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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投资区域分化:大城市基建率偏低 小城市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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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投资区域分化:大城市基建率偏低 小城市偏高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最新发现,基建投资在中国城市间分化较大,而且与很多人的认识相反,无论是相对于人口流入还是相对于经济增长,大城市的基建投资率偏低,小城市基建投资率往往偏高。

2018年4月17日,西安地铁六号线二期工程钟楼站开始围挡施工。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最新发现,基建投资在中国城市间分化较大,而且与很多人的认识相反,无论是相对于人口流入还是相对于经济增长,大城市的基建投资率偏低,小城市基建投资率往往偏高。

CF40研究指出,相对于流入的人口规模,在一线城市中,人口流入最快的深圳,基建投资率处于样本城市中最低水平行列,天津基建投资率则高于样本城市均值,北京、上海、广州也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在二线城市中,大部分城市面临人口流入,基建投资率也低于全部样本城市,人口流动和基建投资率大致呈现正相关,武汉、长沙、西安等地虽然基建投资率较高,但相对于人口而言不高,唐山、重庆和南京等地相对于人口流入而言基建投资率偏高。

而四线和其他类型的小城市,在面临人口流出的同时,基建投资率远远高于样本均值的城市。

相对于经济增长,全部的一线城市和大部分二线城市的基建投资率都偏低,二线城市中的石家庄、唐山、大连、沈阳、哈尔滨以及众多三线、四线和其他城市的基建投资率却偏高。

综合考虑人口流入和GDP增速及基建投资率后,CF40认为,有26个城市基建投资的潜力较大,包含了3个一线城市和8个二线城市,还有部分小城市;有38个城市的基建投资的潜力较小,包含了1个二线城市,其余都是三线、四线和其他类型城市;介于二者之间的则被定义为潜力模糊的城市,有2个一线(京沪)、5个二线,其余为三线、四线及其他类型城市。

不过,一个城市基建投资的潜力大,并不意味着它有较大的空间来为基建项目融资。CF40发现,部分城市的债务率已经过高。

其中,珠海、鹤岗、厦门、天津、石河子市的债务率高于100%,贵阳、海口债务率超过了200%。另外,有10个城市债务率在75-100%之间,18个城市债务率在50-75%之间,70个城市在25%-50%,156个城市低于25%。

CF40从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以及由债务风险引发的可持续性入手,按照潜力大或小或模糊,风险高或低,将城市分为六种类型,其中,潜力大、风险低的城市,包括了一线城市中的深圳,二线城市中的重庆、长沙、南京、郑州、合肥、苏州,以及15个三、四线和其他城市;潜力小、风险高的城市全部都是三线、四线和其他类型城市。

鉴于基建投资在城市间的分化,“基建投资也应该‘因城施策’,不能一刀切,”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指出,“不要因为部分小城市财政收入已经不够还利息,而把大城市的基建投资也掐了。”

张斌指出,城市和企业一样,也存在优胜劣汰,好的城市会越来越好,差的会越来越差,若是把资源投入到经济差、人口流出的城市,其实并不是在帮他们。

中国是否存在过度基建投资?

对于中国整体是否存在过度基建投资的问题,CF40指出,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看,在城市化率达到70%之前,基建在GDP中的占比都是持续上升,中国当前基建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与国际经验相符。再者,基建投资发挥了弥补总需求不足的作用,总体而言,对私人部门投资是拉动而非挤出。

过去5年,基建投资增速在持续稳步下行。2013年中国基建投资增速为21.3%,此后每年约下降2个百分点左右,到2017年已降至13.9%。但因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更快,基建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反而上升了。

在基建投资减速的时候,基建投资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基建不再是“铁公机”。

张斌指出,“铁路、公路、机场”一直以来是基建代名词,它们在基建中的占比在2010年一度达到32%,2016年回落至23%。现在,基建投资中份额最大且增长最快的是公共设施管理业,2017年已接近一半的规模。2012-2016年间,在公共设施管理中,市政设施、公园和旅游景区管理、城市市容管理、绿化管理和环境卫生管理分别增长了106%、226%、391%、118%、248%。

2018年基建投资增速进一步放缓

今年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13%,增速比1-2月份回落3.1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下降了10.5个百分点。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防范金融风险、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融资平台、PPP密切相关的基建投资的金融支持不配套,导致基建投资明显减速。

“今年放开基建投资的可能比较小,”张斌指出,“一季度整体经济增长并不低,二三季度维持6.5%的增速也不成问题,预计本轮经济放缓到谷底后才需要有刺激政策。”

不过,张斌提醒,由于现阶段经济有内生的向下力量,如果政策再过紧,叠加后,可能会引发需求过度下滑。他建议,财政政策是稳定总需求的重要工具,应该提前做好预案。

“仓促出台应对需求过度下滑的项目建设,难以保障项目建设的设计和品质,”张斌表示,“缺少提前对项目建设的合理融资安排,地方政府会不得不借助高成本的融资来源,进而增加项目资金成本,不利于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他指出,这些都是2008年以来刺激方案带来的教训。今后要想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对稳定宏观经济的积极作用,需要未雨绸缪。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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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投资区域分化:大城市基建率偏低 小城市偏高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最新发现,基建投资在中国城市间分化较大,而且与很多人的认识相反,无论是相对于人口流入还是相对于经济增长,大城市的基建投资率偏低,小城市基建投资率往往偏高。

2018年4月17日,西安地铁六号线二期工程钟楼站开始围挡施工。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最新发现,基建投资在中国城市间分化较大,而且与很多人的认识相反,无论是相对于人口流入还是相对于经济增长,大城市的基建投资率偏低,小城市基建投资率往往偏高。

CF40研究指出,相对于流入的人口规模,在一线城市中,人口流入最快的深圳,基建投资率处于样本城市中最低水平行列,天津基建投资率则高于样本城市均值,北京、上海、广州也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在二线城市中,大部分城市面临人口流入,基建投资率也低于全部样本城市,人口流动和基建投资率大致呈现正相关,武汉、长沙、西安等地虽然基建投资率较高,但相对于人口而言不高,唐山、重庆和南京等地相对于人口流入而言基建投资率偏高。

而四线和其他类型的小城市,在面临人口流出的同时,基建投资率远远高于样本均值的城市。

相对于经济增长,全部的一线城市和大部分二线城市的基建投资率都偏低,二线城市中的石家庄、唐山、大连、沈阳、哈尔滨以及众多三线、四线和其他城市的基建投资率却偏高。

综合考虑人口流入和GDP增速及基建投资率后,CF40认为,有26个城市基建投资的潜力较大,包含了3个一线城市和8个二线城市,还有部分小城市;有38个城市的基建投资的潜力较小,包含了1个二线城市,其余都是三线、四线和其他类型城市;介于二者之间的则被定义为潜力模糊的城市,有2个一线(京沪)、5个二线,其余为三线、四线及其他类型城市。

不过,一个城市基建投资的潜力大,并不意味着它有较大的空间来为基建项目融资。CF40发现,部分城市的债务率已经过高。

其中,珠海、鹤岗、厦门、天津、石河子市的债务率高于100%,贵阳、海口债务率超过了200%。另外,有10个城市债务率在75-100%之间,18个城市债务率在50-75%之间,70个城市在25%-50%,156个城市低于25%。

CF40从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以及由债务风险引发的可持续性入手,按照潜力大或小或模糊,风险高或低,将城市分为六种类型,其中,潜力大、风险低的城市,包括了一线城市中的深圳,二线城市中的重庆、长沙、南京、郑州、合肥、苏州,以及15个三、四线和其他城市;潜力小、风险高的城市全部都是三线、四线和其他类型城市。

鉴于基建投资在城市间的分化,“基建投资也应该‘因城施策’,不能一刀切,”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指出,“不要因为部分小城市财政收入已经不够还利息,而把大城市的基建投资也掐了。”

张斌指出,城市和企业一样,也存在优胜劣汰,好的城市会越来越好,差的会越来越差,若是把资源投入到经济差、人口流出的城市,其实并不是在帮他们。

中国是否存在过度基建投资?

对于中国整体是否存在过度基建投资的问题,CF40指出,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看,在城市化率达到70%之前,基建在GDP中的占比都是持续上升,中国当前基建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与国际经验相符。再者,基建投资发挥了弥补总需求不足的作用,总体而言,对私人部门投资是拉动而非挤出。

过去5年,基建投资增速在持续稳步下行。2013年中国基建投资增速为21.3%,此后每年约下降2个百分点左右,到2017年已降至13.9%。但因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更快,基建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反而上升了。

在基建投资减速的时候,基建投资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基建不再是“铁公机”。

张斌指出,“铁路、公路、机场”一直以来是基建代名词,它们在基建中的占比在2010年一度达到32%,2016年回落至23%。现在,基建投资中份额最大且增长最快的是公共设施管理业,2017年已接近一半的规模。2012-2016年间,在公共设施管理中,市政设施、公园和旅游景区管理、城市市容管理、绿化管理和环境卫生管理分别增长了106%、226%、391%、118%、248%。

2018年基建投资增速进一步放缓

今年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13%,增速比1-2月份回落3.1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下降了10.5个百分点。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防范金融风险、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融资平台、PPP密切相关的基建投资的金融支持不配套,导致基建投资明显减速。

“今年放开基建投资的可能比较小,”张斌指出,“一季度整体经济增长并不低,二三季度维持6.5%的增速也不成问题,预计本轮经济放缓到谷底后才需要有刺激政策。”

不过,张斌提醒,由于现阶段经济有内生的向下力量,如果政策再过紧,叠加后,可能会引发需求过度下滑。他建议,财政政策是稳定总需求的重要工具,应该提前做好预案。

“仓促出台应对需求过度下滑的项目建设,难以保障项目建设的设计和品质,”张斌表示,“缺少提前对项目建设的合理融资安排,地方政府会不得不借助高成本的融资来源,进而增加项目资金成本,不利于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他指出,这些都是2008年以来刺激方案带来的教训。今后要想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对稳定宏观经济的积极作用,需要未雨绸缪。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