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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海啸与同情心崩塌:“无法”同情还是“不想”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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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海啸与同情心崩塌:“无法”同情还是“不想”同情?

死亡人数持续上涨,但远在天边的旁观者们的同情心并不会随之增长,或者说根本无法随之增长。

一场灾害席卷了印度尼西亚中苏拉威西省的帕卢,图中的女子不仅家园被毁,还失去了她的三个孩子。她站在原本是自家房屋的废墟上,手中拿着一只毛绒玩具

上周,印度尼西亚附近的海底发生了一场里氏7.5级的地震,由此产生的海啸摧毁了帕卢市的大部分地区。确认的死亡人数经已超过1700人,这一数字几乎肯定会继续上升。截至撰写本文时(原文发表于10月8日),估计已有约7万人流离失所。随着供水量的减少,这些人急需援助,但援助恐怕并不能及时到达。

你或许会对这些数字感到悲伤或惊慌,也可能毫无感觉——有这些感觉的远不止你一个人。几十年来,社会学家一直在记录人类同情心表现出的一个矛盾怪象:人们往往更关心个体的痛苦,而非集体的痛苦。这种“同情心崩塌”(compassion collapse)现象在道德上是矛盾的——根据定义,数十或数百人比任何个人失去的更多,感受到的恐惧更多,受到的伤害也更多;按理说,我们看到越多痛苦,就越发应该感到关心。但事实与之相反,我们的同情心在更多的痛苦面前反倒缩水了。

同情心崩塌似乎只是一种(无动于衷的)感觉,但它还会带来更深层次的后果。最重要的是,它会影响人们互相帮助的方式和时间点。2015年,一位名叫Alan Kurdi的3岁叙利亚难民在与他的兄弟、母亲一道试图从土耳其经狭窄的地中海海峡进入希腊时不幸被淹死。他的遗体被冲上岸边,这一场景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这场悲剧以及他父亲的极度痛苦震撼了看到这张图片的数亿万人,一时间大量捐款涌向了难民援助组织。几天之内,在其他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默克尔总理做出了一项改变许多人命运的决定——向难民开放德国边境。但在几周之内,大多数人将这件事置之脑后,相应的资金也被砍了。反对移民的政客在整个欧洲范围内重新收获了人气,各国边境再次收紧。

数百万难民中包括成千上万名儿童,他们仍在蒙难。与面对那单个的生动悲剧时不同,这世界对难民儿童的总数表现出的只是冷酷。这样的偏差也出现在了实验中。在许多研究中,相较于了解许多有需要的人,人们在了解了某一个有需要的人之后往往会向慈善机构捐赠更多的钱。

同情心崩塌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心理问题,但这种心态究竟来自哪里?针对这个问题,研究人员给出了两个彼此矛盾的答案。有些研究人员认为,人们无法在面对自然或人为灾难以外的事件时展现出同等水平的关怀。在某种程度上讲,这就是人类感知情绪的内在法则。一家餐厅挣到的第一笔100美元和第一百笔100美元在价值上完全相同,但那第一笔100美元带给餐馆所有者的感受更棒。随着好事增多,人的正向感受会被稀释。痛苦也是如此:随着痛苦增加,人们对此感到习以为常,额外疼痛带来的压迫感也随之消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必然。设想一下,你的一位密友在你面前哭泣时,你会抱有关心的情绪。如果将这种感觉乘以2、10或5000,那份情绪会一下子压垮任何人。持有这一观点的研究人员还指出,人类的同情心在上千年的发展中,已经习惯于对某些特定的触发条件作出反应,例如孩子的哭泣或痛苦的面孔。单个的受害者具有这些表明痛苦的信号,这些信号会触动我们,并使我们产生施以援手的意愿。一个群体只能带给我们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平平淡淡,不会太多地激发我们的情绪,因而也无法通过人们的同情心获取到太多的好处。

Alan Kurdi

另一拨心理学家认为,同情心以及同情心崩塌是一种选择。当然,我们的感受的确更容易被某些特定的诱因触发,但我们还有高超的想象力。小说不会尖叫或哭泣,它只会默默地展示那些虚构的人与故事。然而,它一样可以震撼我们。同样地,我们可以深刻地想象一场悲剧的多个受害者,让他们所受的痛苦深深震撼我们。但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并不会这样做。

同情心的缺点很明显。全世界的人们蒙受着那么多的苦难,同情过多的受害者会让我们自己崩溃,或让我们因自己做得不够而一直感到内疚。同情心能带来的好处则不太明显。我们可以为单单一个受苦受难的人带来深刻的改变,但我们几乎无法对数千名受难者的生活产生明显的影响。如果同情心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超过了它给其他一些人带来的帮助,那我们又何必去同情他人呢?持有后一种观点的科学家们认为,面对深重痛苦的人们会像扭动立体声音响的音量旋钮那样有意地调低自己的同情心。与此一致的是,能有效控制自己情感的人比其他人经历了更多的同情心崩塌。

同情心崩塌究竟是“无法”同情还是“不想”同情?和大多数类似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两者皆有。相比于对大规模悲剧的描述,人们对某一个人经历的明显的、令人心痛的痛苦更易自然而然地感到同情。此外,人类的情感并无固定的限度。尽管人们有能力将关怀延伸至蒙受苦难的群体,但人们常常会回避这种行为。

理解这一道理不仅仅具有学术意义,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对抗同情心崩塌,因为每种类型的同情心崩塌都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比如,某人很难对大量受难者感到同情——这是“无法”同情的情况。有证据表明,关注其中某一位受难者可以助推对于整个群体的同情,因为这个个体可以为此人提供一个生动的案例,引起他的关心。我和我的同事用虚拟现实技术实现了这一点——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通过虚拟现实技术经历过流浪汉所处困境的个人,会对整个流浪汉群体表现出更多的关怀,且对经济适用住房政策表现出了更多的支持,这些影响甚至持续到了一个月之后。

如果某些人担心,对于许多人的同情是无用的——他们“不想”同情,那么仅让他们与受难者发生联系的方法可能行不通。我们可能需要说服他们,让他们认为,关怀是值得的。“同情心的自我效能”(empathic self-efficacy)这个概念能使人们变得慷慨——它指的是,人们可以在自己不被拖垮的情况下真正帮助他人。如果人们意识到自己可以带来的种种改变,他们的同情心或许会因此被激发——包括对于大型悲剧的同情心。

如果人们能够同情许多人的痛苦,慈善事业便可以变得更为广泛和有效。不过,这绝不会让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在经历了如此一场灾变之后,印度尼西亚非常需要慷慨的慈善行为。然而,帕卢当地缺乏良好的基础设施,这阻碍了慈善事业的推进。大规模死亡带来的同情心并不能降低死伤人数。慈善捐赠往往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相比关心许多人在未来可能会经历的潜在且可预防的痛苦,关心许多人正在经历的痛苦来得更加容易。在这样的情况下,援助和慈善事业应该由其他因素驱动——例如,某些客观、合乎逻辑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应当能够告诉我们,哪些做法能带来更多的改变。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只会常常对那些震撼我们的事由有所付出。我们不妨尽自己所能,朝最好的方向努力。

本文作者Jamil Zaki是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福社会神经科学实验室(Stanford Social Neuroscience Laboratory)主任。他的著作《为善意而战: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中建立同情心》(The War For Kindness: Building Empathy in a Fractured World)即将出版。

(翻译:王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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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西洋月刊

原标题:Indonesia’s Tsunami and the Problem of Human Empathy

最新更新时间:10/12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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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海啸与同情心崩塌:“无法”同情还是“不想”同情?

死亡人数持续上涨,但远在天边的旁观者们的同情心并不会随之增长,或者说根本无法随之增长。

一场灾害席卷了印度尼西亚中苏拉威西省的帕卢,图中的女子不仅家园被毁,还失去了她的三个孩子。她站在原本是自家房屋的废墟上,手中拿着一只毛绒玩具

上周,印度尼西亚附近的海底发生了一场里氏7.5级的地震,由此产生的海啸摧毁了帕卢市的大部分地区。确认的死亡人数经已超过1700人,这一数字几乎肯定会继续上升。截至撰写本文时(原文发表于10月8日),估计已有约7万人流离失所。随着供水量的减少,这些人急需援助,但援助恐怕并不能及时到达。

你或许会对这些数字感到悲伤或惊慌,也可能毫无感觉——有这些感觉的远不止你一个人。几十年来,社会学家一直在记录人类同情心表现出的一个矛盾怪象:人们往往更关心个体的痛苦,而非集体的痛苦。这种“同情心崩塌”(compassion collapse)现象在道德上是矛盾的——根据定义,数十或数百人比任何个人失去的更多,感受到的恐惧更多,受到的伤害也更多;按理说,我们看到越多痛苦,就越发应该感到关心。但事实与之相反,我们的同情心在更多的痛苦面前反倒缩水了。

同情心崩塌似乎只是一种(无动于衷的)感觉,但它还会带来更深层次的后果。最重要的是,它会影响人们互相帮助的方式和时间点。2015年,一位名叫Alan Kurdi的3岁叙利亚难民在与他的兄弟、母亲一道试图从土耳其经狭窄的地中海海峡进入希腊时不幸被淹死。他的遗体被冲上岸边,这一场景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这场悲剧以及他父亲的极度痛苦震撼了看到这张图片的数亿万人,一时间大量捐款涌向了难民援助组织。几天之内,在其他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默克尔总理做出了一项改变许多人命运的决定——向难民开放德国边境。但在几周之内,大多数人将这件事置之脑后,相应的资金也被砍了。反对移民的政客在整个欧洲范围内重新收获了人气,各国边境再次收紧。

数百万难民中包括成千上万名儿童,他们仍在蒙难。与面对那单个的生动悲剧时不同,这世界对难民儿童的总数表现出的只是冷酷。这样的偏差也出现在了实验中。在许多研究中,相较于了解许多有需要的人,人们在了解了某一个有需要的人之后往往会向慈善机构捐赠更多的钱。

同情心崩塌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心理问题,但这种心态究竟来自哪里?针对这个问题,研究人员给出了两个彼此矛盾的答案。有些研究人员认为,人们无法在面对自然或人为灾难以外的事件时展现出同等水平的关怀。在某种程度上讲,这就是人类感知情绪的内在法则。一家餐厅挣到的第一笔100美元和第一百笔100美元在价值上完全相同,但那第一笔100美元带给餐馆所有者的感受更棒。随着好事增多,人的正向感受会被稀释。痛苦也是如此:随着痛苦增加,人们对此感到习以为常,额外疼痛带来的压迫感也随之消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必然。设想一下,你的一位密友在你面前哭泣时,你会抱有关心的情绪。如果将这种感觉乘以2、10或5000,那份情绪会一下子压垮任何人。持有这一观点的研究人员还指出,人类的同情心在上千年的发展中,已经习惯于对某些特定的触发条件作出反应,例如孩子的哭泣或痛苦的面孔。单个的受害者具有这些表明痛苦的信号,这些信号会触动我们,并使我们产生施以援手的意愿。一个群体只能带给我们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平平淡淡,不会太多地激发我们的情绪,因而也无法通过人们的同情心获取到太多的好处。

Alan Kurdi

另一拨心理学家认为,同情心以及同情心崩塌是一种选择。当然,我们的感受的确更容易被某些特定的诱因触发,但我们还有高超的想象力。小说不会尖叫或哭泣,它只会默默地展示那些虚构的人与故事。然而,它一样可以震撼我们。同样地,我们可以深刻地想象一场悲剧的多个受害者,让他们所受的痛苦深深震撼我们。但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并不会这样做。

同情心的缺点很明显。全世界的人们蒙受着那么多的苦难,同情过多的受害者会让我们自己崩溃,或让我们因自己做得不够而一直感到内疚。同情心能带来的好处则不太明显。我们可以为单单一个受苦受难的人带来深刻的改变,但我们几乎无法对数千名受难者的生活产生明显的影响。如果同情心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超过了它给其他一些人带来的帮助,那我们又何必去同情他人呢?持有后一种观点的科学家们认为,面对深重痛苦的人们会像扭动立体声音响的音量旋钮那样有意地调低自己的同情心。与此一致的是,能有效控制自己情感的人比其他人经历了更多的同情心崩塌。

同情心崩塌究竟是“无法”同情还是“不想”同情?和大多数类似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两者皆有。相比于对大规模悲剧的描述,人们对某一个人经历的明显的、令人心痛的痛苦更易自然而然地感到同情。此外,人类的情感并无固定的限度。尽管人们有能力将关怀延伸至蒙受苦难的群体,但人们常常会回避这种行为。

理解这一道理不仅仅具有学术意义,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对抗同情心崩塌,因为每种类型的同情心崩塌都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比如,某人很难对大量受难者感到同情——这是“无法”同情的情况。有证据表明,关注其中某一位受难者可以助推对于整个群体的同情,因为这个个体可以为此人提供一个生动的案例,引起他的关心。我和我的同事用虚拟现实技术实现了这一点——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通过虚拟现实技术经历过流浪汉所处困境的个人,会对整个流浪汉群体表现出更多的关怀,且对经济适用住房政策表现出了更多的支持,这些影响甚至持续到了一个月之后。

如果某些人担心,对于许多人的同情是无用的——他们“不想”同情,那么仅让他们与受难者发生联系的方法可能行不通。我们可能需要说服他们,让他们认为,关怀是值得的。“同情心的自我效能”(empathic self-efficacy)这个概念能使人们变得慷慨——它指的是,人们可以在自己不被拖垮的情况下真正帮助他人。如果人们意识到自己可以带来的种种改变,他们的同情心或许会因此被激发——包括对于大型悲剧的同情心。

如果人们能够同情许多人的痛苦,慈善事业便可以变得更为广泛和有效。不过,这绝不会让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在经历了如此一场灾变之后,印度尼西亚非常需要慷慨的慈善行为。然而,帕卢当地缺乏良好的基础设施,这阻碍了慈善事业的推进。大规模死亡带来的同情心并不能降低死伤人数。慈善捐赠往往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相比关心许多人在未来可能会经历的潜在且可预防的痛苦,关心许多人正在经历的痛苦来得更加容易。在这样的情况下,援助和慈善事业应该由其他因素驱动——例如,某些客观、合乎逻辑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应当能够告诉我们,哪些做法能带来更多的改变。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只会常常对那些震撼我们的事由有所付出。我们不妨尽自己所能,朝最好的方向努力。

本文作者Jamil Zaki是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福社会神经科学实验室(Stanford Social Neuroscience Laboratory)主任。他的著作《为善意而战: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中建立同情心》(The War For Kindness: Building Empathy in a Fractured World)即将出版。

(翻译:王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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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西洋月刊

原标题:Indonesia’s Tsunami and the Problem of Human Empathy

最新更新时间:10/12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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