罗姆中国的第一个员工,“从选址建厂开始,买了第一张桌子、第一把椅子、第一部车,就这样一点点干起来……”

离开体制内,也意味着离开了市区,他又回到了塘沽的地界上,只是彼时,老国企的辉煌早已不再,这里已经成为了外企林立的开发区。几年之后,又并入了当时颇为高调的滨海新区。

与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罗姆公司曾多次赞助其中国巡演

近两年,唱衰天津经济的声音不断,滨海新区的没落首当其冲。在滨海新区的外企工作了十几年的大伯也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是我们企业没干好,另一方面也是滨海新区没有调整好产业结构。外资进来的时候,看重的是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但是这些年来,劳动力成本增速过快,尤其是《劳动法》出台之后,国内的企业可以不严格执行,但外企是一定会执行的。再加上企业文化和理念不同,外企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在环境和公益上也有大量的投入,这就导致企业的经营成本一下子高了很多。”

据大伯观察,现在的滨海新区,已经离开的外企大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它们的下一站是东南亚,但对于罗姆这类企业来说,东南亚并不是更好的选择,因为东南亚的劳动力素质不如中国,再加上道路、物流、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达不到高精尖制造业的要求,这些企业在减少在中国投入的同时,对于去留仍持观望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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