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2.0时代:西部城市如何摸到“第一块石头”过河……

贵州、成都和西安的探索,让我们看到城市创新发展方式的不同可能。

哲学家罗素说:“中国是一切规则的例外。”中国的城市化尤是如此。

才仅仅30多年,中国已经走完了欧洲和美国上百年才行进完的城市化历程,进入城镇化和城市化2.0时代。

在城市2.0时代,规模、人口、城市外延扩容早已不是城市化的最主要的目标,新一轮对城市发展的思考中,中国诸多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以及长三角与珠三角之外的一些城市,在城市发展方式的创新上,异常引人注目。
其中,以西部城市为甚。

“起步晚、底子薄”的西部城市近年来在产业创新驱动、创新创业引擎以及催化区域融合等多个领域与维度发力;城市发展方式创新,成为这些“后进城市”迈出增长缓慢区的催化剂。

而从城市发展成果的“检验金石”来看,城市发展方式上的创新,确实是这些西部城市摸到过河的“第一块石头”。

西部城市发展困局

中国城市竞逐战的硝烟从来没有停息过。

位居中国腹地的西部城市尽管在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战略、倡议裹挟下,发展机遇空前。但与沿海城市相比,无论发展基础、资源密集度还是对外沟通、交流层面,西部城市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后进生。

比如,偏居西南一隅的贵阳,过往多年,最为人知晓的恐怕就是黄果树瀑布、贵州茅台、“老干妈”,以及滞后的经济发展状况。

1998年,贵州GDP在中国31个被统计的省市中排27名,2008年排第26名,2017年排第25名——过往20年,贵州经济体量排名几无长进。

这似乎是中国西部“后进”城市的写照与代表。

在先决条件上,成都会好一些。成都一直有较强的互联网基因、浓厚的创业氛围和人才吸引力,成都最近几年频频在“百度搜索城市”热度上排名第一,放在与北上广深城市的竞逐平台上,内陆城市成都的短板也非常明显——成都在交通、区位与资源集聚等方面都不占优势。

我们可以看到,内陆城市要在既有资源上以传统的方式改变这种局面,似乎难度太大。另一座西部重镇——西安面临的是另一种局面。

全国专家在西安围绕创新城市发展方式展开探讨

多年来,西安被赋予多项城市职能,比如,要带动大关中,引领大西北,今年又被确定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国家使命”当前,西安的经济实力与对西北区域带动力略显不足。在此前提下,区域融合是其中面临的一大机遇,同时也是难题。

我们知道,西安与咸阳是中国距离最近的双子城市之一。区域融合发展,被认为是“最终的出路”。但区域融合发展谈何容易,尤其在改革因子相对并不活跃的内陆地区。直到2006年9月,西安咸阳之间通话才不再缴“长途费”,随后一些路网建设启动,但推动缓慢。

凡此种种,似乎西部城市在经济和区域发展领域的阶跃上,一直摆脱不了传统领域短板的桎梏。

再举个例子,“一带一路”倡议被解读为西部、尤其是丝路沿线城市重大利好,但中部城市郑州则凭借其强大的物流优势,在此红利下突破突围——这也印证了传统印象下中西部城市在发展基础和对外沟通交流等领域的不足。

西部城市的“创新经”

其实,最近二十年,东西部城市经济体量差距还在扩大,这种局面倒逼西部城市在发展方式上必须要创新,而由此萌生的内生驱动,也成为一种可能和必须。

我们前面提到,数十年贵州经济数据一直居末,但值得注意的是,最近3年,贵州省会贵阳忽然成为中国城市在发展方式突破中异常瞩目的存在,其突破口就是大数据。

贵阳被称为“林城”,天气凉爽,夏季平均气温22.5℃,而且是中国电价最低的省份之一。“林城”空气洁净,台商郭台铭来到贵阳,衬衫穿了两天还干净如初,就很愿意投资贵州——这些都是发展大数据天然优良的基因。

2014年8月,贵阳建大数据产业发展聚集区;一个月后,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开赛;再过半年,数博会举办,马云、马化腾、周鸿祎、郭台铭一众前来捧场。

马云没吝啬他的赞誉:“如果大家错过了30年前广州、浙江的机遇,今天一定不能错过贵州。”——这句话成为贵州发展大数据、城市发展方式创新上最好的背书。

苹果、高通、微软、戴尔、惠普、英特尔和甲骨文等世界名企落户贵州,贵州本土大数据企业云上贵州和货车帮等也迅速崛起。

截至目前,贵州大数据产业总规模超1100亿元。

如今的贵州已经成为“中国数谷”

西部城市外部机会不比沿海城市,要在经济上阶跃更大的机会是在城市禀赋的差异性和产业风口上创新。这种创新,对本土产业与整体经济带动,显著而有效——这一逻辑对贵阳如此,对西部“领头羊”成都亦是如此。
成都电子和旅游产业都领先于中西部,但在其城市再次飞跃中,众创异常瞩目。

2017年城市“双创”能力分指数排名,成都居全国第二。继北深沪之后,2018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主会场落在成都——这对西部来说是第一次。

在与中国一线、新一线城市竞逐中,成都另辟蹊径,通过双创的发展方式,与沿海城市差异化竞争。

在双创重要的载体方面,成都的“菁蓉”首先值得关注。“菁蓉”包含的“菁蓉国际广场”,负责孵化新技术、培育新业态。微软、阿里等旗下世界级孵化器已入驻,还有超过600余家科创企业集结于此。“天府菁蓉中心”以研发为主,已引进诺基亚全球技术研发中心、斯坦福天府研究院等。郫都区“菁蓉小镇”则聚集双创项目1716个、创客两万多人。

成都市委书记、市长经常在“菁蓉”“被偶遇”。

2017年挂职成都的一位西安干部归来汇报:“以菁蓉为基地的成都众创发展令人吃惊,其成熟的运作值得学习。”

兴隆湖畔成都科学城-菁蓉中心A区

其实城市发展方式的创新没有定势。在新的城镇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变化和革新才是永恒不变的定势。

上述提到了西安在区域融合的困境,事实上,陕西与西安两级政府正逐步通过一系列区域融合的措施破冰。

对西安来讲,一个加速城市区域融合的契机是在2010年,那一年,西咸新区建设进入启动实施阶段。4年后,国务院正式批复西咸新区为“首个以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为功能的国家级新区。

而西安咸阳以及西咸新区的区域融合,再次摆在面前。众所周知,涉及到行政层面的区域融合,难度自然非比一般。

终于在2017年1月,陕西省层面印发《关于促进西咸新区进一步加快发展的意见》这份《意见》的核心内容是,西咸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作为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派出机构,由西安市委、市政府整体代管,除履行国家级新区开发建设职能外,全面托管辖区内西安市和咸阳市的行政和社会管理职能,在总结代管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全面管理。

代管托管的创新举动,推动了区域实质性融合,但我们把它放在对西安城市发展方式的创新角度讲,它的引领作用明显——通过托管代管捋顺了区域融合。

当然,这背后有重要支撑,即西咸新区的属性定位上就是要试水先行——这在中西部欠发达、欠开放的区域,显得尤为重要。

创新发展方式,助力城市崛起

一个城市的“创新经”,最终都要体现在这个城市的发展上,实践才是检验的标准。对于整体西部而言,“试水”的样本,为西部城市发展,做好了示范。

当初,贵州一主要官员问北京中关村的一名企业大佬:“贵阳要发展大数据,在贵阳建中关村贵阳科技园怎样?”

这名大佬说:“脑袋没发热吧,这么高端的东西和落后的贵阳,有什么关联?”

大佬也有判断错的时候——贵州终于在大数据上走出一条路。

目前,贵州736个政府应用系统、108家网站与省政府门户网站实现数据交换。2018年起,贵州实施大数据的升级版,要实现全省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这种创新驱动,也直接作用在西部城市的企业上。

贵州茅台提出了“智慧茅台”工程,打造全产业链大数据平台。老干妈量身定制运营大数据监管平台,“产值从2015年40亿元增加到2017年50亿元,大数据带来的精准营销,功不可没。

最近贵州公布大数据成绩单,2014年—2017年,大数据对贵州经济增长贡献率超20%。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贵州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0%,增速位居中国前列。

地理劣势通过大数据变成新的发展引擎,而“大数据引擎”背后是中西部后进城市对城市发展方式的创新与反思。

同样,众创空间载体的成熟运作,为成都创新创业提供了全方位构建众创空间体系重要的基础,而由此为产业带来的驱动力,也非常之强。

我们注意到,一度为腾讯的“现金奶牛”、现象级游戏的“王者荣耀”,就诞生于成都——这背后就是创新创业带来的发展契机。

2018年春季求职期城市竞争指数排行榜上,成都超上海,跃居全国第二。资金流、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市场要素会向成都流动、集聚。

创业黑马董事长牛文文感叹:“继北京、上海、深圳之后,成都正成为中国创业第四城。”

西咸新区成为探索城市创新发展方式的样本

在新的窗口期,城市面临的发展方式也不会不一样。产业创新驱动力之外,通过区域融合的创新方式,实施“强省会”战略,也在不断试水。

区域融合着眼于省域发展,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但西安城市首位度已经很高,大西安建设,是要带动大关中,引领大西北,要把西安建成国家中心城市。

对于陕西区域融合推进而言,这个创新举动的意义在于通过创新区域融合,进入全面“实体化”的阶段,大西安建设进入实质推进的快车道。

行政一体是区域融合的根本,但通过托管、代管这种创新的方式,已一步步在实质上推进区域的融合。

不久之前,西安被确定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这一职能需要大西安承担起“国家职能”,倒逼西安成为更大体量和多元的经济体,以此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在更大的视域,我们也看到西咸新区在代管托管上的试水,为当下区域融合的困境摸到了过河的“第一块石头”。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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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2.0时代:西部城市如何摸到“第一块石头”过河……

贵州、成都和西安的探索,让我们看到城市创新发展方式的不同可能。

哲学家罗素说:“中国是一切规则的例外。”中国的城市化尤是如此。

才仅仅30多年,中国已经走完了欧洲和美国上百年才行进完的城市化历程,进入城镇化和城市化2.0时代。

在城市2.0时代,规模、人口、城市外延扩容早已不是城市化的最主要的目标,新一轮对城市发展的思考中,中国诸多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以及长三角与珠三角之外的一些城市,在城市发展方式的创新上,异常引人注目。
其中,以西部城市为甚。

“起步晚、底子薄”的西部城市近年来在产业创新驱动、创新创业引擎以及催化区域融合等多个领域与维度发力;城市发展方式创新,成为这些“后进城市”迈出增长缓慢区的催化剂。

而从城市发展成果的“检验金石”来看,城市发展方式上的创新,确实是这些西部城市摸到过河的“第一块石头”。

西部城市发展困局

中国城市竞逐战的硝烟从来没有停息过。

位居中国腹地的西部城市尽管在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战略、倡议裹挟下,发展机遇空前。但与沿海城市相比,无论发展基础、资源密集度还是对外沟通、交流层面,西部城市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后进生。

比如,偏居西南一隅的贵阳,过往多年,最为人知晓的恐怕就是黄果树瀑布、贵州茅台、“老干妈”,以及滞后的经济发展状况。

1998年,贵州GDP在中国31个被统计的省市中排27名,2008年排第26名,2017年排第25名——过往20年,贵州经济体量排名几无长进。

这似乎是中国西部“后进”城市的写照与代表。

在先决条件上,成都会好一些。成都一直有较强的互联网基因、浓厚的创业氛围和人才吸引力,成都最近几年频频在“百度搜索城市”热度上排名第一,放在与北上广深城市的竞逐平台上,内陆城市成都的短板也非常明显——成都在交通、区位与资源集聚等方面都不占优势。

我们可以看到,内陆城市要在既有资源上以传统的方式改变这种局面,似乎难度太大。另一座西部重镇——西安面临的是另一种局面。

全国专家在西安围绕创新城市发展方式展开探讨

多年来,西安被赋予多项城市职能,比如,要带动大关中,引领大西北,今年又被确定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国家使命”当前,西安的经济实力与对西北区域带动力略显不足。在此前提下,区域融合是其中面临的一大机遇,同时也是难题。

我们知道,西安与咸阳是中国距离最近的双子城市之一。区域融合发展,被认为是“最终的出路”。但区域融合发展谈何容易,尤其在改革因子相对并不活跃的内陆地区。直到2006年9月,西安咸阳之间通话才不再缴“长途费”,随后一些路网建设启动,但推动缓慢。

凡此种种,似乎西部城市在经济和区域发展领域的阶跃上,一直摆脱不了传统领域短板的桎梏。

再举个例子,“一带一路”倡议被解读为西部、尤其是丝路沿线城市重大利好,但中部城市郑州则凭借其强大的物流优势,在此红利下突破突围——这也印证了传统印象下中西部城市在发展基础和对外沟通交流等领域的不足。

西部城市的“创新经”

其实,最近二十年,东西部城市经济体量差距还在扩大,这种局面倒逼西部城市在发展方式上必须要创新,而由此萌生的内生驱动,也成为一种可能和必须。

我们前面提到,数十年贵州经济数据一直居末,但值得注意的是,最近3年,贵州省会贵阳忽然成为中国城市在发展方式突破中异常瞩目的存在,其突破口就是大数据。

贵阳被称为“林城”,天气凉爽,夏季平均气温22.5℃,而且是中国电价最低的省份之一。“林城”空气洁净,台商郭台铭来到贵阳,衬衫穿了两天还干净如初,就很愿意投资贵州——这些都是发展大数据天然优良的基因。

2014年8月,贵阳建大数据产业发展聚集区;一个月后,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开赛;再过半年,数博会举办,马云、马化腾、周鸿祎、郭台铭一众前来捧场。

马云没吝啬他的赞誉:“如果大家错过了30年前广州、浙江的机遇,今天一定不能错过贵州。”——这句话成为贵州发展大数据、城市发展方式创新上最好的背书。

苹果、高通、微软、戴尔、惠普、英特尔和甲骨文等世界名企落户贵州,贵州本土大数据企业云上贵州和货车帮等也迅速崛起。

截至目前,贵州大数据产业总规模超1100亿元。

如今的贵州已经成为“中国数谷”

西部城市外部机会不比沿海城市,要在经济上阶跃更大的机会是在城市禀赋的差异性和产业风口上创新。这种创新,对本土产业与整体经济带动,显著而有效——这一逻辑对贵阳如此,对西部“领头羊”成都亦是如此。
成都电子和旅游产业都领先于中西部,但在其城市再次飞跃中,众创异常瞩目。

2017年城市“双创”能力分指数排名,成都居全国第二。继北深沪之后,2018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主会场落在成都——这对西部来说是第一次。

在与中国一线、新一线城市竞逐中,成都另辟蹊径,通过双创的发展方式,与沿海城市差异化竞争。

在双创重要的载体方面,成都的“菁蓉”首先值得关注。“菁蓉”包含的“菁蓉国际广场”,负责孵化新技术、培育新业态。微软、阿里等旗下世界级孵化器已入驻,还有超过600余家科创企业集结于此。“天府菁蓉中心”以研发为主,已引进诺基亚全球技术研发中心、斯坦福天府研究院等。郫都区“菁蓉小镇”则聚集双创项目1716个、创客两万多人。

成都市委书记、市长经常在“菁蓉”“被偶遇”。

2017年挂职成都的一位西安干部归来汇报:“以菁蓉为基地的成都众创发展令人吃惊,其成熟的运作值得学习。”

兴隆湖畔成都科学城-菁蓉中心A区

其实城市发展方式的创新没有定势。在新的城镇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变化和革新才是永恒不变的定势。

上述提到了西安在区域融合的困境,事实上,陕西与西安两级政府正逐步通过一系列区域融合的措施破冰。

对西安来讲,一个加速城市区域融合的契机是在2010年,那一年,西咸新区建设进入启动实施阶段。4年后,国务院正式批复西咸新区为“首个以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为功能的国家级新区。

而西安咸阳以及西咸新区的区域融合,再次摆在面前。众所周知,涉及到行政层面的区域融合,难度自然非比一般。

终于在2017年1月,陕西省层面印发《关于促进西咸新区进一步加快发展的意见》这份《意见》的核心内容是,西咸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作为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派出机构,由西安市委、市政府整体代管,除履行国家级新区开发建设职能外,全面托管辖区内西安市和咸阳市的行政和社会管理职能,在总结代管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全面管理。

代管托管的创新举动,推动了区域实质性融合,但我们把它放在对西安城市发展方式的创新角度讲,它的引领作用明显——通过托管代管捋顺了区域融合。

当然,这背后有重要支撑,即西咸新区的属性定位上就是要试水先行——这在中西部欠发达、欠开放的区域,显得尤为重要。

创新发展方式,助力城市崛起

一个城市的“创新经”,最终都要体现在这个城市的发展上,实践才是检验的标准。对于整体西部而言,“试水”的样本,为西部城市发展,做好了示范。

当初,贵州一主要官员问北京中关村的一名企业大佬:“贵阳要发展大数据,在贵阳建中关村贵阳科技园怎样?”

这名大佬说:“脑袋没发热吧,这么高端的东西和落后的贵阳,有什么关联?”

大佬也有判断错的时候——贵州终于在大数据上走出一条路。

目前,贵州736个政府应用系统、108家网站与省政府门户网站实现数据交换。2018年起,贵州实施大数据的升级版,要实现全省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这种创新驱动,也直接作用在西部城市的企业上。

贵州茅台提出了“智慧茅台”工程,打造全产业链大数据平台。老干妈量身定制运营大数据监管平台,“产值从2015年40亿元增加到2017年50亿元,大数据带来的精准营销,功不可没。

最近贵州公布大数据成绩单,2014年—2017年,大数据对贵州经济增长贡献率超20%。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贵州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0%,增速位居中国前列。

地理劣势通过大数据变成新的发展引擎,而“大数据引擎”背后是中西部后进城市对城市发展方式的创新与反思。

同样,众创空间载体的成熟运作,为成都创新创业提供了全方位构建众创空间体系重要的基础,而由此为产业带来的驱动力,也非常之强。

我们注意到,一度为腾讯的“现金奶牛”、现象级游戏的“王者荣耀”,就诞生于成都——这背后就是创新创业带来的发展契机。

2018年春季求职期城市竞争指数排行榜上,成都超上海,跃居全国第二。资金流、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市场要素会向成都流动、集聚。

创业黑马董事长牛文文感叹:“继北京、上海、深圳之后,成都正成为中国创业第四城。”

西咸新区成为探索城市创新发展方式的样本

在新的窗口期,城市面临的发展方式也不会不一样。产业创新驱动力之外,通过区域融合的创新方式,实施“强省会”战略,也在不断试水。

区域融合着眼于省域发展,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但西安城市首位度已经很高,大西安建设,是要带动大关中,引领大西北,要把西安建成国家中心城市。

对于陕西区域融合推进而言,这个创新举动的意义在于通过创新区域融合,进入全面“实体化”的阶段,大西安建设进入实质推进的快车道。

行政一体是区域融合的根本,但通过托管、代管这种创新的方式,已一步步在实质上推进区域的融合。

不久之前,西安被确定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这一职能需要大西安承担起“国家职能”,倒逼西安成为更大体量和多元的经济体,以此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在更大的视域,我们也看到西咸新区在代管托管上的试水,为当下区域融合的困境摸到了过河的“第一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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