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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女人和政治:伊斯坦布尔的澡堂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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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女人和政治:伊斯坦布尔的澡堂生态

伊斯坦布尔的澡堂不仅有着涤除污垢、放松身心的功能,还是进行社交以及举行仪式的场所。除此之外,澡堂中还微缩着整个社会的阶级与分工,形成了“穷人搓澡,富人泡澡”的格局,男女之大防也成为了澡堂的禁忌一种。

按: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是一座充满垂死文明的哀婉之愁、衰亡帝国心酸记忆的城市。他认为,与富裕的西方城市不同,这座城市是黑白的,是雾气笼罩的,城中的居民都似乎在这个衰落了一百五十年的城市里哀悼。

在衰落之前,伊斯坦布尔曾为奥斯曼帝国都城,在鼎盛时期,它又是怎样的模样? 《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一书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将伊斯坦布尔公共空间的市民生活活灵活现地展现于人们面前,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咖啡馆、公园、酒馆、妓院以及奴隶市场里的不同阶层的伊斯坦布尔市民。他们热衷交换八卦,沉溺于咖啡和酒精,喜欢穿金戴银炫耀财富,还会琢磨怎么将如花似玉的女奴买回家,连妇女们也对国家关于服装的禁令视若罔闻,仍然穿着可以显露身体线条的迷人纱衣——用作者的话说,这是一座消费型城市。“市场给他们提供的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而且,还有以供减轻生活压力的奢侈和娱乐活动。”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这本书中节选了部分章节,以期与你一同走进伊斯坦布尔人一个特别的生活空间——澡堂。这里的澡堂不仅有着涤除污垢、放松身心的功能,还是人们进行社交以及举行仪式的场所。除此之外,澡堂中还微缩着整个社会的阶级与分工,形成了“穷人搓澡,富人泡澡”的格局。澡堂既是富人放松享受的世界,还能为穷人提供工作,而男女之大防也是澡堂的禁忌一种。

对于女性来说,去公共浴室更是一种日常的娱乐活动。虽然有些守旧者认为女浴室是伤风败俗的“淫窝”,但也有人认为女浴室只不过“女人的咖啡馆”,丈夫是不能反对女人去浴室的要求的,因为妻子们很可能会因此找茬离婚。浴室对于她们太重要了,她们会在那里悠然度过半天的时光,和女伴吃喝、享受,还可以编辫子、染指甲,让自己看起来更美丽动人。即使如此,澡堂也可能使她们陷入危险和暴力之中。

书中插图 君士坦丁堡俯瞰图 摘自约瑟夫·梅里所著《君士坦丁堡与黑海》

应该怎么经营澡堂?

伊斯坦布尔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坐标轴之一应该就是哈马姆。这里不仅仅是洗浴那么简单,哈马姆提供给男人,也给女人,特别是给女人的一个社会空间,很多重要的生活内容都发生在这里。哈马姆使他们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洁净自己,所提供的服务与现代美容沙龙、健康减肥、温泉疗养相同。在这里,邻居和朋友相会、交流,使社会关系比男人更受限制的妇女得以与家族以外的其他妇女融合。在那里,她们经过仔细考察,为自己的儿子和兄弟挑选新娘;新娘在婚礼之前要洗浴;婴儿在出生四十天之后第一次出门就要带来洗浴。哈马姆是聊天、说长道短和对政府部门发泄不满的地方,也是容纳多个民族、多种宗教的地方,这是伊城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方面,没有这些,他们每天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几乎没什么好奇怪的,每当苏丹征服了一座城市之后,首先建起来的建筑,除了清真寺和市场,就是哈马姆。穆罕默德二世在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不久,就下令修建豪华、漂亮的浴池,这是他建设和美化城市, 以及“为居民提供福利、满足需要和舒适生活”计划的一部分。如果任何市镇缺少哈马姆,这会被视为少见和异常,需要有合理的解释。 

哈马姆通过给百姓提供洗浴的地方,起着非常重要的宗教作用。洁净是奥斯曼社会非常核心的一个元素,具有宗教意义,而沐浴不论是从前,还是现在都是祈祷仪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像一则广为流传的土耳其谚语所说,“清洁来自信仰”。洗浴行业还是稳赚的买卖,作为城中居民的生活重心所在,是人们必定要不断消费的一项服务。很多威齐夫产业的重要部分就是浴池, 因其提供就业、剌激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以及所需商品和材料的生产,而使城市经济生活更加完备。根据能力不同,男人和女人在哈马姆中都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搓澡工、女浴池里的女搓澡工、搬运工、勤杂工和锅炉房的司炉。这些人都在洗浴管理人的经营管理下工作,女浴池里的洗浴管理人是女性,男浴池的是男性。浴池管理人经营浴池,是具有很高权威的人物,在浴池工作的人中很受尊敬,在他们看来他“就像法官”。

除了浴场内部用人的需要,洗浴行业还产生对相关产品的需求,例如,毛巾、哈马姆浴盆、浴巾、通常都有漂亮装饰的哈马姆专用木屐、哈马姆里出售的美容泥,是男女通用的,用于软化皮肤、移除死皮和头皮屑、清洁皮肤油脂和打开毛孔。锅炉里取出的炉灰可以用于生产墨水,需求量很大。因此,炉灰的所有权成为颇有争议的一件事。根据十八世纪早期对两个案件的法律宣判,租用浴池的浴池管理人与拥有浴池的威齐夫管理者之间发生纠纷,炉灰的所有权被判给了浴池管理者。哈马姆还剌激其他相关产业。

哈马姆的重要社会地位,表现在制定与之相关的制度甚至关涉国家利益,所以规范哈马姆事务、保证其有效、卫生运营对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哈马姆作为主要的洗浴地点,其本身必须保持清洁。在十六世纪早期,塞利姆一世发布政令要求官员监督浴池管理者保持浴池的清洁和热度,水要足够温暖。搓澡工工作要麻利,要有熟练的剃头技巧,所使用的剃刀要锋利。女搓澡工负责保持浴巾的清洁。违者严惩不贷。男女搓澡工在哈马姆提供洗头、按摩、剪头、编辫子的服务,要根据头发长短收费,并且,根据1640年的纳尔规定,他们要身着干净的丝质浴巾。他们不得主动拉客,尤其是穷人和外地人更不可以。他们也不得与顾客争吵。女搓澡工要按正确的程序编辫子,不得敷衍、糊弄;搓澡工在剃头的时候,要将浴巾围住顾客的脖子和前胸, 以免脏水流下。搓澡工要尊重顾客,给顾客使用洁净和干爽的浴巾。

尽管有这些规定,并不是每个接受服务的都感到满意。《奇迹小册子》的作者抨击洗浴管理者把浴池的温度搞得很低,毛巾和浴巾很脏。像他常常表现出的态度一样,他对哈马姆里其他方面的服务也不满意:搓澡工搓澡太用力,女搓澡工提供的浴巾不够干。不能保持清洁的会被勒令改善。十八世纪初有顾客将哈马姆卫生条件太差的情况上诉到法庭,最终的审判结果是,浴池管理者要按要求维护其管理的哈马姆。

浴池管理者还可能因为与顾客打交道时不够尊敬他们而受到起诉。1874年,阿里先生在其所办的报纸《巴斯莱特》上抱怨伊斯坦布尔哈马姆对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国家的奥斯曼士兵缺乏尊重的现象。当看到有士兵进入浴池时,浴池管理者便很粗鲁地对待他们,“或者说“没有水了’,或者‘水是凉的’,然后将湿的浴巾和毛巾给他们用”。根据阿里先生的记载,造成这种敌视态度的原因是士兵可享受到的打完折后的门票仅要二十帕拉。这种做法是不能接受的,阿里先生要求伊斯坦布尔的当权者针对此事采取措施。

阿里先生抱怨的原因不仅仅是他们那样做原本就是对国家荣耀的保卫者的不敬,而且也涉及健康问题。除了那些无礼的态度和行为,“湿的浴巾和毛巾会使人生病”。还有接触传染的危险。随着人们预防疾病传播重要性意识的增强,需要维护哈马姆卫生状况这件事,到十九世纪末开始发展起来。公共卫生成为政府关心的一件大事,这和以前的年代比是前所未有的,反映出政府在帝国公民的日常生活及其角色转变的概念中所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其结果是,哈马姆成为以防止感染性疾病为目的的卫生检査对象,例如梅毒,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非常流行。梅毒被人们描述为“挨家挨户游荡”的扫帚星,扫荡了安纳托利亚的很多地区,有的地方甚至建起了专门治疗梅毒的医院。在哈马姆工作的人要定期接受梅毒检查,如有发现患病的,要“离开工作岗位,强制接受治疗”。浴池管理者按规定要“使用肥皂和沸水对器具进行频繁的清洗。一个顾客使用过的器具在没经过清洗的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不得再给另外的顾客使用” 。

有些浴池管理者会提供一定程度的非正式服务,那就是允许穷人在哈马姆的锅炉间过冬。十九世纪, 由于各种原因流落街头的儿童和青少年,有的是孤儿,有的被逐出家门,还有的就是因为行为不良,“善良有同情心的”浴池管理者会允许他们在锅炉间度过冬天,使这里成为无家可归之人非常好的避难所,起到另一种的慈善作用。这类做法大部分都是威齐夫属下的机构施行的,与国家无关。在宗教节日的时候会有各种慈善人士捐衣服给幼童,其他人会将自己孩子的旧鞋和旧衣服捐出来。哈马姆周围的居民在斋月的时候会将吃剩的面食和其他食物送给他们。

在锅炉间里存在着明确的等级秩序。来得最早、待的最久的拥有最高级别,能睡在离锅炉最近的羊皮毯子上,其他人按级别向离锅炉渐远的地方依次排列, 以此类推,最后来的人,其位置就在门旁。如果他们当中哪位孩子病了,他们就会让他睡在锅炉的旁边。这些被称为“库尔汉贝伊勒里”,即“锅炉间酋长”的孩子们会帮助司炉干活,扛木头、排灰、打扫卫生。他们拥有自己的代码语言,特殊词汇以及口音。

土耳其哈马姆中的纳凉室 摘自帕尔多伊所著《博斯普鲁斯之美》

女人应该怎么去澡堂?

一直以来,国家对秩序和安全非常重视,太多的女人出现在街上总让人感觉对秩序造成潜在威胁。举例来说,马哈茂德二世在1809年甚至因此取消了女儿的生日庆典。因此, 国家密切关注人们在哈马姆周边地区的表现是否合宜。不仅仅是有女人出现的时候,需要多加关注秩序问题,因为与女人有关的问题同样适用于年轻的男孩子们。他们也可能成为都城街上不当关注的对象。塞利姆颁布指令,男人不得在哈马姆外面或在通往哈马姆的路上聚集、闲坐。 “一手领着孩子,一手拿着一捆东西”的男人,即便好像在帮助妻子的样子,也不得靠近哈马姆的大门。这被视为是侵犯了女性的空间。无论拿出什么说辞都不可以。在附近的街上闲逛,有意无意地注视,都是不允许的。

为了迎合男人希望看到女人这一心理,产生了一些牟利的商业活动。针对这一现象,1594年的宣判更加生动地展现出这种有损名誉的行为所构成的社会问题。在考卡尼散希贝伊那个马哈勒里,各种私家房产被改造成博萨酒馆。他们在这里酿造博萨, 以吸引聚集在这里的男人们。他们还剥掉附近房子上的木头开始烤羊肉串。当地警察每周都能收到贿赂,所以他们对所发生的不法事件置若罔闻。男人们一边优哉游哉地品博萨吃肉串,一边观看对此毫不知情的女人从眼前经过走在去哈马姆的路上。结果非常糟糕。成群的男人聚集在街上厚颜无耻地观看穆斯林良家妇女,这自然会导致妇女们不再去哈马姆。苏丹立刻发布禁令,不得在马哈勒之内酿制博萨,任何被抓到的人都要被投进监狱,或者关禁闭。 

在哈马姆周边地区,不仅是男人的行为受到监督,女人不合宜的举止也会遭到谴责。事实上,女人只要是出门,不管是去哈马姆还是其他地方,都要举止高雅、正派合宜。十六世纪非常有名的伊斯兰教总教长易卜萨德负责此事,他说,如果一个女人在去哈马姆或者公共场合时举止高贵、表现受人尊重,并有仆人陪同,那么她就是一个“有道德”的妇人。女人不合宜的举止所带来的危险,其丈夫能够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他们的名誉因妻子的不轨行为受损。出外朝圣之前,丈夫会警告妻子,如果她去哈马姆或者婚礼时被无关男人看到,会立马导致离婚的结果。为了起到强调作用,他要将这些规定写在一张纸上,钉在家里的墙上。管理此事的伊斯兰教总教长易卜萨德规定,如果有谁的妻子在丈夫不在期间违反了这些条款,那么即使在丈夫缺席的情况下,妻子也要被休掉。很多为人正派的市民对自己家女人去哈马姆时的名誉问题也非常在意。在十八世纪早期的一个法庭案件中,有一群男人上诉,说他们家中的女人在进入哈马姆的时候,能够被人通过附近一户人家的窗户看到。他们希望那扇讨厌的窗户能够用木板挡住,可是审判结果却驳回了他们的请求。村庄中的女人在哈马姆的穿衣间如果透过窗户被看到也是不允许的。一个案件是有一位原告上诉说哈马姆旁边堆起的木材可以让男人爬上去看到原告的家产,里面有女人居住。可最终原告请求法庭下令搬走那堆木材却未果。

不管女人在去哈马姆的路上道德方面有多么端正,她们在哈马姆里面却可能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曾在1576年向穆拉德三世上诉的那些人进一步抗议说,酒馆里的酒鬼进入妇女哈马姆,其中有一人将一个妇女逼到哈马姆里的一个小房间里。其他妇女跑来帮忙,但是无法赶走那个男人,便只好从外面叫人将他从哈马姆赶了出去。1809年,那是一段政治动乱时期,人们担心受到攻击而不敢出门离家。有一个女人在阿拉贾哈马姆被带有武器的搬运工强行劫走,并在哈马姆对面肉铺上面的房间被强奸。这件事引起轩然大波,恐惧在百姓中蔓延。女人是从哈马姆被抢走的,而这里本应是人们所能指望最安全的地方,国家已下了很大工夫维持哈马姆附近的治安。人们因此对这起暴力事件的恐惧感更加强烈。

既然洁净是哈马姆的核心内容,它就不仅仅是公共浴池这么简单了。这里是社会生活的枢纽站,是支撑奥斯曼社会架构的中心柱石。人生很多仪式都是在这里举行的。新生儿和母亲在孩子出生之后四十天要在这里进行洗礼。传统上讲,这是孩子第一次离家出门。洗浴与特殊的祈祷仪式相伴,洗浴本身也有固定的礼仪程序。亲属和邻居应邀参加,安排有庆典活动,并要雇用舞女和乐手。哈马姆被用来寻找合适的新娘,妇女们为自己的儿子和兄弟仔细观察和寻找可能的候选人,不仅仅是从身体方面,还要观察仪表和举止。这里是妇女们所能拥有的,既非亲属也非邻居的难得的社交空间。她们来到这里可以有机会看到更多的单身适婚女子。保媒牵线的人会在面纱和法莱纱的遮盖下坐在浴池管理者的长沙发上,仔细观察进出温水浴池的女孩子们。在哈马姆洗浴的人知道她们是干什么的。如果她们看上哪位女孩,就会从浴池管理者那里问清楚她是已婚还是单身,然后会直接跟那位未婚女孩要她家的地址, 以便日后拜访。

哈马姆还在婚礼中扮演重要角色,女孩子嫁妆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哈马姆套具,包括一些高级绣花澡巾、特制的用银线装饰的木屐和一个哈马姆浴盆。热兰哈马姆,即新娘洗礼,会在婚礼之前数天举行,双方家庭的女性成员都会参加,也会邀请其他亲属和邻居。人们给新娘洗浴,唱宗教圣歌以及传统的忧伤民歌,他们也会跳舞。女人们常常会在哈马姆里待上一整天,一轮轮没完没了地洗浴、进餐和聊天。

哈马姆中争斗的妇女 摘自艾利美兹所著《塔里滕·希吉勒》

食物是哈马姆让人感到很享受的一个重要原因。常见的食物有葡萄叶包饭、肉丸子、奶酪波利克、腌菜、坚果,甚至还有意大利酸味腊肠和派斯提(切片果脯), 以及各种点心和甜品。哈马姆会有很拥挤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女人们有时会预订位置。哈里斯·斯帕塔利斯在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迁居到雅典,成为希腊籍土耳其人。他的祖母会提前派一个杂货店的孩子告诉哈马姆管理者她即将到来,请为她的家人们预留换衣服的地方。

与斯帕塔利斯同时代的伊尔凡·奥尔加,他的祖母会派一个女仆到浴池管理者那里安排换衣服的地方, 同时还会预留洗浴的地方。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提前占位置。通常,家里的老年妇女在孩子的陪同下会在一大早被送往哈马姆,好在哈马姆一开门的时候他们就能到达那里,因为他们在家里无事可做,有空闲早些走。所以,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哈马姆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好给家里其他晚些来的人用。

他们占位置的方式是,稳稳地坐在一个地方,并将她们的哈马姆浴盆放在旁边的位置上。占位置的压力会非常大,有时会争抢和打斗起来。有的妇女会把浴巾裹在哈马姆浴盆外面用以攻击对方。有时占位置并不仅仅意味着在拥挤的浴池里占有一席之地,而是要拥有最好的位置, 比如哈马姆里水最热的浴盆,或者是水流最快的,或者是离门最远,也就是不那么冷的,或者,对有些人来说,是靠边的小房间。

澡堂跟外面世界有什么相似之处?

哈马姆在很多方面都是外面世界的缩影,社会分化和社会当中的政治大变动都在哈马姆里有反映。人们在这里谈论政治话题,对国家事务大肆抱怨,这个环境所具有的这个特点广为人知,甚至有奸细活跃于其间,他们探听那些煽动性牢骚,并向当权者报告。这些报告会导致当事人被捕,1809年的案件就是这样。谈论政府是非的妇女被抓。耶尼色里内部的纷争甚至引起不同兵团成员之间非常公开和频繁的严重暴力事件。在哈马姆中上演的,则是妻子们的战斗。她们彼此谩骂、攻击,大打出手,与其他兵团耶尼色里的妻子争斗。带着真正的耶尼色里精神,这种争斗非常激烈,大家随意使用哈马姆浴盆和木屐作为武器。

哈马姆以这样的方式反映政治立场的不同,它同样也反映社会的分化现象。塞利姆一世规定,给非穆斯林使用的浴巾不得再给穆斯林使用;被非穆斯林使用过的浴巾要有标记。这些规定在1640年又得到重申,要求非穆斯林,无论男女,都要在浴巾上戴上一个环作为特殊记号, 以区别于穆斯林。他们要在另外的地方换衣服,没有木屐,洗浴的地方也要分开。就是说,虽然所有的宗教派别都去同样的哈马姆,但是他们之间的待遇仍保持不同,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国家一直致力于通过清楚的身份区分来保持社会稳定,要求每一个群体都要了解自己的位置,这个概念适用于所有社会分类,无论是按宗教、按行业,还是与功能有关。

然而,法律的公布并不意味着总是得到遵守,或者在实际生活中总能忠实得到反映。频繁发布穿着规范的政令,说明实际上这些政令并没有实现,所以,很有可能,哈马姆中对隔离的严格规定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人们在嘈杂、混乱的哈马姆中是在严格遵守这些规定。二十世纪初,虽然人们在分开的地方换衣服,但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却在同一个地方洗浴。这种混杂状况在巴斯麦杰恩的描述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浴池的外间非常安静。这里有一位基督徒躺在床上吸烟;那边的角落里有一位伊斯兰教徒跪在地毯上祷告,再远一点,有一位长须及胸的,正在阅读《可兰经》,而在他旁边,有一个犹太人正在梳洗打扮。”

但是,性别上却存在着严格的隔离措施。与母亲去哈马姆的男孩只能限制在某个年龄以下,这并不是按年龄来确定的,而是根据男孩的外貌。在某个时候,当浴池管理者说类似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带你爸爸也来呢? ”那么,这男孩在女士哈马姆的时光则就此打住。伊尔凡·奥尔加生于1908年,他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五岁的男孩就可能会被认为去女士哈马姆是有些大了。但是,他自己却被非常强势的祖母所保护,任何来自浴池管理者或者其他顾客的反对意见都被她挡住了。与奥尔加同时代的斯帕塔利斯写道,男孩直到七岁的时候,就不再去女士哈马姆了。“按照穆斯林的理解,他们已经进入青春期,开始对女人产生兴趣”,而女人也开始觉得这样的男孩出现在浴池中是不相容的异性了。当斯帕塔利斯本人七岁的时候,他被逐出一直与母亲同去的哈马姆。他非常失落,因为当他与父亲同去男士哈马姆时,他发现那里毫无生趣。

很多中、高层男士自己家里有浴室,但他们仍喜欢去公共浴池。只是,他们不是随便哪个都去的。足够高级的哈马姆才吸引他们。首先,水质要好,还要足够宽敞, 以避免头碰头,要离家近一些,但是,最重要的,不能处在单身男人的居住区当中。顾客中不能有工人或者打短工的。哈马姆要干净,毛巾也要干净,一个哈马姆如果具备了所有这些,那么他们就可以去了。 

书摘和插图节选自《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一书,较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自拟,经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发布。

《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
埃布鲁·宝雅 凯特·弗利特 著  于国宽 巩咏梅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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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女人和政治:伊斯坦布尔的澡堂生态

伊斯坦布尔的澡堂不仅有着涤除污垢、放松身心的功能,还是进行社交以及举行仪式的场所。除此之外,澡堂中还微缩着整个社会的阶级与分工,形成了“穷人搓澡,富人泡澡”的格局,男女之大防也成为了澡堂的禁忌一种。

按: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是一座充满垂死文明的哀婉之愁、衰亡帝国心酸记忆的城市。他认为,与富裕的西方城市不同,这座城市是黑白的,是雾气笼罩的,城中的居民都似乎在这个衰落了一百五十年的城市里哀悼。

在衰落之前,伊斯坦布尔曾为奥斯曼帝国都城,在鼎盛时期,它又是怎样的模样? 《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一书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将伊斯坦布尔公共空间的市民生活活灵活现地展现于人们面前,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咖啡馆、公园、酒馆、妓院以及奴隶市场里的不同阶层的伊斯坦布尔市民。他们热衷交换八卦,沉溺于咖啡和酒精,喜欢穿金戴银炫耀财富,还会琢磨怎么将如花似玉的女奴买回家,连妇女们也对国家关于服装的禁令视若罔闻,仍然穿着可以显露身体线条的迷人纱衣——用作者的话说,这是一座消费型城市。“市场给他们提供的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而且,还有以供减轻生活压力的奢侈和娱乐活动。”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这本书中节选了部分章节,以期与你一同走进伊斯坦布尔人一个特别的生活空间——澡堂。这里的澡堂不仅有着涤除污垢、放松身心的功能,还是人们进行社交以及举行仪式的场所。除此之外,澡堂中还微缩着整个社会的阶级与分工,形成了“穷人搓澡,富人泡澡”的格局。澡堂既是富人放松享受的世界,还能为穷人提供工作,而男女之大防也是澡堂的禁忌一种。

对于女性来说,去公共浴室更是一种日常的娱乐活动。虽然有些守旧者认为女浴室是伤风败俗的“淫窝”,但也有人认为女浴室只不过“女人的咖啡馆”,丈夫是不能反对女人去浴室的要求的,因为妻子们很可能会因此找茬离婚。浴室对于她们太重要了,她们会在那里悠然度过半天的时光,和女伴吃喝、享受,还可以编辫子、染指甲,让自己看起来更美丽动人。即使如此,澡堂也可能使她们陷入危险和暴力之中。

书中插图 君士坦丁堡俯瞰图 摘自约瑟夫·梅里所著《君士坦丁堡与黑海》

应该怎么经营澡堂?

伊斯坦布尔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坐标轴之一应该就是哈马姆。这里不仅仅是洗浴那么简单,哈马姆提供给男人,也给女人,特别是给女人的一个社会空间,很多重要的生活内容都发生在这里。哈马姆使他们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洁净自己,所提供的服务与现代美容沙龙、健康减肥、温泉疗养相同。在这里,邻居和朋友相会、交流,使社会关系比男人更受限制的妇女得以与家族以外的其他妇女融合。在那里,她们经过仔细考察,为自己的儿子和兄弟挑选新娘;新娘在婚礼之前要洗浴;婴儿在出生四十天之后第一次出门就要带来洗浴。哈马姆是聊天、说长道短和对政府部门发泄不满的地方,也是容纳多个民族、多种宗教的地方,这是伊城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方面,没有这些,他们每天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几乎没什么好奇怪的,每当苏丹征服了一座城市之后,首先建起来的建筑,除了清真寺和市场,就是哈马姆。穆罕默德二世在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不久,就下令修建豪华、漂亮的浴池,这是他建设和美化城市, 以及“为居民提供福利、满足需要和舒适生活”计划的一部分。如果任何市镇缺少哈马姆,这会被视为少见和异常,需要有合理的解释。 

哈马姆通过给百姓提供洗浴的地方,起着非常重要的宗教作用。洁净是奥斯曼社会非常核心的一个元素,具有宗教意义,而沐浴不论是从前,还是现在都是祈祷仪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像一则广为流传的土耳其谚语所说,“清洁来自信仰”。洗浴行业还是稳赚的买卖,作为城中居民的生活重心所在,是人们必定要不断消费的一项服务。很多威齐夫产业的重要部分就是浴池, 因其提供就业、剌激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以及所需商品和材料的生产,而使城市经济生活更加完备。根据能力不同,男人和女人在哈马姆中都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搓澡工、女浴池里的女搓澡工、搬运工、勤杂工和锅炉房的司炉。这些人都在洗浴管理人的经营管理下工作,女浴池里的洗浴管理人是女性,男浴池的是男性。浴池管理人经营浴池,是具有很高权威的人物,在浴池工作的人中很受尊敬,在他们看来他“就像法官”。

除了浴场内部用人的需要,洗浴行业还产生对相关产品的需求,例如,毛巾、哈马姆浴盆、浴巾、通常都有漂亮装饰的哈马姆专用木屐、哈马姆里出售的美容泥,是男女通用的,用于软化皮肤、移除死皮和头皮屑、清洁皮肤油脂和打开毛孔。锅炉里取出的炉灰可以用于生产墨水,需求量很大。因此,炉灰的所有权成为颇有争议的一件事。根据十八世纪早期对两个案件的法律宣判,租用浴池的浴池管理人与拥有浴池的威齐夫管理者之间发生纠纷,炉灰的所有权被判给了浴池管理者。哈马姆还剌激其他相关产业。

哈马姆的重要社会地位,表现在制定与之相关的制度甚至关涉国家利益,所以规范哈马姆事务、保证其有效、卫生运营对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哈马姆作为主要的洗浴地点,其本身必须保持清洁。在十六世纪早期,塞利姆一世发布政令要求官员监督浴池管理者保持浴池的清洁和热度,水要足够温暖。搓澡工工作要麻利,要有熟练的剃头技巧,所使用的剃刀要锋利。女搓澡工负责保持浴巾的清洁。违者严惩不贷。男女搓澡工在哈马姆提供洗头、按摩、剪头、编辫子的服务,要根据头发长短收费,并且,根据1640年的纳尔规定,他们要身着干净的丝质浴巾。他们不得主动拉客,尤其是穷人和外地人更不可以。他们也不得与顾客争吵。女搓澡工要按正确的程序编辫子,不得敷衍、糊弄;搓澡工在剃头的时候,要将浴巾围住顾客的脖子和前胸, 以免脏水流下。搓澡工要尊重顾客,给顾客使用洁净和干爽的浴巾。

尽管有这些规定,并不是每个接受服务的都感到满意。《奇迹小册子》的作者抨击洗浴管理者把浴池的温度搞得很低,毛巾和浴巾很脏。像他常常表现出的态度一样,他对哈马姆里其他方面的服务也不满意:搓澡工搓澡太用力,女搓澡工提供的浴巾不够干。不能保持清洁的会被勒令改善。十八世纪初有顾客将哈马姆卫生条件太差的情况上诉到法庭,最终的审判结果是,浴池管理者要按要求维护其管理的哈马姆。

浴池管理者还可能因为与顾客打交道时不够尊敬他们而受到起诉。1874年,阿里先生在其所办的报纸《巴斯莱特》上抱怨伊斯坦布尔哈马姆对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国家的奥斯曼士兵缺乏尊重的现象。当看到有士兵进入浴池时,浴池管理者便很粗鲁地对待他们,“或者说“没有水了’,或者‘水是凉的’,然后将湿的浴巾和毛巾给他们用”。根据阿里先生的记载,造成这种敌视态度的原因是士兵可享受到的打完折后的门票仅要二十帕拉。这种做法是不能接受的,阿里先生要求伊斯坦布尔的当权者针对此事采取措施。

阿里先生抱怨的原因不仅仅是他们那样做原本就是对国家荣耀的保卫者的不敬,而且也涉及健康问题。除了那些无礼的态度和行为,“湿的浴巾和毛巾会使人生病”。还有接触传染的危险。随着人们预防疾病传播重要性意识的增强,需要维护哈马姆卫生状况这件事,到十九世纪末开始发展起来。公共卫生成为政府关心的一件大事,这和以前的年代比是前所未有的,反映出政府在帝国公民的日常生活及其角色转变的概念中所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其结果是,哈马姆成为以防止感染性疾病为目的的卫生检査对象,例如梅毒,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非常流行。梅毒被人们描述为“挨家挨户游荡”的扫帚星,扫荡了安纳托利亚的很多地区,有的地方甚至建起了专门治疗梅毒的医院。在哈马姆工作的人要定期接受梅毒检查,如有发现患病的,要“离开工作岗位,强制接受治疗”。浴池管理者按规定要“使用肥皂和沸水对器具进行频繁的清洗。一个顾客使用过的器具在没经过清洗的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不得再给另外的顾客使用” 。

有些浴池管理者会提供一定程度的非正式服务,那就是允许穷人在哈马姆的锅炉间过冬。十九世纪, 由于各种原因流落街头的儿童和青少年,有的是孤儿,有的被逐出家门,还有的就是因为行为不良,“善良有同情心的”浴池管理者会允许他们在锅炉间度过冬天,使这里成为无家可归之人非常好的避难所,起到另一种的慈善作用。这类做法大部分都是威齐夫属下的机构施行的,与国家无关。在宗教节日的时候会有各种慈善人士捐衣服给幼童,其他人会将自己孩子的旧鞋和旧衣服捐出来。哈马姆周围的居民在斋月的时候会将吃剩的面食和其他食物送给他们。

在锅炉间里存在着明确的等级秩序。来得最早、待的最久的拥有最高级别,能睡在离锅炉最近的羊皮毯子上,其他人按级别向离锅炉渐远的地方依次排列, 以此类推,最后来的人,其位置就在门旁。如果他们当中哪位孩子病了,他们就会让他睡在锅炉的旁边。这些被称为“库尔汉贝伊勒里”,即“锅炉间酋长”的孩子们会帮助司炉干活,扛木头、排灰、打扫卫生。他们拥有自己的代码语言,特殊词汇以及口音。

土耳其哈马姆中的纳凉室 摘自帕尔多伊所著《博斯普鲁斯之美》

女人应该怎么去澡堂?

一直以来,国家对秩序和安全非常重视,太多的女人出现在街上总让人感觉对秩序造成潜在威胁。举例来说,马哈茂德二世在1809年甚至因此取消了女儿的生日庆典。因此, 国家密切关注人们在哈马姆周边地区的表现是否合宜。不仅仅是有女人出现的时候,需要多加关注秩序问题,因为与女人有关的问题同样适用于年轻的男孩子们。他们也可能成为都城街上不当关注的对象。塞利姆颁布指令,男人不得在哈马姆外面或在通往哈马姆的路上聚集、闲坐。 “一手领着孩子,一手拿着一捆东西”的男人,即便好像在帮助妻子的样子,也不得靠近哈马姆的大门。这被视为是侵犯了女性的空间。无论拿出什么说辞都不可以。在附近的街上闲逛,有意无意地注视,都是不允许的。

为了迎合男人希望看到女人这一心理,产生了一些牟利的商业活动。针对这一现象,1594年的宣判更加生动地展现出这种有损名誉的行为所构成的社会问题。在考卡尼散希贝伊那个马哈勒里,各种私家房产被改造成博萨酒馆。他们在这里酿造博萨, 以吸引聚集在这里的男人们。他们还剥掉附近房子上的木头开始烤羊肉串。当地警察每周都能收到贿赂,所以他们对所发生的不法事件置若罔闻。男人们一边优哉游哉地品博萨吃肉串,一边观看对此毫不知情的女人从眼前经过走在去哈马姆的路上。结果非常糟糕。成群的男人聚集在街上厚颜无耻地观看穆斯林良家妇女,这自然会导致妇女们不再去哈马姆。苏丹立刻发布禁令,不得在马哈勒之内酿制博萨,任何被抓到的人都要被投进监狱,或者关禁闭。 

在哈马姆周边地区,不仅是男人的行为受到监督,女人不合宜的举止也会遭到谴责。事实上,女人只要是出门,不管是去哈马姆还是其他地方,都要举止高雅、正派合宜。十六世纪非常有名的伊斯兰教总教长易卜萨德负责此事,他说,如果一个女人在去哈马姆或者公共场合时举止高贵、表现受人尊重,并有仆人陪同,那么她就是一个“有道德”的妇人。女人不合宜的举止所带来的危险,其丈夫能够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他们的名誉因妻子的不轨行为受损。出外朝圣之前,丈夫会警告妻子,如果她去哈马姆或者婚礼时被无关男人看到,会立马导致离婚的结果。为了起到强调作用,他要将这些规定写在一张纸上,钉在家里的墙上。管理此事的伊斯兰教总教长易卜萨德规定,如果有谁的妻子在丈夫不在期间违反了这些条款,那么即使在丈夫缺席的情况下,妻子也要被休掉。很多为人正派的市民对自己家女人去哈马姆时的名誉问题也非常在意。在十八世纪早期的一个法庭案件中,有一群男人上诉,说他们家中的女人在进入哈马姆的时候,能够被人通过附近一户人家的窗户看到。他们希望那扇讨厌的窗户能够用木板挡住,可是审判结果却驳回了他们的请求。村庄中的女人在哈马姆的穿衣间如果透过窗户被看到也是不允许的。一个案件是有一位原告上诉说哈马姆旁边堆起的木材可以让男人爬上去看到原告的家产,里面有女人居住。可最终原告请求法庭下令搬走那堆木材却未果。

不管女人在去哈马姆的路上道德方面有多么端正,她们在哈马姆里面却可能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曾在1576年向穆拉德三世上诉的那些人进一步抗议说,酒馆里的酒鬼进入妇女哈马姆,其中有一人将一个妇女逼到哈马姆里的一个小房间里。其他妇女跑来帮忙,但是无法赶走那个男人,便只好从外面叫人将他从哈马姆赶了出去。1809年,那是一段政治动乱时期,人们担心受到攻击而不敢出门离家。有一个女人在阿拉贾哈马姆被带有武器的搬运工强行劫走,并在哈马姆对面肉铺上面的房间被强奸。这件事引起轩然大波,恐惧在百姓中蔓延。女人是从哈马姆被抢走的,而这里本应是人们所能指望最安全的地方,国家已下了很大工夫维持哈马姆附近的治安。人们因此对这起暴力事件的恐惧感更加强烈。

既然洁净是哈马姆的核心内容,它就不仅仅是公共浴池这么简单了。这里是社会生活的枢纽站,是支撑奥斯曼社会架构的中心柱石。人生很多仪式都是在这里举行的。新生儿和母亲在孩子出生之后四十天要在这里进行洗礼。传统上讲,这是孩子第一次离家出门。洗浴与特殊的祈祷仪式相伴,洗浴本身也有固定的礼仪程序。亲属和邻居应邀参加,安排有庆典活动,并要雇用舞女和乐手。哈马姆被用来寻找合适的新娘,妇女们为自己的儿子和兄弟仔细观察和寻找可能的候选人,不仅仅是从身体方面,还要观察仪表和举止。这里是妇女们所能拥有的,既非亲属也非邻居的难得的社交空间。她们来到这里可以有机会看到更多的单身适婚女子。保媒牵线的人会在面纱和法莱纱的遮盖下坐在浴池管理者的长沙发上,仔细观察进出温水浴池的女孩子们。在哈马姆洗浴的人知道她们是干什么的。如果她们看上哪位女孩,就会从浴池管理者那里问清楚她是已婚还是单身,然后会直接跟那位未婚女孩要她家的地址, 以便日后拜访。

哈马姆还在婚礼中扮演重要角色,女孩子嫁妆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哈马姆套具,包括一些高级绣花澡巾、特制的用银线装饰的木屐和一个哈马姆浴盆。热兰哈马姆,即新娘洗礼,会在婚礼之前数天举行,双方家庭的女性成员都会参加,也会邀请其他亲属和邻居。人们给新娘洗浴,唱宗教圣歌以及传统的忧伤民歌,他们也会跳舞。女人们常常会在哈马姆里待上一整天,一轮轮没完没了地洗浴、进餐和聊天。

哈马姆中争斗的妇女 摘自艾利美兹所著《塔里滕·希吉勒》

食物是哈马姆让人感到很享受的一个重要原因。常见的食物有葡萄叶包饭、肉丸子、奶酪波利克、腌菜、坚果,甚至还有意大利酸味腊肠和派斯提(切片果脯), 以及各种点心和甜品。哈马姆会有很拥挤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女人们有时会预订位置。哈里斯·斯帕塔利斯在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迁居到雅典,成为希腊籍土耳其人。他的祖母会提前派一个杂货店的孩子告诉哈马姆管理者她即将到来,请为她的家人们预留换衣服的地方。

与斯帕塔利斯同时代的伊尔凡·奥尔加,他的祖母会派一个女仆到浴池管理者那里安排换衣服的地方, 同时还会预留洗浴的地方。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提前占位置。通常,家里的老年妇女在孩子的陪同下会在一大早被送往哈马姆,好在哈马姆一开门的时候他们就能到达那里,因为他们在家里无事可做,有空闲早些走。所以,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哈马姆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好给家里其他晚些来的人用。

他们占位置的方式是,稳稳地坐在一个地方,并将她们的哈马姆浴盆放在旁边的位置上。占位置的压力会非常大,有时会争抢和打斗起来。有的妇女会把浴巾裹在哈马姆浴盆外面用以攻击对方。有时占位置并不仅仅意味着在拥挤的浴池里占有一席之地,而是要拥有最好的位置, 比如哈马姆里水最热的浴盆,或者是水流最快的,或者是离门最远,也就是不那么冷的,或者,对有些人来说,是靠边的小房间。

澡堂跟外面世界有什么相似之处?

哈马姆在很多方面都是外面世界的缩影,社会分化和社会当中的政治大变动都在哈马姆里有反映。人们在这里谈论政治话题,对国家事务大肆抱怨,这个环境所具有的这个特点广为人知,甚至有奸细活跃于其间,他们探听那些煽动性牢骚,并向当权者报告。这些报告会导致当事人被捕,1809年的案件就是这样。谈论政府是非的妇女被抓。耶尼色里内部的纷争甚至引起不同兵团成员之间非常公开和频繁的严重暴力事件。在哈马姆中上演的,则是妻子们的战斗。她们彼此谩骂、攻击,大打出手,与其他兵团耶尼色里的妻子争斗。带着真正的耶尼色里精神,这种争斗非常激烈,大家随意使用哈马姆浴盆和木屐作为武器。

哈马姆以这样的方式反映政治立场的不同,它同样也反映社会的分化现象。塞利姆一世规定,给非穆斯林使用的浴巾不得再给穆斯林使用;被非穆斯林使用过的浴巾要有标记。这些规定在1640年又得到重申,要求非穆斯林,无论男女,都要在浴巾上戴上一个环作为特殊记号, 以区别于穆斯林。他们要在另外的地方换衣服,没有木屐,洗浴的地方也要分开。就是说,虽然所有的宗教派别都去同样的哈马姆,但是他们之间的待遇仍保持不同,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国家一直致力于通过清楚的身份区分来保持社会稳定,要求每一个群体都要了解自己的位置,这个概念适用于所有社会分类,无论是按宗教、按行业,还是与功能有关。

然而,法律的公布并不意味着总是得到遵守,或者在实际生活中总能忠实得到反映。频繁发布穿着规范的政令,说明实际上这些政令并没有实现,所以,很有可能,哈马姆中对隔离的严格规定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人们在嘈杂、混乱的哈马姆中是在严格遵守这些规定。二十世纪初,虽然人们在分开的地方换衣服,但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却在同一个地方洗浴。这种混杂状况在巴斯麦杰恩的描述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浴池的外间非常安静。这里有一位基督徒躺在床上吸烟;那边的角落里有一位伊斯兰教徒跪在地毯上祷告,再远一点,有一位长须及胸的,正在阅读《可兰经》,而在他旁边,有一个犹太人正在梳洗打扮。”

但是,性别上却存在着严格的隔离措施。与母亲去哈马姆的男孩只能限制在某个年龄以下,这并不是按年龄来确定的,而是根据男孩的外貌。在某个时候,当浴池管理者说类似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带你爸爸也来呢? ”那么,这男孩在女士哈马姆的时光则就此打住。伊尔凡·奥尔加生于1908年,他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五岁的男孩就可能会被认为去女士哈马姆是有些大了。但是,他自己却被非常强势的祖母所保护,任何来自浴池管理者或者其他顾客的反对意见都被她挡住了。与奥尔加同时代的斯帕塔利斯写道,男孩直到七岁的时候,就不再去女士哈马姆了。“按照穆斯林的理解,他们已经进入青春期,开始对女人产生兴趣”,而女人也开始觉得这样的男孩出现在浴池中是不相容的异性了。当斯帕塔利斯本人七岁的时候,他被逐出一直与母亲同去的哈马姆。他非常失落,因为当他与父亲同去男士哈马姆时,他发现那里毫无生趣。

很多中、高层男士自己家里有浴室,但他们仍喜欢去公共浴池。只是,他们不是随便哪个都去的。足够高级的哈马姆才吸引他们。首先,水质要好,还要足够宽敞, 以避免头碰头,要离家近一些,但是,最重要的,不能处在单身男人的居住区当中。顾客中不能有工人或者打短工的。哈马姆要干净,毛巾也要干净,一个哈马姆如果具备了所有这些,那么他们就可以去了。 

书摘和插图节选自《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一书,较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自拟,经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发布。

《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
埃布鲁·宝雅 凯特·弗利特 著  于国宽 巩咏梅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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