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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拯救福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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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拯救福利国家?

从史云顿项到其他社会福利实验,希拉里·科塔姆的理念尝试着对社会危机作出改变。

英国史云顿区的Penhill地区 摄影:Brian Robert Marshal图片来源:CREATIVE COMMONS

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任职的最后几年里,史云顿区地方议会开展了一项大胆的实验。他们邀请到名头颇响的年轻企业家希拉里·科塔姆(Hilary Cottam),探索出一条新路子,为国家解决所谓“混乱家庭”问题——后来在她和政府的合作中,这个表述改为“问题家庭”。科塔姆能为他们做什么呢?这类典型家庭就像艾拉一家这样,生活在小镇边缘的战后居民区,时时处于“苦难折磨的来回搅动”之中,为生计挣扎。即便是有73位专业人士在替他们的生活出谋划策,英国每年在这方面花费大约25万英镑,但这有多大帮助呢?

人们此前称科塔姆“把特伦斯·康伦(Terence Conran)设计沙发的一套用到了社会福利制度上”,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科塔姆并没有太多关注当下的家庭困境,也没有制定不切实际、不灵活变通的改善目标,而是基于这片区域这个阶层的居民,和他们展开对话,询问他们:要让生活变好一点儿,他们希望能有什么样的改变。

史云顿区的试点项目名叫“生活”(Life),已经有了切实可触摸的成果。慢慢地,艾拉一家的生活回归了正轨:他们找到了工作,家人之间的关系升温了,孩子们也重返校园。这不是什么一夜之间大变样的奇迹,也不是什么能令人大跌眼镜的转变(家中没人一下子进了牛津),但这个过程是积极的、持续的,而且现有的社会服务花费中,只占一小部分。

科塔姆还介绍了同样吸引人的另外四个社会福利实验。第一个是“环圈”(Loops),旨在帮助伦敦的年轻人在就业之路上迈出试探性的第一步;“Wellogram”则帮助人们掌控自己的身体健康;“Backr”的扶助对象是那些救助金申领人;而“圆圈”(Circle)是一个为老年人提供的“兼具社交俱乐部、门房服务功能的半合作性质的自治团体”。不是所有实验都能大获成功,比如说“环圈”的创始人早前就在安全方面遇到了问题。而且现有的社会健康和服务专家对这些实验活动也是打心眼儿里抵触的。但科塔姆和她的团队依然坚守最初创立这些项目的原则,坚持不懈。“我明白,当人们感受到周围的支持时,改变就会悄然发生,”她在书中写道,“我们的新福利系统就令这种团结协作和联系沟通变得方便简单,人们也愿意加入我们。”

这本书中充满了动人的小插曲,比如说史丹的故事。他的身体一部分已经动弹不得,领取政府养老金,对音乐爱得深沉。“史丹为什么不能与那些和他志趣相投、同样热爱音乐的人在电话里‘面基’呢?”后来,周二成了史丹的音乐之夜,他给其他本地居民打电话,他们便会通过电话为他演奏挑中的曲目。有一天晚上,听完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的《深夜陌生人》后,每个人都唱起了生日歌。这一天他90岁了,“史丹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自己的生日。在篱笆般的白胡子背后,他面露微笑。”

人的故事是《激进救助》(Radical Help)的最核心部分,但不仅限于此,科塔姆的观点格局更大,她谈到了我们“苟延残喘”而且“斥资巨大”的福利国家。这种制度其实是为二十世纪中期战后恢复量身定做的,对现代的社会已经不再适用了。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利用妇女的无薪工作来维持家庭继续运转,然而随着人们平均寿命增长,同时越来越多女性处在挣钱和顾家的拉扯中,我们面临着一个社会问题:成年人的福利危机。

《激进救助》

大多数现代生活的顽疾都是长期性的,它们不能被完全根除,只能慢慢治理。而今,英国人一生当中人均会有11份工作,到了2020年,很多人都会成为自由职业者,或者自己给自己做老板。不平等程度不断攀升,似乎已经带来一种全新又棘手的贫困形式。与此同时,严苛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和财政紧缩政策已经让英国成了一个没有人性的命令机器,疯狂痴迷于数据和绩效目标,孜孜不倦地评估着员工和“客户”的工作活动。

在长期合作性的、草根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历史中,科塔姆对培养能力、建立社会联系以及“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更为上心。“当我们要坠机时,福利国家制度可能还能托起我们,但它不能让我们重新起飞。”

小规模实验是一回事,然而,困难就在于如何用这些项目经验来转变当前庞大的阶级性的、痴迷于“取得成效”的福利和健康制度。科塔姆对这一点很坚持:推广经验不是把她在本地的局部项目“按比例放大”的问题,而是在全英国范围内设计类似这样的项目,通过数字平台,创新方式方法,鼓励不同人群自发地联系到一起(书的结尾就倡导读者在自己的社区发起这样的计划)只要福利制度的负责人学会放手,市民就能重新挖掘自己内在固有的驱动力和创造天赋。

然而要和政客打交道,就有些揶揄讽刺意味了,连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也不例外。他们最初都为科塔姆的方案背书,但总想着把这些项目标准化,成为普适的福利、医疗制度,这样一来,原项目里的人的丰富性和本身的意义就被过滤掉了。也难怪,托利党满怀热忱地想要让“推进”这个小型项目落地实施,从而将卡梅伦的“大社会”社会改革理念合理化,实现大幅削减公共支出。然而,在那些希望国家往后退几步,增加国家支出,而不是充当文化巨变的中介的年轻一代的“蓝色工党”人(Blue Labor)中,他们的努力也引起了共鸣。

对那些单纯希望继续烧钱,投入摇摇欲坠的福利国家的人,科塔姆表达了不满。但她丰富的底层项目要是应用到一个权力较小的政府,也一样有危险。最后,我好奇的是,科塔姆的这一套在一个更加激进的政治和财政环境下,在一个“蓝色工党”和“红色工党”的化学反应下会如何运作。不过她必然还会继续努力,坚持激发人际关系和新科技的潜力,推动并保持人类长期繁荣。有了政府计划投资的支持,启动一项激进的福利国家制度现代化项目,科塔姆一定能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做出一点改变。如果这么做成效不大,希望工党也能让她加入。

本文作者梅丽莎·本是英国《卫报》和其他刊物的社会,特别是教育事务的特约记者,也是一位非虚构作家、小说家。他的作品包括《我们其中之一》(One Of Us)。她的新书《人生一课:国家教育服务》(Life Lessons: the Case for a National Education Service)将在九月出版。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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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政治人

原标题:How to fix the welfare state: From the “Swindon experiment” and beyond, Hilary Cottam’s ideas could transform our social crisis.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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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拯救福利国家?

从史云顿项到其他社会福利实验,希拉里·科塔姆的理念尝试着对社会危机作出改变。

英国史云顿区的Penhill地区 摄影:Brian Robert Marshal图片来源:CREATIVE COMMONS

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任职的最后几年里,史云顿区地方议会开展了一项大胆的实验。他们邀请到名头颇响的年轻企业家希拉里·科塔姆(Hilary Cottam),探索出一条新路子,为国家解决所谓“混乱家庭”问题——后来在她和政府的合作中,这个表述改为“问题家庭”。科塔姆能为他们做什么呢?这类典型家庭就像艾拉一家这样,生活在小镇边缘的战后居民区,时时处于“苦难折磨的来回搅动”之中,为生计挣扎。即便是有73位专业人士在替他们的生活出谋划策,英国每年在这方面花费大约25万英镑,但这有多大帮助呢?

人们此前称科塔姆“把特伦斯·康伦(Terence Conran)设计沙发的一套用到了社会福利制度上”,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科塔姆并没有太多关注当下的家庭困境,也没有制定不切实际、不灵活变通的改善目标,而是基于这片区域这个阶层的居民,和他们展开对话,询问他们:要让生活变好一点儿,他们希望能有什么样的改变。

史云顿区的试点项目名叫“生活”(Life),已经有了切实可触摸的成果。慢慢地,艾拉一家的生活回归了正轨:他们找到了工作,家人之间的关系升温了,孩子们也重返校园。这不是什么一夜之间大变样的奇迹,也不是什么能令人大跌眼镜的转变(家中没人一下子进了牛津),但这个过程是积极的、持续的,而且现有的社会服务花费中,只占一小部分。

科塔姆还介绍了同样吸引人的另外四个社会福利实验。第一个是“环圈”(Loops),旨在帮助伦敦的年轻人在就业之路上迈出试探性的第一步;“Wellogram”则帮助人们掌控自己的身体健康;“Backr”的扶助对象是那些救助金申领人;而“圆圈”(Circle)是一个为老年人提供的“兼具社交俱乐部、门房服务功能的半合作性质的自治团体”。不是所有实验都能大获成功,比如说“环圈”的创始人早前就在安全方面遇到了问题。而且现有的社会健康和服务专家对这些实验活动也是打心眼儿里抵触的。但科塔姆和她的团队依然坚守最初创立这些项目的原则,坚持不懈。“我明白,当人们感受到周围的支持时,改变就会悄然发生,”她在书中写道,“我们的新福利系统就令这种团结协作和联系沟通变得方便简单,人们也愿意加入我们。”

这本书中充满了动人的小插曲,比如说史丹的故事。他的身体一部分已经动弹不得,领取政府养老金,对音乐爱得深沉。“史丹为什么不能与那些和他志趣相投、同样热爱音乐的人在电话里‘面基’呢?”后来,周二成了史丹的音乐之夜,他给其他本地居民打电话,他们便会通过电话为他演奏挑中的曲目。有一天晚上,听完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的《深夜陌生人》后,每个人都唱起了生日歌。这一天他90岁了,“史丹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自己的生日。在篱笆般的白胡子背后,他面露微笑。”

人的故事是《激进救助》(Radical Help)的最核心部分,但不仅限于此,科塔姆的观点格局更大,她谈到了我们“苟延残喘”而且“斥资巨大”的福利国家。这种制度其实是为二十世纪中期战后恢复量身定做的,对现代的社会已经不再适用了。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利用妇女的无薪工作来维持家庭继续运转,然而随着人们平均寿命增长,同时越来越多女性处在挣钱和顾家的拉扯中,我们面临着一个社会问题:成年人的福利危机。

《激进救助》

大多数现代生活的顽疾都是长期性的,它们不能被完全根除,只能慢慢治理。而今,英国人一生当中人均会有11份工作,到了2020年,很多人都会成为自由职业者,或者自己给自己做老板。不平等程度不断攀升,似乎已经带来一种全新又棘手的贫困形式。与此同时,严苛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和财政紧缩政策已经让英国成了一个没有人性的命令机器,疯狂痴迷于数据和绩效目标,孜孜不倦地评估着员工和“客户”的工作活动。

在长期合作性的、草根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历史中,科塔姆对培养能力、建立社会联系以及“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更为上心。“当我们要坠机时,福利国家制度可能还能托起我们,但它不能让我们重新起飞。”

小规模实验是一回事,然而,困难就在于如何用这些项目经验来转变当前庞大的阶级性的、痴迷于“取得成效”的福利和健康制度。科塔姆对这一点很坚持:推广经验不是把她在本地的局部项目“按比例放大”的问题,而是在全英国范围内设计类似这样的项目,通过数字平台,创新方式方法,鼓励不同人群自发地联系到一起(书的结尾就倡导读者在自己的社区发起这样的计划)只要福利制度的负责人学会放手,市民就能重新挖掘自己内在固有的驱动力和创造天赋。

然而要和政客打交道,就有些揶揄讽刺意味了,连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也不例外。他们最初都为科塔姆的方案背书,但总想着把这些项目标准化,成为普适的福利、医疗制度,这样一来,原项目里的人的丰富性和本身的意义就被过滤掉了。也难怪,托利党满怀热忱地想要让“推进”这个小型项目落地实施,从而将卡梅伦的“大社会”社会改革理念合理化,实现大幅削减公共支出。然而,在那些希望国家往后退几步,增加国家支出,而不是充当文化巨变的中介的年轻一代的“蓝色工党”人(Blue Labor)中,他们的努力也引起了共鸣。

对那些单纯希望继续烧钱,投入摇摇欲坠的福利国家的人,科塔姆表达了不满。但她丰富的底层项目要是应用到一个权力较小的政府,也一样有危险。最后,我好奇的是,科塔姆的这一套在一个更加激进的政治和财政环境下,在一个“蓝色工党”和“红色工党”的化学反应下会如何运作。不过她必然还会继续努力,坚持激发人际关系和新科技的潜力,推动并保持人类长期繁荣。有了政府计划投资的支持,启动一项激进的福利国家制度现代化项目,科塔姆一定能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做出一点改变。如果这么做成效不大,希望工党也能让她加入。

本文作者梅丽莎·本是英国《卫报》和其他刊物的社会,特别是教育事务的特约记者,也是一位非虚构作家、小说家。他的作品包括《我们其中之一》(One Of Us)。她的新书《人生一课:国家教育服务》(Life Lessons: the Case for a National Education Service)将在九月出版。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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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政治人

原标题:How to fix the welfare state: From the “Swindon experiment” and beyond, Hilary Cottam’s ideas could transform our social crisis.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