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张斌
经历了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中国进入后中等收入阶段。截至2017年,中国人均收入(GNI per capita)是869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人均收入处于后中等收入阶段的中间水平。
没有对外开放,就没有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的高速成长。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步入后中等收入阶段以及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地位中的巨大变化,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需要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值此中美贸易争端之际,更需要对中国未来的对外开放政策做出长远考虑,明确未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方向和工作重点。
国际经验对于回答上述问题有参考和借鉴价值。我们观察的样本包括三个组:前沿经济组、从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的赶超成功组和长期陷入中等收入未能进入高收入的赶超失败组。
通过比较以上不同组别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汇率制度、资本项目开放等多个维度的开放事实和政策,我们发现:赶超成功经济体在对外贸易、FDI(外商直接投资)、ODI(境外直接投资)、资本项目管理等方面的开放程度持续提高,逼近前沿经济体;赶超失败经济体开放程度远低于成功组,且在有些开放政策领域陷入停滞。对外贸易、FDI、ODI等领域的开放政策促进了市场竞争,帮助企业在全球领域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恰当的汇率制度和审慎的资本项目开放是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保障。
这对中国的开放政策有哪些启示?
贸易政策方面,从国内工业部门的发育程度来看,强调对知识产权、劳工权益以及环境等方面的保护也越来越符合中国的利益。一方面,对这些领域的保护有利于中国更紧密地融合到国际市场,更深度地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的持续快速提高,中国制造业发展已经从数量扩张阶段过渡到了质量升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强调对知识产权、劳动权益以及环境的保护本身符合中国自身的长远利益。
FDI政策方面,进一步开放的重点领域是现代服务业,包括健康、教育、环境保护、交通、通讯、金融、娱乐等。从工业向服务业的驱动转换过程中,新的增长引擎并非泛指所有的服务业部门,而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密集的服务业部门。在健康、教育、环境保护、交通、通讯、金融、娱乐等现代服务业部门引入FDI,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类似制造业部门引入FDI:资本和技术流入,以及更有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这些都有利于服务业效率的整体提升。这些部门的效率提升,也正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内容。
ODI政策方面,政府一方面应该减少相关的限制;另一方面帮助企业克服一些在海外市场(尤其是发展程度较低的海外市场)遭遇的市场失灵问题。
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开放方面,尽快引入浮动汇率制度并渐进开放资本项目。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原标题:通往高收入经济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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