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7月25日，时任维多利亚州警察局侦察科负责人的侦探弗雷德里克·塞克雷坦（Frederick Secretan）正在座椅上焦躁不安的扭动着。彼时以奈德·凯利（Ned Kelly）为首的凯利帮刚遭遇惨败，奈德领导的4名通缉犯成功摆脱警局追捕，经历格林罗旺镇的血腥枪战才被抓获伏法。由此，官方专门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和追责维州警局力量。此刻，这位警探面对数位皇家调查官的拷问，不得不极力解释自己在侦察墨尔本及维州境内犯罪行为时采用的策略。

伴随1850年代淘金热而来的焦虑感，以及对一触即发的混乱局势的敏锐嗅觉，促使维州殖民地早已开始启用便衣警察。这里与英国不同，英国普遍禁止警探穿着便衣或与犯罪分子保持联络，而墨尔本的警探则会秘密在整个殖民区活动，侦察罪行，清除罪犯。由于缺乏科学的调查模式指导，他们往往依靠个人能力去执行监控任务，并积极与线人（俗称fizgigs）建立合作关系。

到了19世纪80年代，这块殖民地已经有了28名警探。其中7人主要据点在乡下，1人为邮政系统服务，4人为文职人员，16人在整个墨尔本城区执行外勤。塞克雷坦向皇家委员介绍道，警局将整个地区划分出不同的势力范围，相应安排有不同数量的警探分布各处。理想状态下，这28名侦探将合理遍布维州境内，“其中还包括一位中国人。”

塞克雷坦提及的中国侦探名叫福成（Fook Shing），曾经参与过凯利帮抓捕行动。

和成千上万名同胞一样，福成也是在19世纪50年代大兴淘金热时从中国漂洋过海来到澳大利亚。他从动荡不安的广州出发，一路途经英国殖民管辖区的香港和新加坡，最后似乎在澳大利亚南部上岸（这很可能是为了避开专为阻止中国人入境墨尔本而设置的人头税），随后由陆路步行至采金区。

在位于维多利亚州的中部城市本迪戈矿区，福成以本地“工头”的身份为殖民政府服务（他称自己为“中国移民的首领”），并在社区生活中逐渐建立起领导者地位，在中国人聚集的群体中非常活跃，还成功经营了一家剧院和砖厂。他富有、消息灵通，在法庭上也很有发言权，枕头下时刻准备着一把手枪以便在没有法律荫庇之时保护自己和同伴。

当时对于维州警方来说，只能依靠水平参差不齐的翻译开展工作，经常被中国人的名字弄得稀里糊涂，在辨识中国罪犯时更是困难重重。由此，像福成这样的中国人在采金区便格外珍贵。到了19世纪60年代，维州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离开金矿，开始聚集到墨尔本，尤其集中到像小博街这种日益壮大的中国城。福成也在此时被正式分配到维州警局。

接下来的20年，福成是墨尔本的中国警探。他的住所就在小博街附近，平时负责管辖此处的中国社区以及来此观光的游客。在福成的同事眼中，他是一位“永远值得信赖的好伙伴”，大家都被他“对墨尔本地区中国罪犯群体的深刻了解”而深深震撼。

这种认可也被警局管理层注意到了。上级官员对福成履行公务时的表现大为赞赏，并奖励给他一笔酬金。

但这位中国警探的工作区域并不局限在墨尔本城区，他也经常来到维州乡村地区执行任务。当地部门通常会为其“提供一切可能的设施”（一名金矿巡警这样介绍），原因是在警局追踪中国罪犯时，他能够“给出所有必须的关键信息，并且能正确指出下一步计划”。

福成一旦抵达乡村小镇，消息就会在当地中国罪犯和嫌疑犯中间迅速扩散。1875年，这位侦探在审问凶杀嫌疑犯An Gaa时问道：“你知道福成吗？”对方做出了肯定回答，表示在其抵达之前便有卡索曼监狱的中国囚犯向自己发出了警告。

文明标本

当时，福成也为殖民统治者和外国观察家做向导，他们渴望进一步了解当地中国人及其来到澳大利亚的原因。著名的殖民题材小说家及记者马库斯·克拉克（Marcus Clarke）在1868年写到：“这里根本不需要魔法小马或飞翔魔毯带我们去中国。”

只需要走到小博街，我们的朋友福成——曾经的中国官员，现在是出色的本地侦探——就会向我们介绍他的同胞的“风俗习惯”。

10年之后，《伦敦画报》以三分之二篇幅刊载了“墨尔本插图”专栏，对殖民地各种进步做了全面调研：港口、商业交换、大学、公共图书馆、公园以及赛马场。

专栏最后关注了“排华运动”，并派遣记者前去访问中国城。“中国问题成了这里的头等大事。”作者在文章中这样向读者介绍。自淘金热以来，中国人在澳大利亚的出现诱发出强烈的种族焦虑。“这些事实在引起你兴趣的同时，也被澳大利亚人密切关注……我们聘请了中国警探福成作为向导，他的肖像也成为中国人的文明标本。”

尽管福成在同时期殖民地维多利亚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面临着排华运动和种族歧视的威胁。20年来他保持着惊人的工作成果，比一众白人同事都要出色，却始终未能从入行时的第三等级得以晋升。

鸦片与信息

他偶尔也不得不忍受与制服警察、警探同行的糟糕关系。同时，当地殖民报纸也经常批判他赌博和抽鸦片的恶习，报道他出现在赌博现场的新闻，以及小博街附近迅速发展起来的鸦片烟馆。1873年，《世纪报》（The Age）发表了名为《中国警探》（The Chinese Detective）的文章，一面抱怨对中国违法赌博者的处罚太过宽厚，一面指出福成“本人就是恶习积深的赌徒”。

虽然福成的上级并不喜欢这些耸人听闻的媒体关注，但对他道德上的瑕疵并不在意。事实上，他们已默默接受其为管辖中国人的必要手段，并且屡次帮助福成买单。比如在问询An Gaa之后，福成就提交了一份“为获取信息而开销”的资金报销单。

“他所花费的金钱，”塞克雷坦在浏览福成的报销凭证时说道，“基本都是为中国人买鸦片用的……我知道鸦片是想要从中国人口中获取任何信息都必要的筹码。”

有时，福成的调查工作范围似乎还超出了维多利亚州。1875年10月，这位中国警探就为了追踪“盗窃鸦片”的Ah Hon前往悉尼，并成功将嫌犯交付审判。

虽然维州警方的高级要员都默许了福成的吸毒行为，但他最终还是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个人代价。19世纪80年代，他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被调整到翻译岗位，最后在1886年因为难以胜任任何其他职务而完全退休。10年之后，姓名已经英国化的亨利·福·成（Henry Fook Shing）永远安息在了墨尔本公墓。

近些年来，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商业关系日益重要，从中国迁往澳大利亚的移民数量也日益增多，也再度激发了人们对于中澳两国历史联系的挖掘。福成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殖民时代的澳大利亚绝不仅是英国统治者的前哨，更是一个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勾连的社会。

19世纪50年代，维多利亚殖民地五分之一的人口都是中国人，19世纪末期，墨尔本的中国城成为全世界最广为人知的华人聚集区之一。

当他在“了不起的墨尔本”的大街小巷搜索信息时，在乡村野外游荡探索时，便在调解各方势力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殖民国家、白种侨民，以及第一代大规模迁入并试图在此安居的中国移民。

（翻译：刘欣）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