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徐立功聊天—李安和台湾电影的那些往事

在台湾,还有谁能像徐立功这样,能讲出一大堆电影圈的轶事?2010年,他获得金马奖终身成就奖时,台上台下的李安、张艾嘉、刘若英,都是一口一个“老板”。 他说,现在最敢讲的人,就是我这样的,至少我还可以倚老卖老。

2017年01月18日谢丁 台北来源:界面新闻

个人史

文 | 谢丁 

徐立功是个好人,好到烂。什么意思呢,就像没了脾气,随便什么人都觉得他好。“我这人就是没个性。”他摊在沙发上,慢吞吞地,表情很幸福。“你知道台湾麻吉么?夜市上那种小吃,软绵绵的。”他说,“我就是麻吉,你要怎么捏,就怎么捏。”

台湾电影人,有个性的多了去。焦雄屏老师,有个性。和徐立功打交道几十年,中间还闹过不愉快(徐立功也会和人吵架?)。到头来,两人还是和好。徐立功说,后来我终于知道如何跟焦老师相处了。怎么处?“你如果要找她合作做事,一切听她的就好。”我们就笑他,你真是个烂好人。

不过,也多亏了徐立功的好,台湾许多电影导演才有了奔头。

七十年代末,徐立功在行政院新闻局广电司,没事就去楼上的电影检查室看电影,顺便看人如何剪片子。哪些是台湾民众不能看的,剪掉;哪些是黄色有毒思想的,剪掉。徐立功就此知道,政府的底线在哪里。他也提意见,说这样一剪,电影的意思就变了。

然后他就去做了电影图书馆的馆长,一做九年,认识了台湾新电影的那一批导演、评论家、也包括还在纽约的李安,还在文化大学读书的蔡明亮。他那时理想着,想着自己成为第二个亨利·朗格卢瓦,法国电影资料馆的老馆长。1981年,徐立功搜罗了50部不同国家的电影,在台湾展映,从此有了金马奖国际电影观摩展。

电影人都说,别让政府剪片子了,要尊重创作者。但谁去和政府谈?当然是老好人徐立功。捏一捏,就去了。他就花心思和政府斗法,两边还都不能得罪。有电影人跟他说,我们就像一把刀,贴在你胸膛。做得好,帮你刺出去。做了违反艺术的事,就捅你一刀。

好人还是挺难做的。徐立功回头就去了中央电影公司,但又是个烂摊子。台湾电影那时处于“全面崩盘”中,岛内95%票房来自好莱坞。徐立功拿了大权,副总经理。他可以决定某部电影拍不拍,花多少钱拍。他冒了个险,启用了一批新导演,一下就推出了李安、蔡明亮。也包括后来的陈玉勋、林正盛。好人徐立功就成了台湾电影的伯乐。

这些人中间,尤以李安名头最响。他早年的电影,几乎都是徐立功制作的。看起来,两个人都是温吞水似的好,反正外界已把他们连在一起,想分都难。所有人都想找李安拍电影,找不到李安,那就找徐立功吧。媒体也是,访问徐立功,问的都是李安。

我们也不例外。徐立功就说,谈就谈吧。但说多了,报纸一登,全是李安。他就笑,这也太伤我自尊心了。

但如今在台湾,还有谁能像徐立功这样,能讲出一大堆电影圈的轶事?而且说来说去,大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知道他人好。况且,他手上似乎还保有一种无形的权力。即便他后来离开了中影,创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他在圈内仍有极大的影响力。2010年,金马奖颁给他终身成就奖时,台上台下的李安、张艾嘉、刘若英,都是一口一个“老板”。

徐立功说,现在最敢讲的人,就是我这样的。至少我还可以倚老卖老。

摄影:Naga。

 

口述 | 徐立功

 

零缺点的李安

《少年PI的奇幻漂流》公映之后,我每次去内地,走在北京的路上,只要碰到老板,所有人都问我,能不能找李安拍电影?没有别的事,每个人就一个目的,希望我去说服李安。

当然,他们不会把现金捧过来,但你可以想象,他们都是很有钱的。问题是,如果李安是那么好说服的话,也许他就不会有那么多好作品。今天讲实话,如果李安愿意拍什么东西,你还怕他缺钱吗?一定有很多人捧着钱来,对不对?

但是我讲破了嘴也没用,就算我把李安骂得一文不值也没人相信。他们说:“不会吧,他就是最好,对不对?”我说,大陆还有其他导演也很好啊。他们讲,不行,张艺谋不行,陆川不行。尤其是《少年派》之后,媒体也说,李安是零缺点,什么张艺谋是零优点。这不是我们台湾人讲的,全部是内地自己讲的。搞得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哪个人是好的。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影剧界真的很残酷。

不过,讲一句实话,在目前来讲,我觉得李安当然是绝对优秀的。他自己的天分、努力和认真,这些都是他的优点。另外那些导演被批驳,为什么?我会觉得是修养的问题。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多么了不起,出钱的老板也要听我的。钱来以后,他们只需要满足自己的创作欲望,才不管你票房怎么样。所以最后,投资老板们都怕了,那当然就会反弹。

而李安这方面,这个平衡掌握得特别好。

我记得当年,我们拍完《推手》时,他回到台湾。电影上映时,我一定会跑到戏院看观众的反映。李安是第一个导演,会跟着我,到每家戏院去看。我每次跟他讲,你不必了吧,电影拍完了,你也累完了,就回美国休息吧。何必跟我这样东跑西跑?台北西门町的中国戏院,对街有很多咖啡厅,我们每次坐在那里。看有没有观众去排队买票。对我来讲,我是关心票房。但李安他也跟着。等人家买票进场,他跟着我一起进戏院去。我说,我只是看观众的反应,你干嘛?李安说:“你不知道,我在创作的时候,很寂寞,只有在这时候,我是享受。我在看观众,哪些地方高兴、哪些地方难过,我就很满足,也可以作为我拍片子的参考。”李安是很认真的。我真的觉得——我也不要指名道姓——大陆的导演很少有这种人。

另有一次,我和李安一起去参加柏林影展。那时他还没那么大名气。《喜宴》和《香魂女》一起拿了金熊奖。然后,整个柏林好像都被大陆的人包围着,简直一片呼声,都是《香魂女》。我们那时候是第一次参加影展,也没什么声音。李安每次去一个地方,他真的都是工作,不是在玩。我们替他安排在一个花园里,给了他一张沙发椅,他坐那儿接受访问,所有人排队排长龙,他从来都不厌烦。他唯一的要求是说:“老板,我只要求一点,每天中午,你得陪我吃中饭。”所以,一到12点钟,我一定到现场把李安带出来。我们俩就到一个中餐馆,吃碗面。到了一、两点,再把他放回沙发,他从来没有怨言。

对李安来讲,他喜欢观众喜欢他的电影,所以他拍电影一定会顾及观众。这是很可贵的。

另外他有一个观点很好。他有几部比较不成功的电影,叫好,不一定叫座。但其实他拍那些电影,是有目的。比如拍《与魔鬼共骑》,这是因为接下来要拍《卧虎藏龙》。他先要去习惯那些和骑马有关的东西,他都希望掌握到。他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做每件事,一定有他的想法,他才去做。

即使是台湾导演,也很少有人像李安这么投入的。早年很多的导演,无论是杨德昌,或侯孝贤,一开始他们都蛮想完成自己的创作理念,可是逐渐逐渐,他们也会觉得,好像不能完全发挥这个理念,所以后来也会开始做一个结合。至于那些名气小的导演,更谈不上这个了。只要有人肯给他出资拍片,他们就很感激了。

《推手》1991年

皇帝的寂寞

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我和李安见面也不是很多。他每次来台湾,时间都不长。《少年派》在台湾宣传时,我正好在北京,接到李安电话。他说,台北的首映,有个走红地毯,要我陪他一起走。我说,这电影跟我没有关系啊,也不是我投资的,我也没参与,最多就是你在台湾拍片时,我有去探过班而已嘛。这很奇怪的,李安为什么要跟我站在一起?我说这不太好。

可是,人家这么慎重要找你去,你不去,会变得不好意思。既然如此,我就去。后来我了解,其实他请了不止我一个,他把当年我们一起拍《饮食男女》的那些演员,都叫了去。

我是觉得,可能是因为李安一个人在台湾,太单了。你想,如果走红地毯,就和他太太两个人,走起来也没什么意思。

你也知道,做皇帝是越来越寂寞的。(笑)

因为想去接触李安的人,很可能就是一般的小人,或者想沾亲带故的。像当时跟他拍电影的那些人,大都因为李安红了,反而跟他保持某种距离。否则,好像我们一天到晚沾着导演似的,我们都尽量避开。所以李安也挺寂寞。

说真的,他每次来台湾,就是跟我这种人见一见。对他来讲,也许是善良感恩,对我而言,我会觉得是因为好朋友。但是每个人心理上难免会有一些个人不同的思路。这是讲一句实话。我曾给他举个例子:“以前多么方便,你来,我们俩就到面摊上坐着就可以聊半天,现在有这个可能吗?没有。”不要讲去面摊吃面,即使你今天跟他在哪里见个面,说几句话,立刻就会变成新闻焦点。媒体就会以为我们之间又有什么事要做。其实什么都没有。

我跟他说:你每次跟我一说话,明天我要跟你上报纸,上了一大堆。主题我也很清楚,不是为我,是为他。可是我老是站那边上,我就觉得太伤我自尊心了。(笑)

所以我们后来做事就变得保密了。比如他住在哪个旅馆,半夜或者什么时候,两个人才吃个饭、聊个天。都是躲躲闪闪的。我跟他讲,这种相见最好不要见,好像我是个情妇似的,不能见人。(又笑)

当然我这是开玩笑。但是他每次回来,我们都有见面。只有两次没碰到,一次是《卧虎藏龙》在戛纳首映,我刚好出国,到澳洲我女儿家去了。后来李安一到戛纳,就打电话到台湾,叫我赶过去。我说我不在家。他说,你躲得真是快得很。

李安的寂寞,是他特有的。所以我一点都不羡慕成功的人。为什么?你想想看,他的母亲住在台南(父亲已过世),弟弟李岗夫妻住在台北。另外他还有两个姐姐,一些后辈。但他每次回来,每天就是媒体记者围着,他妈妈要看儿子,都要从台南赶过来。

他弟弟李岗,跟我一样,也受到李安的盛名之累。什么事情都找我们,但其实都没用。因为李安是很坚持自己理念的人。李岗每次都说,你们不要找我,去找徐立功。其实我也无能为力。

在台湾,李安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好多都是媒体人。至于那些演员朋友,其实也受李安名气的影响。有一年,我们一起去印尼参加亚太影展。归亚蕾先去。有次到海边散步,李安突然来了,也在海边散步,媒体记者就在那儿狂拍。归亚蕾就笑说:“我来了好几天,现在才被你们左拍右拍的。那是因为李安,对不对?”

再比如刘若英,李安蛮喜欢她的。每次有什么片子,就找刘若英去谈。刘若英后来说,我全身的细胞毛孔有多少,李安都知道了,还要跟我谈什么,用就用,不用就不用啊。

我记得有一次更好玩。拍《饮食男女》时,确定演员,李安要去找张艾嘉。我们就约在台北一个喝茶的地方。我带着李安和张艾嘉进去,一进门,服务的小姐就说要签名。李安以为人家找他签名,正要拿笔。小姐说,不是找你,是找她。张艾嘉就笑李安:“你不要以为人家都找你,也有找我的。”人家那时还不知道,这个人以后成了国际大导演。

《饮食男女》1994年

大陆不是多的是钱吗?

很多内地的投资者都来找过我。其中有两部,我印象比较深。

一部听起来很大,叫《江山》,讲抗日战争的。 投资很大,上亿人民币。我就跟那个有钱人说,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题材。因为那个是国共合作,共同打一仗。这仗又是关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役,而且又刚好包含中美之间的友情。江山还是毛泽东的祖籍地。总之,我说这是个很好的题材。谈了好久。

结果他问,李安有没有可能导这部电影?我差一点没撞死。

我说,李安选择题材,有他自己的见解。后来我给他们介绍了一个美国导演,人家真的考虑这事。但是他们脑子里就李安,没有别人。这就是个问题了。

最近还有一部电影,来找我,我也觉得还不错。他们想拍司马迁。题材是不错的。这么一个小人物,或许李安会喜欢。这个投资方比较通情理。他后来还跟我说:“当然,徐先生,如果你觉得李安他愿意做,那么你就来做制片。”我对这个投资人印象蛮好的,他们很有诚意,亲自把剧本送过来。然后就说,你做不做得到,没有关系,但是他们自己要做的事,是一定要做的。

事实上,我个人对电影的看法是这样:有所为,有所不为。

虽然我也很喜欢商业,但是我不太愿意破坏……怎么讲呢,我们的电影梦也好,电影文化也好……比如说,白蛇传。我多么喜欢以前的白蛇传,白蛇在西湖遇到许仙,两个人共拿一把伞,我觉得多么唯美。最后发现,哦,这个女人是个蛇,一个镜头就完了。但是你现在大陆科技发达,拍个3D等等。我们对神话的美感全部给破坏了。

有时,我真觉得,许多人太迷信于好莱坞的科技。人家都已经逐渐在变了,我们还一天到晚收人家的尾巴。你看马丁·斯科塞斯的《雨果》,说真的他并没有太多的科技。他反而有点像什么都要亲身去体验,比如在屋顶上逃的那段,倒很像是成龙的风格。

以前我非常喜欢张艺谋,远超过李安的。我们都是看他那些电影长大的,是我们的偶像。那等到李安的电影出来后,讲实话,我开始想,张艺谋的东西,现在怎么这么难看呢?直到《山楂树之恋》,我才觉得有道理。这个电影是应该让张艺谋导的,最合他味道。因为我觉得他经历过文革,所以那种感情,我会感动。

现在,很多人都在向往,是不是可以走到好莱坞。每个人都做这个梦。其实我觉得真的不一样,你就说好莱坞吧,还不是想到中国大陆来投资。所以我总跟他们说,你们不要迷恋李安,好莱坞也是把资金拿到中国大陆来的。就不信。

我总觉得,两岸三地的电影,焦点应该摆在哪里呢?应该利用台湾人的创意,大陆的特色、地理环境和市场,再加上香港的技术,也许就能做出很好的华人电影。

至于钱——大陆不是多的是钱嘛?(笑)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你不要想用你的观点去说服投资者,你可能要玩一点儿小手段,让他们愿意把钱拿出来。

2000年,徐立功、李安及张震。

贴在胸膛的一把刀

我是辅仁大学念哲学的,其实和电影没什么关系。但我那时就给电视台写剧本什么的。后来就去了行政院新闻局的广电处。七十年代末吧,我们天天就在立法规,台湾的《广播电视法》就是我们那时候帮忙拟定的。可是除了工作以外,像我们这种人蛮笨,不会跳舞,也不会打台球,什么也不会,我唯一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电影。电影处的检查司在我们楼上,所以我每天就跑到那里看电影。

不是看电影,叫检查电影。我心想,电影检查一定是把人家不该看到的剪掉。后来跟他们很熟了,每次他们剪完,我就看一下,说,这个为什么要剪呢?你这样一剪,电影整个意思就变掉了。所以他们慢慢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好像很喜欢看电影,又好像很懂。反正他们也不讨厌我,觉得还可爱。

有一次,新上任的新闻局副局长宋楚瑜,也跑来看电影。他问放电影的师傅,今天有什么电影好看的。师傅就说,你问徐先生,他懂。我那时根本不认识他,没大没小的,我就说:“看你对好电影的定义是什么?要看好艺术的也有,你如果想看很暴露的,也有。”他就笑一笑走了。没隔多久,有一天我在办公室,突然讲副局长来视察。他一进来,人家就介绍这是徐立功徐科长。他笑笑说,原来你在这里做呀。我瞎猜,他好像还蛮喜欢我的。

然后,电影基金会成立了,又要说成立一个电影图书馆。宋楚瑜那时升成局长了。有一天,副局长来问我,去不去电影图书馆。我其实根本不知道怎么样,但答应了,说可以去。真正要离开时,局长又变成了丁懋时。他又跟我讲,你不要去了,可以把你派到美国去。我那时还年轻,觉得如果因为外调就不去图书馆,面子上很难看。我还大言不惭地说了一句,我要效仿法国电影图书馆,做一辈子的馆长。

人家觉得你还真的是有理想。电影图书馆对我影响很大,我是在那里认识了焦雄屏、蔡明亮这些人。焦老师是从外面念书回来,到图书馆查资料。蔡明亮是在念文化大学,做了些小的舞台剧,我们办影展时,他就过来做工读生,帮你卖票,有空就进去看电影。所以,在那个时间段,受到他们很多熏染,很多关键的人,也是那时认识的。

电影图书馆和评论界、以及那些导演,关系都是很密切的。因为搞了很多影展、放映活动,也常请些导演过来演讲。我们也出刊物,是电影双周刊。请专家去介绍各个时代的各国的电影特色和他们的历史。

我在图书馆待了将近9年,到后来已经做疲了。为什么?每年都办影展活动,人山人海,每天也是很有压力的。因为影展的片子,政府也要剪。评论界就讲,要尊重创作者的心血,片子绝对不能让他们剪。那怎么办?只好你站出来跟政府对抗,保持创作者的原本创意。你要花很多心思跟他们斗法,趁他不注意,你赶紧放映。你要有这样的胆识。这段时间焦老师办事最漂亮。她就跟我讲,你一定要抗争到底。甚至有人跟我说,我们就像一把刀贴在你胸膛里头,我们支持你。但是如果你做了违反艺术的事,我们就捅你一刀。在两者之间,你要就权衡。

这样很累的。所以后来,宋楚瑜先生就问我,你要不要来我们文工会,就是最高的文化主导机构。我一开始兴趣不大,结果一个朋友说,去做总干事,这个名头很大啊,为什么不去?我被人家这样一说,就去了(笑)。去了以后就在第三室,管的就是电视和电影。

没多久,就碰见了《悲情城市》。我坚持不要剪,一定要让这部电影公映,结果《悲情城市》真的没剪就上映了。最后也没事啊。其实,压力也就是做官的人自己的心理。

那时,每到什么重要节日,电视台都会主动找我约稿。我一开始很高兴,觉得好像有点名气了。有一次我就问一个电视台的朋友,说为什么每次都找我写?他说,你不要生气,找你写稿,是因为最安全。第一,你的字很方正,打字不会打错。第二,你是管电视电影的,很清楚界线,绝对不会出问题的。我就有点不舒服,搞半天,这不是利用职务在做事吗。那时就想离开了。

有一天,文工会主任找我,坐在他车上聊半天。跟我讲政治、现实什么的,都无趣啊,说我是一个很知心的人。然后问,你现在要不要去中影(中央电影公司)?我说好啊。那次聊天没多久,他就去英国了。

我第一次去中影,坐电梯。两个人在我旁边咬耳朵,说,你看看这就是新来的副总,听说他连拉丁文都考八九十分,他会拍电影吗?我心都凉了。后来想,也对,我是真的不会拍电影,我来这儿干嘛?去了才知道,我要负责决定一部电影要不要拍?好几百万到上千万,这当然就很恐怖了,从来没做过这事。后来我就想了半天,也许可以利用这里,培植新导演。

《悲情城市》1989年 

台湾电影,几乎就是一部中影的电影史

我启用的新导演拍的第一批电影,反响都不错。老导演万仁的《胭脂》,柯一正的《娃娃》,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李安的《推手》。居然都成功了。中影的人开始接受我,说这个副总也蛮能干的。李安的第二部片子就得了柏林金熊奖。所以基本确定下来,每年都可以启用四个新导演,一代一代,像陈玉勋、林正盛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很多机会也来了。他们也都很争气,运气好,潜质也都非常不错。

认识李安,是因为他在纽约念书时,写了两个剧本,参加台湾比赛,《推手》拿了第一名,最佳剧本,《喜宴》也得了优秀剧本。新闻局就给了他一张机票,到台湾领奖。他那时在寻找拍片的机会,接触了很多人,到最后都没谈成。后来他就到中影来找我。

一见面,就好像熟的不得了。他就穿一条破牛仔裤,蓝色T恤,都磨损了,站门口。我说你干嘛站在那,进来啊。我们俩就这样子一谈就谈两个钟头。完了之后我说,李安,你想做导演,我愿意支持你拍一部电影。他就问我拍哪一部?我说,当然是《推手》,谁要拍第二名的剧本。其实我那时候没概念,才跟他这么讲。他说你给我一天回去考虑。我说,就一千两百万台币,多一毛都没有。

他回去后,就到处跑,去问人家哪里能租器材,多少钱等等。之后差点合作不成功,因为那时候台湾有个片商,也是跟李安谈。但是他当时就跟李安说,要把推手拍成一个喜剧,重点就放在爷爷跟孙子之间的趣味上。李安当然很不满意。第二天早上9点,李安就来了。

其实对我来说,我只是给他很多方便。之所以会做《推手》的制片,是因为当时一次给李安一千两百万,他要跑到纽约去拍,钱一定不够。所以要控制得特别紧,每一毛钱,都不能迟到,一迟就惨了。那这个谁能保证?就只有我,我是副总,随时盯着,钱是否寄到美国了。这就可以给李安很大的安全感。

这部电影,李安吃过很多苦。钱这么少。他在美国的制片,每天都在拍摄场地。比如每天要看那个飞机,什么时候飞过,他要算到几点几分。李安当时拍那个场景只有20分钟,必须拍完。拍这个电影时,他都被制片骂哭了。哭完之后制片说,好,哭够了喝杯咖啡,上工。

在台湾,中影一直是龙头老大。如果你要讲台湾电影,几乎就是一部中影的电影史。但中影的问题是,它要拍电影,得经过党部的批准。所以中影早期的片子,多少是带有一些爱国意识什么的。我进去后,会扭转一点,说电影是个艺术。当然我们不否认电影里教化的东西,但是不能矫枉过正。

在中影,我们也没有赚钱的压力。碰到我这种人,也不懂什么是压力。也没人管我,所以我也很佩服当时的总经理。当时让他来,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我的个性,不善于应付电影界的牛鬼蛇神。他就跟我讲,很简单,喝酒吃饭是他的事,拍电影是我的事。他说到做到,这个人非常好。

但《推手》是赚钱的。即使是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总体上也是持平的。

我和蔡明亮在图书馆时期就认识了。他那时就是个很有潜力的人。但我常和他开玩笑:“你拍这样的电影,你认为你的观众有多少?”他说,我只想找知音,要慢慢的,我今天找到一百个知音,下部电影就有两百个,再下一部有三百,总有一天我会累积很多。我就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电影是一百个,下一部变五十个,也有可能啊,因为你把别人都吓走了。

其实对蔡明亮来讲,他第一部电视剧《不了情》收视很好,他那时很有决心。他拍《青少年哪吒》时,也是可以很有商业性的。但他把结局改掉了。因为那结局是我帮他写的,看起来好像很有张力。可是到了蔡明亮手里,他不要那份张力。我也没讲一句话。他的电影就是这样。

后来我就觉得,也许是太多的现实压力,到最后,他稍微有点走火入魔。那部《天边一朵云》。我说,你怎么拍这样的电影,叫我怎么出来替你站台。我如果跟人家讲,这是个艺术电影,观众都不来了,观众已经对你的艺术害怕了。可如果我说,这是个色情电影,是不是打人一耳光。

所以那部电影我没有太细看过,到今天都没看。为什么?因为不好说,人家一定会问你,一问你明天就上报纸。所以我就没去首映。后来给了我一盘录像带。我想,这拿回家看也不好啊,放办公室看,员工也会觉得老板在干嘛。后来就搁在那儿。奇怪,还真有人看,因为它不翼而飞了。

我也跟蔡明亮说,你拍这个电影,人家连挑逗的兴趣都没有。“对了,我就是要做这个,是让人看了之后一点性欲都没有的。”他说。他的目的就是这样。

《天边一朵云》2005年

李安说,从此我和中影没关系

《爱情万岁》在威尼斯得金狮奖之后,我回到台湾,忙得要命。刚好是香港回归前夕,我还带着一批人去香港,宣慰台胞,说明年回归了就很难去了。在那边每天跑啊,也不觉得累。结果回到台湾,在中影开会,突然有点不对劲,赶紧跑回办公室,抓起药就吃,还是痛,隔了一会就晕倒了。

医生说,脑干出血,手术就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死了,死了就解救了,或者终身瘫痪。另一种可能是救好。家人还是决定试,结果运气好,没死掉。 

那我住院期间,中影很多人就在想,国不能一日无君,中影不能一日无总经理,很多人就想做,可是上面都压住。说,开玩笑,总经理还没死你们就在争。等我出了院,就感觉一切都很奇怪了。到最后,我就决定离开中影。他们其实还设立了一个副董事长的位子给我,薪水比总经理还多一百块,有秘书、司机,可就是每天坐在那里很无聊。

李安那时回台湾看我。中影就要为李安开一个记者会,我不愿意,每次都是玩这样的,回来看看我也要开发布会。我说,你们要开我没意见,我不出席。结果,记者到了,问有什么事宣布。中影没事可讲啊,只好说,中影正式决定,不拍李安的《卧虎藏龙》了。

李安都傻了。有一部电影,公司不拍,也要开一个记者会?李安就从会场冲过来,跟我讲,“从此我跟中影没有关系”。

我一直劝他,说我还在这里啊。李安说,我只认你,不认中影。刚好外面也有人一直劝我离开,我们就搞了一个小公司。当时就想,也许拍一部电影,玩半年,就回家算了。结果苟延残喘到现在。

《卧虎藏龙》其实不是我们公司拍的。我们只是支持了一部分。因为李安回到美国,美国人花六百万美金买了北美版权,另外六百万就让我和李安两个人去找。李安就把他的酬劳也放进去,我们几个凑了一些。然后签了周润发和杨紫琼。大家一看,欧洲又出了三百万。加上李安酬劳两百万,还差一点点。我们就说贷款吧。那个时候吓死了,贷款还不起的话,可怎么办。

监制说你放心,我们的设计就是要买保险。保险公司又说,你们这个阵容不行,要换掉舒淇。说她片约太多,也许会影响电影的进度,保险公司要负责,坚决不用。

起初,换了一个香港影星。我们那时在北京,一看见她,我们俩掉头就出去,心想这怎么行啊!高头大马的,再穿一个高跟鞋,那有多高啊?我和李安都很头大。他问她,你会骑马吗?她说,我不会骑,可是我愿意学。只要你用我,我一天可以练五个小时骑马。李安就喜欢这种演员,很认真。

我跟王惠玲站在门口,心想不行啊。结果,那个演员自己决定不演了,练功练了两个月,身体受不了。

这时候,刚好碰到张艺谋。他就推荐了章子怡。我们一看到章子怡,差点放鞭炮。

章子怡那时没什么经验。可是张艺谋说,你不要小看这个女孩,她是舞蹈系出来的。他跟李安讲,她绝对可以拍这部电影,她的飘逸,舞蹈技术。结果真的是,她在这个电影里真得演的好。我认为比她拍的那部好莱坞的《艺妓回忆录》好很多。我是很佩服章子怡的。后来有次在澳门,参加一个活动碰到她。发现她现在真的很成功。她私下跟我讲,不会因为李安现在不用我,你也不用吧。我说,用用用。她人蛮好的。(笑)

《卧虎藏龙》光在台湾的票房就过亿。但说真的,我们从来没有庆祝过。

《卧虎藏龙》2000年

我认识的那些导演们

这一两年,台湾票房最好的,都是比较本土的电影。《海角七号》还没那么明显,但像《艋舺》、《鸡排英雄》,票房都很好。我讲实话,像周杰伦的第一部电影《不能说的秘密》,我觉得也算是不错的。

大陆的电影,我现在不像以前看得那么多了。但有时候很奇怪,比如陈凯歌,我们之前觉得他很好的,结果李安一出来,好像很多知名导演自己的特色就慢慢没有了。《黄土地》很好啊,但他后来居然找了黄磊去演吕布。黄磊怎么会是那种类型呢,根本就是一文质彬彬的书生。所以,我一直觉得,陈凯歌是不是被陈红给“谋杀”了(笑)。《无极》根本就是个大型的MTV,不知道在干嘛。你说他是不是很奇怪。

还有姜文,他有几部电影都是很好的。但《太阳照常升起》——天啦,有次我遇到那个投资老板,我跟他讲,你真是了不起。他说,那没办法,花多少钱都要下去。后来再投《让子弹飞》,我就跟他说,你要小心啊。结果那个电影赚回来了。

扯远了。基本上,我是觉得,早年在台湾,媒体也会常常介绍一些好电影,允许很多像焦雄屏、黄建业这些不错的评论家,发表他们的看法。后来因为不景气,都给关掉了啊。报纸也变成一个商业的,看广告行事。结果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也会转去拍电影。我那时候就跟她说,焦老师,你变得太快了,怎么会去拍电影呢?但《蓝色大门》应该就属于她,卖得非常好。所以她就像抽了鸦片。我觉得她蛮了不起的,真是很执着地努力去推广电影。

但《蓝色大门》,或者《不能说的秘密》,其实都还没有成为一个气候。大家会觉得他们有清新的味道,但是并不像早年的台湾新电影,有一种风潮。现在真的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赛德克巴莱》票房很好,但亏钱也亏得多,因为投资太大了。他号称用了六亿台币,所以光在台湾,他就应该卖到12亿才够。但基本上,台湾卖下来大概只有一半。我觉得那个电影本身是不错的。但他最大的错是,策划性的错误。应该先想到,台湾的市场到底有多大?另外我觉得,你干嘛非一定要用母语?我们还可以看字幕,但对有些老人来讲,根本连字都不认识。听不懂,只能看画面,这一定会减少观众量。

但魏德胜是个好导演。他非常认真的,而且很努力,但是当你要用商业成就去讲,我就不敢说了。因为《海角七号》的成功,我认为是个奇迹。是不可复制的。很多事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

像钮承泽,我觉得是他聪明。他演员出身,脑子转得很快,你看他马上就跑到华谊,跟哥们一样,关系很好。他算是不错的,但我觉得,根底如果不够雄厚,有限。

台湾目前这新一代导演,我其实没那么熟。不过魏德胜,是很热心的,对同辈的导演也会呼应和帮忙。有些导演像是跑单帮的,跑着跑着就不见了。

早期那批导演——也许是时事造人吧——像我们这票人,包括焦雄屏老师,我们都是常常跟着侯孝贤、杨德昌,四处跑影展。每次去,大家都是融合到一起,会变得都很开心。有时在国际影展上,还会碰见一些大陆导演,那时两岸关系不太好,比较敏感。但越敏感就越觉得珍贵,只要在一个地方碰见了,就聊个没完,聊上瘾了,就跑到你住的房间里,一直跟你讲讲讲。大家都在宣泄自己的情绪,反而会觉得更相同。

但是现在好像比较没有那个气氛了。我后来发现,参加这些影展有时候会觉得没什么意思。为什么?好像大家只是换了个地方,又去相互竞争,没有那种团结凝聚力了。

当然我很久没带人去参展了。后来有人就开玩笑就说我,噢,你是拿奖就出去,不拿奖就不出去。我说真的是没有。你说我现在拍一部电影,如果只是为了拿奖,那我讲实话,蔡明亮最合适。花费不会那么大,而且非常能够得到欧洲人的喜欢。因为他的电影,话不多,外国人看,没有那么多的隔阂,就看他的影像。但是,你即使在欧洲拿一个不大不小的奖,对票房有什么帮助?没有。

所以你看侯孝贤,好多年不动了。他现在拍《聂隐娘》,心情应该也很沉重的。我觉得他自己压力也挺大。找合作者也不容易,因为如果找个财大气粗的老板,侯孝贤也不愿吃那个憋。但因为他也不算是个票房导演,只有《悲情城市》算是赚了钱。

所以回头来讲,李安和这些导演不太一样。其实我归结这些年的东西,台湾的电影是跟李行有关系的。在李行那个时代,他本身是一直非常讲求人文性,把电影拍得比较精致。当然后来慢慢拍起了琼瑶电影,这些东西也就慢慢自然的没有了。但是他一直对电影很热心。

在那个时机,李安大概就是受到李行很多人文的影响。后来去美国念书,念的戏剧方面的课程。他是讲求电影的戏剧表现的,也能够把戏剧的理念跟影像的文化可以做很好的契合。所以他的电影里,有非常浓的60年代的文化特色,然后也有电影戏剧的表演。

在那一代导演中,所有人对李行都是极为尊敬的。他们相互之间也是关系很好。侯孝贤就不说了,他们有一批拥护者,自己去搞电影团体。我就说李安和蔡明亮,他们两个还真是很会照应的。比如,他们两个都很喜欢金素梅,也都和她合作过。金素梅是一个非常Nice的演员,她对合作者,对摄影师都很照顾。有次去香港,买T恤买了100件,回到拍摄现场,每个工作者送一件。她是那种礼数很周到的人。我记得《喜宴》之后,好多欧美人一直拉金素梅去拍外国片。到今天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她从来不去。

然后,蔡明亮要拍《爱情万岁》,李安拍《饮食男女》,同时看上了金素梅。李安说,既然这样,那就让蔡明亮先用吧。结果呢,那我们的蔡明亮也很有意思,他就讲,那是李安嘛,先让她去演李安的比较好。

两个人推来推去。金素梅更潇洒:我最近不想演电影。结果跑去开婚纱店,婚纱店又失了大火。命就是这样。所以后来你看,杨贵媚就这样冒出来了,同时演了《爱情万岁》和《饮食男女》。要是没有这一段过去,杨贵媚到底什么时候出来,你也不知道。

有人总是说,谁和谁不和,其实我说真的,最会有意见的还都是评论界的人。导演跟导演之间都不会去讲这个话,心里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岁月会冲淡很多人之间的心里隔阂。或者,某种程度上讲,也许是现实,你也不能不低头。就像今天你谁再对李安不满,也不好去讲了嘛,对不对?像现在最能够讲的人,就是我这种人。但是我也不太敢讲,我怕人家说我是酸。(笑)但是不管怎么样,至少还可以倚老卖老。

《夜奔》,导演徐立功,2000年。

 

本文采访于2013年初,发表在《时尚先生》2013年夏天。

题图摄影:Naga。其他图片来源于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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