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瑞士的医药巨头们，正不约而同地计划把上海变成下一个全球研发战略中心。

11月4日，罗氏集团在上海张江的“创新中心”正式破土动工，到2018年，这个参照国际顶尖研发实验室设计的建筑内，将能容纳超过300名科学家同时工作。

罗氏的科学家们将聚焦于免疫、炎症及抗感染疾病领域创新型药物的研究与早期开发。同时，创新中心还被寄望于促进罗氏与本地科研机构的合作，吸引国际顶尖科技人才。

罗氏首席执行官施万（Severin Schwan）专程到上海参加了奠基仪式，并按照中国的习俗为舞狮点睛，以博得一个好彩头。施万说，罗氏作为全球最大的生物技术公司，将把上海视为其在瑞士巴塞尔、美国旧金山之后第三个全球战略中心。

无独有偶，另一家瑞士跨国医药巨头诺华集团，几个月前也展示了它在张江新落成的上海研发园区，这个园区是诺华全球三大研发中心之一，另两个分别在瑞士巴塞尔、美国麻省剑桥。

罗氏和诺华总部所在的瑞士巴塞尔是欧洲化学和医药研发之都；同样，美国的旧金山和麻省剑桥也聚集了实力最为强劲的生物医药研发企业与机构。相比之下，上海的生物医药行业规模尚小。

但这似乎并不妨碍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纷至沓来，并倾注了足够的重视。仅在上海的张江地区，全球排名前十的制药公司，有八家已在此建立了研发中心。

事实上，罗氏和施万本人一直十分看好上海作为生物制药中心的可能性。罗氏2004年就在上海建立了研发中心，也是第一家在上海建立研发中心的外资药企。施万则多次向上海市政府建议，上海应争取建成全球生物制药中心。

作为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40名成员之一，施万此行另一个重要议程，是参加11月6日举行的第2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这也是他第七次作为上海市长的“洋高参”，为上海的发展出谋划策。

上海市长咨询会从1990年开始举办，一年一次，时间一般定于每年的11月，已连续举办了27年。市长咨询会的主题，是就上海的城市定位、城市规划、经济发展等方面，由上海市市长听取国际专家的建议。

1989年，在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的倡导下，来自8个国家12家著名企业的负责人成为咨询会议成员。如今，市长咨询会议成员数量稳步增加到40多个。

每次会议中，参会企业家们都从各自所代表的领域，如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医药行业等，提供专业的意见和建议。最后，很多内容都反映在了上海的五年规划中。

施万去年向上海市长提出，上海应关注最顶尖的创新药物研发，未来罗氏将紧密配合上海市政府，巩固并加强生机勃勃的创新生态系统。就在同一年，罗氏宣布斥资8.63亿元，启动上海创新中心项目。

与此同时，上海在生物制药领域大力投资基础科学和研究，已经逐渐吸引了世界上最顶尖的人才，其中很多都是中国人，他们在美国、欧洲接受培训，现在也重新回到了祖国。

2015年，上海筹建国家药物审评中心上海分中心，施万认为，这对创新药物来说是一次巨大机遇。当然，如果成功，也会大大推动上海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且可有效吸引本地和外资企业。

在今年的市长咨询会议上，施万将继续就上海推进生物技术创新和智慧医疗向上海市市长建言。

这些跨国公司高管给上海带来了各国的创新实践和经验，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也是上海市市长咨询会议能够成功举办28次的原因。

正如罗氏和诺华所在的北欧小国瑞士，是欧洲医药行业一支重要的力量，也早已成为医药创新的代名词。据欧洲制药工业协会联合会（EFPIA）评估，瑞士的药物研发开支在欧洲位居第4，仅次于英国、法国和德国。

一定程度上，罗氏和诺华代表了瑞士医药创新的最高水准。其中，罗氏就是以科研开发为基础的一家公司，历史上，罗氏的科学家曾三次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2015年，罗氏成为全球研发支出最高的医药公司。

因此，这些医药巨头把全球创新战略重心布局到上海，无疑能带来更多的创新文化和实践。尽管中国已是科研投入的大国，但仍非科研强国。即便是上海，与发达国家的一些发达城市相比，在最尖端的技术和人才汲取方面依然存在瓶颈。而跨国公司或能给上海带来启迪。

在瑞士，诺华和罗氏已经成为当地大学毕业生最向往的企业，与此同时，包括医药公司在内的瑞士创新型企业还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员，帮助推动国家研发企业的发展。

这也是上海目前最急于寻求答案的问题：如何培植本土的创新力量，并吸引国际尖端人才加入上海的创新创业。

罗氏认为，创新环境对于创新的结果十分重要。

“我们热爱每一个创新的点子，无论它来自哪里。”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周虹分享了罗氏的创新企业文化，“在罗氏，我们非常注重营造开放、多元化的企业文化，为创新人才提供适合他们成长发展的环境。创新，往往需要打破常规、勇于承担，我们从不害怕失败。即便一些项目在推进中会遭遇挫折，但项目组并不会受到批评，相反会被鼓励从失败中寻求新的突破，开始下一次尝试。”

目前，罗氏正在张江推动一个由政府、企业、高校三方合力构建的创新人才项目，与张江地区内的复旦大学药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等高校一起，以见习岗位和创新讲堂等方式，探索建设适合未来医药人才发展的创新生态圈。

这种开放性的创新环境同样也将对外界人才形成吸引力。

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分会主席亚当斯认为，现阶段，中国需要一个城市，去吸引资本、人才来支持经济的发展，上海是可以成为这样一个中心的地方。

“上海是中国最吸引人的地方，我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取决于你的业务是什么，如果你的业务是非常依赖政府，那么在北京是有意义的。但如果你是在消费市场做生意，那么，就是在上海。”亚当斯同时也指出，上海要建设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全球城市，创新和开放是十分重要的。

“任何全球城市都是对全世界的人开放的。如果你是开放状态，其他所有的事情都会自然而然地过来：吸引优秀的人来这里、文化更加多元化、城市更具国际性和吸引力。”亚当斯说，这是一个自我充实的过程。

“创新的供给资源，真正应该关注中国在全世界储备的人才。”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袁志刚不久前在一次讨论上海创新环境的会议上提到一个现象，美国、欧洲等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们，身边有三分之一是中国人，一个没有中国人的实验室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十几年来积累的留学生队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如何把这个力量激发出来，让全世界的华裔科技人员有回国贡献的方向感，这是双创非常重要的突破点。”袁志刚说。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王振也认为，进一步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特别是激发人才的活力，是上海在创新领域的重要任务。他主张，应进一步利用政策化的方式，降低永久居留的门槛，对一些特殊人才降低户籍门槛。

2015年，上海开始了科创中心建设这一国家战略，与之相配套，上海出台了一系列开放性新政，特别是针对外资研发中心提出的人才、资金、研发设备等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不够便利、政府科研计划项目的开放包容性不足等方面，建立了更加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体制机制。

比如提升人才跨境流动便利性的高级职称评审“直通车”政策，对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其国外专业工作经历、学术或者专业技术贡献可作为参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依据，不受本人国内任职年限限制。

生物医药是近十年来上海外资研发中心集聚度最高的行业，在浦东的张江、金桥等地，世界生物医药巨头云集。上海目前所有的402家外资研发中心中，从事医药行业的外资研发中心就占到总数的24.4%。

得益于这些跨国公司的引领，生物医药尽管是上海六大支柱产业中产值规模最小的行业，但却始终位于价值链的高端。

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在过去十多年内逐渐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欧达仕解释，当跨国公司将中国视为市场而非制造基地时，针对当地市场做更多的产品研发变得尤为重要。

比如诺华上海研发园区的科学家们，专注于将表观遗传学研究与药物创新相结合，针对中国及亚洲地区高发的癌症和肝病领域研发新药。

诺华甚至借上海的研发中心改变了以往其研发的模式。诺华集团全球董事长林浩德说，上海研发团队研发的一项新药，计划在瑞士生产，实现在中国创造、在瑞士制造。此后，更多“中国创造、海外制造”的新药或将诞生。

其他行业亦是如此。除医药行业外，上海从事信息技术、汽车及其零部件、化工的外资研发中心分别占到22.1%、13.4%和11.9%。随着全球节能环保产业的兴起，从事新材料、新能源领域的研发中心也逐渐增加，占5.7%。

外资研发中心能级也在不断提高，截至目前，落户上海的外资研发中心中，有30余家为全球研发中心，10余家为亚太区研发中心。例如，通用电气（GE）上海研发中心、联合利华中国研究院等，均为集团在全球布局的最高层级研发机构，既从事产品开发，也从事基础研究。

相关的调研报告也显示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科研投入，伴随着中国市场在全球重要性的增强而增长。

普华永道思略特近期针对全球1000家企业进行了“全球创新1000强（2007－2015）”的专题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全球1000强企业中，科研投资第一大国在美国，中国是第二大国。但在2007年到2015年间，这1000强企业中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科研投入增长率是79%，但在美国只有34%。

无论如何，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科研投入，是使双方都互利的一件事。

不过，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近期在针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成果的调研中发现，过去一年来上海形成了全市上下共同推进科创中心建设的新格局，但仍存在一些瓶颈问题，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外企研发和国家在沪科研机构尚未全面融入科创中心建设的问题。

调研组认为，外企研发中心和国家在沪科研机构是上海科创中心体现创新资源集聚力、科创成果影响力和新兴产业引领力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尽管上海已经出台了专门促进外企研发中心发展的文件，但在调研中很多外企研发机构反映，其工作和任务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紧密度还比较低，难以深入参与上海重大科研计划和项目。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坦言，上海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思路，但对于具体采取什么办法，怎么让外企融入，确实还需要有更深入的思考分析。上海需要针对实际情况，学习借鉴国外创新城市的经验，让世界各地的创新企业切实融入上海，消除隔离感。

这些“他山之石”的疑问和经验，将在市长咨询会议上被提出探讨。

市长咨询会议前主席、美国国际集团前董事长格林伯格说：“我们讨论的很多问题不仅上海有，世界上其他城市也有。我们所做的就是把各国的经验教训介绍给上海，希望上海不要犯别人犯过的错误。”

今年市长咨询会议的主题是“互联网时代的上海可持续发展”。上海市市长杨雄认为，互联网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它既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同时也蕴藏着机遇和潜力，上海和很多跨国企业一样，都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加快转型发展，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

施万在今年的会议上，仍然将围绕他所从事的医疗健康行业提出建议。他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平台与健康大数据的发展为上海成为个体化医疗的先锋与智慧医疗的全球领导者提供了新途径，上海应借此构建成为拥有智慧医疗的智慧城市。

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分会的业务经理也将出席市长咨询会。亚当斯说，关于具体的建议暂时还不方便透露，但创新仍是欧盟商会最希望向上海市政府阐述的内容。

今年12月，欧盟商会将会向上海市政府提交一份报告，他们认为，上海全球城市建设过程中，面临着金融、商业、贸易、创新等多方面的挑战。“我们选择了创新，因为这是核心因素。它是上海所有发展中非常重要的的部分，这是众所周知的。”亚当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