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欧元危机爆发时,凯恩斯学派预测希腊等国实施的紧缩政策终将以失败收场。事实证明,紧缩了扼杀增长,推高失业率,阻碍债务占GDP比例下降。
可以说,希腊在执行“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命令上做得很成功:将基本预算赤字转化成基本盈余。但正如人们意料的,政府支出的收缩是毁灭性的,失业率高达25%,自2009年以来GDP萎缩22%,债务占GDP比上升了35%。现在,随着高举反紧缩的激进左翼联盟党获得大选胜利,希腊选民宣告他们受够了紧日子。
从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时代将股市崩盘带入大萧条,到近几十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东亚和拉丁美洲强加的“计划”,紧缩政策已多次被证明:此路不通。不幸的是,当希腊陷入困境时,人们又徒劳地求证了一遍。
希腊如果不幸成为“三驾马车”无法解救的唯一国家,那么只能怪自己。但身处同样情况的还有西班牙。现在最需要改变的不是这两个国家的债务结构,而是欧元区的设计以及对这个货币联盟的政策框架进行彻底反思。
希腊问题也再次敲响警钟:世界多么迫切需要债务重组框架。过度负债不仅是2008年欧洲的罪魁,也是20世纪90年代东亚危机和20世纪80年代拉美危机的根源。它还给美国人带来了无限痛苦,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了家园,现在正威胁着波兰等地用瑞士法郎结算的数百万借贷者。
在债务合同(或称“自愿协议”)中,债权人和债务人要负对等的责任,但事实上前者的责任更大:通常情况下,他们是成熟的金融机构,而借款人在市场变幻以及风险面前往往更为弱势。众所周知,“华尔街大鳄”就是利用借款人缺乏金融知识来捕食的。
发达国家都意识到了,要让资本主义发挥效力,需要给个体重新开始的机会。19世纪出现的“债务人监狱”是一大败笔,不人道,也无法保证债务得到顺利偿还。真正起作用的,是通过使债权人为自己的决定带来的后果负责任,为还贷提供更好的刺激机制。
放大到国际层面上,我们还没有建立有效的秩序。2008年危机爆发前,在所有发展中和新兴国家的支持下,联合国一直在寻求建立新的债务框架,但美国却在不余遗力地反对。难道它想重开“债务人监狱”?这一想法显然不切实际,但它却与时下的道德风险和责任的论调相呼应。
有人担心,如果希腊等国被允许进行债务重组,它只会让自己再次陷入麻烦。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只要心智正常,没有人会愿意让自己处于希腊的“不道德”处境。如果欧洲已允许这些债务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行之有效的模式),那么承担后果的应该是欧洲,而不是希腊。事实上,希腊目前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三驾马车”的援助计划所致。
许多国家都有过跟希腊类似的处境。比希腊的问题更棘手的是欧元区的结构,它要求成员国不能以自我贬值的方式摆脱困境,而政策灵活性根本就不存在。因此,“不道德”的是债务重组的缺席。
7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同盟国意识到必须给德国新的开始。他们明白,希特勒得以发迹跟当时的高失业率密切相关,而后者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强加给德国的额外债务所致。后来同盟国不仅免除了债务,还提供援助以及进一步的财政刺激措施。
企业破产,“债权转股权”是公平而有效的解决方案。希腊也可以有类似的解决方案:将目前的债务转换成与GDP挂钩的债券。如果希腊做得不错,其债权人会获得更多的钱,如果做得不好,那就拿得少。如此一来,双方就有了追求促进增长政策的强大动力。
很少有像希腊这样的民主选举释放出这么清晰的信号。如果欧洲拒绝希腊选民变化路线的呼声,就表明至少在涉及经济议题时,民主毫无意义。
希望那些懂得债务-紧缩经济学的人们,以及相信民主和人文价值的一派笑到最后。最终能否如愿,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习教授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
来源:《赫芬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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