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的面孔

最后一批二战老兵如今也已迟暮。十个来自同盟国和轴心国的战士,在这里分享他们的勇气和恐惧,也许这是最后一次。

2015年09月02日Jonathan Alpeyrie 欧洲

视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整整一代人的战争,波及六十多个国家,因之殒命的士兵和平民超过五千万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血腥的冲突。1945年5月8日欧洲战场停战时,放眼所有的城镇村庄,幸存下来的年轻人仅仅是战前的一小部分。过去五年里,我探访了12个国家,采访和拍摄了二战期间在交战双方服役并活至今日的老兵们。这一项目并非意在赞美或批判他们的所作所为,仅仅是为了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再追溯一次往事。

阿道夫·斯特拉卡(Adolph Straka)

17岁时,“我被德国军队抓到了位于奥地利的一处劳改营,被要求协助战事,” 阿道夫·斯特拉卡(Adolph Straka)回忆道。1925年,他出生于斯洛文尼亚的Duplje,当时那里还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在一座钢铁厂工作了一年后,斯特拉卡被送往慕尼黑的郊区进行火炮和反坦克训练。五个月后,1943年6月,他到了法国第戎,和其他斯洛文尼亚人与奥地利人一起加入了一个坦克猎手分队,随后搭火车来到白俄罗斯的东部前线。在那里,“我们遭到了俄军的密火炮轰,”斯特拉卡回忆道,“周围死了许多人。我一直在战斗,用我的德国机枪和手榴弹。”他所在的分队在这片区域坚持作战了一个月,随后被俄军坦克包围,最终投降。他只做了三天战俘,便宣誓效忠斯大林。由于他与希特勒一样都叫“阿道夫”,他们让他换了名字。他说俄国兵喝了太多伏特加,纪律也不如德军严明。1944年7月,斯特拉卡晋升为中尉,然后被派往贝尔格莱德。在那场战役中,他所在的南斯拉夫第一旅,有三分之一的人战亡了。幸存者西移,斯特拉卡则被编入一个坦克分队。他的坦克在1945年4月战毁,但他活了下来,还得到了一辆新坦克。胜利日那天,他还在斯洛文尼亚与试图逃跑的德军作战。接受我采访时,他生活在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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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艾德格尔迪(Sergey Adgorian)

“我有四个兄弟,全都被红军征募了。”谢尔盖·艾德格尔迪(Sergey Adgorian)回忆道,“老大失踪了,老二后来在奥地利作战,老三曾和德军打过仗,也在中国东北打过日本人。”他于1924年出生在亚美尼亚的首都埃里温(当时是苏联的一部分)。1941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艾德格尔迪报名参军。但他被拒绝了,因为他年龄太小,只有16岁。当他第二年再次申请时,负责征兵的长官破例录取了他。他第一次作战是在车臣,打的是德军突击队支援的地方游击队。一天,他被派去搜寻两名失踪的俄国士兵。他在马背上听到了他们的尖叫,跟着声音他进入了一道狭窄的深谷。但那是个圈套。车臣人当时已抓住了那两名士兵,随着更多的俄国军队到来,枪战立刻爆发。艾德格尔迪的肩膀被击中,右手被手榴弹炸伤。此后他继续在那一地区服役,并被提拔为排长。他在那里一直待到1945年8月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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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鲁夫(Antonio Rufo)

1921年,安东尼奥·鲁夫(Antonio Rufo)出生于意大利中部弗罗西诺内省的Sant’EliaFiumerapido地区。他在13岁时离开学校,开始为家族产业工作——种植油橄榄和葡萄。他一直是个农民,直到1941年1月收到来自意大利军队的官方征兵信。鲁夫不想加入作战分队,于是申请转入意大利红十字会。在罗马,他以志愿者的身份见到了许多从阿尔巴尼亚前线回来的伤亡士兵。他觉得那里比前线还令人难以忍受,便又提交申请,回到了第115步兵团。“我们接到命令,烧掉那个共产主义活动频繁的阿尔巴尼亚村庄,”鲁夫说,“用机关枪扫射整座村庄后,我们不得不烧掉所有的房子,以逼迫当地人离开那里。”他常常看到其他意大利士兵拷问当地人,以获取武器藏匿地点等情报。他们会逼被审讯者躺下,伸直双腿,然后用枪托狠击他的脚底。1942年12月,鲁夫被调到位于雅典的警察部队。一天,他的十个战友在被派往莱瓦贾时被希腊人民解放军擒获,他们遭到了酷刑,并被活活烧死在卡车里。那天鲁夫很幸运地留在了营地。1943年9月意大利与同盟国签署停战协定之后,德国士兵逮捕了他,将他关入德国的劳动营。他经常挨打,根本没机会向红十字会寻求援助。深受饥饿之苦的他为了生存而偷食狗粮。1945年4月8日,他被法国军队释放并回到了意大利的家。1957年,鲁夫移民法国,从事建筑业,直到1981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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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哈科布扬(Mrav Hakobyan)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我失去了一只胳膊,”马文·哈科布扬(Mrav Hakobyan)说,“我与一名德国士兵短兵相接,他用铲子和我对打,我的右臂被切掉了。”1920年,哈科布扬出生于今日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他应征参加红军,并在1942年德军入侵时被派去保卫莫斯科。在斯大林格勒,他在肉搏战中被铲子割去了右臂。因为他的英勇表现,哈科布扬受到了嘉奖,然后被送回外高加索地区,在家乡Getavan度过了剩余的战时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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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戈特斯坦(Ernst Gottstein)

恩斯特·戈特斯坦(Ernst Gottstein)是奥地利裔,1922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Schreibendorf,是苏台德地区的一部分。他父亲负责该地农民的储存仓库,十一年来,少年恩斯特都在远离家乡的天主教学校读书。1938年,德国入侵,学校关闭,恩斯特在家完成了学业。由于他的家人认为奥地利裔的政治地位低于捷克人,所以他们支持德国吞并苏台德地区。这时恩斯特面临两个选择,或者成为德国国防军,或者到劳改营服役。恩斯特决定参军,加入一个坦克营,然后被送往俄罗斯前线。

一天,他和培训学校的朋友乘车接近敌军防线,朋友被俄罗斯狙击手射中头部。“我太生气了,”戈特斯坦说,“然后我开始用机枪到处扫射。”他在这个俄罗斯村庄战斗了几个月,他所在的师距离莫斯科仅仅二十公里。那里的冬天非常残酷,他们还要遭受俄军持续的攻击。

不止一次,他们弹尽炮绝,必须用匕首和铲子来战斗。1942年4月,戈特斯坦的肩膀因炮弹爆炸而受伤,为了疗伤,他被送上了前往奥地利的火车。一路上,火车每停一站,都会把死去的士兵扔下去。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火车到达了维也纳,那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他已经失去了作战的动力和“德国必胜”的信念,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老人。为了不回到俄国,他志愿参加了非洲军团。他在利比亚目睹了来自英国的猛烈攻势,并且被弹片击中了腹侧,他再次受伤。这次他飞到丹麦进行治疗,伤愈后被晋升为中尉。1944年6月,他所在的新部队被派往法国,应对盟军的攻击。

当最后的战役即将结束之时,他估计,只有四分之一的战友活了下来。戈特斯坦被重新派往齐格弗里德防线,捍卫德国的小村庄Oberlauringen。美国坦克逼近了,击毙了一些德国士兵,恩斯特在爆炸中伤势严重。不久后,他被美国军队俘虏,并得到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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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纳勒尔·F·M·罗杰斯(General F. M. Rodgers)

他从孩提时代起便生活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萨默维尔,家里十一个孩子,他排行第十。“我以前看过所有一战飞行员在欧洲作战的故事,”杰纳勒尔·F·M·罗杰斯(General F. M. Rodgers)说,“我特别喜欢那些王牌飞行员的故事。我知道我一定要当飞行员,所以我应征入伍了。”1939年,他从波士顿的高中毕业后,拒绝了布朗大学的奖学金,自愿成为了一名飞行员。他被派往加州的桑塔亚那接受训练。1943年3月,他以少尉身份毕业,加入了354战斗团。在他首次飞往德国执行护航任务时,一架美国B17轰炸机将他误认为是德国战斗机,朝他射击,摧毁了他的油箱。罗杰斯幸存了下来,并且在西欧和意大利执行了上百次飞行任务,这期间他还学会了俯冲轰炸。战争结束时,他已经击落了12架德国飞机,并且参加了1944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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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约恩·斯特林(BjørnØstring)

1923年, 比约恩·斯特林(BjørnØstring)出生在挪威的约维克地区。他四岁丧父,母亲再嫁的男人不想抚养他,他由祖父母抚养长大。1934年, 斯特林加入了极右组织——由威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领导的全国团结党(NasjonalSamling,又称NS)。德国入侵挪威之后,他在吉斯林的亲德新政府中出任全国青年组织(National Youth Organization)的首脑。接着他来到俄国前线作战,作为排长前往波兰,前后在三个驻地抵御俄军的凶猛攻势。“挪威一共派出了33人,在俄国战场前线浴血一年后,只有16个人还活着,” 斯特林回忆道。1942年秋天,他收到吉斯林撤回挪威的命令,归国后成为了安全领袖。战后,斯特林因叛国罪被判入狱七年,但在两年后即被释放。他成了一名画家,这是他在狱中学到的手艺。接受采访时,斯特林已经退休了,他和妻子在奥斯陆之外一间朴素的公寓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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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南·凯撒格鲁伯(Fernand Kaisergruber)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受伤的朋友在地上爬行,想躲过枪炮,这时一辆俄罗斯坦克用履带从他身上故意碾了过去。”费尔南·凯撒格鲁伯(Fernand Kaisergruber)说道,“直到今天,我从未遗忘过那个画面。”1923年,他出生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市。他的父亲曾经是个殖民者,1940年5月,父亲担心德国入侵,认为举家迁往刚果会更安全。他们从布鲁塞尔到了西班牙边境,尽管有当地人帮忙,可最终还是没能通过,不得不前往法国波尔多,在那里待到1940年9月。之后,费尔南·凯撒格鲁伯重返布鲁塞尔,希望完成学业,但被学校拒绝,最终被送往德国的一家工厂。他会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所以被德军指派为翻译,让他帮助法国俘虏在那里劳动。后来,他加入了比利时军团,抵达了乌克兰的斯拉维扬斯克,随后又收到徒步前往高加索地区的命令。那是一场长达1400公里,历时40天的行程。大部分人都被疟疾和痢疾折腾得病弱不堪,但即使是虚弱到极点的士兵也不能被送回后方进行治疗。1942年11月,他们被迫撤退到黑海附近。此时凯撒格鲁伯已经病得非常严重,因此被送往比利时的一家德国军事医院。1944年初,他参加了科尔逊-契尔卡塞战役,在那里被俄军包围。他说,2200名士兵里,只有687人活了下来。在最后一轮攻势中,三位战友紧跟在他身后,因为他是出了名的运气好。他记得,自己突然间昏了过去,再醒来时,一条腿被弹片击中而骨折,他的朋友们已经死在身边。他在雪地里匍匐,身边开过一辆辆俄国坦克,最后一位德国骑兵发现了他,把他抱到马上。这匹马后来被俄罗斯人击毙,他和那位德国士兵设法渡过了Tikitch河,河对岸有三辆德国坦克前来支援。他被安置在一处房子里休养恢复。在这幢房子里,有一位身中七发子弹的战友,很快就去世了。他在去世前说:“最残酷的是,我们已经成功撤退了,但我还是会死在这里。”凯撒格鲁伯回到了波兰,在那里接受了手术,然后又到德国。在采访时,他和妻子住在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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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布莱卡(Vladimir Blaicka)

弗拉基米尔·布莱卡(Vladimir Blaicka)1923年出生于Zbobunov,那里如今一部分属于乌克兰,一部分是捷克领土。十几岁时,他曾在铁路工作,直到战争爆发。“1941年的一天,一个俄罗斯人来了,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游击队,对抗德国人。”他回忆道。于是,1941到1944年间,布莱卡是一名游击队员,红军会用降落伞为他们投放物资。1944年3月,布莱卡加入当时刚刚加入盟军的捷克军队。在波兰的Zbobunov战役结束后,他所在的部队到达一条河,看到一群女人与他们交错而行,但是这些女人并没有拉起裙子以防止溅湿,他们很快意识到这是身着女装的德国士兵,想要骗过捷克人。他们开枪并打死了这些德国人。次日早上,许多分队集结到一起,向捷克边境上的德军阵地发起攻势。那天的雾很重,地上又多丘陵,德军还占领了制高点,所以他们的部队前进得很慢。德国人击毁了很多他们的坦克,即使如此,他们仍一直在向前推进。布莱卡的坦克着火了,所幸战友都逃了出来。他的腿被机关枪射中,但他还是设法救了同样受伤的战友。在撤退时,他跌进了德军的一条战壕,身上还背着战友。一位德国人发现了他们,命令他们投降。布莱卡用一枚手榴弹杀死了他,然后重返捷克阵线,参加了1945年对斯洛伐克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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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瓦尼·德雷塔(Giovanni Dorreta)

“一月初的前线,四面都是俄军,气温降得如此之低,我们在掩体外待的时间不能超过二十分钟,”乔瓦尼·德雷塔(Giovanni Dorreta)回忆道,“否则你就会被冻死。”德雷塔出生于1921年的巴黎,父亲一战时在意大利军队服役,一战后父母移居法国。12岁时,他自豪地开始在当地一家工厂上班,时薪一法郎,一天需要工作十个小时。1935年,他和父母回到意大利北部,在家庭农场工作。1941年,他被征募到一支山地炮兵部队,次年被送往俄罗斯。在那里,他所在的部队完全被俄军包围,在投降前还曾挣扎着西移。他回忆说,当时他们整夜地走,如果有人不愿意继续前进,俄罗斯士兵会杀掉他们。他们后来被安排上了开往乌拉尔山脉的火车,随后,绝大多数意大利士兵死于一场伤寒。他很幸运地在一家俄罗斯医院接受了治疗,因为他会说法语,交上了几位俄罗斯朋友。1943年初,他被转移到莫斯科一家工厂工作。不久,俄罗斯当局派德雷塔和其他一些犯人去看守德国战俘营。1946年4月1日,他终于回到了家。这次战争中,他的村庄有52人出征,仅有四人回来,他是其中之一。在教堂,母亲们常常会抓住他,向他询问自家儿子的消息。而他没有任何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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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Alpeyrie出生在1979年的巴黎,1993年迁往美国。他曾为芝加哥地方报纸摄影,镜头掠过外高加索、刚果、中东、北非和中亚。其作品曾出现于《The Sunday Times》、《Le Figaro magazine》、《ELLE》、《American Photo》、《Glamour》、《Aftenposten》、《Le Monde》和BBC。

翻译:靳曼    校订:正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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