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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强奸与绝经:女性如何以书写抵抗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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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强奸与绝经:女性如何以书写抵抗父权?

史坦克关于绝经的作品《潮热日记》、安吉尔在反性骚扰运动时代关于父亲的作品《老爹的问题》以及德沃金的作品集《热缝中的最后岁月》,都是“通过著书立说采取了抵抗父权的行动”。

达西·史坦克 图片来源:Ulf Andersen/Getty Images

在《潮热日记》(Flash Count Diary)一书的引言中,达西·史坦克(Darcey Steinke)激动地提到了绝经,其中有一句话出自波伏娃的《第二性》:“身体不再是身体,而是代表一种处境。”史坦克受到了潮热的困扰乃至威胁。一切皆有征兆:身体开始不适,感到眩晕,变得焦虑,然后出现阵阵热浪。这股热浪在工作中、在睡觉时影响着她,还引发了失眠和抑郁。温度的细微变化都可能会引发潮热——比如炒鸡蛋放得离腹部太近,比如公交车关门时引发的温度变化。她正躺在布鲁克林的沙发上,额头放着一块降温用的冷冻火腿,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文化笑柄:一个失去雌激素、逐渐迈向悲剧的绝经妇女。

1966年出版的《青春永驻》(Feminine Forever)一书推动了激素替代疗法(HRT)的普及。在这本书中,史坦克发现绝经后的女性被描述为“去势”的人,阴道呈现病态的干涩。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种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在荷兰举办的第11届欧洲男女绝经大会(11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Menopause and Andropause)上,她看了一个关于利用激光疗法修复绝经阴道的视频,还有一个动画展示了一朵枯萎的褐色玫瑰变为紧致粉红花蕾的过程。有护士担心激素替代治疗会有罹患乳腺癌的风险,一名意大利医生消除了这种顾虑,当时,史坦克意识到“这个医生所有的解释都围绕着进入的阴茎会有什么感受”。问题真的出在她的身体上,出在不断衰老的生理机能上吗?抑或这是一种文化情境,固执地认为女性的价值主要在于性或繁殖?如何形容这种情境?用“父权”这个词?

《青春永驻》

父权是一个早已过时的概念。凯瑟琳·安吉尔(Katherine Angel)的作品《老爹的问题》(Daddy Issues)睿智、细致地分析了在反性骚扰运动时代父亲们的文化处境。正如她在书中所言,父权早就与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尸骸一起埋葬了。“在九十年代——在女性力量崛起的十年间,以女性不对两性关系进行批判为前提,这种力量坚持女性应在经济和社会上获得自由——父权正如后来的女权主义一样,已经过时并散发着陈腐气息,使人想起女权主义多年来的刻板形象:无趣、性冷淡、保守。”

没有什么能比身材高大、穿着粗蓝布工装的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更能代表这种刻板形象了。她曾联合宗教右派对色情出版物展开审查,给激进女权主义带来了沉重打击。现在,她卷土重来了。《热缝中的最后岁月》(Last Days at Hot Slit)节选了她的部分作品,在这个对女性为所欲为(“grab-’em-by-the-pussy”,是特朗普备受诟病的言论)的时代,她的复杂、智慧、独特风格和政治关联得以充分展现。这部作品的出版正当其时。无论是唐纳德·特朗普还是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这些人的言行并不会让德沃金感到意外。“我们的敌人——强奸者和他们的维护者——不仅仅逍遥法外,他们还是影响巨大的卫道士,在社会中有着受人尊敬的崇高地位。他们是牧师、律师、法官、立法者、政治家、医生、艺术家。”

她涉猎的题材主要是身体面临的困境。她的第一任丈夫几乎将她殴打致死,她后来逃走了。她遭受的是“伤痕累累的身体在地板上流血不止”的处境,这成为了她所有工作的动力。当大多数人对于女性遭受暴力这一现象蓄意保持沉默时,当过度容忍、扩大和持续对女性施暴成为了习以为常的现实时,你会如何去传递这个问题?

德沃金决定放大这个问题,这也是她的作品如此辛辣、怪异的原因。她迎难而上,使用的措辞要比“强暴”更可怕、比“折磨”更凄惨、比“殴打”更固执更具破坏力、比“卖淫”更悲惨、比“乱伦”更有侵犯性、比“色情”更具威胁和攻击性。尽管其中很多材料都已经过时、有所夸大或明显是错误的判断(跟该作品集的编辑之一乔安娜·菲特曼一样,我的看法常与德沃金相反,特别是在审查和性自由的问题上),她的论证却比当前流行的讽刺方式更加精妙。接下来要说的是她诡异而刺激的写作风格。

“我想把他的靴子从我脖子上拿开。”

“利用女人就是在食肉。”

“没有无辜的旁观者。”

她在1995年曾写过:“我一直很喜欢有深度的作品,无论其本质多么怪异、苦涩或肮脏。”

安德里亚·德沃金,2000年。图片来源:Colin McPherson/Corbis via Getty Images

沃尔金本人曾受到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1970年的著作《性政治》启发,这本书创造性地分析了文学中两性的动态关系,通过细致的分析揭露了父权的上层结构绝不仅仅限于经济或法律,而是扩散至了更远的文化范畴,渗透并影响着家庭和色情产物。近50年过去了,让人喜忧参半的是,同样的手法至今仍在被使用,史坦克和安吉尔在书中灵活地采用了该手法,她们的作品将目光重新放在了激进女权主义颇具争议性的立场上(有争议的部分就算不是激进女权主义的基调,也是其立场)。安吉尔分析的父亲角色来自萨莉·波特(Sally Potter)的电影《金吉尔和罗莎》、广播4台播出的《射手》和莎拉·莫斯(Sarah Moss)的小说的《鬼墙》(Ghost Wall):这些父亲自恋、以自我为中心、有强烈的占有欲。史坦克和德沃金都提到了《O的故事》,德沃金以此证明男性主要将女性视如无物、视作是一个洞,史坦克则遗憾地提到了后女权主义时代的一个幻想,即屈服于这种特别的屈辱性想法能够带来性愉悦。

父权是个极权体系。如何能够避开其召唤,或避开它高高在上的凝视?安吉尔曾参观过安西娅·汉米尔顿(Anthea Hamilton)在泰特不列颠美术馆(Tate Britain)举办的展览“南瓜”(The Squash),在展览中,表演者穿着类似南瓜的服饰,她十分欣赏这种“秀色可餐的无性别”人体。它们没有眼睛,甚至没有真正的脸,却有着“美丽、球茎状和粗俗的”头部,这让她沉迷其中。在一次赏鲸之旅中,史坦克也同样体会到了自身感官“放大”的体验,她奇迹般地受到了太平洋三群虎鲸的首领的注视,这是一条步入老年期的母鲸鱼。

“南瓜”展览

动物为我们思考身体存在的“物体属性”提供了思路,让我们不再纠结于人类政治和文化。双性化也同样提供了途径,让我们得以拒绝扮演被赋予的有害性别角色。史坦克透过窗户注视自己,首先看到的是一个老头,她感受着自己随年龄增长而去性别化,预示着作为女性的视觉形象逐渐消失。当她读到朱丽叶·雅克(Juliet Jacques)和马克斯·沃尔夫·巴莱里欧(Max Wolf Valerio)关于变性的回忆录时,她陷入了一个奇思妙想:性别是流动的,两个极端之间充斥着荷尔蒙的浪潮,我们所有人都在上面颠簸、飘移,有的极端地跨越到另外一端,有的被束缚在原地(对于出生时性别是女性,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女性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而言,这种跨越无疑更具诱惑力,实际上也更加危险)。德沃金也提倡打破本质主义的性别二元化,她曾以乌托邦式的措辞写道;“双性化……或许是对女性、男性、崛起的大多数人、所有其他人敞开的自由之路。”

性别角色的认定往往来自家庭的灌输,德沃金和史坦克对她们的母亲尤为不满,因为她们强迫自己的女儿去接受难以企及的审美标准和行为准则。德沃金的母亲西尔维娅(Sylvia)无法忍受分歧,将独立思想视为罪恶的叛逆之举。德沃金认为断绝对母亲的爱,是她一生中做过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史坦克每次在夜里从潮热的熔炉中醒来时,都会像埋葬虫一样开始回忆起逝去的母亲。(注:埋葬虫是以动物尸体为食和抚养后代的昆虫)。她想起了母女两人共度的最后一晚,母亲拿出了史坦克在49岁时拍的一张照,照片中的她在准备二婚。她穿着粉色裙子,底下是厚实的米色紧身衣和塑身裤,母亲坚持认为,她的阴毛露了出来。羞耻心在女性之间代代相传,是一种实施控制的手段,对实施方和接受方而言都不好受。

无论是对于曾经有过相关经历的个人还是对于文化思潮,这些故事都十分重要,但让我感到好奇的是,揭露这些故事的手段是否会如德沃金在1973年所希望的那样产生重大的影响。当时正值她的第一本书《女人恨》(Woman Hating)出版。当下,美国的总统是赤裸裸的厌女者,而曾经作为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的胜利果实的堕胎权遭到废除,那么,在书籍和家族史中揭露隐藏的父权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又是一个过时的词)有何意义呢?正如安吉尔所言,反性骚扰运动鼓励大家讲述自己的故事,渴望将不公正的行为公诸于世,实际上却可能在加强其试图推翻的力量,因为“人们对于自己的残忍行为沾沾自喜,而有关这些行为的种种证据,则满足和巩固了他们对于支配的幻想”。

这并不是说写作毫无意义。安吉尔认为,书写关于自己的故事不仅仅是宣泄或是孤芳自赏,这是通往个体化的道路,是提炼自我、驱除非我的过程。通过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他较大程度地脱离了厌女症,这使他成为现代自体理论中的关键人物,该理论相关作品有艾莉森·贝克德尔的《我和母亲之间》和麦琪·尼尔逊的《阿尔戈英雄》)的理论,安吉尔讲述了精神分析学中的镜像阶段,在这个阶段,婴儿通过镜像中父母的目光有意识地区分自我。如果孩子对自我的看法遭到否决,如果父母将自己的喜好强加在孩子身上,如果孩子的挑衅被压制,那么这个孩子就会陷入错误的自我识别中。但如果父母能够容忍孩子的挑衅,且不加以破坏,那么这个孩子就会感受到真我,这是一份珍贵无比的馈赠。有些人未必能在童年时期实现真我,书写则可为他们再次提供这样的机会。

也许真实的感觉听起来像是一种奢侈。事实并非如此。德沃金曾饱受家暴,受过铁棒敲打、被点燃的烟头烫伤、胸部被打、头被按着不断撞击混凝土地板,但她所经历的最糟糕的事情是被孤立:没有人相信她,她无法去说服任何人对她施以援手,无论是朋友、家人、邻居、警察还是医生。那曾是她人生的低谷:“那是一种极端而强烈的失常感,仿佛自己被淹没,一切皆为虚幻。”

按照德沃金所支持的积极分子的惯常做法,把经历写下来是重拾现实的一种方式。曝光一些行为——强暴、家庭暴力、种族歧视、厌女行为——是采取行动的前奏,因为在大家知道这些事后,重要的是能够通过分享、共享而让更多的人意识到问题,从而扩大到政治层面。如果无法去曝光,那么就不可能带来变革。写作是实现政治变革的第一步。德沃金在《女人恨》中表示,“希望作家能通过著书立说来采取行动。”一代过去了,史坦克明确地将写作视作反抗的方式:“我想要反击,反抗在文化上对绝经女性的羞辱和贬低。”

如果说德沃金前进的动力来自于对变革抱有希望,那么《热缝》中让人痛苦的是她失去了信仰。她曾多次受到强暴。在那十年间,她曾经发表过题为《强暴恶行》(Rape Atrocity)的演讲,随后有女性分享了自己的遭遇:她们曾在小巷里、在床上睡觉时、在工厂、在储藏室、在学校遭受过这样的暴行,后来她实在听不下去,中止了演讲。之后在1999年,52岁的德沃金在巴黎的酒店又一次遭受强暴,不过这次施暴者用的是迷奸药,她在事后毫无记忆,只能从人为伤害上作出判断:胸部有淤青、大腿上有出血痕迹。她曾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发表文章提及此事,但很多人都不相信她。从很多方面而言,这是导致她名誉扫地的致命一击。

2005年,德沃金因心肌炎去世,有人在她的电脑上发现了一份2万4千字的文档《我的自杀》(My Suicide),其中的部分内容是在本文中是首次发表。在文档中,她讲述了这种持久的虚幻感让她付出的代价。她所提倡的政治变革的根基来自于她的记忆和目击者的证词,失去这一切的她最终沉沦了。她讲述了自己的心灰意冷,讲述夜晚的梦魇:久未谋面的前夫打算杀死她,她又一次并永远成为了他残忍暴行下的囚徒。她伤痕累累,再也无法逃离将她包围湮没的现实。

在她人生的最后几年,她脑海里萦绕的是彻底的绝望。她感觉每个人都是一片湖泊,表面看起来很美好,一旦踏进去,才会发现这片湖泊实际上泥泞不堪、恶意满满。所有人都是如此。她回忆起自己对宠物狗造成的伤害和对自己的恨意。她写道:“怎么会有人既如此的愚蠢,又如此的卑鄙?”这位女性终其一生都在研究人为的暴力和人性的堕落,她曾坚信只要曝光就能带来改变。她说过,在九岁首次受到侵犯前,自己曾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孩子。“我曾想过要接触一切、去做一切能做的事。这曾是我抱有的乐观……这是在驱除对生命的恐惧。女孩不应承受这一切。”

(翻译:macy)

来源:卫报

原标题:Writing to resist the patriarchy:Olivia Laing on Darcey Steinke, Katherine Angel and Andrea Dworkin

最新更新时间:07/14 11:59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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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强奸与绝经:女性如何以书写抵抗父权?

史坦克关于绝经的作品《潮热日记》、安吉尔在反性骚扰运动时代关于父亲的作品《老爹的问题》以及德沃金的作品集《热缝中的最后岁月》,都是“通过著书立说采取了抵抗父权的行动”。

达西·史坦克 图片来源:Ulf Andersen/Getty Images

在《潮热日记》(Flash Count Diary)一书的引言中,达西·史坦克(Darcey Steinke)激动地提到了绝经,其中有一句话出自波伏娃的《第二性》:“身体不再是身体,而是代表一种处境。”史坦克受到了潮热的困扰乃至威胁。一切皆有征兆:身体开始不适,感到眩晕,变得焦虑,然后出现阵阵热浪。这股热浪在工作中、在睡觉时影响着她,还引发了失眠和抑郁。温度的细微变化都可能会引发潮热——比如炒鸡蛋放得离腹部太近,比如公交车关门时引发的温度变化。她正躺在布鲁克林的沙发上,额头放着一块降温用的冷冻火腿,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文化笑柄:一个失去雌激素、逐渐迈向悲剧的绝经妇女。

1966年出版的《青春永驻》(Feminine Forever)一书推动了激素替代疗法(HRT)的普及。在这本书中,史坦克发现绝经后的女性被描述为“去势”的人,阴道呈现病态的干涩。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种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在荷兰举办的第11届欧洲男女绝经大会(11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Menopause and Andropause)上,她看了一个关于利用激光疗法修复绝经阴道的视频,还有一个动画展示了一朵枯萎的褐色玫瑰变为紧致粉红花蕾的过程。有护士担心激素替代治疗会有罹患乳腺癌的风险,一名意大利医生消除了这种顾虑,当时,史坦克意识到“这个医生所有的解释都围绕着进入的阴茎会有什么感受”。问题真的出在她的身体上,出在不断衰老的生理机能上吗?抑或这是一种文化情境,固执地认为女性的价值主要在于性或繁殖?如何形容这种情境?用“父权”这个词?

《青春永驻》

父权是一个早已过时的概念。凯瑟琳·安吉尔(Katherine Angel)的作品《老爹的问题》(Daddy Issues)睿智、细致地分析了在反性骚扰运动时代父亲们的文化处境。正如她在书中所言,父权早就与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尸骸一起埋葬了。“在九十年代——在女性力量崛起的十年间,以女性不对两性关系进行批判为前提,这种力量坚持女性应在经济和社会上获得自由——父权正如后来的女权主义一样,已经过时并散发着陈腐气息,使人想起女权主义多年来的刻板形象:无趣、性冷淡、保守。”

没有什么能比身材高大、穿着粗蓝布工装的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更能代表这种刻板形象了。她曾联合宗教右派对色情出版物展开审查,给激进女权主义带来了沉重打击。现在,她卷土重来了。《热缝中的最后岁月》(Last Days at Hot Slit)节选了她的部分作品,在这个对女性为所欲为(“grab-’em-by-the-pussy”,是特朗普备受诟病的言论)的时代,她的复杂、智慧、独特风格和政治关联得以充分展现。这部作品的出版正当其时。无论是唐纳德·特朗普还是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这些人的言行并不会让德沃金感到意外。“我们的敌人——强奸者和他们的维护者——不仅仅逍遥法外,他们还是影响巨大的卫道士,在社会中有着受人尊敬的崇高地位。他们是牧师、律师、法官、立法者、政治家、医生、艺术家。”

她涉猎的题材主要是身体面临的困境。她的第一任丈夫几乎将她殴打致死,她后来逃走了。她遭受的是“伤痕累累的身体在地板上流血不止”的处境,这成为了她所有工作的动力。当大多数人对于女性遭受暴力这一现象蓄意保持沉默时,当过度容忍、扩大和持续对女性施暴成为了习以为常的现实时,你会如何去传递这个问题?

德沃金决定放大这个问题,这也是她的作品如此辛辣、怪异的原因。她迎难而上,使用的措辞要比“强暴”更可怕、比“折磨”更凄惨、比“殴打”更固执更具破坏力、比“卖淫”更悲惨、比“乱伦”更有侵犯性、比“色情”更具威胁和攻击性。尽管其中很多材料都已经过时、有所夸大或明显是错误的判断(跟该作品集的编辑之一乔安娜·菲特曼一样,我的看法常与德沃金相反,特别是在审查和性自由的问题上),她的论证却比当前流行的讽刺方式更加精妙。接下来要说的是她诡异而刺激的写作风格。

“我想把他的靴子从我脖子上拿开。”

“利用女人就是在食肉。”

“没有无辜的旁观者。”

她在1995年曾写过:“我一直很喜欢有深度的作品,无论其本质多么怪异、苦涩或肮脏。”

安德里亚·德沃金,2000年。图片来源:Colin McPherson/Corbis via Getty Images

沃尔金本人曾受到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1970年的著作《性政治》启发,这本书创造性地分析了文学中两性的动态关系,通过细致的分析揭露了父权的上层结构绝不仅仅限于经济或法律,而是扩散至了更远的文化范畴,渗透并影响着家庭和色情产物。近50年过去了,让人喜忧参半的是,同样的手法至今仍在被使用,史坦克和安吉尔在书中灵活地采用了该手法,她们的作品将目光重新放在了激进女权主义颇具争议性的立场上(有争议的部分就算不是激进女权主义的基调,也是其立场)。安吉尔分析的父亲角色来自萨莉·波特(Sally Potter)的电影《金吉尔和罗莎》、广播4台播出的《射手》和莎拉·莫斯(Sarah Moss)的小说的《鬼墙》(Ghost Wall):这些父亲自恋、以自我为中心、有强烈的占有欲。史坦克和德沃金都提到了《O的故事》,德沃金以此证明男性主要将女性视如无物、视作是一个洞,史坦克则遗憾地提到了后女权主义时代的一个幻想,即屈服于这种特别的屈辱性想法能够带来性愉悦。

父权是个极权体系。如何能够避开其召唤,或避开它高高在上的凝视?安吉尔曾参观过安西娅·汉米尔顿(Anthea Hamilton)在泰特不列颠美术馆(Tate Britain)举办的展览“南瓜”(The Squash),在展览中,表演者穿着类似南瓜的服饰,她十分欣赏这种“秀色可餐的无性别”人体。它们没有眼睛,甚至没有真正的脸,却有着“美丽、球茎状和粗俗的”头部,这让她沉迷其中。在一次赏鲸之旅中,史坦克也同样体会到了自身感官“放大”的体验,她奇迹般地受到了太平洋三群虎鲸的首领的注视,这是一条步入老年期的母鲸鱼。

“南瓜”展览

动物为我们思考身体存在的“物体属性”提供了思路,让我们不再纠结于人类政治和文化。双性化也同样提供了途径,让我们得以拒绝扮演被赋予的有害性别角色。史坦克透过窗户注视自己,首先看到的是一个老头,她感受着自己随年龄增长而去性别化,预示着作为女性的视觉形象逐渐消失。当她读到朱丽叶·雅克(Juliet Jacques)和马克斯·沃尔夫·巴莱里欧(Max Wolf Valerio)关于变性的回忆录时,她陷入了一个奇思妙想:性别是流动的,两个极端之间充斥着荷尔蒙的浪潮,我们所有人都在上面颠簸、飘移,有的极端地跨越到另外一端,有的被束缚在原地(对于出生时性别是女性,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女性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而言,这种跨越无疑更具诱惑力,实际上也更加危险)。德沃金也提倡打破本质主义的性别二元化,她曾以乌托邦式的措辞写道;“双性化……或许是对女性、男性、崛起的大多数人、所有其他人敞开的自由之路。”

性别角色的认定往往来自家庭的灌输,德沃金和史坦克对她们的母亲尤为不满,因为她们强迫自己的女儿去接受难以企及的审美标准和行为准则。德沃金的母亲西尔维娅(Sylvia)无法忍受分歧,将独立思想视为罪恶的叛逆之举。德沃金认为断绝对母亲的爱,是她一生中做过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史坦克每次在夜里从潮热的熔炉中醒来时,都会像埋葬虫一样开始回忆起逝去的母亲。(注:埋葬虫是以动物尸体为食和抚养后代的昆虫)。她想起了母女两人共度的最后一晚,母亲拿出了史坦克在49岁时拍的一张照,照片中的她在准备二婚。她穿着粉色裙子,底下是厚实的米色紧身衣和塑身裤,母亲坚持认为,她的阴毛露了出来。羞耻心在女性之间代代相传,是一种实施控制的手段,对实施方和接受方而言都不好受。

无论是对于曾经有过相关经历的个人还是对于文化思潮,这些故事都十分重要,但让我感到好奇的是,揭露这些故事的手段是否会如德沃金在1973年所希望的那样产生重大的影响。当时正值她的第一本书《女人恨》(Woman Hating)出版。当下,美国的总统是赤裸裸的厌女者,而曾经作为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的胜利果实的堕胎权遭到废除,那么,在书籍和家族史中揭露隐藏的父权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又是一个过时的词)有何意义呢?正如安吉尔所言,反性骚扰运动鼓励大家讲述自己的故事,渴望将不公正的行为公诸于世,实际上却可能在加强其试图推翻的力量,因为“人们对于自己的残忍行为沾沾自喜,而有关这些行为的种种证据,则满足和巩固了他们对于支配的幻想”。

这并不是说写作毫无意义。安吉尔认为,书写关于自己的故事不仅仅是宣泄或是孤芳自赏,这是通往个体化的道路,是提炼自我、驱除非我的过程。通过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他较大程度地脱离了厌女症,这使他成为现代自体理论中的关键人物,该理论相关作品有艾莉森·贝克德尔的《我和母亲之间》和麦琪·尼尔逊的《阿尔戈英雄》)的理论,安吉尔讲述了精神分析学中的镜像阶段,在这个阶段,婴儿通过镜像中父母的目光有意识地区分自我。如果孩子对自我的看法遭到否决,如果父母将自己的喜好强加在孩子身上,如果孩子的挑衅被压制,那么这个孩子就会陷入错误的自我识别中。但如果父母能够容忍孩子的挑衅,且不加以破坏,那么这个孩子就会感受到真我,这是一份珍贵无比的馈赠。有些人未必能在童年时期实现真我,书写则可为他们再次提供这样的机会。

也许真实的感觉听起来像是一种奢侈。事实并非如此。德沃金曾饱受家暴,受过铁棒敲打、被点燃的烟头烫伤、胸部被打、头被按着不断撞击混凝土地板,但她所经历的最糟糕的事情是被孤立:没有人相信她,她无法去说服任何人对她施以援手,无论是朋友、家人、邻居、警察还是医生。那曾是她人生的低谷:“那是一种极端而强烈的失常感,仿佛自己被淹没,一切皆为虚幻。”

按照德沃金所支持的积极分子的惯常做法,把经历写下来是重拾现实的一种方式。曝光一些行为——强暴、家庭暴力、种族歧视、厌女行为——是采取行动的前奏,因为在大家知道这些事后,重要的是能够通过分享、共享而让更多的人意识到问题,从而扩大到政治层面。如果无法去曝光,那么就不可能带来变革。写作是实现政治变革的第一步。德沃金在《女人恨》中表示,“希望作家能通过著书立说来采取行动。”一代过去了,史坦克明确地将写作视作反抗的方式:“我想要反击,反抗在文化上对绝经女性的羞辱和贬低。”

如果说德沃金前进的动力来自于对变革抱有希望,那么《热缝》中让人痛苦的是她失去了信仰。她曾多次受到强暴。在那十年间,她曾经发表过题为《强暴恶行》(Rape Atrocity)的演讲,随后有女性分享了自己的遭遇:她们曾在小巷里、在床上睡觉时、在工厂、在储藏室、在学校遭受过这样的暴行,后来她实在听不下去,中止了演讲。之后在1999年,52岁的德沃金在巴黎的酒店又一次遭受强暴,不过这次施暴者用的是迷奸药,她在事后毫无记忆,只能从人为伤害上作出判断:胸部有淤青、大腿上有出血痕迹。她曾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发表文章提及此事,但很多人都不相信她。从很多方面而言,这是导致她名誉扫地的致命一击。

2005年,德沃金因心肌炎去世,有人在她的电脑上发现了一份2万4千字的文档《我的自杀》(My Suicide),其中的部分内容是在本文中是首次发表。在文档中,她讲述了这种持久的虚幻感让她付出的代价。她所提倡的政治变革的根基来自于她的记忆和目击者的证词,失去这一切的她最终沉沦了。她讲述了自己的心灰意冷,讲述夜晚的梦魇:久未谋面的前夫打算杀死她,她又一次并永远成为了他残忍暴行下的囚徒。她伤痕累累,再也无法逃离将她包围湮没的现实。

在她人生的最后几年,她脑海里萦绕的是彻底的绝望。她感觉每个人都是一片湖泊,表面看起来很美好,一旦踏进去,才会发现这片湖泊实际上泥泞不堪、恶意满满。所有人都是如此。她回忆起自己对宠物狗造成的伤害和对自己的恨意。她写道:“怎么会有人既如此的愚蠢,又如此的卑鄙?”这位女性终其一生都在研究人为的暴力和人性的堕落,她曾坚信只要曝光就能带来改变。她说过,在九岁首次受到侵犯前,自己曾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孩子。“我曾想过要接触一切、去做一切能做的事。这曾是我抱有的乐观……这是在驱除对生命的恐惧。女孩不应承受这一切。”

(翻译:macy)

来源:卫报

原标题:Writing to resist the patriarchy:Olivia Laing on Darcey Steinke, Katherine Angel and Andrea Dworkin

最新更新时间:07/14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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