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里的春天|小城

正午小城故事第四篇,作家袁凌写广佛。事关医院、毒蛇和少女的照片。

2017年03月02日袁凌 广佛来源:界面新闻

特写

 

那个春天,我们总是结伙去区公所偷花。

一般是晚上去,一直到很晚,区公所的大门都是不关的。门洞里很黑暗,叫人心里生怯,我们总算习惯了。

前院也有两个大花坛,地上也种着一些花,可是后院是更主要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后院起了三层坎子的花坛,长度超过小学的操场。不知从哪里来的种类,有的名字听起来就很不寻常。这些花都在黑里,暗中结了沉甸甸的花籽。有的花籽很大,像掏过木炭的手指头。有的需要挖花根,就特别危险,一般是哥哥和孙东他们干,总提防着有个人忽然站出来喝一声“干啥子”,那样就全完了。虽然白天这里的人和医院的大人很熟,我们也喊他们叔叔,到了晚上却可能变成根本不同的人,毕竟他们是区公所还有派出所的。

那天哥哥他们在靠坎子转角挖一根什么大花,坎下的屋子里放过镇上头一次电视,那间房子又窄又深,从电视机前到门口都站满蹲满了人,我和几个伙伴像壁虎一样附在两边门框上。从这里看进去,电视机似乎放在一块幕布前面,电视机里面也是一块幕布,一个唱戏打扮的女人在幕布前在唱,她已经唱了很久,之前换过一个男人,但他们唱的我听不出变化。有一会忽然没了,变成雪花。这雪花似乎是刚才唱的结果。

区公所有个人去旋了一下屏幕旁边的一个钮,嘣的一声又旋回来,画面一扯出来了原来的样子,还是那个人在唱。我很闷,又有些奇怪,电视就是这样的。大人们却不为所动,听得入神。

这间屋让我有种忌讳的感觉,离远些在通向食堂的阶梯两旁花坛里找花籽,掉下来的要比还结在花蕊里的好些。我的口袋里装满了各种各样圆的扁的花籽,一粒粒都是沉甸甸的。顾雁也跟过来了,她悄声问我十样锦的花籽是不是就是她手里的,我只是点了个头。

我有点不自在。春天种太阳花和麻杆花的时候,她的铁盆就搁在我的旁边,我们的都冒出了圆溜溜的碗豆一样的苞苞,她的只有小蚂蚁那样的杂草的荚。我觉得挨着她的盆没有面子。她一个人打死也不敢来偷花籽,可是我们又不带她,她就弄不到好的花籽。今天她不知怎么跟来的。

哥哥他们那边忽地传来一声喝叱,一扇门拉开了,一条又长又瘦的光带一直铺上了坎子,现出一个同样又长又瘦的人影。我心里一乍,就往后边溜了,哥哥和顾雁他们不知怎么办的。我趁黑跑到食堂边上的一扇窗子下,前面有一丛麻杆花。这排房子是区公所的饭堂跟仓库,晚上一点光线都没有。

蹲了好一会,忽然听见身后窗户里有人说话,我的头发一下竖起来。

一个声音说:“他们牵走的时候牛在害病,晓得病成哪么样子了。”

他在对另一个人说,两人在我背后屋子里打地铺,声音很低。我忽然明白这是白天看见在院里砸煤炭的两个八道河的人,他们是被派出所拘留的。

拘留的人白天一般就在院子里砸煤炭,所以区公所的煤炭总是好大一堆,烧也烧不完。晚上就关起来,一直以为派出所另外有关人的地方,原来就在这里。

“他们把我的牛牵走了,还要叫我砸半个月煤炭。你说这比交租子还过恶。”

“哪个叫你舍不得牛,要去搡人家,派出所的那是好搡的。”

“我养了七八年了,硬是舍不得。每年开春耕地东家请,西家也要请。我们沟里三个生产队,就剩我那一条牛了。”语气里面有自得又是惆怅。

“你总算是再砸七天就圆满了,我还知不道哪天能出去,叫我交两千块罚款,房子拆了也卖不出来。说起来羞人,打天九都是打的五毛钱一张。上桌的人身上搜出来总共不到五十块钱。”

我大致明白了,两个人一个是欠了村上的款,一个是赌钱。这种事今年子多得很,院子里砸煤炭的人也络绎没断过。有的人剃了光头,不知道这两人剃了没有。不知为什么,我想到了家里第一年喂猪,喂的是任务猪,眼看猪长肥了,妈妈托三舅把猪背到大队上去。我看着三舅的背影,第一次有了心里空空的感觉,还有一股愤恨,觉得世上一切全被夺走了。

院子里没有什么动静了。哥哥他们和顾雁不知去向。有一股有点涩的花香的味道,很多种花揉在一起的味道是这样的。我要离开这里,可我还有点担心,不敢从中间的门洞出去。我往侧边先走了一段,打算从小路绕到前院。

这段小路挨着围墙,隔壁是粮管所。路旁几丛很高的芭蕉,投下了一大团阴影。我在阴影里又站了一下,有点惆怅。

也许我是在等什么。

我听到一阵脚步在墙外边朝这头走来,一直走到快抵墙的地方。

脚步声消失了,却有另外一种细微的声响,有点像水流。我想,她在刷牙。她不愿意把牙膏的痕迹落在屋门前,总要走过来一些。

从来听不到另外的脚步声。只有她自己。虽然据说她是结了婚的。

我等到脚步声回去了,才离开了这里。前院有灯光的窗户只剩下一扇,门全部黑了。我提着心走出大门洞,这个大门洞里一定发生过一些事情,要不我每回进出时背上总凉飕飕的。

走进“广佛街地段医院”几个浮雕字体下的大门洞,才安下心来。

 

顾雁还有个姐姐叫顾倩,她们肯定和我们一起干了不少事情。但大部分时候,我想不起来和她们一起做过什么。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家正在阁楼上端碗吃中午饭,顾雁哭哭啼啼又喘吁吁地爬楼梯上来,找我妈去劝架。她的父母又打起来了。

这两天她们家不太平,头天派出所来过,医院的人猜测纷纷。今早顾雁的妈又请假,人家说是派出所喊去的。我放下了饭碗跟着有点犹豫的妈妈下去,顾雁瑟瑟地躲在后面。我们还没走到楼梯下就看见顾雁的爸逃出来,一边逃一边回头骂着,这个干瘦的讲究仪表的男人身上全湿了,从衬衫到裤子横一根竖一根挂着面条。

他身后顾雁的妈圆滚滚的身形追了出来,手里扬着一把菜刀,嘴里泼洒着比男人更多的咒骂。顾雁爸爸逃走的过程中注意到了墙边靠着的一根木杆子,有一下他样子是在犹豫,要不要拿下这家伙扳回局势,但马上就放弃了——手臂粗的杆子对他来说太沉重了,也显得夸张。他只能一直逃到了院子中心大花坛那里去,还防着老婆飞刀的袭击。顾雁的妈手里的菜刀自然也让妈妈畏惧,不过她这种形势下天生的勇气却叫她迎上前去,挡住了顾雁的妈。

顾雁的妈也意外地停了下来,她在得胜的定局下,倒不是全无分寸。“顾雁她们吓到了”,妈妈平和地说。就这么一句,顾雁妈平静了下来,竟然给劝回屋去了,我跟着她们进门的时候又吃了一惊。满地是泼的水和面条,一个大耳锅跌倒在地,显然顾倩顾雁她们的午饭对顾雁的爸派了用场。眼下的情况,只能用一个我刚刚从文学杂志上学到手的词“狼籍”来形容,杂志是向护士小毛阿姨借的。顾雁的妈已经开始对妈妈哭诉,她滚圆的身体似乎是投到了妈妈怀里,我实在担心身体虚胖的妈妈是否承担得起。顾雁出现在了门口,她怯怯地想要收拾地上的面条,虽然这无助于她下午将空着肚子上课。妈妈叫她先莫扫,到我家去吃碗饭。

忽然我想起这个过程中一直没有看见顾倩,不知她到哪里去了。这次骇人的冲突起因来自顾倩,在顾雁妈妈的哭诉中我听到了公安局和顾倩的名字。我知道这和顾倩与储蓄所的马宁谈恋爱有关。

马宁比我们要高好几级,那时候已经高中辍学两年了。他在小学里的事迹是给同桌女生写了一封情书,内容是“XX,我和你生娃子”。这足以让十来岁的女生眼泪汪汪告到班主任处,马宁因此受重罚,让我们初次领教了“记大过”这个名词。不久前他再一次出名,这次不再是男女之事,却是一个吓人的词“反革命”,他和招待所陈姨的儿子李宁结成一帮,加上县上的两个小伙子,竟然成立了一个什么党,据说通过无线电和台湾联系。李宁在外地杀掉了一个武装部门卫,弄到两只五四手枪,警察在火车上查验危险物品,在他身上搜出了没有子弹的手枪。他很顺从地供出了本党的活动。

火车,五四式,无线电这些词,我们没有一个是听说过的,自然这个新闻让广佛街轰动不停,跟同一时期的“追捕二王”不相上下。我印象中不一样的是,除了“反革命”活动,我知道马宁并没有停手男女之事,顾倩刚上初二,个头长得比我们高些之后,他开始和顾倩谈恋爱,这和李宁不一样。李宁就是嫌马宁没出息不带他去劫枪。

顾倩什么时候开始和马宁谈恋爱我们不清楚,但我疑心马宁是在那次储蓄所的跳舞中看上了顾倩。

储蓄所是镇上唯一一座三层楼房,楼梯从外面绕到了三层的背面。我和妈妈是在黄昏时候去的,在楼梯上已经听到了轻微的音乐声,音乐放得不算大。进去之后,大家都站在墙边,直到医院的小毛阿姨和邮电所一个女的开始跳。小毛阿姨穿着一件毛衣和喇叭裤,毛衣当时挺少的,妈妈在说给我们打一件,但还没学会织毛线。喇叭裤和高跟鞋穿在小毛阿姨身上也挺好的,我忽然看见了她的腰和小腿,有点紧的样子看起来说不出地好,如果我掌握了后来学到的词,我会说她窈窕。

她们跳的是一种挺规矩似的舞蹈,妈妈说是“交交舞”,后来我知道是交际舞,两个人的手搭在彼此的腰部,按照一种说不出的节奏,一进一退的。只有女的和女的跳,没有男的和女的跳,也没有男的和男的跳,虽然场上也有几个男的。录音机的音乐放完了一曲,小毛阿姨下场了,那个邮电所的女的还在跳。这时候和她跳的人是顾倩了,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吃了一惊。

顾倩开始跳舞的时候,我发现她不比小毛姨矮多少了,尤其是那天她也穿了一件毛衣。她开始有点拘束,不久却比小毛阿姨跳得自如,动作要复杂,那个女的还擎起胳膊带她转圈。马宁那天并没有进来,虽然他是信用社的人。他跟着李宁,李宁只是带着马宁和另一个人在窗户外面看了看,又靠在门口斜睨了几眼,大约他觉得这种场合固然他应该现面,却不值得下场,和他的革命事业相比太不算什么。

马宁自然不会这么想,但跟着李宁他也得显出派头,他们那么站了一会就走了,对那几个靠墙畏缩着不敢下场的男青年流露了轻蔑。这些男青年有两个穿着喇叭裤,却并没有让他们更勇敢些,反而因为紧身显得畏缩。

马宁虽然只在门上站了那么一会,并且是在李宁旁边,不过他走的时候已经牢牢记住了顾倩跳舞的样子,我相信那天他看见顾倩跳舞就和我看见小毛阿姨跳舞一样,有一点地方和以前不同了。其实,以前我们还有顾倩到马宁家里去玩过。

马宁的父母似乎是老出差,他家里的东西是我们这些人家不会有的,比如一个保险柜。他有好几个可以变形的铁臂阿童木,能上好发条挥动胳臂走路,姿势显得威严。自然还有一大堆铁臂阿童木的书,这些深色封面的图画虽然他只是随便摆在那里,我拿起来翻一下的时候却是郑重而不安。

那次跳舞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和马宁、顾倩一起玩过,他们应该常常一起呆在马宁家里,马宁为此疏远了革命组织。他们的恋爱像地下活动一样隐秘。案件破获后信用社的门前贴着一张布告,李宁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另外还有两个死刑,马宁则判刑20年。首犯李宁的黑魆魆的头像被印在布告下方,看不出来是枪毙之前还是死后。

看到布告之后不久,我和妈妈在镇上招待所的门前见到了陈姨。陈姨哭诉着她为李宁出了5毛钱买子弹费的事。李宁在被枪毙之前拒绝见妈妈,买子弹是她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不知为什么,她还讲了另一件事。一个杀人犯枪毙前见到妈妈,要求再吃一口奶,妈妈答应了喂他奶的时候,他却死命一口把妈妈的奶头咬掉了。“妈你生了我养了我却没有好好教我,让我走上了杀人的道路,我恨我吃过你的奶。”这个故事我当时印象不深,后来妈妈一遍遍把这个故事转讲给别人,我却渐渐越来越感到恐惧,虽然作为十来岁的男孩子,我的乳头只是一个小黑点,还软软地陷在胸膛包着骨头的皮下面。

李宁的妈讲话时,我往里看招待所的穿堂,穿堂里很暗,没有吃饭的客人,穿堂的一头直接连着厕所,传说有一阵这里的散花鸡蛋汤卖得好,客人很爱吃,有一个挑嘴的客人觉得只有蛋黄没有蛋清,暗暗地跟到了厨房去,发现招待所是把厕所粪池子里的屎花子直接舀起来兑成鸡蛋汤,所以看起来只有蛋黄没有蛋清。这个故事似乎是真的,从那以后招待所的生意就不好了。那次和陈姨说话后不久,招待所就关门了,陈姨再也没有在镇子上出现。李宁和马宁过了一阵也被大家忘了。

那天顾倩的爸在吵完架后就回乡下了,他在八角乡卫生所工作,半脱产。这是他在家里地位不如老婆的原因。顾倩有段不怎么跟人说话,后来大家把这事都忘了,她自己看起来也忘了这件事。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听说她和孙东谈了恋爱。

胶板版画《在公共厕所里》By 袁玮。

 

 

孙东和哥哥在围墙根下抓住了一条菜花蛇。

他们是用手抓住的,说是菜花蛇毒不大,咬一口只是肿一会。这种动手的事当然也只有孙东和哥哥能干。他们把蛇拿到了水塔背后的炭场,这里有三根长在炭灰里瘦巴巴的松树,松树之间一根木杆上悬着我们练功的沙袋,沙袋是几个蛇皮口袋,已经被我们揍出了几个大小的眼。少林寺刚演过不久,我们全都和李连杰一样剃着光头。我们的手掌都很刚硬,地上铺着一层我们在我们掌功之下砉然碎裂的砖头瓦块。

孙东倒提着那条蛇先是抖了几抖,蛇开始还扭着头想回来,两下就松垂下去了,孙东说这是蛇浑身的骨头被抖散了。果然,蛇软软地垂着,只有圆圆的小头还有点动。毒蛇是三角形的头,毒性不大的蛇是圆头,这是上学期中间的防蛇咬课上学到的,每年夏天到来前会专门讲这么一节课。蛇头动着有点茫然的样子,似乎它身上的感觉也和骨头一起被抖散了。孙东却又把它顺提了过来,他练得很硬的一只手捏住了蛇的七寸,这真是一条不大的蛇,好像它还没有在春天吃到多少食物的样子,肚腹没有鼓起来。它生命中可能也就度过了这一个春天。

孙东的另一只手捏紧了七寸的下方,忽然顺着往下捋去,他捋得很用力,蛇的头顿时显出一种与刚才松垂时完全不同的神态,它团转动了两动,眼睛着急又惊愕地瞪大了,可是在孙东很硬的大手里它只能动这么两下,它在七寸以下的身体被孙东练了功的大手一路硬捋下去,捋过的部分变得很细,里面的东西都被捋到下面,很快肚腹就胀得很粗,又从小腹上的排泄孔里被硬挤出来,射到地上。

我们都躲开了一些,孙东的腿上溅了一点,但他的手毫不放松地一直捋下去,很快所有的物质都从小孔里飞溅出来了,蛇身变得很细很瘪,蛇头没有了动静,眼皮闭上了,也许是昏迷了过去,我也像有点昏迷了。孙东说:“看,蛇胆!”

我回过神,看见他捻着一粒小小的黑色的东西,很小,搞不清为什么这样小的蛇身里要藏着这么小的一个东西。我们正在看,他就扔进嘴里吞了。生吞蛇胆这种事虽然听过,这么看人吞下去还是不一样,孙东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连喉结都没有动上一动,一扬手把蛇扔过了围墙。蛇也许还没有死去,一条失去内脏的蛇怎么活?它拿啥子来吃东西?我脑子里藏着这个疑问。

孙东使我不自主地敬畏,除了吃蛇胆,敬畏感有一些是从鸟上来的,有一次我们在大荷塘沿比赛谁尿得远,我看见了孙东的鸟。颜色比我们的要深,龟头好好的露在外面和包皮一样是深色,我一看之下被震住了,它有那么大那么粗。这么大这么粗的一个鸟和我的完全不能比,即使是和哥哥的也不同,它即使垂着也含有一种忧郁的尊严,似乎在这个世界上它处于无用状态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

我并没有经常看见孙东的鸟,那极像是唯一一次。以后的岁月里我曾经想过,是不是那时候我还小,孙东的鸟被我的印象夸大了。但是多年之后,当我听到顾倩和孙东结婚,我脑子里涌出的第一件物事是孙东的大鸟。

孙大夫很瘦,看着跟炭灰里的松树一样干,有人说这是他长年泡在中药房里修炼出来的。他的中药房是一个和西药房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西药房的神秘装在玻璃瓶里,外面整整齐齐的,连地板都是木头的。中药房的神秘弥漫在房子里,好多中药都是炮制过的,孙大夫先在屋里的一个木匠用的木马样的东西上拿铡刀把药切成一片片的,然后在药房门外的一个铁碾子里一道一道把药碾细,再拌上蜂糖在大锅里炒,炒出满屋子焦糊的香味,常常会引来蜜蜂一股股地穿梭。

这些药制成后装进瓶子、袋子和盒子,最主要是靠墙一大排带着小盒的药柜,每一个小盒上用毛笔蘸白漆写着四种药名,有些透着古怪,比如“海蛸”“阿胶”或者“地龙”,有些却熟悉而温暖,比如“紫花地丁”“黄花地丁”。药总是随常在收进来,尤其是收购季节,盒子里满了,药柜顶上的大袋小袋里也装着未制好的药,还有一些散放的纸袋,地上堆着一些装满药的笸箩,这是在院子里大太阳底下晒过收进来的。这些从袋子里瓶子里盒子里和纸包里散发出来的药味拢到一起,笼罩了药房,阳光好的时候温暖浓郁,下雨天又沉闷艰涩。

西药房属于很多人,中药房只属于孙大夫。他的白大褂也像是经过了炮制,带着烘烘的气味。正像那些炼丹的道士一样。孙东个子那么壮实,一种可能是孙大夫用中药给儿子进补了。往后爸爸为上初三的我配了一副含有鹿茸的补中益气丸,这副药促使我过于迟钝的身体开始发育,副作用却是让我几年中浑身发热,终于在高二的那个夏天学会了手淫。摸到自己变得像样一些的鸟时,我想到了孙东,也想起了他的弟弟孙西。

孙西在我们里面是最小的一个,我们练功的时候他基本上不了手,脚抬起来踢不到沙袋。他有一种羞怯的神气,比较愿意接近年龄相近的我。

接近端午的一个傍晚,两家的大人正好要回家,顺便搭医院的救护车。救护车坐不下所有的人,孙大夫让孙西留下了,爸爸问我和哥哥哪个留下,我在犹豫。本来,我挺喜欢坐救护车在傍晚进山的,穿梭很多捉摸不定的影子里,但是那天我被一种不高兴的情绪控制。孙西看出来这一点,极力怂恿我和他一起留下来。我也就留下来了。

我的留下让孙西很兴奋,他张罗着为我俩在土灶上做醋溜洋芋片,这是他们家的主菜,我们家没人会做。他做了一大铁锅,我感觉有些没熟,我们一人用着一个洋瓷碗吃了。暮色从褐色的瓦屋顶滑落填满了四合院,似乎一个大院子只剩了我们两个。我们俩睡在他们兄弟过夜的阁楼上,孙西要睡一头,接着忽然有点兴奋地对我说,“我们来‘搞经’”。我惊讶万分。

“搞经”在我们方言里是男女之事。我知道在学校里,全班寄宿男生睡在一个通铺上,有人搞这种事,一个人趴在另一个人的屁股上。但是我仍旧不能想象。孙西又说了两句,是解释这种事可如何做,我只是不答应。他顺从了,改了一个要求是我们互相含雀儿,雀儿在我们那里是鸟比较亲昵的叫法。我还是不答应。被他纠缠之下,说那你先含我的吧,他得到了这句话很高兴的样子,也不叫我同样承诺,就钻进被窝爬到我脚头去含,含了两下我觉得不习惯,止住他了,他爬回来之后,我说我不含你的,孙西显出很失望的样子。一下子他变得很沉静,和先前的多话完全不一样了。

我有点想不清这件事,但睡意把我覆盖了。不知道孙西那夜睡得如何。

 

粮管所的水泥地上白光光的。

妈妈和她站在一片谷子旁说话,每一块谷子的形状有圆有弯的,就像大片大片的领地。麻雀由东飞到西,无视领地的界限。

妈妈和她的话像小风吹走了。也许她们没有多的话。

粮管所的大门和医院相对,她时常过医院来,到西药房拿一种药。据说,是因为她没有孩子。她的丈夫在县上,很少下来。

她本来和小毛阿姨一样瘦。那天和妈妈说话的时候,却有点胖起来了的样子。似乎她是在说,只要按时吃药,她就能要上一个孩子。她露出了一点微笑,和她的胖一样,有点虚。

春天正在过去,她越来越胖,和原来完全是两个样子了。我有些不能接受这个变化,我不能再听见隔着区公所围墙那样走来的轻捷的脚步声。但是她固定地来吃药,似乎是着意坚持一件什么事情。妈妈谈起她来说,她在吃一种激素的东西。

这种事情让人悲伤,却没有什么惊动的。有一天我知道,她丈夫不会再下来,他们离婚了。

她的药也许停了,却不能回到从前。因为我心里不愿意看见她后来的样子,我就似乎不再看见她。她渐渐地从我记忆里消失了,或许是调离了广佛街。

医院和粮管所之间的空地上有很多的事情。耸起来的老柳树,树下搭过戏台,刚开始搞集贸市场那阵,唱过用一根松树枝子当马骑的大戏,令人费解。舞台下面到处是人和棚子,棚子里是琳琅的货品,甚至有从未见过的金黄的面包。我们却要看戏台上那么一小块沉闷的情景。我不能爬上柳树从高处看,那里已经有几个人。平时,树上是我的领地,我在柳丝披覆下读《人到中年》,中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和戏台上的马鞭一样费解的词。

老柳树后身坎下是水田,倚着坎子的那家油条铺已经关了。油条铺在一个寒潮的早晨出现,它的柴火在炉膛里呼呼地燃着,从热油里脱出了圆滚滚的金黄的油条,我以前没见过油条可以炸得这么酥和大,令人安心的是价钱并不比坡下路上的小吃店贵,我们和过路人都可以跳下土坎去买两根。它只是一个窝棚,不算铺子,没有坐的地方,棚里面对着水田的一切都是黑色的,炸油条的两口子也都穿着黑色的衣服,他们成了镇上的著名人物。

但是他们也同样突然地销声匿迹。有天我从学校回家,铺子关了,人不见了。人们说,他们用洗衣粉炸油条,被派出所逮了。黑色的窝棚还站在寒潮里,过了几天也不见了,似乎它不是倒下了,而是所有的木头都被取走,就像起初不知从哪里到来。

那块水田渐渐缩小了,粮管所将它包进去一部分,修起了鱼塘。人们用包着青白色石灰的石头砌墙,特意让石头从石灰中勾勒出来,像是一张张面孔。这种做法让我有些着迷。那正是镇上到处在养鱼的时候,但我没有在粮管所的死水里看到什么鱼。

很多年以后,我在县药材公司的家属院里意外地看见了她,当时她在廖婆的屋里。廖婆是我高中同学的母亲,原来她是我同学的姐姐。廖婆一个人在这个院子里住了很多年,手腕不知怎么断了,没接好,手掌很怪地向上竖着,像要随时做一种击掌的游戏。

她坐在母亲旁边,微笑着没有说话,我发现她又回到了最初的样子,婉约苍白,中间那些年月的臃肿,像是完全没存在过,不留一丝一纤的痕迹。她和中年丧偶的廖婆一样没有再结婚,自己住在县上粮食局的房子里,偶尔过来看母亲。她没有和我说话,那个她曾经认识的小孩子跟激素带来的臃肿一样,在多年的岁月后终于消失了。

那个春天过去之后,我们在医院大花坛种的花开得很好,一到夜晚满院子香气。

我考上了市里的高中,要离开广佛了。去林特站领毕业照片的时候,我最后一次见到了顾雁。长头发的照相师有一明一暗两间房子,我的照片从暗房的水盆子里夹出来,那个水盆子里漂着好多我们班同学的照片,我能认得出来他们。我的照片有两张被扔掉了,因为面目不清。照相的门前坡下到处是碎照片,都是面目模糊没照好的,脸都剪碎了,难以认出是镇子上哪个人。其余我的照片晾在太阳下。我打量照片上晾着的自己的时候,顾雁来了。

照相师把顾雁的照片也从刚才那个盆子里捞了出来,和我的放在一起晒。照片上的她和眼下的她一样穿着白衬衫,我的心忽然动了一下。

我问顾雁要了一张小照片,一要她就给了,这时候大家都互相赠照片。顾雁的小照片还有点湿,我小心地捻着一只角,一路向着阳光晒。走到正街有一溜美发店的地方,才装到上衣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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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部分人物是化名。

题图:胶板版画《在手术室里》By 袁玮。

袁凌:作家,已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从出生地开始》、《我们的命是这么土》,现任真实故事计划总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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