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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革命连载1】媒体的未来——Uber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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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革命连载1】媒体的未来——Uber化?

如果生产方式和定价机制不改变,古典媒体的活力只会越来越萎缩。如果生产方式和定价机制不创新,所谓新媒体只是披着互联网的皇帝新衣。

作者:仇勇

还记得佐伊·巴恩斯(ZoeBarnes)吗?

这位在美剧《纸牌屋(House of Cards)》第二季末尾挂掉的虚构的《华盛顿先驱报(TheWashington Herald)》的记者,在第四集时和主编吵了一架而被解职。她决定去头条网(Slugline.com)试试。“那里的记者都是自由撰稿人,报道什么都行,随时随地撰稿,很多人直接用手机写稿。”她描述这家新兴的政治新闻网站时说。

刚搬进新办公室三个月的头条网的景象让她震惊。没有整齐划一的格子间,许多记者随便找个地方席地而坐就开始写作。更让她吃惊的是主编告诉她:

“发稿不需要事先经过我。我们的目标是我还来不及读,你们就发布了。固执己见没什么错,出去挖新闻也没什么错,你不需要坐在桌前,或者是那个垫子上。欢迎你给我带来惊喜。”

总之,“只要你自己满意,就可以发布”。而且,那位如《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创始人阿里亚纳·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式的主编还忠告了一句:“先驱报逼你耍的把戏,忘掉就好。”

好让人振奋啊!对反感于在《华盛顿先驱报》要一步一步爬到高层最终拥有“一套自己的文具”的佐伊来说,这种感受就如同“自由引导着人民”吧。

一家古典媒体,为什么容不下佐伊这样的记者?

古典媒体的内容生产方式和流程大体为:记者在选题会上报选题,主编同意后开始采访和写作,记者交稿后编辑进行修改,美术编辑进行版面设计,然后校对合红付印,发行人员派送到读者手中。很多古典媒体在建立网站、新闻客户端后,以及一些新闻门户网站的编辑部,大体也采用了这一流程。即使是一些新兴独立科技网站如虎嗅网、钛媒体等,虽然大量接受外部投稿,但都设置了审查和编辑环节,才予以发布。

2008年,当默多克完成对《华尔街日报》的收购后,惊讶地发现,一篇文章从生产到最终付印居然要经过7个半的编辑环节!这样的精致的内容生产不是说应该全盘抛弃,但它极大地制约了记者的生产力,也无法有效利用和容下自采编系统之外的社会化海量内容产出。

报纸版面和电视节目播出时长就只有那么多,主编们的确只能揣度和挑选可能成为热门的“商品”摆上“货架”。但问题是,主编一个人的口味越来越不能代表大众的阅读趣向,尤其在这个越来越个性化的时代,受众越来越不接受统一定制式的新闻内容。也导致了,记者们只好揣摩主编的口味,假装给主编写稿。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头条”、“封面故事”情结害了古典媒体。当新闻门户网站兴起时,这一逻辑同样没有变化。

它不符合受众依时间流获取信息的当下逻辑。受众不再需要“头条”。受众需要的是经过某种算法而形成的“置顶”——也就是信息前置。

从某种程度上说,只要存在主编意志和编辑审查环节,都是旧式的新闻生产方式。

看看人家头条网!发表权归于每位记者自己,而不是主编。搜狐在2015年初宣布,对门户新闻全面改革,逐渐缩小直至取消原创内容的编辑部——基本等于放弃自我采编权,进一步加强自媒体平台的建设,在各个领域引入个人、机构等利益相关者进驻,每个自媒体人都可以自行登陆后台直接发表文章,更可直观地看到每篇文章的点击量,并依此进行广告分成。这种方式,也有点像博客的集成和升级。

改变生产方式能够初步解放生产力,更重要的,是改变生产关系。

简单来说,需要新的定价和付费机制。

古典媒体对记者的薪酬考核基本依据于数量和质量,和制造企业别无二致。但毛病在于,智力产品是无法用工业经济思维进行定价的。字数的多寡和文章篇数只能反映记者的“忙活”程度,而不能反映内容的价值。即使一些媒体引入质量评价标准或社会影响力维度,但由于其标准无法量化,大多仍依据主编的好恶和对影响力的主观感知而给出稿酬标准。而最重要的服务对象——受众,反而不是给内容好坏打分的评委。

新的定价和付费机制应该是什么?核心就是,用户付薪。

建立由受众评价来确定稿费的新计费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惟一不需要的仍然是主编大人的介入。特别地,对记者的内容生产评价对象不能只局限于报纸杂志或电视的报道,而且要纳入他在互联网上的“发表”:一条微博、微信公众号文章……

是不是感觉无从下手?嗯,抱歉,我也无法在这里给出一个具体的马上可以套用的公式或EXCEL表。不过,我们也许能从打车软件Uber的崛起中得到启发。

《纽约时报》报道说:未来我们很可能会像Uber司机一样接单工作。这不是只关乎出租车司机这一份工作,而是——“就像Uber对出租车行业的影响一样,新兴科技拥有这样一个潜能——它可以把大量的传统工作分割成互相独立的任务,并在需要时将之分配出去。相应的报酬将由供需关系动态决定,而且每一位工作者的表现将被不断地追踪、评估并时不时受到严厉的顾客满意度监督。”

Uber化最大的好处是,技术会让我们的工作生活更有弹性,让我们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一个或多个工作,而不是根据工作来安排自己的时间。不过,同时改变的还有,它让你的收入更不可预测,也可能会让长期雇用更没有保障,而且它也许让人们忘记建立一个毕生的事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可能能够解决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在晚年时致力探究的一个问题:如何管理知识工作者,或者说知识工作者如何实现自我管理?想想看,其实许多行业都可以Uber化,比如快递业、法律服务业、咨询业等。咨询顾问的绩效考评可以更直接地与所服务的客户评价挂钩,而且更能依据客户的需求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提高响应速度。同时,每个个体都可以即时算出每一单自己可以获取的薪酬回报。

媒体行业当然也可以这样。

如果生产方式和定价机制不改变,古典媒体的活力只会越来越萎缩。如果生产方式和定价机制不创新,所谓新媒体只是披着互联网的皇帝新衣。

这就是新媒体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也是吸引我们继续奋不顾身投入其中的新闻世界。如同《了不起的盖茨比》里书写的纽约:“永远是人初次所见的城市,狂野地许诺着世上一切的神秘与美丽。

本文摘自作者即将出版的新书《新媒体革命——在线时代的媒体、公关与传播》,相关微信订阅号:仇勇(qiuyong201503)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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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革命连载1】媒体的未来——Uber化?

如果生产方式和定价机制不改变,古典媒体的活力只会越来越萎缩。如果生产方式和定价机制不创新,所谓新媒体只是披着互联网的皇帝新衣。

作者:仇勇

还记得佐伊·巴恩斯(ZoeBarnes)吗?

这位在美剧《纸牌屋(House of Cards)》第二季末尾挂掉的虚构的《华盛顿先驱报(TheWashington Herald)》的记者,在第四集时和主编吵了一架而被解职。她决定去头条网(Slugline.com)试试。“那里的记者都是自由撰稿人,报道什么都行,随时随地撰稿,很多人直接用手机写稿。”她描述这家新兴的政治新闻网站时说。

刚搬进新办公室三个月的头条网的景象让她震惊。没有整齐划一的格子间,许多记者随便找个地方席地而坐就开始写作。更让她吃惊的是主编告诉她:

“发稿不需要事先经过我。我们的目标是我还来不及读,你们就发布了。固执己见没什么错,出去挖新闻也没什么错,你不需要坐在桌前,或者是那个垫子上。欢迎你给我带来惊喜。”

总之,“只要你自己满意,就可以发布”。而且,那位如《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创始人阿里亚纳·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式的主编还忠告了一句:“先驱报逼你耍的把戏,忘掉就好。”

好让人振奋啊!对反感于在《华盛顿先驱报》要一步一步爬到高层最终拥有“一套自己的文具”的佐伊来说,这种感受就如同“自由引导着人民”吧。

一家古典媒体,为什么容不下佐伊这样的记者?

古典媒体的内容生产方式和流程大体为:记者在选题会上报选题,主编同意后开始采访和写作,记者交稿后编辑进行修改,美术编辑进行版面设计,然后校对合红付印,发行人员派送到读者手中。很多古典媒体在建立网站、新闻客户端后,以及一些新闻门户网站的编辑部,大体也采用了这一流程。即使是一些新兴独立科技网站如虎嗅网、钛媒体等,虽然大量接受外部投稿,但都设置了审查和编辑环节,才予以发布。

2008年,当默多克完成对《华尔街日报》的收购后,惊讶地发现,一篇文章从生产到最终付印居然要经过7个半的编辑环节!这样的精致的内容生产不是说应该全盘抛弃,但它极大地制约了记者的生产力,也无法有效利用和容下自采编系统之外的社会化海量内容产出。

报纸版面和电视节目播出时长就只有那么多,主编们的确只能揣度和挑选可能成为热门的“商品”摆上“货架”。但问题是,主编一个人的口味越来越不能代表大众的阅读趣向,尤其在这个越来越个性化的时代,受众越来越不接受统一定制式的新闻内容。也导致了,记者们只好揣摩主编的口味,假装给主编写稿。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头条”、“封面故事”情结害了古典媒体。当新闻门户网站兴起时,这一逻辑同样没有变化。

它不符合受众依时间流获取信息的当下逻辑。受众不再需要“头条”。受众需要的是经过某种算法而形成的“置顶”——也就是信息前置。

从某种程度上说,只要存在主编意志和编辑审查环节,都是旧式的新闻生产方式。

看看人家头条网!发表权归于每位记者自己,而不是主编。搜狐在2015年初宣布,对门户新闻全面改革,逐渐缩小直至取消原创内容的编辑部——基本等于放弃自我采编权,进一步加强自媒体平台的建设,在各个领域引入个人、机构等利益相关者进驻,每个自媒体人都可以自行登陆后台直接发表文章,更可直观地看到每篇文章的点击量,并依此进行广告分成。这种方式,也有点像博客的集成和升级。

改变生产方式能够初步解放生产力,更重要的,是改变生产关系。

简单来说,需要新的定价和付费机制。

古典媒体对记者的薪酬考核基本依据于数量和质量,和制造企业别无二致。但毛病在于,智力产品是无法用工业经济思维进行定价的。字数的多寡和文章篇数只能反映记者的“忙活”程度,而不能反映内容的价值。即使一些媒体引入质量评价标准或社会影响力维度,但由于其标准无法量化,大多仍依据主编的好恶和对影响力的主观感知而给出稿酬标准。而最重要的服务对象——受众,反而不是给内容好坏打分的评委。

新的定价和付费机制应该是什么?核心就是,用户付薪。

建立由受众评价来确定稿费的新计费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惟一不需要的仍然是主编大人的介入。特别地,对记者的内容生产评价对象不能只局限于报纸杂志或电视的报道,而且要纳入他在互联网上的“发表”:一条微博、微信公众号文章……

是不是感觉无从下手?嗯,抱歉,我也无法在这里给出一个具体的马上可以套用的公式或EXCEL表。不过,我们也许能从打车软件Uber的崛起中得到启发。

《纽约时报》报道说:未来我们很可能会像Uber司机一样接单工作。这不是只关乎出租车司机这一份工作,而是——“就像Uber对出租车行业的影响一样,新兴科技拥有这样一个潜能——它可以把大量的传统工作分割成互相独立的任务,并在需要时将之分配出去。相应的报酬将由供需关系动态决定,而且每一位工作者的表现将被不断地追踪、评估并时不时受到严厉的顾客满意度监督。”

Uber化最大的好处是,技术会让我们的工作生活更有弹性,让我们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一个或多个工作,而不是根据工作来安排自己的时间。不过,同时改变的还有,它让你的收入更不可预测,也可能会让长期雇用更没有保障,而且它也许让人们忘记建立一个毕生的事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可能能够解决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在晚年时致力探究的一个问题:如何管理知识工作者,或者说知识工作者如何实现自我管理?想想看,其实许多行业都可以Uber化,比如快递业、法律服务业、咨询业等。咨询顾问的绩效考评可以更直接地与所服务的客户评价挂钩,而且更能依据客户的需求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提高响应速度。同时,每个个体都可以即时算出每一单自己可以获取的薪酬回报。

媒体行业当然也可以这样。

如果生产方式和定价机制不改变,古典媒体的活力只会越来越萎缩。如果生产方式和定价机制不创新,所谓新媒体只是披着互联网的皇帝新衣。

这就是新媒体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也是吸引我们继续奋不顾身投入其中的新闻世界。如同《了不起的盖茨比》里书写的纽约:“永远是人初次所见的城市,狂野地许诺着世上一切的神秘与美丽。

本文摘自作者即将出版的新书《新媒体革命——在线时代的媒体、公关与传播》,相关微信订阅号:仇勇(qiuyong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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