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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应不应该被视为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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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应不应该被视为国家战略?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如果中西方形成发展路径选择之争,很可能泛化为更激烈的价值观、意识型态和自主发展权之争,这种争论通常不会产出建设性的结果。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撰文建议将《中国制造2025》回归制造业十年行动指引的本原,避免其自我扩大和衍生解释,也不宜将其宣传为国家战略,避免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被不必要地放置在过度曝光、关注甚至曲解的境地。

钟伟指出,产业政策本身是个富有争议和实施不易的政策。从2015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至今,该文件不断衍生出更为全面和宏大的表述。中国政府计划出台后,各方褒贬不一,批评建设和赞扬鼓励者兼具。

2017年3月7日,欧盟商会发布报告《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对弈市场力量》,分析《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思路,对中国政府和欧洲企业提出建议。欧盟商会的忧虑在于,尽管中国政府多次表明大力发展市场力量,《中国制造2025》规划传达出的思路却是维系政府主导经济的主体地位来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

2018年3月22日美国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涉及《中国制造2025》,认为中国使用合资要求、股权比例限制和其他外商投资限制来强制或迫使美国企业转让技术。此外,中国还采取行政审批程序限制外商投资、鼓励对外并购高技术资产等措施来帮助中国产业获取先进技术。中方回应表示,《中国制造2025》为发达国家高端装备、零部件和先进材料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但美国对于《中国制造2025》中高科技的培育发展仍存芥蒂,全球市场的技术、市场和利润的争夺潜伏尚存。

相比于美国的强烈应激行为,韩国的态度更多的是忧虑和呼吁危机意识。韩国《中央日报》发布的评论称,《中国制造2025》出台意味着中国正大步推进超越韩国制造业的战略,相比之下韩国在制造业等所有领域的革新能力都大幅落后于中国。

钟伟认为,逻辑上并不是说西方国家忧虑和不赞同的,就是我们做对了和应当坚持的。而是应当观察欧美担忧的理由是什么。就发展路径而言,西方担忧中国经济究竟是强化了国家意志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继续遵循让市场发挥主导和关键性作用?

“如果形成发展路径选择之争,很可能泛化为更激烈的价值观、意识型态和自主发展权之争,这种争论通常不会产出建设性的结果。就政府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和外资企业在华地位等领域的忧虑,可能更反映出,西方国家担忧的可能不是中国制造业的提升和发展,以及内需市场的不断扩大,而是在担忧,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是否为西方企业和产品提供了更为广阔、可信和可持续的中国机遇。”他说。

因此,钟伟认为,中国制造宜回归其提出和印发时的定位,即国务院建议的制造业十年行动指引,而不宜被误解为国家强制型的、国家资源注入型的、政府主导超越了市场理论的“国家战略”。

他进一步指出,该十年规划是远景性和指引性的,和中国政府协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存在明显区别。不仅如此,西方国家制定先进制造业类似规划的时间更早,在战略装备内容方面,大国之间的差异不明显。

2012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国家先进制造战略规划》,这比被贴上“工业4.0”始作俑者标签的德国更早。该战略规划用于指导美国联邦政府支持先进制造研发的各项计划和行动,提出了促进中小企业投资,增强劳动力技能,建立创造性的合作关系,协调联邦投资以及政府采购落实早期收获等五个战略目标,并给出了支持该战略规划的具体财政预算,以及接受和列支预算的政府部门。

2013年4月,德国政府提出《工业4.0战略》,并在随后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其目的是为德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该战略已经得到德国科研机构和产业界的认同,弗劳恩霍夫协会将在其下属6-7个生产领域的研究所引入工业4.0概念。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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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应不应该被视为国家战略?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如果中西方形成发展路径选择之争,很可能泛化为更激烈的价值观、意识型态和自主发展权之争,这种争论通常不会产出建设性的结果。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撰文建议将《中国制造2025》回归制造业十年行动指引的本原,避免其自我扩大和衍生解释,也不宜将其宣传为国家战略,避免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被不必要地放置在过度曝光、关注甚至曲解的境地。

钟伟指出,产业政策本身是个富有争议和实施不易的政策。从2015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至今,该文件不断衍生出更为全面和宏大的表述。中国政府计划出台后,各方褒贬不一,批评建设和赞扬鼓励者兼具。

2017年3月7日,欧盟商会发布报告《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对弈市场力量》,分析《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思路,对中国政府和欧洲企业提出建议。欧盟商会的忧虑在于,尽管中国政府多次表明大力发展市场力量,《中国制造2025》规划传达出的思路却是维系政府主导经济的主体地位来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

2018年3月22日美国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涉及《中国制造2025》,认为中国使用合资要求、股权比例限制和其他外商投资限制来强制或迫使美国企业转让技术。此外,中国还采取行政审批程序限制外商投资、鼓励对外并购高技术资产等措施来帮助中国产业获取先进技术。中方回应表示,《中国制造2025》为发达国家高端装备、零部件和先进材料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但美国对于《中国制造2025》中高科技的培育发展仍存芥蒂,全球市场的技术、市场和利润的争夺潜伏尚存。

相比于美国的强烈应激行为,韩国的态度更多的是忧虑和呼吁危机意识。韩国《中央日报》发布的评论称,《中国制造2025》出台意味着中国正大步推进超越韩国制造业的战略,相比之下韩国在制造业等所有领域的革新能力都大幅落后于中国。

钟伟认为,逻辑上并不是说西方国家忧虑和不赞同的,就是我们做对了和应当坚持的。而是应当观察欧美担忧的理由是什么。就发展路径而言,西方担忧中国经济究竟是强化了国家意志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继续遵循让市场发挥主导和关键性作用?

“如果形成发展路径选择之争,很可能泛化为更激烈的价值观、意识型态和自主发展权之争,这种争论通常不会产出建设性的结果。就政府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和外资企业在华地位等领域的忧虑,可能更反映出,西方国家担忧的可能不是中国制造业的提升和发展,以及内需市场的不断扩大,而是在担忧,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是否为西方企业和产品提供了更为广阔、可信和可持续的中国机遇。”他说。

因此,钟伟认为,中国制造宜回归其提出和印发时的定位,即国务院建议的制造业十年行动指引,而不宜被误解为国家强制型的、国家资源注入型的、政府主导超越了市场理论的“国家战略”。

他进一步指出,该十年规划是远景性和指引性的,和中国政府协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存在明显区别。不仅如此,西方国家制定先进制造业类似规划的时间更早,在战略装备内容方面,大国之间的差异不明显。

2012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国家先进制造战略规划》,这比被贴上“工业4.0”始作俑者标签的德国更早。该战略规划用于指导美国联邦政府支持先进制造研发的各项计划和行动,提出了促进中小企业投资,增强劳动力技能,建立创造性的合作关系,协调联邦投资以及政府采购落实早期收获等五个战略目标,并给出了支持该战略规划的具体财政预算,以及接受和列支预算的政府部门。

2013年4月,德国政府提出《工业4.0战略》,并在随后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其目的是为德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该战略已经得到德国科研机构和产业界的认同,弗劳恩霍夫协会将在其下属6-7个生产领域的研究所引入工业4.0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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