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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到底应该如何支持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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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到底应该如何支持孵化

今天的政府会更加成熟,但是不能说不存在这样的冲动。在举国体制之下,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容易做成运动式的。比如这轮鼓励创新创业的浪潮。

前天刘延东副总理去了中关村创业大街,去了3W咖啡,在中关村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创投机构和创业者代表对创新创业的意见建议。对于创业者来说无疑值得欢欣鼓舞,为这创业的春天又增添了一份暖意。

然而,若是稍微放长一点时间的尺度不难发现,领导的重视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固然有好处,但也并不完全都是好处,比如当年的史玉柱。企业有自己的规律,创新与创业这么艰难的事情,领导们来看一下,往往是锦上添花,过后还是要自己去做。创业这件需要考虑持久性,需要有自发生命力的事情,怎样把握好支持的力度,怎样选择合适的方式,就成为了一个大学问。

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也是在前天,在蓉创茶馆听沙龙的间隙,我无意识地从书架上上抽出了一本新版的《大败局》放在桌子上,却被新谷董事长王总注意到了,“《大败局》又出新书了吗?”他非常关心,说这本书认真地看过好几遍。

我原本是随便翻翻,却被他激起了重读的兴趣。以前看的时候是看热闹,现在看却忍不住与现实中相互参照。也许是巧合,我一下子翻到了那一章《十年一觉TOP梦》。一个今天的创业者们多半不知道的名字——宋如华,而他的故事实际上仍然值得一读再读,尤其在这样的时刻。

请允许我借用一下吴晓波老师的文字来简要重述一下他的故事:1992年,30岁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应用物理系副教授宋如华辞职下海,他的第一桶金来自税务系统的信息化,一度攻城略地,势头堪比华为;但在1996年,国家税务总局认定目前的计税软件标准不统一,因此对各地税务局自行上马建设的计算机税务系统进行限制,必须由国家启动统一的“金税工程”。北京的公司凭借着靠近权力中心的优势兵不血刃拿下市场。

他很郁闷,但是也很快找到了新方向。在寻找新机会的过程中他去了班加罗尔,回国后开始搞‘西部软件园’。”他预计2000年前后,全国电子信息市场将达1万亿元人民币,将有无数软件企业诞生。借鉴印度经验,完全有必要建设一个软件工业园区,以起到集约研发和孵化器的作用。

他跑到成都附近郫县的红光镇选了100亩的菜花田,竖起了一块牌子“西部软件园”。历史充满了吊诡的味道,将近40年前,这里是四川省第一个“亩产超千斤”的“放卫星公社”。40年后,又一颗卫星也从这里升起。

他自己完全没想到,这一次他的点踩得那么准。全国各省市正掀起一个信息化建设的高潮,年初,四川省将信息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第一产业”,然而各市县却罕有拿得出手的项目。宋如华的“西部软件园”甫一宣布,顿时就让人眼睛一亮——软件公司的集群、产业化的发展理念、“西部”概念的提升——哪里去找一个更让人兴奋的宏伟概念呢?地方政府一下子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就在宋如华把木牌竖在菜花田里两个月后,“西部软件园”就被列为全国四大“首批国家级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之一。而当时,托普还拿不出任何像样一点的投资规划和建设蓝图。

随后的故事顺理成章,省里领导问他有什么想要的支持,他说希望有机会上市,实现直接融资。在那个上市指标被国有企业垄断,而多数国有企业又是烂摊子的时候,宋如华又送给了政府一个激活国有体制的概念。上市公司川长征到手。

收购完成后他组建成都西部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将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引入,让其以无形资产入股的方式成为第二大股东,宣称“将把‘西部软件园’建成国内最大的软件中心和工程中心,争取到2000年实现产值50亿元,2010年达到500亿元,在2050年赶上国际一流的高科技园区,产值达到500亿美元”。在红光镇的那块菜花田上,也盖起了软件工厂、别墅群、对外学术交流中心以及一间用于接待的高级宾馆。可是,他的宏大建设工程到此就止步了。接下来,他施展出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扩张行动。

宋如华在各地推销软件园的方式找到了政府的痛点,不仅投资建设,还要引进上百家软件公司,使之成为该省或该地区最大的高科技园区。这样的合作条件,加上“西部软件园”的“成功经验”,宋如华的圈地之行称得上是无往而不利。

1999年8月,托普宣布投资1亿元,在鞍山修建东北软件园;仅1个月后,宋如华在自己的家乡浙江省绍兴市落下第二枚棋子;以后,在江苏常州、南京、无锡,浙江嘉兴、金华、台州,山东威海以及上海南汇等地,一个接一个的托普软件园相继开建。每到一地,当地政府最高首长必莅临开园仪式,众多媒体热烈报道,托普俨然成为点燃各地高科技产业热情的“火神”。

为了让自己宏大的软件园规划带有更强的国际化特征,宋如华甚至还在美国注册了一家托普国际,宣称“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附近建立了基地,用于承载技术开发实验点和国际采购的功用”。2000年9月,宋如华富有想象力地向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提出了构筑“千里软件产业带”的恢弘计划。该计划宣称,托普集团将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华东地区建设东部软件园,“通过托普在华东地区的几十家公司,形成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多个战略支撑点和网络式的核心企业框架。软件园将在1到3年内初见成效,4到6年基本建成,6到11年全面完成,到2010年末达到累计投资29亿元,带动地方经济290亿元,软件规模每年20亿元,园区占地200万平方米,园区人数3000人”。这个乌托邦式的规划在递交的2个月后,居然被正式批准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就这样,从1999年到2002年的4年间,宋如华落子如飞,赫然成局,托普在全国数十个省市开建了27个软件园,平均不到两个月新建一个,占用土地超过1.2万亩。靠一个“软件园概念”,宋如华竟成为中国企业界最大的地主。

……

这个故事到了2002年嘎然而止,在吴晓波老师的书中有详细的描述,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找来详读。简要来说就是如同所有皇帝新装的故事里描述的一样,只要人们稍微认真一点,就能够发现这个谎言的荒谬之处,只不过很多人很多时候选择视而不见。而一旦捅破那层窗户纸,衰败的速度比起来更快。

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品问题,那样于事无补。说白了就是他所获得的资源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如果他自始至终就是一个西部软件园,做成的可能性说不定还真有。但是你能说地方政府有错吗?他们只不过是在发展的要求之下又遇到了一个完美不过的概念。

二、创新大跃进

今天的政府会更加成熟,但是不能说不存在这样的冲动。在举国体制之下,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容易做成运动式的。比如这轮鼓励创新创业的浪潮。

自从去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李总理提出“中国永远做开放大国、学习大国、包容大国。从中国国情出发,努力建设成为一个创新大国。要借改革创新的“东风”,推动中国经济科学发展,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以来,2014年先后共有8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和4个国务院文件专门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内容。

进入2015年,步伐明显加快:1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规范和改进行政审批的措施,促进行政权力法治化,营造便利创业创新的营商环境,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1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助力创业创新和产业升级﹔1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支持发展“众创空间”的政策措施,为创业创新搭建新平台﹔2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则部署改革政府投资管理方式和转变职能,便利投资创业、规范市场秩序。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减税降费措施,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创业创新。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两会一结束,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指导意见》,从构建一批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间;降低创新创业门槛﹔鼓励科技人员和大学生创业;支持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加强财政资金引导;完善创业投融资机制;丰富创新创业活动;营造创新创业文化氛围等八个方面给创新创业送上政策大礼包。

神舟大地,创新创业大潮汹涌。

2月4日,北京中关村率先启动了“创业中国引领工程”,接下来“创业中国行动”将在首批22个国家高新区循序推进开展。

中关村创客工程

到2020年,中关村形成创业要素集聚化、孵化主体多元化、创业服务专业化、创业活动持续化、运营模式市场化、创业资源开放化的发展格局,持续产生具有“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者和拥有“颠覆性”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成为全球原创思想的发源地和高科技创业者实现梦想的首选地。

1.国内外高端创业人才高度聚集。形成以“创业系”、连续创业者、“90后”创业者、海外创业者为代表的创业“新四军”,中关村科技创业者超过20万人。

2.各类创业群体高度活跃。领军企业、高校院所成为孵化创业者的摇篮,大企业创业人才溢出效应凸显,“创业系”超过50个,新兴产业领域高质量创业企业超过10万家。

3.创业金融服务资源更加丰富。中关村天使投资案例及投资金额占全国一半以上,天使投资人超过3000名。新设立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超过100支,投资金额超过1000亿元。通过银行、创投、担保、保险、融资租赁、小额贷款等金融服务机构,为5000家以上优质创业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4.创业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中关村创业服务机构超过500家,创新型孵化器超过80家,在海外设立的创业服务机构超过50家,培育1至2家创业服务机构上市。直接服务创业者的创业导师超过1000人,创业咨询专业机构超过100家,创业咨询师超过1000人,青年创业公寓超过20家,创业社区超过10个。

5.以创业为荣的理念深入人心。高校院所、投资机构、新型孵化器等主体举办的国际性、全国性创业大赛、创业沙龙、创业培训等创业活动超过2万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业文化蔚然成风,大公司骨干投身创业成为一种潮流,连续创业成为一种工作方式,形成“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创业观。

成都启动“创业天府”行动,提出到2020年形成一套完善的全域创业支撑体系。包括:形成创业人才群落,科技创业者突破20万人;形成“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梯级孵化体系,全市创新创业载体数量达到500家,载体面积2000万平方米以上;新设立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200只以上,全市创投机构管理资金规模超过2000亿元;科技企业达到10万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500家,“新三板”挂牌企业达到300家;每年举办各类国际性、全国性、区域性创业大赛、创业沙龙、创业培训等活动1000场以上…

成都如此迅速地要接过“创业中国”的接力棒,与这座城市浓厚的创业基因有关。在成都的“创业天府”行动计划中推动与构建完整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是其在这场“创业马拉松”中努力奔跑的方向。

三、政府到底应该怎样支持创新创业

虽然孵化器这个名词此前并没有为大众所熟知,但是中国实际上已经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孵化器体系。今天这股创新创业浪潮需要充分汲取原有孵化器的经验,并将这一经验扩展到其他领域?

1、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么多新孵化器

自1987年6月我国第一家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成立至今,孵化器在国内已走过26个年头,在这其中国家层面对孵化器的政策扶持及税收减免使得全国范围内孵化期数量骤增,孵化器数量由2005年534家增至2015的1500家,复合增长率高达116%。

虽然有这么多,但除了科技口的人来说其他人都没听过;但是最近两年冒出来的3W咖啡、车库咖啡,1898咖啡,虽然最开始并不是以孵化器知名,但是最后却行使了很多孵化器的功能,最后被追认为新型孵化器。这是为什么?

形式变了,需求也变了。原来孵化器为企业提供办公场地,提供注册服务,提供资金支持,提供沟通机会。而在互联网时代,这些方面的服务已经不能够满足创业者和投资者的需求。他们需要交流,需要跨界,需要线上线下互动。

什么地方能够吸引年轻人,什么地方好玩,什么地方方便?什么地方就能够形成聚集。比如3W,最开始就是群友聚会找地方,原来定好的咖啡馆临时变卦,许单单一气之下,自己动了开咖啡的念头,由此一步步走下来。这和传统咖啡馆不同,不是先选地方再找客户,而是需求已经存在找地方。北大1898咖啡也是这样,先是基于校友创业联合会,有办活动的需求,所以才有了这个地方。

这种需求的转变是政府在支持这类孵化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有没有真实地需求和人群,是这类孵化器靠谱靠谱的第一标准。怎么检验呢?其实也不难,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他们自己能不能活?比如3W,这种孵化器建设起来完全是市场行为,比如1898咖啡,没有用政府投钱。对于这类自己有生存能力的孵化器,相反应该大力支持。

2、如何向高科技之外的领域扩展?

今天一说起孵化器,一说起创新来就是互联网,就是高新科技。但是实际上更大的需求在于要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空间上要从高新区扩展到全局,从行业上从信息技术到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从效果上,高新科技需要的人是少的,只有实现了与传统行业,与传统服务业的结合,才能带动大量就业。

比如物流业的发展带动了快递,那下一步O2O的服务也将带动大量就业。其实说白了,在政府的目标上,应该摆就业的目标摆在是否是高新技术的目标之前。进一步放宽支持的范围。

比如说农业领域,有没有机会?农业电商怎么做?有机农业的市场怎么做?灌溉体系、现代农业、种业,农业旅游,这些都是大量与新的商业模式,与新的互联网技术,与新技术和新投资能结合起来的,目前被重视得还不够,还都是瞄准互联网,这个在政府下一步的支持中应该得到改变。

3、政府能不能直接投钱?

要想促进创业创新,长远来看需要鼓励一种文化,形成一种氛围,而不只是是建了多少孵化面积。但偏偏硬件上的事情是政府擅长的,而软件上的则要靠市场慢慢培育,靠自然生成。

政府能直接去投钱吗?初步看上去是有问题的。因为作为市场化的风投来说,他遵循着大数法则,十个项目中有一个成功就能保本,有两个成功就能赚钱,其它不能成功的也挺自然的,这个过程中也能检验出创业者是否靠谱,靠谱的继续支持,不靠谱的打入黑名单。但也就这样,损失就认了。但是对于官方的投资机构则不一样,投资要评估,退出也要评估,成功了没有人说你好,失败了有人找你麻烦,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投他,因为有的时候投资就是投人,投人就是找感觉,这事情你怎么说。

我们跟一个国内一流的国营孵化器的投资公司老总交流,他说一个特别哭笑不得的事情,一个他们投资的企业要上新三板了,他们作为股东要退出。结果就是这个退出的协议找不到主管部门来审批,一度是在学校,后来划到国资委,从区里找到市里,批了小一年批不完,这不是开玩笑吗。但这就是在中国最为发达的城市所发生的故事。这还是投资成功的时候,要是失败了就更麻烦。而对于科技转化过程、创业孵化过程中的投资,实际上失败的比率要高过成功的比例。

这样的事情政府来投资就容易说不清楚。那么政府应该做什么呢?应该在制度上松绑。

比如众筹,鼓励了不少创新,但是很多人特别担心被列为非法集资。因为他们说的很明白,赚不到钱不要紧,把自己搞进去就划不来了。而翻开《激荡三十年》,政府鼓励在前,风向变了翻脸如翻书的事情也不是没有。

杨勇在讲众筹项目特别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宽容失败,硅谷精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宽容失败,中国人一失败翻身特别不容易,但是在这种组织里,因为这些股东本身都是从失败中走过来的,他会很正确看到失败,所以你失败之后,别人并不会看不起你,反过来会安慰你,所以实际上是在小范围内塑造了一个硅谷的小环境。如果中国有1万个新众筹咖啡馆的时候,某种意义就解决了一个创新创业文化的问题。

调动这么大一个国家,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运动式的做法,要不然总理都指挥不动处长,你说其他人能咋办?所以这场支持创新创业的浪潮,无论从方向上还是目标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方式与方法,而已有的经验尤为值得借鉴!

作者:智纲智库(王志纲工作室)吴鹏 宋德勇 

*来源(微信公众号):战略咨询师的视野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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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到底应该如何支持孵化

今天的政府会更加成熟,但是不能说不存在这样的冲动。在举国体制之下,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容易做成运动式的。比如这轮鼓励创新创业的浪潮。

前天刘延东副总理去了中关村创业大街,去了3W咖啡,在中关村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创投机构和创业者代表对创新创业的意见建议。对于创业者来说无疑值得欢欣鼓舞,为这创业的春天又增添了一份暖意。

然而,若是稍微放长一点时间的尺度不难发现,领导的重视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固然有好处,但也并不完全都是好处,比如当年的史玉柱。企业有自己的规律,创新与创业这么艰难的事情,领导们来看一下,往往是锦上添花,过后还是要自己去做。创业这件需要考虑持久性,需要有自发生命力的事情,怎样把握好支持的力度,怎样选择合适的方式,就成为了一个大学问。

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也是在前天,在蓉创茶馆听沙龙的间隙,我无意识地从书架上上抽出了一本新版的《大败局》放在桌子上,却被新谷董事长王总注意到了,“《大败局》又出新书了吗?”他非常关心,说这本书认真地看过好几遍。

我原本是随便翻翻,却被他激起了重读的兴趣。以前看的时候是看热闹,现在看却忍不住与现实中相互参照。也许是巧合,我一下子翻到了那一章《十年一觉TOP梦》。一个今天的创业者们多半不知道的名字——宋如华,而他的故事实际上仍然值得一读再读,尤其在这样的时刻。

请允许我借用一下吴晓波老师的文字来简要重述一下他的故事:1992年,30岁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应用物理系副教授宋如华辞职下海,他的第一桶金来自税务系统的信息化,一度攻城略地,势头堪比华为;但在1996年,国家税务总局认定目前的计税软件标准不统一,因此对各地税务局自行上马建设的计算机税务系统进行限制,必须由国家启动统一的“金税工程”。北京的公司凭借着靠近权力中心的优势兵不血刃拿下市场。

他很郁闷,但是也很快找到了新方向。在寻找新机会的过程中他去了班加罗尔,回国后开始搞‘西部软件园’。”他预计2000年前后,全国电子信息市场将达1万亿元人民币,将有无数软件企业诞生。借鉴印度经验,完全有必要建设一个软件工业园区,以起到集约研发和孵化器的作用。

他跑到成都附近郫县的红光镇选了100亩的菜花田,竖起了一块牌子“西部软件园”。历史充满了吊诡的味道,将近40年前,这里是四川省第一个“亩产超千斤”的“放卫星公社”。40年后,又一颗卫星也从这里升起。

他自己完全没想到,这一次他的点踩得那么准。全国各省市正掀起一个信息化建设的高潮,年初,四川省将信息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第一产业”,然而各市县却罕有拿得出手的项目。宋如华的“西部软件园”甫一宣布,顿时就让人眼睛一亮——软件公司的集群、产业化的发展理念、“西部”概念的提升——哪里去找一个更让人兴奋的宏伟概念呢?地方政府一下子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就在宋如华把木牌竖在菜花田里两个月后,“西部软件园”就被列为全国四大“首批国家级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之一。而当时,托普还拿不出任何像样一点的投资规划和建设蓝图。

随后的故事顺理成章,省里领导问他有什么想要的支持,他说希望有机会上市,实现直接融资。在那个上市指标被国有企业垄断,而多数国有企业又是烂摊子的时候,宋如华又送给了政府一个激活国有体制的概念。上市公司川长征到手。

收购完成后他组建成都西部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将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引入,让其以无形资产入股的方式成为第二大股东,宣称“将把‘西部软件园’建成国内最大的软件中心和工程中心,争取到2000年实现产值50亿元,2010年达到500亿元,在2050年赶上国际一流的高科技园区,产值达到500亿美元”。在红光镇的那块菜花田上,也盖起了软件工厂、别墅群、对外学术交流中心以及一间用于接待的高级宾馆。可是,他的宏大建设工程到此就止步了。接下来,他施展出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扩张行动。

宋如华在各地推销软件园的方式找到了政府的痛点,不仅投资建设,还要引进上百家软件公司,使之成为该省或该地区最大的高科技园区。这样的合作条件,加上“西部软件园”的“成功经验”,宋如华的圈地之行称得上是无往而不利。

1999年8月,托普宣布投资1亿元,在鞍山修建东北软件园;仅1个月后,宋如华在自己的家乡浙江省绍兴市落下第二枚棋子;以后,在江苏常州、南京、无锡,浙江嘉兴、金华、台州,山东威海以及上海南汇等地,一个接一个的托普软件园相继开建。每到一地,当地政府最高首长必莅临开园仪式,众多媒体热烈报道,托普俨然成为点燃各地高科技产业热情的“火神”。

为了让自己宏大的软件园规划带有更强的国际化特征,宋如华甚至还在美国注册了一家托普国际,宣称“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附近建立了基地,用于承载技术开发实验点和国际采购的功用”。2000年9月,宋如华富有想象力地向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提出了构筑“千里软件产业带”的恢弘计划。该计划宣称,托普集团将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华东地区建设东部软件园,“通过托普在华东地区的几十家公司,形成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多个战略支撑点和网络式的核心企业框架。软件园将在1到3年内初见成效,4到6年基本建成,6到11年全面完成,到2010年末达到累计投资29亿元,带动地方经济290亿元,软件规模每年20亿元,园区占地200万平方米,园区人数3000人”。这个乌托邦式的规划在递交的2个月后,居然被正式批准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就这样,从1999年到2002年的4年间,宋如华落子如飞,赫然成局,托普在全国数十个省市开建了27个软件园,平均不到两个月新建一个,占用土地超过1.2万亩。靠一个“软件园概念”,宋如华竟成为中国企业界最大的地主。

……

这个故事到了2002年嘎然而止,在吴晓波老师的书中有详细的描述,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找来详读。简要来说就是如同所有皇帝新装的故事里描述的一样,只要人们稍微认真一点,就能够发现这个谎言的荒谬之处,只不过很多人很多时候选择视而不见。而一旦捅破那层窗户纸,衰败的速度比起来更快。

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品问题,那样于事无补。说白了就是他所获得的资源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如果他自始至终就是一个西部软件园,做成的可能性说不定还真有。但是你能说地方政府有错吗?他们只不过是在发展的要求之下又遇到了一个完美不过的概念。

二、创新大跃进

今天的政府会更加成熟,但是不能说不存在这样的冲动。在举国体制之下,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容易做成运动式的。比如这轮鼓励创新创业的浪潮。

自从去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李总理提出“中国永远做开放大国、学习大国、包容大国。从中国国情出发,努力建设成为一个创新大国。要借改革创新的“东风”,推动中国经济科学发展,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以来,2014年先后共有8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和4个国务院文件专门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内容。

进入2015年,步伐明显加快:1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规范和改进行政审批的措施,促进行政权力法治化,营造便利创业创新的营商环境,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1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助力创业创新和产业升级﹔1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支持发展“众创空间”的政策措施,为创业创新搭建新平台﹔2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则部署改革政府投资管理方式和转变职能,便利投资创业、规范市场秩序。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减税降费措施,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创业创新。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两会一结束,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指导意见》,从构建一批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间;降低创新创业门槛﹔鼓励科技人员和大学生创业;支持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加强财政资金引导;完善创业投融资机制;丰富创新创业活动;营造创新创业文化氛围等八个方面给创新创业送上政策大礼包。

神舟大地,创新创业大潮汹涌。

2月4日,北京中关村率先启动了“创业中国引领工程”,接下来“创业中国行动”将在首批22个国家高新区循序推进开展。

中关村创客工程

到2020年,中关村形成创业要素集聚化、孵化主体多元化、创业服务专业化、创业活动持续化、运营模式市场化、创业资源开放化的发展格局,持续产生具有“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者和拥有“颠覆性”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成为全球原创思想的发源地和高科技创业者实现梦想的首选地。

1.国内外高端创业人才高度聚集。形成以“创业系”、连续创业者、“90后”创业者、海外创业者为代表的创业“新四军”,中关村科技创业者超过20万人。

2.各类创业群体高度活跃。领军企业、高校院所成为孵化创业者的摇篮,大企业创业人才溢出效应凸显,“创业系”超过50个,新兴产业领域高质量创业企业超过10万家。

3.创业金融服务资源更加丰富。中关村天使投资案例及投资金额占全国一半以上,天使投资人超过3000名。新设立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超过100支,投资金额超过1000亿元。通过银行、创投、担保、保险、融资租赁、小额贷款等金融服务机构,为5000家以上优质创业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4.创业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中关村创业服务机构超过500家,创新型孵化器超过80家,在海外设立的创业服务机构超过50家,培育1至2家创业服务机构上市。直接服务创业者的创业导师超过1000人,创业咨询专业机构超过100家,创业咨询师超过1000人,青年创业公寓超过20家,创业社区超过10个。

5.以创业为荣的理念深入人心。高校院所、投资机构、新型孵化器等主体举办的国际性、全国性创业大赛、创业沙龙、创业培训等创业活动超过2万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业文化蔚然成风,大公司骨干投身创业成为一种潮流,连续创业成为一种工作方式,形成“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创业观。

成都启动“创业天府”行动,提出到2020年形成一套完善的全域创业支撑体系。包括:形成创业人才群落,科技创业者突破20万人;形成“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梯级孵化体系,全市创新创业载体数量达到500家,载体面积2000万平方米以上;新设立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200只以上,全市创投机构管理资金规模超过2000亿元;科技企业达到10万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500家,“新三板”挂牌企业达到300家;每年举办各类国际性、全国性、区域性创业大赛、创业沙龙、创业培训等活动1000场以上…

成都如此迅速地要接过“创业中国”的接力棒,与这座城市浓厚的创业基因有关。在成都的“创业天府”行动计划中推动与构建完整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是其在这场“创业马拉松”中努力奔跑的方向。

三、政府到底应该怎样支持创新创业

虽然孵化器这个名词此前并没有为大众所熟知,但是中国实际上已经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孵化器体系。今天这股创新创业浪潮需要充分汲取原有孵化器的经验,并将这一经验扩展到其他领域?

1、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么多新孵化器

自1987年6月我国第一家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成立至今,孵化器在国内已走过26个年头,在这其中国家层面对孵化器的政策扶持及税收减免使得全国范围内孵化期数量骤增,孵化器数量由2005年534家增至2015的1500家,复合增长率高达116%。

虽然有这么多,但除了科技口的人来说其他人都没听过;但是最近两年冒出来的3W咖啡、车库咖啡,1898咖啡,虽然最开始并不是以孵化器知名,但是最后却行使了很多孵化器的功能,最后被追认为新型孵化器。这是为什么?

形式变了,需求也变了。原来孵化器为企业提供办公场地,提供注册服务,提供资金支持,提供沟通机会。而在互联网时代,这些方面的服务已经不能够满足创业者和投资者的需求。他们需要交流,需要跨界,需要线上线下互动。

什么地方能够吸引年轻人,什么地方好玩,什么地方方便?什么地方就能够形成聚集。比如3W,最开始就是群友聚会找地方,原来定好的咖啡馆临时变卦,许单单一气之下,自己动了开咖啡的念头,由此一步步走下来。这和传统咖啡馆不同,不是先选地方再找客户,而是需求已经存在找地方。北大1898咖啡也是这样,先是基于校友创业联合会,有办活动的需求,所以才有了这个地方。

这种需求的转变是政府在支持这类孵化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有没有真实地需求和人群,是这类孵化器靠谱靠谱的第一标准。怎么检验呢?其实也不难,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他们自己能不能活?比如3W,这种孵化器建设起来完全是市场行为,比如1898咖啡,没有用政府投钱。对于这类自己有生存能力的孵化器,相反应该大力支持。

2、如何向高科技之外的领域扩展?

今天一说起孵化器,一说起创新来就是互联网,就是高新科技。但是实际上更大的需求在于要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空间上要从高新区扩展到全局,从行业上从信息技术到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从效果上,高新科技需要的人是少的,只有实现了与传统行业,与传统服务业的结合,才能带动大量就业。

比如物流业的发展带动了快递,那下一步O2O的服务也将带动大量就业。其实说白了,在政府的目标上,应该摆就业的目标摆在是否是高新技术的目标之前。进一步放宽支持的范围。

比如说农业领域,有没有机会?农业电商怎么做?有机农业的市场怎么做?灌溉体系、现代农业、种业,农业旅游,这些都是大量与新的商业模式,与新的互联网技术,与新技术和新投资能结合起来的,目前被重视得还不够,还都是瞄准互联网,这个在政府下一步的支持中应该得到改变。

3、政府能不能直接投钱?

要想促进创业创新,长远来看需要鼓励一种文化,形成一种氛围,而不只是是建了多少孵化面积。但偏偏硬件上的事情是政府擅长的,而软件上的则要靠市场慢慢培育,靠自然生成。

政府能直接去投钱吗?初步看上去是有问题的。因为作为市场化的风投来说,他遵循着大数法则,十个项目中有一个成功就能保本,有两个成功就能赚钱,其它不能成功的也挺自然的,这个过程中也能检验出创业者是否靠谱,靠谱的继续支持,不靠谱的打入黑名单。但也就这样,损失就认了。但是对于官方的投资机构则不一样,投资要评估,退出也要评估,成功了没有人说你好,失败了有人找你麻烦,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投他,因为有的时候投资就是投人,投人就是找感觉,这事情你怎么说。

我们跟一个国内一流的国营孵化器的投资公司老总交流,他说一个特别哭笑不得的事情,一个他们投资的企业要上新三板了,他们作为股东要退出。结果就是这个退出的协议找不到主管部门来审批,一度是在学校,后来划到国资委,从区里找到市里,批了小一年批不完,这不是开玩笑吗。但这就是在中国最为发达的城市所发生的故事。这还是投资成功的时候,要是失败了就更麻烦。而对于科技转化过程、创业孵化过程中的投资,实际上失败的比率要高过成功的比例。

这样的事情政府来投资就容易说不清楚。那么政府应该做什么呢?应该在制度上松绑。

比如众筹,鼓励了不少创新,但是很多人特别担心被列为非法集资。因为他们说的很明白,赚不到钱不要紧,把自己搞进去就划不来了。而翻开《激荡三十年》,政府鼓励在前,风向变了翻脸如翻书的事情也不是没有。

杨勇在讲众筹项目特别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宽容失败,硅谷精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宽容失败,中国人一失败翻身特别不容易,但是在这种组织里,因为这些股东本身都是从失败中走过来的,他会很正确看到失败,所以你失败之后,别人并不会看不起你,反过来会安慰你,所以实际上是在小范围内塑造了一个硅谷的小环境。如果中国有1万个新众筹咖啡馆的时候,某种意义就解决了一个创新创业文化的问题。

调动这么大一个国家,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运动式的做法,要不然总理都指挥不动处长,你说其他人能咋办?所以这场支持创新创业的浪潮,无论从方向上还是目标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方式与方法,而已有的经验尤为值得借鉴!

作者:智纲智库(王志纲工作室)吴鹏 宋德勇 

*来源(微信公众号):战略咨询师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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