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民粹主义与数字化媒体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民粹主义与数字化媒体

剑桥分析介入英国脱欧及特朗普选举一案前不久成为舆论焦点,学者J.A.史密斯借此对民粹主义与数字化媒体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度追问,它远不止是特定某几家公司或某几场选战中的越轨之举。

数字革命是否将我们引入了一个以连通性(connectivity)为特征、人际交流畅通无阻、以至于一切传统边界——包括地理边界——都因此而趋于消融的新时代?美国加州人意识形态核心的“开放性”涵盖面极为广阔,不仅表现为谷歌主页涂鸦上应景的政治正确、脸书的性别化定制,也表现为对跨越国家边界且不受限制之商贸往来的遐想。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唤起一种广泛的想象,推特俨然成为将民主带给埃及、突尼斯和叙利亚的排头兵。然而,从有关俄国机器人以及钓鱼性言论干扰选举的指控,到此前曝出的剑桥分析在特朗普参选总统及英国退欧公投中对脸书数据的不当使用,上述这些平台又催生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经济保护主义以及令国界再度固化的政治,乃至于——至少在很多自由派眼中是如此——有贬低民主本身之嫌,我们为何转眼就落到了这样的境地?

民粹主义的基本思路,是假定可以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当中提炼出一个单一而融贯的“人民的声音”。当然,明智的自由派、实用主义拥趸以及“专业的”中间派人士都明白这不过是一种有害的虚构:要维护这种表面上的融贯性,只会令反对声音的正当性遭到否定(或者更坏),惟有透过多种多样的利益群体间耐心而谨慎的谈判,才能造就真正的政治生活。这一点在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层面上基本运转良好。但我们或许会问:为什么这个高度职业化的自由派政策制定者阶层会去支持一种其基本假定与自由派理念截然对立的数字资本主义,乃至于跟它眉来眼去?如果说,特朗普、奥尔班、埃尔多安等人声称自己的政治规划吸取了“人民”意志,其实不过在鼓吹一种粗糙的——尽管很有效——虚构物,那么——与此相反——数字资本主义在金融危机后获准采纳的诸制度性形式恐怕是更有底气说出这种话的。

过去十余年来,学者叶甫格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屡次指出,我们的社会场域正一块又一块地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模式所蚕食,他将此模式命名为“解决主义”(solutionism):其基本假定是,与老式的人类“看门人”(gatekeeper)决策模式相比,大数据与算法的配合将能更有效地解决我们的共同需求。正如用户过往偏好的记录能够令谷歌搜索显示更有针对性的资讯一般,地方上的开源所取得的犯罪数据有助于预防犯罪,手机软件记录的顾客饮食作息、社会出身以及消费习惯有助于帮顾客匹配到更合适的餐厅,歌曲以及视频推荐也可基于听歌记录以及查看由大数据计算所推荐的“大家都在听”而自动地与流媒体服务相关联。

莫洛佐夫2013年提出的这番分析的要点在于:将“人类”旧有的决策形式外包给算法,极可能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开源的犯罪数据库也许能帮助我们提防危险的邻居,但也会降低人们前往该处居留的意愿;手机软件能推荐合适的餐厅,但也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拿来排斥穷人。对此作一番反思,我们可以明白的是,当数字资本主义要求我们将算法决策的份量置于美食评论家、杂志编辑及其它形式的“旧有”文化权威之上时,它也透过拒斥“专家”而青睐大数据统计而来的、居于政治民粹主义之中心的“人民”声音。

由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大卫·卡梅隆和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所代表的职业化的、“有资历的”(qualified)政治家阶层遭逢了困境,取而代之的是贬斥专家、声称自己依照大众意志行动的民粹主义者。但不论其数字化的选战策略如何实施操纵或玩弄其它类似的手法,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特朗普和英国脱欧的支持者除了遵循数字资本主义的逻辑之外并没做什么实质性的事情,他们将其运用于公开的政治竞争规则及业已为人们所接受的各类文化、社会、经济乃至于军事领域的预设之上:尤其针对公开鼓吹“中间派”政府的声音。以此方式,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相当八面玲珑的政治作风——在我们眼下的数字资本主义中的确将文化的逻辑运用到了极致,我们每一个使用数字化媒体的人在此都有共谋之嫌。

但这种潜含于数字资本主义的内核之中的隐性民粹主义(crypto-populism)究竟有着怎样的本质?在其数字化的形式之下是否还有值得一谈的成分?在由大数据驱动的平台兴起之前,结论就已经有了:电脑算法所作出的决策有内在的因循守旧性(regressive)。与政治民粹主义者中最坏的那一类相似,依靠算法来做决策几乎必然会屏蔽和抹杀少数群体和专业人士的利益。为何如此?也许是因为算法决策太过机械化,缺乏惟有在真实的人类行动者身上才能见到的某种“灵性”?事实上,情况更可能相反:算法决策之所以因循守旧,恰恰是因为它过于人性化了——语出尼采的著作《人性的,太人性的》。数据只能记下人们先前做了些什么;而用以诠释这些数据的算法,则只能不声不响地重复当初设计出该算法的公司所抱持的各种喜好及偏见。

尽管眼下人们对大数据十分信赖,但硅谷中的极右翼亚文化一直以来都受到它的操控:考虑到它结合了白人性(whiteness)、男人性(maleness)以及对文化变迁之高调承诺的自大狂式热爱,其员工也时常以情场不顺的“书呆子”(nerd)这一形象自许,这并不算什么新鲜事。不过,正如萨菲亚·乌莫贾·诺贝尔(Safiya Umoja Noble)以及其他人所表明的一样,算法也可以透过无数细微的、无意识的、偶然的方式来重复和强化早已存在于“线下”的各种偏见与不平等。

基于此,我们或许会倾向于得出如下的结论:算法决策难以帮助人们与有可能激发新思想的“他者”(无论是人类还是别的东西)沟通;正如一幅真正意义上的、自诩可以从“人民之所想”的聚合当中导出一切能动性的民粹主义政治蓝图也绝无可能造就一个迥然不同的新社会(举个例子,特朗普或英国退欧的铁杆支持者所能想到的最疯狂的手段,也不过是现存手段的放大版本而已。以下结论或许会让民粹派和中间派都感到难堪:这类起义式姿态事实上并不能代表真正的系统性变革)。正如我的同事安德鲁·吉布森(Andrew Gibson)在即将出版的新书里所说的:“现代人相信,善良而理智的人民就是人民的理想型,但这一信念如今已坍塌为相信眼下的人民就是善良而理智的。”理想的人民决不可能来自数字的或政治的民粹主义谋划:一个基于用户过往行为或偏好来下判断的系统,是无法去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何种未来”这类问题的。

但这就是故事的全部吗?我同意莫洛佐夫、尼克·斯尼切克(Nick Srnicek)以及其他一些人主张“让数据中心社会化”的呼吁,要把这种宝贵的技术从那些一心只想把我们捆绑在他们的平台上的人手里夺回来……具体用它来做什么无关紧要……只要我们也能用这些数据中心来产生数据且能够给广告客户一个交待就行。我们的希望是,剑桥分析的丑闻以及扎克伯格的听证会将至少能广泛地提高人们的警惕性,并激发人们去追问互联网的“实际运作”。除了提醒创造出这些结构严整的技术的知识工作者要更加留意运用其技术的社会的多样性之外,我们还能不能有别的思路?话说回来,即便在“如其所是”的数字资本主义之结构内部,也是可以做很多工作的。

十分清楚的是,由算法所引导的模型及与之相伴的隐性民粹主义具有结构性的因循守旧倾向,它屡次三番地固化着一种确定不移的“同一性”(sameness)。即便如此,也不等于说它就绝不会产生难以预期且形式多样的“差异性”。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算法运作的方式与哲学“解构”的核心洞见乃是若合符节的:每一次重复同时也造成了一些细微的差异。在确认、固化及放大既有欲望的过程中,算法也不可避免地创造出了许多新的欲望。就此而言,我相当同意友人阿尔菲·鲍恩(Alfie Bown)的看法,他曾写道:“比用户可透过手机实现任何欲望这一事实更加令人恐惧的,是区区一部手机本身就有着创造出这些欲望的可能性。虽然用户认为自己所做的就是自己所想的,俨然欲望已经在那里了,设备只负责执行而已,但谷歌其实有着比这大得多的力量:它创造和管控着欲望本身。”

在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那迷人的序章中,少年眼见美丽而又难以接近的女孩绿蒂用嘴含着种子喂养一只宠物金丝雀,鸟儿在她的嘴唇边啄食。鸟儿转而飞到维特嘴边继续啄食,令维特神魂颠倒。我们对这种爱情中介物是很熟悉的:当未来的恋人用我们的杯子喝水,或者让我们吸一口自己的香烟时,都万分令人激动。但歌德想表达的要点在别处。中介物也有其自身的欲望。维特说,金丝雀碰了他的嘴唇之后并不满足,又飞回到了有种子的绿蒂那里。此时,维特不得不转过脸去,因为这个场景过于激发他的爱欲了。在此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想要单纯把鸟儿当作一种表达自身既有欲望的媒介,但却于不经意间引出了新的欲望并致使它与原先的欲望混在一起。我认为数字世界的情况就是这样,数字中介物也能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创造和释放出力比多,这甚至超出了鲍恩认为谷歌有能力加以“管控”的范围。

朱迪·迪安(Jodi Dean)、提齐亚娜·特拉诺娃(Tiziana Terranova)、多米尼克·佩特曼(Dominic Pettman)、弗朗哥·贝拉迪(Franco Berardi)等许多作家都曾苦心维系一条界线:他们试图将线上的“连通性”文化与老左派传统中的团结与集体主义相区分。如贝拉迪最近所言,“连通性的智慧不适于作为集体性的智慧而行动:它无法激活团结。”如今我们不必过快地下定判断。在“漫长的2016”(the long 2016)——我们目睹了退步主义民粹运动的胜利,也见证了始料未及的右翼游戏玩家和网络喷子的政治领域的出现。但与此同时左翼的数字行动主义也在兴起,例如冲力(Momentum)运动就为杰里米·科尔宾在英国大选中大败右翼做出了惊人贡献,从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和Metoo运动中也可以窥见大众女权运动的复兴迹象。这类大众化的、局部组织化的、不可预料的新派数字化活力已经涌现,作为一种出人意料的差异性,它对民粹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所共享的那种结构化且因循守旧的同一性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翻译:林达)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来源:香港书评

原标题:Populism and Digital Media

最新更新时间:06/05 21:42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评论

暂无评论哦,快来评价一下吧!

下载界面新闻

微信公众号

微博

民粹主义与数字化媒体

剑桥分析介入英国脱欧及特朗普选举一案前不久成为舆论焦点,学者J.A.史密斯借此对民粹主义与数字化媒体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度追问,它远不止是特定某几家公司或某几场选战中的越轨之举。

数字革命是否将我们引入了一个以连通性(connectivity)为特征、人际交流畅通无阻、以至于一切传统边界——包括地理边界——都因此而趋于消融的新时代?美国加州人意识形态核心的“开放性”涵盖面极为广阔,不仅表现为谷歌主页涂鸦上应景的政治正确、脸书的性别化定制,也表现为对跨越国家边界且不受限制之商贸往来的遐想。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唤起一种广泛的想象,推特俨然成为将民主带给埃及、突尼斯和叙利亚的排头兵。然而,从有关俄国机器人以及钓鱼性言论干扰选举的指控,到此前曝出的剑桥分析在特朗普参选总统及英国退欧公投中对脸书数据的不当使用,上述这些平台又催生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经济保护主义以及令国界再度固化的政治,乃至于——至少在很多自由派眼中是如此——有贬低民主本身之嫌,我们为何转眼就落到了这样的境地?

民粹主义的基本思路,是假定可以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当中提炼出一个单一而融贯的“人民的声音”。当然,明智的自由派、实用主义拥趸以及“专业的”中间派人士都明白这不过是一种有害的虚构:要维护这种表面上的融贯性,只会令反对声音的正当性遭到否定(或者更坏),惟有透过多种多样的利益群体间耐心而谨慎的谈判,才能造就真正的政治生活。这一点在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层面上基本运转良好。但我们或许会问:为什么这个高度职业化的自由派政策制定者阶层会去支持一种其基本假定与自由派理念截然对立的数字资本主义,乃至于跟它眉来眼去?如果说,特朗普、奥尔班、埃尔多安等人声称自己的政治规划吸取了“人民”意志,其实不过在鼓吹一种粗糙的——尽管很有效——虚构物,那么——与此相反——数字资本主义在金融危机后获准采纳的诸制度性形式恐怕是更有底气说出这种话的。

过去十余年来,学者叶甫格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屡次指出,我们的社会场域正一块又一块地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模式所蚕食,他将此模式命名为“解决主义”(solutionism):其基本假定是,与老式的人类“看门人”(gatekeeper)决策模式相比,大数据与算法的配合将能更有效地解决我们的共同需求。正如用户过往偏好的记录能够令谷歌搜索显示更有针对性的资讯一般,地方上的开源所取得的犯罪数据有助于预防犯罪,手机软件记录的顾客饮食作息、社会出身以及消费习惯有助于帮顾客匹配到更合适的餐厅,歌曲以及视频推荐也可基于听歌记录以及查看由大数据计算所推荐的“大家都在听”而自动地与流媒体服务相关联。

莫洛佐夫2013年提出的这番分析的要点在于:将“人类”旧有的决策形式外包给算法,极可能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开源的犯罪数据库也许能帮助我们提防危险的邻居,但也会降低人们前往该处居留的意愿;手机软件能推荐合适的餐厅,但也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拿来排斥穷人。对此作一番反思,我们可以明白的是,当数字资本主义要求我们将算法决策的份量置于美食评论家、杂志编辑及其它形式的“旧有”文化权威之上时,它也透过拒斥“专家”而青睐大数据统计而来的、居于政治民粹主义之中心的“人民”声音。

由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大卫·卡梅隆和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所代表的职业化的、“有资历的”(qualified)政治家阶层遭逢了困境,取而代之的是贬斥专家、声称自己依照大众意志行动的民粹主义者。但不论其数字化的选战策略如何实施操纵或玩弄其它类似的手法,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特朗普和英国脱欧的支持者除了遵循数字资本主义的逻辑之外并没做什么实质性的事情,他们将其运用于公开的政治竞争规则及业已为人们所接受的各类文化、社会、经济乃至于军事领域的预设之上:尤其针对公开鼓吹“中间派”政府的声音。以此方式,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相当八面玲珑的政治作风——在我们眼下的数字资本主义中的确将文化的逻辑运用到了极致,我们每一个使用数字化媒体的人在此都有共谋之嫌。

但这种潜含于数字资本主义的内核之中的隐性民粹主义(crypto-populism)究竟有着怎样的本质?在其数字化的形式之下是否还有值得一谈的成分?在由大数据驱动的平台兴起之前,结论就已经有了:电脑算法所作出的决策有内在的因循守旧性(regressive)。与政治民粹主义者中最坏的那一类相似,依靠算法来做决策几乎必然会屏蔽和抹杀少数群体和专业人士的利益。为何如此?也许是因为算法决策太过机械化,缺乏惟有在真实的人类行动者身上才能见到的某种“灵性”?事实上,情况更可能相反:算法决策之所以因循守旧,恰恰是因为它过于人性化了——语出尼采的著作《人性的,太人性的》。数据只能记下人们先前做了些什么;而用以诠释这些数据的算法,则只能不声不响地重复当初设计出该算法的公司所抱持的各种喜好及偏见。

尽管眼下人们对大数据十分信赖,但硅谷中的极右翼亚文化一直以来都受到它的操控:考虑到它结合了白人性(whiteness)、男人性(maleness)以及对文化变迁之高调承诺的自大狂式热爱,其员工也时常以情场不顺的“书呆子”(nerd)这一形象自许,这并不算什么新鲜事。不过,正如萨菲亚·乌莫贾·诺贝尔(Safiya Umoja Noble)以及其他人所表明的一样,算法也可以透过无数细微的、无意识的、偶然的方式来重复和强化早已存在于“线下”的各种偏见与不平等。

基于此,我们或许会倾向于得出如下的结论:算法决策难以帮助人们与有可能激发新思想的“他者”(无论是人类还是别的东西)沟通;正如一幅真正意义上的、自诩可以从“人民之所想”的聚合当中导出一切能动性的民粹主义政治蓝图也绝无可能造就一个迥然不同的新社会(举个例子,特朗普或英国退欧的铁杆支持者所能想到的最疯狂的手段,也不过是现存手段的放大版本而已。以下结论或许会让民粹派和中间派都感到难堪:这类起义式姿态事实上并不能代表真正的系统性变革)。正如我的同事安德鲁·吉布森(Andrew Gibson)在即将出版的新书里所说的:“现代人相信,善良而理智的人民就是人民的理想型,但这一信念如今已坍塌为相信眼下的人民就是善良而理智的。”理想的人民决不可能来自数字的或政治的民粹主义谋划:一个基于用户过往行为或偏好来下判断的系统,是无法去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何种未来”这类问题的。

但这就是故事的全部吗?我同意莫洛佐夫、尼克·斯尼切克(Nick Srnicek)以及其他一些人主张“让数据中心社会化”的呼吁,要把这种宝贵的技术从那些一心只想把我们捆绑在他们的平台上的人手里夺回来……具体用它来做什么无关紧要……只要我们也能用这些数据中心来产生数据且能够给广告客户一个交待就行。我们的希望是,剑桥分析的丑闻以及扎克伯格的听证会将至少能广泛地提高人们的警惕性,并激发人们去追问互联网的“实际运作”。除了提醒创造出这些结构严整的技术的知识工作者要更加留意运用其技术的社会的多样性之外,我们还能不能有别的思路?话说回来,即便在“如其所是”的数字资本主义之结构内部,也是可以做很多工作的。

十分清楚的是,由算法所引导的模型及与之相伴的隐性民粹主义具有结构性的因循守旧倾向,它屡次三番地固化着一种确定不移的“同一性”(sameness)。即便如此,也不等于说它就绝不会产生难以预期且形式多样的“差异性”。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算法运作的方式与哲学“解构”的核心洞见乃是若合符节的:每一次重复同时也造成了一些细微的差异。在确认、固化及放大既有欲望的过程中,算法也不可避免地创造出了许多新的欲望。就此而言,我相当同意友人阿尔菲·鲍恩(Alfie Bown)的看法,他曾写道:“比用户可透过手机实现任何欲望这一事实更加令人恐惧的,是区区一部手机本身就有着创造出这些欲望的可能性。虽然用户认为自己所做的就是自己所想的,俨然欲望已经在那里了,设备只负责执行而已,但谷歌其实有着比这大得多的力量:它创造和管控着欲望本身。”

在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那迷人的序章中,少年眼见美丽而又难以接近的女孩绿蒂用嘴含着种子喂养一只宠物金丝雀,鸟儿在她的嘴唇边啄食。鸟儿转而飞到维特嘴边继续啄食,令维特神魂颠倒。我们对这种爱情中介物是很熟悉的:当未来的恋人用我们的杯子喝水,或者让我们吸一口自己的香烟时,都万分令人激动。但歌德想表达的要点在别处。中介物也有其自身的欲望。维特说,金丝雀碰了他的嘴唇之后并不满足,又飞回到了有种子的绿蒂那里。此时,维特不得不转过脸去,因为这个场景过于激发他的爱欲了。在此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想要单纯把鸟儿当作一种表达自身既有欲望的媒介,但却于不经意间引出了新的欲望并致使它与原先的欲望混在一起。我认为数字世界的情况就是这样,数字中介物也能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创造和释放出力比多,这甚至超出了鲍恩认为谷歌有能力加以“管控”的范围。

朱迪·迪安(Jodi Dean)、提齐亚娜·特拉诺娃(Tiziana Terranova)、多米尼克·佩特曼(Dominic Pettman)、弗朗哥·贝拉迪(Franco Berardi)等许多作家都曾苦心维系一条界线:他们试图将线上的“连通性”文化与老左派传统中的团结与集体主义相区分。如贝拉迪最近所言,“连通性的智慧不适于作为集体性的智慧而行动:它无法激活团结。”如今我们不必过快地下定判断。在“漫长的2016”(the long 2016)——我们目睹了退步主义民粹运动的胜利,也见证了始料未及的右翼游戏玩家和网络喷子的政治领域的出现。但与此同时左翼的数字行动主义也在兴起,例如冲力(Momentum)运动就为杰里米·科尔宾在英国大选中大败右翼做出了惊人贡献,从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和Metoo运动中也可以窥见大众女权运动的复兴迹象。这类大众化的、局部组织化的、不可预料的新派数字化活力已经涌现,作为一种出人意料的差异性,它对民粹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所共享的那种结构化且因循守旧的同一性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翻译:林达)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来源:香港书评

原标题:Populism and Digital Media

最新更新时间:06/05 21:42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