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娘子”来到鄱阳湖

因为偶然因素,开饭店的刘懿丹成为了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她加入了公益组织“让候鸟飞”,全职做公益。除了鸟,别的野生动物她也管。走的地方多了,她总结出规律,全国非法贩买卖野生动物比比皆是。现在,刘懿丹的全部生活都围绕着野生动物保护——无论是时间、财产、健康,还是她的儿子。

2018年02月26日刘子珩 北京来源:界面新闻

随笔

1

野生动物保护者的圈子里,刘懿丹是个有名望的人,“是一面旗帜”,很多人称她为“铁娘子”。

今年一月,我在江西永修见到了刘懿丹。永修是鄱阳湖西边的一座小城。正逢南方大雪,县城很多树枝被雪压断。刘懿丹一行人在几日前达到江西,一地接一地,巡护鄱阳湖,主要是看有没有人非法盗猎。巡护的交通工具是一辆黑色国产SUV(别人捐的)。通常车上有四个人,其中司机是儿子刘春城。她的团队有个名字,叫“懿丹野保特工队”。但临近年关,队里只有母子二人还在巡护。好在有外援帮忙,是两名江苏志愿者,以及一名山东大学生。

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大约九点,一行人正从一家小旅馆退房。刘懿丹五十二岁,黑色羽绒服之下,是一个瘦弱的中年妇女。有一双大眼睛,眉毛纹得细长,马尾辫垂过肩膀。长期户外工作,使她肤色偏黑。虽然刚起不久,但满脸尽是疲惫。她甩了甩肩膀,“这两天进湖,寒气入侵,肩周炎又犯了。”

“今天算起得晚了,基本上没有自然醒过,都是强迫自己起来。”刘懿丹说,“不管市场猎场,都是在早晨,不早去就都走了,有时候还得成宿在那儿待。”

大包小包的行李被扔到车上。一共有两辆车,江苏志愿者也开来一辆。刘懿丹的车里堆满物品,后座整理过才能坐人。有很多背包、军大衣,还有一些江西土特产,写着馈赠佳品。刘春城说,这只是一部分行李,路过乐平市的时候,卸下了一半放在朋友处。

收拾完一切,刘懿丹领着众人去早餐店。老板娘招呼客人,有牛肉粉肉丝粉,看看吃什么。刘懿丹问了又问,最终要了一碗青菜面。接着,每个人都要了一碗青菜面。

“能吃饱吗?”她问。

“能,能,可以了。”几个男人都这么说。

2

刘懿丹成为志愿者充满偶然因素。

她是吉林人,后来去了天津定居,原本是开饭店的。因为弟弟常打老婆,弟妹总囔着喝药。算命的说,家里有人信佛,方能化解。刘懿丹想,我回家供佛吧。那年她三十岁。

信佛之后,她常去放生,先是放鱼。别的居士告诉她,也可以放鸟,又多又便宜。她去找鸟贩子。鸟贩子留下大鸟,把小鸟一块钱三只卖她。她饭店也不开了,向居士们筹款,专做这个事。看到鸟飞到天上,她心里舒服。

就这样过了几年。一个鸟贩子和她相熟,对她说,手里有大鸟,处理不掉,卖两块钱一只。刘懿丹想救这些鸟,一次买了一万只。忘了什么原因,鸟贩子突然问,“是不是觉得自己这些年放了很多鸟?”刘懿丹得意,“是啊,我感觉把你们的鸟都买下来了。”鸟贩子笑,“这还不到冰山一角,天津就有五个鸟站,要活的有活的,要死的有死的,一天就几万只。”她听完懵了。

2014年,她用50多万元,放了20多万只鸟。再后来,实在买不起鸟了。辗转关系,她找到央视的记者,带去天津做暗访。在郊区的果园和田野里,有数不清的鸟网,三米多高,几十米长。隐藏的扩音器发出鸟鸣,吸引飞鸟过来。编网的是细线,极有弹性。鸟撞到网,不能挣脱,越挣越紧。收了鸟后,有人集中催肥,卖去南方。新闻发出来,刘懿丹一看自己也被录进去,鸟贩子打了码自己却没打,弄得人尽皆知。那时她胆小,急忙躲去一个居士家里。

欣慰的是,在这之后没多久,天津出台禁猎区和禁猎期的通告。刘懿丹看到主动出击比被动解救效果更好,便不再买鸟,转而拆网。

她加入了公益组织“让候鸟飞”,全职做公益。一开始她在天津拆,后来到了河北。除了鸟,别的野生动物她也管。曾有媒体记录,2015年9月到2016年3月间,刘懿丹带领志愿者共巡护143天,行程2.2万公里,解救活鸟39359只,清理鸟网2559片、捕兽(鸟)夹3084个、鸟笼12个、诱捕器56个,举报了至少36个非法捕鸟者。2016年9月开始,她的巡护扩大到更多省份,贯穿中国南北。

她不再害怕抛头露面。因为聪明又健谈,她还善于调查取证。在山东一处市场上,她发现一位卖野鸟的大爷,便假装要买许多鸟,让大爷带她去家里看。她一路都用手机偷拍,取证之后,马上报警。

现在她至少有四个手机号。但除非是打电话,不然回复消息很慢。她一直在做事,有时早上发的消息,晚上才回;有时甚至不回。

走的地方多了,她总结出规律,全国非法贩买卖野生动物比比皆是,尤其在南方,一去一个准。除了鸟,常见的有野猪、黄麂、果子狸、刺猬。

刘懿丹坐船去巡护

 

 

帮助刘懿丹的志愿者

 

3

永修县吴城镇在鄱阳湖保护区范围内。因为候鸟众多,有人称其为鹤乡。近几年旅游业发展,观鸟人群络绎不绝。此前一天,刘懿丹已经联系了一位船老大,租他的船去湿地深处。她对船老大说,我们也是观鸟的。

临近中午,到达吴城镇,刘懿丹选了一家饭馆。饭馆里贴了许多保护鸟类的图片,还有不少当地传奇,都与鄱阳湖之战有关。点完菜,她绕着大堂打量边边角角,找了个机会小声问老板,“有没有鸟吃?”套了几次话,老板都说没有,“以前确实有,现在没了。”像是得到了满意答复,刘懿丹坐回饭桌。

船老大不一会儿就来,五十左右年纪。他骑一辆踏板摩托车,带汽车到了码头。

准备上船的时候,刘懿丹从后备箱拿出几个塑料袋。她告诉大家,湿地难走,要换身装备。袋子里是连体下水裤,穿上它,可以涉水到齐腰深的地方。套完连体裤,罩上雨衣,她又用围巾将头包严实,最后在脖子上挂好望远镜。望远镜是别人捐的,野外巡护时,她一定要随身带。她怕冷,所有都穿戴好,成了一只包裹严实的粽子。

“怎么知道这里会有人盗鸟呢?”我问。

她说,巡护了就知道。

现在的盗鸟者一般使用克百威毒鸟。那是一种剧毒农药,掺在鸟食中,再大的鸟,一吃就死。在候鸟栖息地,如果发现克百威的包装袋,那几乎就说明有人在盗鸟。

船老大的船是一艘铁皮船,长约十米,有一个船舱可以避风,驾驶室在船尾。顺河向西驶去,两岸是各式渔船。一些积雪还未化,阳光下闪着光。积雪之下,是浅草、泥土和垃圾。越靠近鄱阳湖,风便越大。河面上出现了成群的绿翅鸭,一只白鹤盘旋在天上。

大约一个小时后,小船在对岸停靠,是一片草洲。众人上岸,船老大领头,向深处走去。他说,现在枯水,丰水时这里都会被淹没,船便能开进来。荒草萋萋,四周看不到民居。只一处建筑,据说是保护区观测站。

“我说,这条道是谁趟出来的?”草丛中一条清晰地小路向前延伸,刘懿丹有了一丝警觉,向船老大询问。

“这是我经常带人观鸟,走出来的。”

走到头,是一片滩涂,群鸟在不远处栖息。刘懿丹将望远镜递给我,“有东方白鹳,还有白鹤。”白鹳和白鹤很像,都是细长的腿立在地上。鹭鸟是灰色的,成群在水面嬉戏。突然,一阵尖锐的叫声从鸟群中响起。她说,那是鸟在警告同伴,有不速之客到了。

她拿回望远镜,仔细扫视有没有死鸟。这样的地方,如果发现不止一只鸟的尸体,基本可以判定是死于非命。

那天什么也没有发现。刘懿丹心情复杂。按理说,没发现盗猎是好事,但她又不甘心,总觉得有遗漏。鄱阳湖巡护的几个地方,均发现盗鸟的痕迹。她想买艘橡皮筏子,这样不用受制于人,哪里都能去。

 

4

在中国,民间环保志愿者善于发现问题,但要彻底解决问题,还是要依靠当地政府。志愿者帮政府职能部门做了工作,理应受到职能部门欢迎。但现实往往会复杂一些。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资深会员于凤琴不久前在媒体撰文,分析目前政府主管部门与NGO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大多政府主管部门对NGO缺乏信任,甚至于不屑一顾或如临大敌,不愿与其合作;反过来,民间NGO对有些政府主管部门特别是执法机构的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也是怨声载道。”

NGO要向政府施压,最常用的办法是借助媒体,将当地的问题曝光。于凤琴写道,“多数政府主管部门对民间组织的这种作法极其反感,他们认为:民间组织的这种手段,是在打脸政府官员,和政府过不去。”

这些事情,刘懿丹经历了许多。她说,不同地方政府对待志愿者的态度也不一样。一般的规律是,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志愿者越能被善待,反之亦然。比如在浙江,志愿者举报了市场有售卖野生动物的行为后,马上就得到了整顿。而在安徽,志愿者举报之后,当地却并不积极处理。

不过凡事也有例外。在鄱阳湖巡护时,刘懿丹发现了被毒死的天鹅。媒体报道后,引起江西省政府的重视。不仅很快抓到了捕鸟人,四家省厅级单位还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有了这柄“尚方宝剑”,之后的几个地方对刘懿丹格外重视。她说,巡护至某县时,当地县长作陪,开座谈会,开动员会,敬若上宾。不开会的时候,也有官员和她在一起,从早餐开始,一直陪到晚上。官员们叫她刘老师,总想找机会给刘老师捐款。刘懿丹告诉他们,“我们是民间组织,向社会筹款的,官方的钱不能要。”

这样的情况下,她提出要在当地巡护时,官员们拍着胸脯说,刘老师放心,我们这里绝对没有问题。没想到,刘懿丹不仅发现了被毒死的候鸟,而且不止一只。不过这件事,她没有再披露给媒体。她说,不能把地方官员逼得太紧,我们的目的不是造成对立,最后做事情还得靠他们。

离开某县的时候,县长向刘懿丹承诺,过完年一定有改善,会加大执法力度。刘懿丹说,我明年再来看成果。县里的人一直把她送上高速口,看到她走了才回去。

刘懿丹与团队在长江巡护

 

她的望远镜是巡护必备装备

 

5

范博是连云港人,四十岁,全职做公益两三年时间。来到江西之后,他一直在挨冻。白天在湿地,冷风刺骨,全靠晚上缓过来。但有几天晚上也没睡好,住在船上,靠炭火取暖。此刻,他刚在九江吃完晚饭,最大的心愿是住在一个有空调、有热水、wifi好的地方。他裹在羽绒服里,帽子遮住头,背着鼓鼓的包,不住跺脚。

离开永修,当晚到九江,另一个江苏志愿者和山东大学生将在第二天坐火车回家。这样的话,帮助刘懿丹的只剩范博一人。他告诉我,之所以来帮忙,是因为她做实事。在他老家,一些退休官员也成立了护鸟组织,把他拉去向基金会筹款。没料到,筹到钱后,那些人根本不护鸟,只知吃喝玩乐,自己也被一脚踢开。

饭店的一层,与一家连锁酒店共用。范博看了看房价,标间一晚180元。见刘懿丹走过来,他试探地问,“咱们冷了一天了,明天还要干活,今晚住这里可以吗?”刘懿丹握着热水杯,打听完房价,果断摇了摇头,“这不行,我们从来没住过这么贵的地方,再换一个。”

其实住宿问题,她已经想好。来九江之前,她联系了当地一个保护江豚的公益组织。公益组织多数势单力薄,相互间联手,这样的事不少见。保护江豚的办公室里,可以免费过夜。刘懿丹的意思是,分配住几个人,剩下的再想办法。但这样的提议并没有得到团队内部的附和。

讨论了很久,最后的处理方案是,刘懿丹母子去了办公室,其余的人去另一家宾馆入住,标间一晚120元。

“那里空调是坏的,千万不能去。”在宾馆上电梯的时候,范博对我说,不久前他来九江,住过那间办公室,冷了一个晚上睡不着。

第二天去彭泽,算上我在内,一行只剩下四人。在长江上巡护完,刘懿丹选择了一家小旅馆,外墙挂着转让的信息,一间房一晚80元。进了房间,我和范博都很吃惊。可能因为离长江近,房间潮气很重,天花板和墙渗出了水,将石灰剥落。

范博告诉我,在我来之前,还有几名志愿者在。但大冬天的,因为吃不好也住不好,人心散了,离开了。这些话没法在明面上说。刘懿丹用的也是筹款来的钱,她想尽可能省一点,不能说她错。

“姐啊,你对它们好,对我们一点也不好。”有一回,范博半开玩笑说了一句。当时刘懿丹刚认识一名护鸟员,得知天鹅吃玉米好,她当即转账3600元,让对方多买玉米喂。刘懿丹回答范博,“我对自己最不好。”

彭泽住了一晚,刘春城染上感冒。勉强开车回九江,病情加重,躺在床上起不来。此刻,范博已经返回江苏。这意味着,团队中没了司机。

刘春城病倒在床的时候,刘懿丹在想心事。这次巡护鄱阳湖,她心头有个结。南昌市新建区南矶乡,据说是天鹅之乡,有人提供过线索,当地几年前贩卖野鸟现象猖狂,天鹅常被捕获。她刚来江西就去了南矶乡,但什么也没发现。第六感告诉她,不是没有,只是没找到。她还想再去一回。刘春城试图阻止她。他说,那个地方太偏,外地人开着外地车,去找盗猎的,根本没戏。但刘懿丹决心已下。按原计划,第二天就要出发。

“春城,你明天还能开车吗?”

刘春城闭着眼睛,一言不发。

 

6

刘春城三十岁,和他妈妈一样,有一双大眼睛。旁人不好说的话,他能说出口。在团队里,他是对刘懿丹说话最直的人。

他不喜欢和他妈一起吃饭,“跟着你就吃不了好的,因为你吃素。”与其一起吃炒菜,他宁可吃快餐,或者吃面。听到他妈说一些危言耸听的话,比如“上饶禽流感很严重了,可能都死了人”,刘春城会立即反驳,“没有来源的话你不要乱传”。有时他也挤兑他妈,“白天你怎么样都没事,一到晚上,好嘛,这里也痛哪里也痛”。因为太拼,刘懿丹的身体已经被搞垮,风湿、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总是折磨她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发病的时候,睡觉整晚不能翻身,一翻身就痛。

刘春城做公益,是被刘懿丹带出来的。他本来不爱鸟。救回的小鸟在家里,叽叽喳喳他嫌吵,睡不了觉。这种情况持续一段时间后,发生了变化。他对刘懿丹说,小鸟挺好的,一放歌就跟着唱。刘懿丹把他培养成助手。一开始,他并不认可护鸟中的一些行为。他说,我们是志愿者,有什么资格抓人。一段时间后,他全接受了。有人想跑他就上去摁住,“等警察来了再说吧。”

在车里说到这段,刘懿丹咯咯直笑。也许在她看来,这才算有了一个野保志愿者的觉悟。刘懿丹平时显得和善,但遇到违法盗猎的事,就像换了一个人。

在彭泽巡护长江时,我们乘坐当地公益组织的快艇。江面一处峭壁之下,副驾驶座的她发现,另一艘快艇上两个人在用电鱼器捕鱼。两船靠近,刘懿丹呵斥对方。她显得十分生气,摇摇晃晃站了起来。由于对方船停靠在另一边,她隔着驾驶员,拉住对方船沿,作势要跳过去。那两人见状,启动马达,准备离开。她不肯松手,身子被悬在半空。

“危险!危险!”志愿者们拉着她,坐回座位。借此机会,对方向远处驶去。

“快追!”刘懿丹坐定,拿出手机,打开了录像。

驾驶员加快速度,紧随其后。

“停下来,要不罪加一等我告诉你。”再次靠近的时候,刘懿丹指着对方,“把东西拿下来,我告诉你,罚款还判你刑。”

可能是理亏,或者是不了解我们的身份,加上被刘懿丹激烈的反应震慑住,那两人很顺从地交出了电鱼器。

刘春城不认同刘懿丹的工作方式。他认为护鸟要适可而止,比如太危险的事不能做,太累就该休整一下。他太想休整一下了,但刘懿丹不同意。

去年4月出门之后,他们始终在外巡护,中秋节才回到天津。稍作休整,更换了冬季衣物,再次出门,直到现在。原计划的回程时间,被一拖再拖。主要是因为刘懿丹,一旦她听说哪里有曾出现过候鸟买卖,便临时决定去看看。她甚至想,回去路过安徽的时候,要不要再转转。

“别人都有家庭,你没有的吗?”刘春城好几次都急了。他有一个上大学的妹妹,已经放寒假。奶奶一个月前脑出血,也瘫痪了。他对刘懿丹说,一年几乎都在外面,现在快过年了,不要提前回去准备吗?

“我想3月份再过来。”

“3月?那你自己来吧,我来不了了。”

在鄱阳湖的草洲上

 

 

在河滩发现的克百威

7

九江保护江豚的公益组织发起人是一个90后女孩,得知刘春城病倒后,她主动提出,可以坐他们的车,带刘懿丹再去南矶乡。

南矶乡傍水而建,密布河道。河道之外,是浩瀚的鄱阳湖。如刘春城所说,这里十分偏僻,自成一体。汽车在路上行驶半个小时,中途没有落脚之处。换言之,进了南矶乡,再出来就不方便了。

“一定有问题。”刘懿丹看着窗外,每每村民们注视这辆车的时候,她便下此结论。

下午,她租了一艘船,要去观鸟。船长见我们从后备箱拿东西,侧头一看,叫了出来。

“这是抓天鹅的。”他指着一个强光手电筒说。

“这东西怎么抓天鹅?”

“阴天或是下雨的时候,拿着它去草丛里,看到天鹅就照过去。天鹅傻了一样,比家里养的还好抓。”

“那现在还有天鹅买吗,我们想买一点回去。”

“这东西现在管得太严了,就是有我也不会给你们。”船长被逼得紧了,又说,“除非这个人是我儿子,他带朋友来买,我才会卖一点给他。为赚三五百,判三五年,划不来。”

船长不再多言,让我们跟他上船。只是一艘简单的木板船,船尾装载一部马达。河道并不宽,看样子也不会深。我们上了几处草洲,看到了不少鸟,但捕鸟的痕迹却没有找到。

“你们还要鸟吗?”晚饭的时候船长问,“天鹅就没有,野鸭子倒是有,120元一只,我可以明着说,在外面明着卖也不怕。”

他让人从别处拿来一只野鸭子,拎住翅膀,给我们看野鸭子的肉。和家养的不同,野鸭子个头小,肉上几乎没有脂肪。

“一定还有人捕鸟。”从船长家出来,刘懿丹更肯定自己的判断。她把船长的话,都录了下来,准备向官方举报。同行者志愿者劝她,不宜操之过急,船长是知法犯法,还是不懂法,需要区别对待。

那时,汽车正在南矶乡的村子里转。看能不能找到线索。按照船长的说法,抓鸟会用强光手电。天已入夜,草洲里如果有移动的光束,就很可疑。

就是这时,一辆白色本田CRV突然出现在后面,没人看到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在村里随意行驶,一会儿左转一会儿右转,但CRV紧跟不离。“看来是找我的。”刘懿丹说,上次来的时候,也有车跟着。在一个路口,我们停下车。CRV行驶到前面,也停了下来。

车上下来两个人,自报家门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希望例行检查。刘懿丹下了车,也自报家门,“我是刘懿丹”。对方像是听过,哦了一声。交谈了一阵,得知我们立马要走,工作人员也离开了。

驶出南矶乡,汽车在路边停下。刘懿丹说,再等等,也许半夜会有人行动。那是在一处观鸟台前的停车场,还有一辆面包车。汽车熄灯后,借着夜色,不易被察觉。月亮正从东边升起,钻过云朵,把湿地照得朦朦胧胧,像是有了雾气。

过了有一会儿,路上有移动的灯亮起,显然是有车要经过。我们看得清楚,正是刚才那辆CRV。没有减速,它过去了。几分钟后,CRV驶回来,在我们车前停下,用车灯照了照,又走了。

第二天,刘懿丹再次找到船长,希望加点钱,能走得再远些。在一处河滩上,我们发现了至少两包克百威。更多的线索,也没有了。

刘懿丹不甘心,换上雨鞋,独自往沼泽深处走去,最后成了一个小黑点。船长在岸边等了很久。临近中午,他有些等不住了:“你们叫那位老师回来吧,走得太远了。”

巡护中的刘懿丹

 

———完———

全部图片由作者拍摄。

题图:刘懿丹得到线索,带着儿子和志愿者在长江上的小洲巡护,有没有人盗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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